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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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臺灣布袋戲英譯初探：霹靂布袋戲劇集英譯譯注(2019) 陳宣; Chen, Hsuan布袋戲自十八世紀中葉傳至臺灣以來，歷經了許多革命性的變化，也因此成為許多專家學者研究的重點。然而，大多數文獻偏重討論臺灣布袋戲的歷史與發展，或是布袋戲中使用的臺灣閩南語，而鮮少觸及翻譯這塊領域。臺灣布袋戲經歷過豐富的歷史及政治背景而演變至如今的樣貌，蘊含複雜的文化意象，加上使用的是臺灣閩南語，因此英譯實為一難題。而目前的現代臺灣布袋戲當屬霹靂國際多媒體為龍頭，將此一民俗表演藝術與多方科技融合，形成一種新的現代產物。此篇論文將提供筆者自翻的霹靂布袋戲劇集系列一集，並附上注釋作為譯注。霹靂布袋戲以閩南語為口頭語言而國語為影視字幕，此文以翻譯國語字幕為目標，透過布袋戲國語字幕的英譯讓來自不同文化、說不同語言的朋友也能欣賞臺灣寶貴的藝術。此篇論文旨在透過筆者初步的嘗試，以期為臺灣布袋戲吸引更廣大的關注，並展現此種文化翻譯文本的可譯性，未來期望有更多學術界的專家能可更進一步研究臺灣布袋戲的英譯，讓此臺灣本土文化為國際所了解，發揚光大。Item CSI 上海：探討張愛玲短篇小說英法譯本中的文化詞翻譯(2019) 海凱苓; Hayslip, Margaret Katherine一般而言，語言能反映出其根源文化，然而有部分詞彙單位（lexical units）仍無法擺脫文化的制約。本文中的文化詞（culture-specific items, CSIs）為指涉抽象概念或具體物件的字彙和語句，且這些文化詞僅存在於特定語言文化中，或是在譯入其他語言後，其意義（meaning）或意涵（connotation）可能背離原意。各文化詞的文化特殊性及涵義晦澀程度不一，有些文化詞較明顯、容易辨識，其餘反之；且文化詞無法單獨存在，必須依賴涉及的來源語（source language）和目標語（target language）組合、文本功能及出版脈絡等，文化詞才得以展現。 翻譯工作為跨越文化和語言隔閡，將所指內容精準傳達，筆者欲瞭解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是如何處理文化詞的翻譯不對等現象。傳統研究將譯者的處理手法分為兩類：異化（foreignization）和歸化（domestication）；但現今許多學者修正此過時概念，研究趨勢逐漸從二分法轉變為流動頻譜，並著重於中間的各種翻譯情形。 本論文探討中文的文化詞，如何在英文和法文譯本中呈現，是否如實保留、受到中性化策略（neutralization）影響，亦或由目標語文化中相對應的概念取代。過往研究分析多限於特定文化詞種類，本研究採取更全面方法，即檢視文本中所有符合條件的文化詞。另外，針對文化詞翻譯的處理手法，本論文提出新的架構，用以評析和分類各種翻譯方式；奠基於現有研究中的各模式，此一新架構將詞彙化（lexicalization）、語意規則（semantic regularity）及同義詞（synonymy）等納入考量，其中涵蓋的九種翻譯方式可大致歸類為三種翻譯策略，即異化、歸化、中性化策略。接著將資料進行量化分析，以判定文化詞翻譯方式的成效，以及各篇譯文的文化轉移（cultural transposition）價值。 