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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文化治理下的文化遺產保護與文化旅遊發展：以廈門、金門、泉州為例(2023) 李宏江; Li, Hong-Jiang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意識到全球化進程中無序開發對文化遺產產生了危害，對人類文明產生了不可估量的破壞。教科文組織開始呼籲全球各國展開行動保護文化遺產，推廣以文化遺產保護為驅動的文化治理。兩岸對於文化治理也展開了一系列的行動，從宏觀文化政策，到地方實踐，再到產業發展，相繼做了不少的努力。本研究以大陸的廈門、泉州晉江，以及臺灣的金門作為研究對象，從文化治理對兩岸的影響，到地方如何落實文化遺產保護兼顧城市發展問題，再到地方遵循自身的文化脈絡發展出了不同的文化旅遊內容。逐一討論了廈門、泉州晉江、金門在全球化與地方性對話過程的演進。在本研究看來，當代文化治理疊合了全球化理念與地方性需要。地方回應全球化帶來的同質性問題，積極地對地方文化遺產進行保護，作為地方城市特色的凸顯。而作為當下文化遺產重要出路的文化旅遊，是直接表達地方文化遺產特色的重要途徑，也是吸引外來者通過旅遊體驗加深對地方觀感。在三地的文化遺產保護實踐上，皆擅長對有形文化遺產的保護，對於無形文化遺產採取了不同的保護利用方式。此外，文化遺產保護與社區居民參與應該尋求一個平衡點，避免選入極端。Item 中國對北韓發展核武的立場與對策之研究(2023) 金明珍; Kim, Myungjin中國對朝鮮 推進核開發一貫持反對立場。20世紀90年代以後，朝鮮兩次退出NPT和6次核試驗期間，中國的對朝政策和對朝核政策逐漸發生變化。 本研究將中國的對朝政策大致分爲維持朝鮮體制穩定和朝鮮無核化，中國對朝鮮的戰略價值和朝核問題引起的牽連風險的判斷分析爲政策變化的2個變因。 以這種觀點爲基準, 通過實際事例證明它們的因果關係爲研究目的,在此過程中利用新現實主義理論和同盟理論提出了邏輯依據。透過這樣的研究，可以確認中國對朝鮮的戰略價值和朝核帶來的牽連危險的判斷在對朝政策上起到了主要動因的作用。 在朝鮮核問題成爲國際社會焦點之前的冷戰時期，中國的對朝政策主要是利用朝鮮作爲與美國和蘇聯權力平衡的手段。 即,通過與朝鮮的合作,共同應對美國主導的民主陣營的安全威脅,在中蘇紛爭狀況下,阻止北朝鮮向蘇聯傾斜,努力維持中國的支持者角色。 其代表性的事例有中國參加韓戰、戰後對朝鮮的經濟及軍事支援、簽訂中朝相互友好條約等。20世紀80年代以後，朝鮮爲了消除共產圈解體、冷戰體制崩潰、中國改革開放等帶來的安全威脅，正式進行了核開發，中國作爲朝鮮唯一的同盟，無意中深深地牽連到了朝核問題，朝核問題成爲中國對朝政策的重要變數。 1993年朝鮮退出NPT後形成的第一次朝核危機時,中國對朝核問題沒有特別的政策,主張通過美北兩國直接對話解決。 因此，與其說維持朝鮮體制的穩定或推進朝鮮無核化，不如說最大限度地避免牽連到朝核危機造成的糾葛狀況。另一方面，第一次朝核危機因爲通過美北間直接對話達成妥協，中國在朝鮮問題上經歷了疏遠。根據日內瓦協議，美國承諾向朝鮮提供重油，但美國中斷供應後, 朝鮮重新啓動核設施,退出NPT,引發了第二次朝核危機。 中國通過美國布希政府的對朝鮮攻擊威脅和對伊拉克的軍事攻擊，正視朝核問題是無法避免的現實問題，並開始積極進行斡旋努力。特別是建設向朝鮮供應原油的友好送油管後，首次採取了關閉的超強力措施。 另一方面，向朝鮮提供無償援助， 仲裁美中朝三方會談和六方會談，努力解決朝核問題。 中國之所以積極介入第二次朝核危機，是因爲中國認爲美國的攻擊有可能導致朝鮮政權崩潰。對於朝鮮的第一次核試驗，中國發表了強烈的反對聲明，但在討論聯合國安理會對朝制裁決議的過程中努力降低制裁力度，反而增加了對朝貿易，支持了朝鮮的穩定。 中國與第二次朝核危機不同,沒有積極介入,可以看作是中國認爲以第一次朝核試驗爲契機,無法阻止朝鮮的核開發,因此比起無核化,以穩定朝鮮政權爲優先目標推進的。朝鮮進行第二次核試驗後，中國黨中央決定對朝政策方向是中國不能解決朝核問題，考慮到朝鮮的戰略價值，優先維持朝鮮體制，這是中國黨中央首次決定應對朝鮮問題和朝核問題的政策。 此後，中國的對朝政策根據國際社會對朝核問題的措施，逐漸改變了對朝核問題的應對方式，但維持朝鮮政權的穩定成爲了與局勢變化無關的固定目標。 中國在對朝政策上作爲與美國權力平衡的緩衝地帶，將朝鮮的戰略價值放在首位。對於之後發生的朝鮮第三次、四次、五次，六次核試驗，中國的應對沒有脫離第2次核試驗時中國黨中央決定的基調。 當然，隨着朝鮮核試驗的持續，中國也同意在聯合國安理會對朝鮮制裁中增加越來越強硬的措施，但這只是被動地應對美國和國際社會的強硬態度的水平，不能說這是爲了朝鮮無核化而做出的積極努力。 另外,第四次核試驗後,韓美開始討論部署薩德防空導彈系統,中國提議王毅倡議稱同時促進韓半島無核化和和平協定,並提出瞭解決朝核問題的新方案。 但《王毅倡議》的立場是，只有通過和平協定解決朝鮮的安全憂慮，才能解決朝核問題，因此，與其說是解決朝核問題的提案，不如說是強調本國國家利益反對韓美部署薩德和維持韓半島穩定。 這意味着中國擺脫了因朝核問題而形成的對朝政策困境，開始從本國利益角度出發應對朝核問題，再次確認最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縂是朝鮮政權的穩定。最近，隨着美國和中國的霸權競爭加劇，對韓半島的影響力競爭日趨激烈，朝鮮對中國的戰略價值逐漸增加，而對朝鮮無核化的必要性卻逐漸減少。 特別是2018年以後,通過中朝首腦會談,兩國關係得到了改善,中國對朝鮮的影響力增加,中國圍繞韓半島問題的對美協商力大幅擴大。 因此，第六次核試驗以後，每當朝鮮發射導彈時，中國都會微妙地改變過去反對核開發的立場，反對安理會的對朝制裁決議，代表朝鮮的安全憂慮，表現出直接支持朝鮮的態度。綜合以上討論，中國的對朝政策大致可以分爲冷戰時期和朝鮮造成第一次朝核危機後的時期。 冷戰時期的對朝政策是利用朝鮮作爲應對美國和蘇聯的手段，朝鮮核問題浮出水面後，中國的對朝政策大致可以分爲維持朝鮮體制穩定和無核化。 因此，中國的對朝政策與時機和國際局勢的變化無關，作爲對外部威脅的權力平衡手段，維持朝鮮的戰略緩衝地帶是最高目標。 特別是朝核危機以後，中國認爲維持朝鮮體制穩定是與美國權力平衡的’接近動機’，認爲朝鮮無核化是避免牽涉到朝核問題的’回避動機’，因此，今後中國對朝政策中維持朝鮮體制穩定的動力將逐漸加強，對朝鮮無核化的動力將逐漸減弱.Item 打造節慶：東亞華人文化活動的展演與再現(2022) 胡冰清; HU, BINGQING節慶是人類社會中獨特的文化活動。一個節慶往往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它鑲嵌於地域社會史中，濃縮地呈現了不同族群、地域、時代乃至階級與階層間的特殊的文化。本文以當代華人的文化節慶作為討論的切入點，以此洞察和理解不同地方的華人社會的地方文化特點。通過對新加坡的「春到河畔」、馬來西亞的「全國華人文化節」、金門的「城隍文化觀光季」以及「馬祖國際藝術島」，這四個具有代表性的當代華人文化節慶加以分析。結合國家與地方社會的發展脈絡，疏理節慶的誕生背景，發展流變，以及與地方社會風氣的相互建構等問題，觀察和理解區域文化及其演變與區域間的互動，從展演中理解與詮釋其中的文化再現。這些短時間內被打造的當代的華人文化節慶，與經歷過漫長發展自然而然逐漸俗成的傳統文化節慶不同，它們實際上是出於一種對於地方、族群等發展需求的快速回應。正因如此，這些節慶是「被打造」的。其中，新加坡的「春到河畔」與馬來西亞「全國華人文化節」屬於國家層次的節慶的打造，更突出地涉及到國家對外的文化軟實力的建立，對內族群關係的調和文化政治的角逐。金門的「城隍文化觀光季」和「馬祖國際藝術島」是地方上的節慶打造，承載著當地社會發展轉型的企圖，是社會生活的傳承與當代文化形塑的一個面向。