本研究文本為張愛玲的短篇小說《等》和《桂花蒸阿小悲秋》，其英文和法文譯本為主要研究題材，共八部文本，其中四部是由張愛玲撰寫和翻譯，而蒐集出的文化詞最後彙編成三語文化詞語料庫。本研究發現，不論譯者或目標語為何，文化詞的翻譯方式多受到中性化策略影響，並極少出現極端翻譯方式。然而各譯者的翻譯手法仍有差異，英文譯者 Kingsbury 和 Patton 採用較謹慎且中性的方式，法文譯者 Péchenart 和張愛玲的自譯版本則傾向使用非詞彙化且不合乎文法的文字；又面對不同文本時，部分譯者處理文化詞的方式並不一致，其中又以張玲愛的情形較明顯。 本研究的學術貢獻在於證明文化詞翻譯量化分析的可行性，以及其成果可支持相關的質性研究。此外，本論文提出的新分類架構也能改編用於其他翻譯研究，進而促進不同語言組合、文本或作者等的對比文本分析研究。Item 從《三劍客》與《亞瑟王之死》的日中兒童改寫本看情色元素的操縱(2019) 涂瑋瑛; Tu, Woei-Ing東方出版社「世界少年文學選集」與光復書局「彩色世界兒童文學全集」在臺灣兒童文學界都佔有重要地位，兩套選集都是從日文本翻譯的世界名著改寫作品，卻都抹去了日文源頭的痕跡。收錄作品中有些原作是非兒童文學作品，含有兒童不宜的元素。本研究以情色元素為主題，研究文本為《三劍客》與《亞瑟王之死》，比對收錄於兩套選集的中日文版對情色元素的操縱。 比對結果顯示偕成版、講談版、東方版將幾乎所有情色元素「淨化」，小學版與光復版則保留較多情色元素與故事細節，但也會刪除或淡化過度情色的部分。改寫本遇到劇情需要必須保留部分情色元素時，傾向貶低女性角色，維護男性角色的正面形象。比對過程中也發現，日文改寫者決定了大多數對於情色元素的操縱，而中文譯者幾乎照單全收。改寫本的出版年代不同，比對結果的差異顯示社會與兒童文學價值觀隨時代演變，對於情色元素的接受度逐漸提高，改寫本能保留的細節也更多。Item 從「道行般若」到「摩訶般若波羅蜜多」：譯經師的重譯之「道」(2017) 劉宜霖; Low, Sang-Thoi從漢末至唐初近五百年間，《八千頌般若經》（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共譯出5個經題迥異的譯本。筆者在對比經文過程中，發現各譯本之翻譯風格差異頗大，而且玄奘譯作亦並非如歷來譯評所言「一如梵本」。關於其「同本異譯」之風格問題，梁啟超早在1920年便略有著墨，但是關於此經何以一再翻譯、其具體翻譯之前因後果等問題隻字未提，其後數十年亦未見有學者探究此一課題。到了二十一世紀初，辛嶋靜志寫出兩篇而黨素萍寫出一篇與此課題相關之論文，然而這幾篇論文篇幅甚短，關鍵亦不在說明經典重譯之因緣。筆者這篇論文，便是從「道」字的幾個層面，論述從漢末支婁迦讖初譯《道行般若經》到唐初玄奘翻譯《大般若經》（第四會）為止，《八千頌般若經》源典與中譯本流傳之時空背景、五位譯經師重譯此經的歷史軌跡以及重譯之因緣，最後藉由分析各中譯本之翻譯風格，從歷史的視角檢視之，發現《八千頌》之重譯，實乃政治推力、時代的需求、文化的轉向、語言政策、譯者意識形態等眾多因緣交織而成的結果。Item 重讀班雅明〈譯者使命〉：觀看字在中英翻譯裡的「逾命」(2017) 鄭惠芬; Cheng, Hui-Fen在翻譯學的研究領域裡，瓦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譯者使命〉（“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是學者相當喜歡引用的文章之一。然而，學者在論及這篇翻譯「理論」時，特別是在中英文世界裡，大多是以文中的幾個關鍵字如”afterlife”、「來生」、「碎片」、「純語言」、「可譯性」等單獨的概念進行其各自的闡述，反觀各種中英譯本，各譯本間在論述邏輯的呈現上更有著極大的差異，甚或矛盾。