而隨著節慶的舉辦，豐富而複雜的文化因素又在節慶中被凝鍊的表達出來，逐漸影響地方與國家的社會發展。所以，節慶的打造與展演，也能夠重構地方的力量。本文希望借助這些案例的分析與對話，去歸納文化節慶在當代社會中為何又如何被打造。並思考藉由文化節慶的實踐，能夠對於當下的華人/中國社會發揮和產生哪些的功用與效益。Item 泰北來臺就學生的生涯選擇（自2000年迄今）(2023) 潘怡吟; Pan, Yi-Yin臺灣面臨經濟、產業進步且處在更為國際化的發展下，對於人才資源的需求日益增加。從人才政策的攬才、育才及留才之層面而言，來臺灣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是政府與企業積極延攬為其所用之對象。泰北學生在臺完成高等教育後，影響他們選擇續留臺灣發展抑或返回僑居地工作之動向，為臺灣教育投資與人才政策上重要之背景。本研究以質性的方式，採用半結構式訪談研究法，藉由生涯發展理論的運用，針對16位已畢業與即將畢業之泰北就學生進行深度訪談。研究發現，選擇來臺灣念書的因素，主要以自我內在推力為主。選擇續留臺灣工作的共有11位，已畢業且留臺的5位受訪者表示，外在因素有：（一）臺灣的工作有成長空間、（二）臺灣薪資較僑居地高、（三）臺灣較為平等自由、（四）僑居地的限制等；內在因素則有：（一）感情、（二）自我生涯追求、（三）無法適應僑居地等。即將畢業的6位受訪者表示，選擇留臺外在因素有：（一）擔憂僑居地整體的生活環境、（二）臺灣的健保制度與自由、（三）臺灣就業市場與薪資較僑居地佳等，而內在因素主要是受自身價值觀影響。選擇離開的已畢業4位受訪者，外在因素有：（一）外籍身分在臺工作受到限制、（二）職場文化、（三）薪資待遇、（四）升遷機會等，與無法找到與自身興趣與專業的內在因素。而1位即將畢業選擇離臺的受訪者表示，過的快樂與健康的人生價值觀，是選擇離開臺灣最主要的因素。 最後提出加強泰北就學生續留臺灣可採取之方式，給予制度面、經濟面與文化面等參考意見，以期未來能有更多僑外生在臺灣成為優秀之人才資源。Item 江戶風範與當代日本社會—緣起、發展與變形(2023) 林士弘; Lin, Shih-Hung江戶風範（江戸しぐさ），常被認為是江戶時代的事物，實際上，是由芝三光根據生活環境以及懷舊情感所捏造無歷史根據的產物。1981年在《讀賣新聞》上首次曝光於大眾媒體中。芝三光所創造的江戶世界，對於芝三光而言是烏托邦，屬於芝三光的救贖。芝三光過世後，由越川禮子為主軸，開始大量傳播江戶風範於日本社會。江戶風範在日本社會影響的範圍從日常生活、企業、大眾媒體、甚至是學校道德教育等都可以看到江戶風範的蹤影。歷史研究家原田実於其著作中批判江戶風範無歷史考據，卻被依然放在學校道德教育中，並且也被運用在日本社會。即便有原田実的批判，江戶風範仍然存在目前的日本社會中，並沒有被消除。原田実在書籍中雖提及及描述江戶風範真偽之內容、年代過程，以及其對教育造成的影響，但書中並沒有清楚的指出江戶風範被創造出來的可能因素為何。因此，本論文將探討江戶風範被創造的過程。以芝三光作為起點，分析芝三光捏造江戶風範的原因。再從芝三光死後的傳承弟子越川禮子作為起點，解釋對於江戶風範的定義，並對江戶風範傳承的媒介及途徑作為分析，探討江戶風範在現今的殘存及未來發展。Item 美中貿易關係與新冠肺炎疫情對臺灣半導體產業供應鏈績效之影響(2022) 陳衍德; Chen, Yen-Te美中貿易衝突與新冠肺炎為 2020 年前後影響全球經濟甚深的事件，全球的供應鏈秩序也出現新的變局，其中被我國列為經濟重要發展產業的半導體事業更是在美中貿易衝突與新冠肺炎兩個黑天鵝事件下，成為兵家重視之產業。本研究希望透過績效分析中的杜邦分析法來進行分析，在美中貿易衝突下或是新冠肺炎疫情下，臺灣半導體產業績效是否被其影響而有績效上的影響。分析方式主要運用迴歸分析方式比對在事件前後的企業績效是否有顯著上的差異，並試圖探究造成差異的因素為何。 結果顯示在進行分析過後，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一、美中貿易衝突事件並無法對在中國方面的績效造成顯著影響；二、新冠肺炎事件對於全球或是中國方面的績效皆無顯著影響；三、企業年齡作為干擾變數對於全球或是中國方面的績效皆無顯著影響；四、企業規模作為控制變數在新冠肺炎事件時，對全球與中國方面的績效皆有顯著影響。 在美中貿易衝突與新冠肺炎的影響下，且在觀察無論是全球或臺灣所面臨的嚴峻環境，如因隔離造成的停工、電子需求倍增造成的斷料又或者是民眾消費緊縮等現象會使得我國的半導體產業會有衰退的現象出現。但就統計結果可以得知，無論是在美中貿易衝突下，又或者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對於我國半導體業的績效並無顯著造成衰退的現象出現，甚至還出現績效更好的情形。研究意涵包括了在美中貿易衝突中臺灣可能意外獲得轉單效應，使得我國相關產業的績效獲得正向成長；而新冠肺炎疫情則加速的電子通訊產品的需求，使得晶片相關需求獲得大幅度的提升，在半導體產業完整的臺灣自然能夠在疫情之中獲得相關利益。Item 印度族群在臺灣的生活及其文化調適(2022) 沈英杰; Kumar, Pintu臺灣與印度之間的關係，自早期至今一直都面臨著政治上考驗而起伏。1991年初印度政府啟動的「東望政策」（Look East Asia Policy）拉近了雙方之間的關係，此後臺灣和印度之間放寬簽證限制。雙方於1995年互設辦事處，藉以促進印度和臺灣之間的互動，並加強商務、旅遊、文化、科學技術等交流。1980年前後不少印度人為了尋找更好的生活環境、工作機會及學習環境，心懷壯志與忐忑來到臺灣居住。在文化背景（語言、飲食、宗教信仰等）差異甚大的情況之下，筆者調適在臺灣的生活的過程之中面臨了不少問題。這些問題引起筆者的注意而決定研究，印度族群如何調適在臺灣的生活、來自印度不同地區的印度人如何團結並保存傳承文化傳統以及如何促進印度各族群之間的凝聚等議題。筆者研究該主題選了三種不同型態而移居臺灣的印度人，包含：因留學而在臺灣居留、因工作而在臺灣居留以及因婚姻而在臺灣居留之案例，經過半結構式的訪談方式進行了研究，得出的結論為印度人在臺灣試著調適各方面（飲食、工作模式、語言以及文化）的生活之外，他們以來自印度各個地區的文化差異之基礎上組織了些協會、俱樂部、組織了板球（Cricket）隊，來保留母國文化的傳承、拉近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去除孤獨感。同時也給予下一代及當地臺灣人認識印度文化的特殊性。Item 我國能源政策之探討：能源安全與淨零碳排之調和(2023) 羅聖淳; Lou, Sheng-Chun自從1973年發生「第一次石油危機」以降，「能源安全」之概念深植於各國政府的能源政策之中，亦即須將能源的原產地、類型予以分散，降低能源供應中斷之風險發生機率，不可過度依賴單一管道供應電源；另一方面，因全球氣候變遷導致的極端氣候與海平面上升問題逐漸嚴重，故此國際上透過多次會議協商產生的氣候協議皆肯認各國必須有解決與適應極端氣候議題之相應政策，而「淨零碳排」概念也於協議中誕生；我國由於內部、外部環境因素導致能源政策向來注重「能源安全」概念之落實，以保持國家及社會的發展之動能，但國際間的「淨零碳排」概念促使我國政府必須提出相應的「淨零碳排」政策，惟我國現行執行中的能源政策是以「2025非核家園計畫」概念規劃，除了過度依賴天然氣發電外亦與他國為應對「淨零碳排」之修正的能源政策亦有相當大之差距，本文認為政府應停止執行現行的能源政策，並且立即修正和推動「淨零碳排」政策，以降低未來「淨零碳排」來臨時的經濟損失。Item 自由度的世界趨勢與東亞動態：以「自由之家」報告為焦點的分析（1974-2021）(2023) 王騰緯; Wang, Teng-Wei本文旨在透過自由之家報告與相關文獻分析，檢視全球自第三波民主化後之自由度趨勢，並以比較與歷史研究法與空間分析方法，分析世界民主是否如自由之家及學者所述，已然於2006年邁向民主衰退。