有鑑於此，本文乃試圖從哲學詮釋學所關注的對話性出發，期望能藉著班雅明的其他文章發現到文章中彼此關聯的互文性，並藉此拓展視閾，以便更深刻地了解班雅明在〈譯者〉所欲展現的觀點。藉著詳細分析班雅明早期的另一篇重要語言哲學書寫〈論語言之究竟及論人的語言〉（”Über Sprache überhaupt und über die Sprache des Menschen”），筆者發現到兩篇文章之間極為密切的互文關係，許多字句甚至有「繼續討論」的跡象。而班雅明對語言哲學一以貫之的關懷，以及將語言置於形上學與神學層次予以討論的特殊論述模式，更是兩者間最明顯的共通性。而在《德國悲悼劇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之中，班雅明更明確地表示，其與眾不同的學術書寫是一種刻意為之的創造性批評文體，目的即在揭露人認知的侷限，並藉此推翻因傳統的累積而漸趨腐化的既定概念。 以此反觀〈譯者〉一文的中英譯本，筆者發現到，班雅明貫穿在各個片段書寫中宛如紅線貫穿的語言哲學脈絡，以及生前即難以為其同時代學者所理解的實驗式文體，常因時代的落差而在譯介過程中無可避免地被忽略。其中尤以1968年由漢娜‧鄂蘭主編的《啟迪》（Illuminations）中所收錄之宗恩（Harry Zohn）英譯本影響尤劇。為了更深刻地呈現這樣的忽略所產生的翻譯問題，本論文即以〈譯者〉與〈論語言〉兩者具有密切互文性的幾個關鍵哲學「概念字」，如：Erkenntnis（認知）、Mitteilung（傳達）、Sinn/Bedeutung（意涵/指涉）、Überleben/Fortleben（逾生/續命）、以及因自由與忠實之討論所衍生的Sinnwiedergabe/Wörtlichkeit（意涵再現/字譯）為代表，重新梳理〈譯者〉一文，並進而觀察這些字在宗恩譯本、後續再譯本、與中英評論中的流變。 在這樣的「字的鑽探」中，筆者觀察到眾多譯本所面臨的共同問題，亦看到文字在原作與各譯作之間/之上/之外所共同展現的無盡「逾生」與「續命」。以此重讀〈譯者〉，每個字因對話之交互作用而展開其無窮無盡的生命，而這樣的鑽探過程亦在在證明班雅明在〈譯者〉中所賦予翻譯的哲學使命。Item 「反共大業」：由《天讎》看翻譯運作(2018) 林俊宏; Lin, Chun-hung Oscar本論文為一項台灣翻譯史的個案研究。透過回溯從 The Revenge of Heaven 到《天讎》的成書及翻譯歷史，將這項個案放回原先的歷史脈絡，討論這兩本書籍的社會成因。藉由討論《天讎》這一部曾為當年熱銷作品、但在台灣文學史上幾乎不可能提及的作品，期盼能將某些過去曾經發生、但未成為史實的事實也提升至史實的地位，讓我們回顧過去的觀點更為完整。 講述文化大革命當中個人經歷的 The Revenge of Heaven 一書，是透過紐約布魯克林學院心理學倫敦教授（Ivan D. London）主持的研究計劃，由倫敦夫人（Miriam London）執筆，將凌耿（假名，真名郭坤仁）所提供的中文底稿經李大陵翻譯，並參酌透過劉昆生、吳炳鍾等人協助的訪談口譯內容，於1972年在紐約由G.P Putnam’s Sons出版，是一部具備學術嚴謹研究方法的大眾讀物，希望讓讀者瞭解郭坤仁眼中看到的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然而因為當時美國的政治局勢已經不再強調反共，讓這部著作的傳播及影響遠低於倫敦夫婦預期。 