接續觀察臺灣所在之東亞地區，十六國民主之內外部問題與動態發展。首先通過資料庫評比發現，自由之家比起Polity、V-Dem之測量標準，較具有直觀性與更能如實反應該國人民之生活狀況，因此引為本文之分析基礎。研究結果發現：世界自由趨勢無論以民主衰退國家總數或自由度衰退趨勢，甚或以世界六大分區觀察，皆能發現自由民主自2005年至2008年間確有開始衰退之現象，其中又以亞太地區之衰退趨勢最晚發生。且透過空間分析得知民主聚集地為歐、美地區，專制聚集地已形成西非、中非、北非、中東、中亞、中國、中南半島之裙帶地區，顯示世界民主已然受到威脅。接續分析東亞十六國之民主動態發現，除共產或君主獨裁國家之中國、北韓、越南、寮國、汶萊，其自由度持續低落外，東北亞之自由度皆優於東南亞，其中又以臺灣與日本分數最高。另外，臺灣、韓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等國家，曾因政黨、宗教、種族、階級等因素皆有出現過民粹主義者或兩極化現象，而臺灣、蒙古、韓國、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印尼、緬甸、柬埔寨之問責制皆受到破壞。其中，泰國、緬甸、菲律賓、柬埔寨更存有軍人干政之風險，尤以泰、緬二國情況最為嚴重。最後，東北亞之臺灣、蒙古、韓國民主受到的外部威脅較為嚴重。Item 中美競逐下中小型國家安全戰略：以澳洲為例(2022) 張詠雯; Chang, Yung-Wen澳洲自二戰結束後便將自身定位為中型國家，至今仍作為中型國家之代表。而該國特殊之歷史背景及地理位置使其戰略價值豐富，自二戰以降澳洲便作為美國之戰略合作夥伴。1980年代起，亞太地區經濟快速成長，澳洲亦改變長期以來將自身界定為西方國家之政策，透過外交政策的調整與亞洲地區國家展開互動。藉由多邊參與及掌握特定議題之倡議性，逐漸塑造了自身於區域中的國家角色，亦彰顯了中型國家之外交特色。澳洲長期以來皆希望能同時維持與區域外西方國家之傳統聯盟關係，並與亞洲地區國家建立良好互動。而隨中國改革開放，國家實力大幅增長，澳中兩國間亦逐漸產生經貿互賴。而中國日益崛起之勢，對美國此一既有霸權產生威脅。故美方自歐巴馬執政起，便將其戰略重心轉向亞洲；而川普於2017年上任時，中方更被美國明文界定為修正現狀型國家，兩國關係進入全面性戰略競爭。兩大強權競逐亦成為印太地區中小型國家戰略影響之重大外部因素，故本研究探討澳洲不同時期之戰略安排，檢視其動態變化下的動機及影響。本研究分別以歐巴馬及川普任期作為兩大時間軸，分析澳洲於2012年至2017年之戰略安排與2017年至2021年之差異。第一段時間軸上，澳洲仍藉由避險戰略試圖將自身所受影響降至最低，並欲維持該國多年以來經濟與安全考量不同之二元性。但在第二段時間軸當中，則可發現澳洲轉而與中國對抗，呈現抗衡狀態。除響應美國主導之印太戰略外，澳洲亦透過多邊手段強化國家安全保證，在戰略變化下仍發揮中型國家之特色。本文以澳洲此一中型國家作為個案研究，藉由該國戰略安排之動態變化，探討中型國家於權力轉移之情況下如何保有戰略靈活性，並持續於區域中發揮影響力。Item 美中戰略競逐下網路安全策略之研究(2022) 郭映辰; Kuo, Ying-Cheng美國雖然長期在資通訊領域保有優於其他國家的優勢，但近幾年來中國的網路能力已從過去在國際社會相對落後的地位，發展成為在網路空間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並得以在國外進行大規模的網路行動及網路間諜作為，從中獲取政治影響力和知識產權。中國這幾年的網路戰略也宣佈了其在網路空間與美國和其他國家競爭的意圖，故本文的研究將聚焦於探究美中間科技能量與權力政治之間的關係，了解兩國在網路安全領域中的競逐，以及美國從歐巴馬政府時期至拜登政府，是如何以不同方式因應中國的網路攻擊所帶來的威脅。