但與此同時，台灣經過1950年代的反共文學、1960年代的現代文學時期，雖然仍在戒嚴時期而有反共需求，但作家的重點並不在此主題；而面對1970年保釣、1971年退出聯合國、1972年《上海公報》及台日斷交，反共題材有其市場、也有其政治需求。於是，曾創辦《婦女雜誌》、《綜合月刊》的張任飛策劃，交給已有合作經驗、也與倫敦教授熟識的丁廣馨、劉昆生兩人於加州翻譯，特地以香港為名目上的發行地點，希望擴大影響力。其中以丁廣馨為實際譯者，劉昆生從旁提供輔助，翻譯原則大致上就是依據原文信實翻譯，以準確、表達清楚易懂為重點，並由曾擔任郭坤仁底稿英譯的李大陵再次確認。這樣產出的中譯本《天讎》，經過張任飛對國民黨政府警總及文工會的兩面操作，於1972年8月初版，11月再版並開始在台銷售，在未確實獲准出版的狀況下熱賣據稱達六萬本，也曾由蔣經國多次推薦。然而，由於書中對共產黨的敘述為研究訪談所得的實際情形，並不如過去國民黨所敘述的那麼負面，讓國民黨擔心情況失控，而禁止再於台灣發行《天讎》。在不同的情境下，原文與譯文雖然內容上幾乎沒有不同，但有了完全不同的結果。Item 大學翻譯教學建構式評量之研究(2017) 彭家洋; Peng, Jia-Yang三十年來，隨著翻譯專業人才的需求大增，台灣的翻譯教學呈現蓬勃發展的趨勢。各大學相繼成立翻譯系所，英語相關科系紛紛開設翻譯課程，顯見翻譯教學逐漸獲得重視。課堂評量（classroom assessment）在翻譯教學實踐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僅可檢驗教學成效，亦可協助教師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由於課堂評量與課程設計密切相關，取決於不同的課程目標和教學內容，加上學生的語言能力各異，評量的形式和方法也各具特色。翻譯較其他語言能力訓練的課程特殊，涉及兩種語言的轉換能力，課堂活動以實作演練為主。翻譯也需考慮文本功能、溝通目的和讀者期待等因素，但部分翻譯課程的評量為檢測學生的語言能力，在文本選擇和活動設計上都偏離翻譯的本質，無法反映翻譯實務所需的技巧，更缺乏客觀可信的評量標準，這些翻譯評量相關議題都有待進一步的檢視探究。 在研究方面，由於翻譯教學的重要性增加，研究的主題漸趨豐富多元，在教學方法、學習型態、課程設計等方面都取得可觀的成績；翻譯評量的研究多數集中在評量標準、評分方法和錯誤分析等主題，以學生的翻譯作品為研究對象，內容傾向教師的教學經驗分享，關於評量的設計、形式、方法以及與教學的關係等主題的文獻相對較少，本研究希望能填補這方面的空缺，以國內的大學翻譯教師為研究對象，並採用問卷調查、訪談、課堂觀察等方法蒐集資料，針對不同類型的資料進行量化和質性的分析，希望客觀呈現翻譯教師的評量實務，提出評量的分析和改進的建議，也做為翻譯教學和研究的參考文獻。 本研究以「建構論」（constructivism）為理論基礎，探討國內現行的大學翻譯教師的評量實務，以檢視評量是否符合建構論的教學和評量原則，也就是以學生為中心，營造合作學習的環境，讓學生經由互動和討論完成翻譯任務，並提供必要的指導，協助學生建構翻譯的知識和技能；除此之外，本研究也透過訪談等資料的蒐集，分析評量的工具、方法、實施的過程和問題，討論教師能否從評量的結果中，了解學生翻譯學習和實作（知識建構）的過程，並調整下個階段的教 學方法，以提升教學和學習的成效。 根據資料分析的結果，大學翻譯教師的評量實務符合建構論的教學原則。