Item 晚明天主降生故事的在地重現：艾儒略之敘事、圖像、神思的三重視野(2022) 金韋萱; Chin, Wei-Shiuan本研究探討晚明耶穌會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名下三文本的關係：《天主降生言行紀畧》（1635）[以下簡稱：《紀畧》]、《天主降生言行紀像》（1637）[以下簡稱：《紀像》]與《天主降生引義》（ca. 1640）[以下簡稱：《引義》]。三文本分別從敘事、圖像及神思的角度說明基督降生的內容。目前學界對於《紀像》的研究多聚焦於其與底本的比較，即西班牙耶穌會士納達爾（Jerónimo Nadal, 1507-1580）的《福音故事圖像》（Evangelicae Historiae Imagines, 1593），較未關注其與《紀畧》的圖文關係。此外，關於《引義》的研究甚少，仍有許多開發空間。筆者則擬透過比較前述艾儒略名下的三本書，分析他如何在晚明中國重現天主降生故事。本研究發現，《紀像》透過合併多重圖像、添加中國符號、重整故事結構使歐洲文本以中國面容再生，並與《紀畧》對話。《引義》則揭示了神學要理，其與《紀畧》分別代表著預言與應驗，如舊約先知書與新約四福音書，最終透過得救的相關討論邀請中國讀者進入天主降生故事。總結而言，《紀畧》、《紀像》與《引義》三而一地，在中國共同重構了天主降生的故事。Item 馬中關係對馬來西亞南海政策影響之研究：以納吉政府（2009-2018 年）為例(2022) 顏俊祥; Gan, Chung-Siang關於馬來西亞政治與經濟發展之相關研究多以馬哈迪作為研究主體，即探討馬哈迪對馬中關係或馬國南海政策之影響，抑或以「後馬哈迪時代」作為分析途徑，探討繼馬哈迪以後的兩任首相如何依循馬哈迪政府的對中與南海政策持續發展相關政策。然而，本文旨在以前首相納吉為研究主體與背景，分析納吉政府的馬中關係發展，並瞭解馬中關係對納吉政府的南海政策所產生之影響為何。在納吉任馬國首相期間，馬中關係無論在經濟貿易、社會交流及國防安全等層面，其合作緊密程度可說是達致歷史高點，尤其在經貿層面。始於 2009 年，中國連年成為馬來西亞最大貿易夥伴，並且中國領導人在 2013 年將中馬關係升格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意指兩國未來無論在經濟貿易、社會文化、國防安全等層面，將擁有高度且重要的合作潛力。儘管如此，馬中關係亦並非毫無齟齬，尤其兩國於南海地區擁有主權重疊爭端，而在納吉任政年間，中國基於「九段線」歷史主張在南海的維權作為乃愈趨激進。對此，納吉政府的南海政策制定與實施勢必得格外謹慎與彈性，以免主權爭議破壞馬中友好關係，進而對馬國經濟發展形成重大衝擊。經本文分析與瞭解，納吉乃延續前首相馬哈迪的南海政策基礎，即藉由「有限扈從」、「約束力交往」、「務實經濟」、「優勢阻斷」，以及「間接制衡」等方式對中國採取「避險策略」，以此維護馬來西亞在南海的主權利益，同時也能維續馬中友好關係。Item 如何留住員工：分析臺灣麥當勞之人力資源管理政策(2023) 吳叔訓; Wu, Shu-Shiun本文旨在研究麥當勞人力資源管理政策使員工「留任」之原因，並加入組織及主管層面多方探討。綜觀過去研究一般聚焦離職因素，然本文著重於提出「機會點」，研析其可發展之處。在研究設計上，使用深度訪談及參與觀察法對總計8位員工、主管進行訪談與觀察，另邀麥當勞營運顧問提供不同層面見解；在文本闡釋上，透過NVivo質化軟體協助；在立論上，員工層面透過激勵、情緒及衝突理解員工想法，組織層面藉助企業特色與團隊合作討論優劣之處，主管層面經由管理特色與溝通方面探索作用方向，藉此彙整三項研究問題。關於研究問題一，員工對於經濟、工作政策之彈性排班及升遷、娛樂、職涯發展學習等激勵方式抱予正面態度，惟工作環境、夥伴及自身因素仍影響激勵鞏固效果，而使員工產生情緒，進而演變為衝突，所幸仍有功能性衝突發展，而消極性衝突也藉由研究問題二，組織所重視的企業特色與團隊合作中產生的關懷、氣氛及妥適團隊角色化解。