在練習文本的蒐集方面，多數教師選擇結構完整的真實文本，或專業譯者實際翻譯的文本，並要求學生經由角色扮演的活動，合作完成篇章翻譯的任務；教師規劃的課堂活動包括實作練習、譯文分享和譯文改正等，讓學生經由互動和討論完成作業，相互觀摩和評論彼此的譯文，共同協商翻譯的問題和解決的方法，並從中反思自己的翻譯過程；在作業檢討方面，教師以「合作學習」為原則，運用師生問答、分組討論、分組報告、同儕互評和檢討授權等多種方式檢討作業，教師可挪用學生的意見，在小組討論或報告時提供鷹架支持，在學生習得基礎的知識和技能時，授權給學生主導檢討的活動，達成自主學習的目標。 在建構論的評量原則方面，部分教師的評量符合信實度的「可信性」原則，教師可透過師生問答、分組討論、課堂練習等，長期參與學生的學習活動，並持續觀察學生的表現；教師也安排數週的協同教學，邀請專業譯者到課堂授課，並與學生進行晤談，讓學生理解作業批閱的訊息，並提供學習上的指導和建議。至於建構式評量的另一原則－真實性，教師選擇真實的文本做為評量素材，也將實務工作融入評量活動中，因此評量可培養學生職場所需的知識、技巧和其他相關能力。另一方面，教師的評量普遍未能符合信實度的「可轉移性」、「可靠性」和「可確認性」原則，教師未能詳實記錄評量的情境，也未考慮評量在其他情境是否適用，教師未能記錄評量的情境和過程，無法證明評量在其他情境是否適用，以及評量的結果是否一致；對於評量資料的來源，教師未寫成書面的記錄，因此無從得知教師對於評量資料的詮釋，也無法判斷訊息的詮釋能否符合整體的評量結果。Item 原文速度對英譯中同步口譯產出之影響(2017) 丘羽先; Chiu, Yu-hsien本研究旨在探討原文速度對英譯中同步口譯產出之語言及時間面向的影響，並檢視原文速度與英語能力之交互作用對口譯產出各面向的影響。本研究之實驗材料為三篇英文演講。每篇演講之原文速度操弄為三個水準：每分鐘100字、每分鐘130字與每分鐘160字。 實驗參與者為28位翻譯研究所口譯組學生。這28位參與者依照英語能力檢定程度區分成高英語能力與低英語能力兩組。每位參與者翻譯三篇演講，而三篇演講的速度均不同。參與者之同步口譯產出則從六個語言面向與三個時間面向來分析。語言面向包括詞彙的漏譯、片段的漏譯、詞彙的替代、片段的替代、句構干擾與詞彙多樣性。時間面向包括耳口間距（EVS）、無聲停頓之次數與產出速度。 實驗結果採用線性混合模式（linear mixed model）之變異數分析，以檢視原文速度及原文速度與英語能力之交互作用對九項口譯產出面向的影響。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原文速度與英語能力之交互作用對口譯產出面向的影響均不顯著，而原文速度對詞彙的漏譯、片段的漏譯、詞彙的替代、句構干擾、詞彙多樣性、EVS、無聲停頓與產出速度等八個面向則有顯著影響。 Bonferroni事後檢定結果顯示，在每分鐘100字的速度下，學生口譯員的詞彙漏譯與詞彙替代比在每分鐘130字與160字的速度下要多，而片段漏譯則是隨著原文速度上升而增加。在每分鐘100字的速度下，學生口譯員受到的原文句構干擾比在每分鐘160字的速度下顯著要高。不過，學生口譯員的詞彙多樣性則是在每分鐘160字的速度下比另外兩個速度顯著要高。就時間面向而言，當原文速度從每分鐘100字上升至每分鐘130字，學生口譯員的EVS縮短，無聲停頓次數減少，產出速度加快。原文速度從每分鐘130字上升至160 字時，學生口譯員的無聲停頓次數持續減少，但EVS並未持續縮短，而產出速度也未顯著增加。以上結果顯示，原文速度過快或過慢，對學生口譯員的產出都會造成困難。即便英語能力與原文速度之交互作用均未達顯著，英語能力仍然對學生口譯員的同步口譯表現有重要影響。高英語能力組學生的片段漏譯現象顯著較少，處理中英句構差異時採用顯著較多的順譯策略，而產出速度也比低英語能力組學生顯著要快。