然團隊合作仍產生對於領導品質與人員質量改善之呼聲，因此順勢藉研究問題三，由主管透過職權與彈性空間的適當拿捏，配合四通八達的溝通方向實現情緒理解、提供訊息及控制目標達成回應員工要求，接著著眼機會點討論環境世代、訓練及排班執行所衍生之情況，最後彙整29項研究命題。茲據上述，本研究主要研究貢獻在於提供理解員工真實想法的資料，讓組織有跡可循找到進步之方式，對主管發現有效管理亦有適用。Item 緬甸政治體制變遷：民主化動因分析（1948-2022）(2023) 賴怡靜; Lai, Yi-Ching本文旨在探討緬甸政治體制的變遷軌跡並分析各時期的民主化動因。依循緬甸歷史脈絡，本研究有兩大主軸：其一為緬甸體制的研究，描述緬甸各個時期的政治、社會及經濟狀況，以及體制的判別與變動方向。其二為緬甸民主化動力的分析，以內部動力、外部動力與內、外交互作用的民主化動因分析架構為基礎，分析緬甸各時期在國內與國外分別有何種因素對於民主轉型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緬甸軍方自1962年起便在緬甸政治中佔有一席之地，即使歷經改革派的當道與翁山蘇姬政府的上台，深根在制度中的特權也無法有所改變。根據本文的觀察，緬甸政治制度的改變軌跡為「民主—威權—混合—威權」。而民主化動因分析結果顯示，內部動力受到軍方對於國家掌控的影響難有發揮，僅在登盛政府實施改革開放後有所發展，其中公民社會的力量得以延續到政變之後；外部動力在國際環境、各國利益與軍方政策選擇下，對民主轉型的作用亦相當有限。綜觀緬甸政治，能對外交政策發揮影響力的主要行為者為軍方，次要行為者為翁山蘇姬，雖然翁山蘇姬曾擔任過執政菁英，但懼於軍方握有的權力，仍基本依照軍方的決策模式來與各國進行交流，軍方仍是緬甸政治的主導者。Item 影響印尼霾害管理政策之因素分析(2022) 林怡廷; Lin, Yi-Ting近年來環境議題受到全世界的重視，而霧霾問題也在其中。自從1997年大規模霾害以來，印尼霾害議題開始長期受到社會關注，尤其東南亞鄰國更是身受其害。雖然國際間呼籲印尼改善問題的聲浪不斷，但印尼直到近十年間之間才開始透過國內政策的改善與作為，較為積極地回應國際對其霾害問題的政策作為，這其中的變化與因素，相當值得探討。印尼霾害的主要發生原因為聖嬰現象（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的盛行，但隨著蘇門答臘島上泥炭地區人口的增加以及聖嬰現象的發生率增加，在1990年代之後，印尼霾害的發生更加頻繁和嚴重。由於當地人民為了生活不論是需要農耕用地或是開發新的居住用土地，而在原始森林大量砍伐，甚至將泥炭地改作為其他土地用途，其中又以棕櫚樹和紙漿樹木的種植園尤為普遍。 近年來，在聯合國與東南亞國家協會的機制下，透過國家行為者之間的合作。聯合國的REDD+計畫、挪威印尼雙邊的環境合作、東協簽屬的霾害防治條約以及歐盟與東協之間的合作之下，企圖對於印尼霾害問題有所改善。本文的目的即在分析上述合作的因素是否達到促進印尼國內政策轉變的效果。此外本人亦探討國際非政府組織、跨國企業以及草根非政府組織等非國家行為者的影響。最後，提出綜論分析不同層次的組織所提供合作誘因，如何促使印尼政府在面對霾害問題時的政策做出改變。Item 法治國家警察權行使之正當程序－以我國臨檢與舉發交通違規為例(2022) 游書昀; Yu, Shu-Yun我國身為東亞地區四個自由主義式民主國家之一，國家治理重視法治乃自然之理，警察執勤尤應如此。正當法律程序作為法治國家之重要原則，已為多數民主國家所遵循，在我國同樣已是一項重要的法律原則。然而，我國憲法並沒有正當法律程序之用語，僅於憲法第8條第1項提到「依法定程序」，係經由我國大法官多年努力，將西方之正當法律程序概念引進，並推展適用至其他基本權。警察執法最常見的工作為臨檢與舉發交通違規，其中臨檢行為曾由大法官釋字535號解釋認定影響人民基本權益重大，須透過法律訂定相關規定，包含實施要件、程序及救濟方式等。而舉發交通違規同樣地影響人民權益，執法方式與臨檢相似，均係由發現、攔查、執法至放行等系列行為組成。