Item 《堂吉訶德》的英、中譯本歷史比較分析(2017) 馬里奧; Mario Santander Oliván《堂吉訶德》(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是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期大文豪塞萬提斯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的偉大傳世巨著。這部十七世紀的作品是西方文學史上的第一部現代小說、西班牙黃金時代和整個西班牙文學經典中最有影響力的文學作品，亦是世界文學的珍寶。曾經不少研究者寫了學術論文探討全世界最知名西班牙小說，同時也被翻譯成140多種語言，但對於《堂吉訶德》不同譯本的翻譯研究以及歷史比較分析研究卻相當少。 本研究試圖從歷史比較分析探討不同語言如何翻譯世界文學的鉅作。本博士論文的目的是分析《堂吉訶德》之兩個英譯本，皮耶爾·安托萬·莫妥 (Pierre Antoine Motteux) 和伊迪絲·格羅斯曼 (Edith Grossman) 的譯本，和兩個中譯本，即楊絳和董燕生的譯本；前兩個譯本直接從西班牙文翻譯成英文，後兩個譯本直接從西班牙文翻譯成中文，專注於英、中譯本的翻譯策略，並比較英文與中文譯者不同翻譯技巧。本研究發現雖然時代不同、語言不同，但是中英譯者的考量有不少相似之處，皮耶爾·安托萬·莫妥和楊絳專注於目標讀者 (target reader)，歸化 (domesticating) 堂吉訶德來獲得觀眾的認可，而伊迪絲·格羅斯曼和董燕生注重於保留原西班牙文小說的特色，採用多種異化 (foreignizing) 翻譯策略和現代讀者使用的當代目標語言 (target language)。 在台灣，中英文翻譯研究越來越多，但中西文翻譯領域的研究仍然非常稀少。在世界上，只有少數翻譯研究比較和分析三個或更多語言，即使二十一世紀是多語言 (multilingualism) 的時代。本論文同時也是全世界《堂吉訶德》第一個英、中譯本歷史比較分析研究，同時也是結合世界三大語言在同一個研究文本中的研究。Item 說書人譯者：論泰國作家雅可重寫之《三國演義》和《金瓶梅》(2019) 鄭佩佩; Wiratpokee, Pratuangporn泰國第一代職業作家沖 • 帕潘，筆名雅可的一生頗具傳奇色彩。他是一名泰北貴族之子，卻從未享受榮華富貴。憑著那部家喻戶曉的《十面威風》一夜爆紅，稿費排在前列，過世後卻未留下多少財產。其一生雖短暫，卻為泰國讀者留下不少文學遺產，其中包括兩部對中國古典文學《三國演義》和《金瓶梅》的重寫——《說書人版三國》和Buppha Nai Kunthi Thong。僅憑此兩部作品，雅可於中國文學在泰傳播方面的貢獻，便已有目共睹，值得對兩部作品展開深入的研究。 《說書人版三國》和《金瓶梅》之別具匠心，在於雅可於文中所扮演的華僑說書藝人角色，運用其兒時意外養成的善於講故事的能力，將兩部經典中國文學呈現給泰國讀者。兩部作品至今時而重印，其影響不言而喻。 透過對比與分析《說書人版三國》和Buppha Nai Kunthi Thong的相關文本，從兩部作品中的古典詩詞引用、教育功能和娛樂性質出發，揭示出雅可效仿華僑說書人以文字說書的有趣特色。並以翻譯研究學者勒菲弗爾 (André Lefevere) 所提出的重寫理論，分析說書人雅可兩部重寫作品背後的約束。 研究發現，對雅可造成最大影響的因素，便是他自己，即勒氏定義極廣的意識形態約束，其次則為文本產生時泰國文壇的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