本研究目的在於檢視現行有關警察臨檢及舉發交通違規之執法方式及相關法令，是否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規範。本研究首先分析正當法律程序在我國之學理基礎及大法官解釋有關正當法律程序之解釋脈絡，接著分析警察臨檢與舉發交通違規之法令規定是否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規範，並以兩則實際案例之訴願決定及法院判決，評析警察執法作為是否合乎正當法律程序規範，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供有關機關參考。本研究顯示，目前我國警察臨檢及舉發交通違規之規範，尚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Item 安倍內閣對東南亞戰略：以對越南ODA為例(2022) 李宗倫; Lee, Tsung-Lun自2012年安倍晉三第二次就任日本首相後，即大力推動「自由與繁榮之弧」的價值觀外交策略，其中東南亞更是此外交戰略中不可被忽略的一大部分。其中政府開發援助（ODA）即是日本對東南亞外交戰略中的重要外交工具。另一方面，自冷戰結束以來日本持續與越南發展兩國的雙邊關係，也使越南在日本的東南亞外交戰略中扮演重要腳色。本研究將整理日本過去對外ODA沿革、日本－越南關係，以及安倍內閣的外交戰略，並從對越南ODA的角度觀察日本對東南亞ODA在此外交策略上代表的意義。關鍵詞：日本外交、日越關係、政府開發援助Item 臺灣報業中的「日本」形象──以《聯合報》社論為討論對象(1972-1993)(2023) 廖怡婷; Liao, I-Ting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後，對內較先前更加嚴格禁止日本文化產品的輸入；在解除此系列日本文化禁止令前，對日本的研究亦少。然而在臺灣因本土大眾文化產業發展不及以自足之情況下，並未真正完全隔絕於日本文化之外，而是以去除日本文字、景觀、和服、飲食等「去日本味」以及盜版方式在臺流通。1990年代初，李登輝總統時期開啟對日政治、學術交流等重要突破，同時解除系列日本文化禁令後，「哈日潮流」的盛行可預期為臺灣社會的日本形象出現「進步」、「理想」等樣貌。本文試圖探討兩國斷交的1972年至臺灣與日本關係大幅改善及掀起「哈日潮」的1993年間，《聯合報》社論在國內政策限制、七二年體制以及該報素來聞名的「親政府立場」下，如何呈現並影響臺灣輿論中的「日本」形象，以窺探「日本」近來以「品質保證、質感」形象樹立臺灣人心中的過程之一環。Item 民主化與轉型正義─臺、韓電影中的威權體制再現（1994-2019）(2023) 陳震紀; Chen, Chen-Chi同樣經歷獨裁政權統治，臺灣與韓國也在民主化後各自面對「轉型正義」與「過去清算」的課題。從90年代開始，此一題材逐漸反映在屬於大眾文化的電影上。從影視史學角度來看，我們發現被視作娛樂的影像也同時具備歷史詮釋的功能，而臺韓兩國白色恐怖電影試圖再現過去的威權體制時，除了內容本身，敘事結構也受到各自歷史事實的影響。 本文旨在分析臺灣與韓國數部白色恐怖電影的敘事結構，並以「威權體制性質」、「轉型正義」等面向，來探討電影的詮釋差異與其民主化經驗的關聯性。民主轉型經驗的差異，造成臺韓兩國在面對政治迫害時，有不同的回應方式，本文在電影詮釋方面也發現了類似的現象：《返校》與《正義辯護人》中，詮釋國家箝制言論自由的議題時，《返校》再現出師生面對威權體制的被動，《正義辯護人》則以對抗作為敘事主軸。同樣使用倒敘法呼應「轉型正義」、「彌補過錯」的主題時，《超級大國民》以麥卡錫主義氛圍下，出賣友人的「告密者」角度出發，《薄荷糖》則以體制中的「加害者」為主角，敘述平庸的邪惡如何崩潰。相對於韓國直述加害者，台灣則取用了同樣具受害者身分的告密者來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