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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之爭時中國教友對人性與禮儀的論述及其身分性：以夏大常為中心
(2011) 陳映竹; Chen Ying-Chu
在討論明清傳教士在華傳教史的過程當中，倘若單方面僅就傳教士及其傳教事蹟與過程，而忽略掉傳教過程當中的中國教友，便無法更為全面的瞭解其中深刻之處。本論文即從明清之際中國教友夏大常其人進行切入，從其生平與時代脈絡，其對於人性論的詮釋，以及其對於禮儀問題的詮釋這三大主軸，來歸結中國天主教友的身分性與其對於人性和禮儀的詮釋之間的關係。在人性論的詮釋這個面向，夏大常先從人在天主恩典之下得到靈，而後又以靈、肉位階高低，本性與超性之間的分和關係，來證成靈性的至高性與重要性，以及肉體為罪惡的來源。而人在於肯認一天主以後，就應感激天主所給於的恩典，並竭盡己身力量，努力求善，而透過「默想」工夫，以及告解的實行這樣子地一個親身實踐，天主教的「超性」與中國的「本性」，最後得以在共同求善的過程當中，進行融通。而釐清夏氏對於所謂人性論的一種探討，其實是在於一種雙重身分性底下來進行論述的，從性分本性、超性，以及其當中的分合關係和所屬傾向，最後透過本性、超性並重，夏氏成功融通原本有所歧異的性論，而以求善為共同目標。在禮儀問題的詮釋這個面向，夏氏探討祭祀內涵時，夏大常以為祭祀其內涵即在「追養繼孝」、「事死如生」，整個中國禮儀所關注的焦點並非在於迷信或者祈福，而是追思孝親，以父母為重的一種孝順表現。從稱天主為「大父母」，己身父母為「小父母」這一點，夏大常以為敬仰天主與敬奉父母均屬必要的追求。本論文最後指出中國教友的身分屬性，是一種容納了不同立場，不停動態轉換的轉化性（transformative）身分。
衛三畏與《女學》英譯研究
(2011) 甘彩蓉
《中國叢報》編者為破除西方人對中國的錯誤印象，因而翻譯大量中國典籍，希冀以此讓讀者了解中國真正面貌。在眾多中國典籍中，衛三畏選擇十八世紀初期藍鼎元所編纂的《女學》作為譯介典籍之一。本文借用格里斯伍「文化菱形」的概念作為分析模式，分析衛三畏的《女學》英譯，探析衛三畏的翻譯手法、翻譯目的、翻譯內文，以及衛三畏所建構的中國女性形象。藍鼎元自述寫作《女學》之目的，乃因女教為治國平天下之本源，故欲藉婦人之力以收敦風厲俗、教化天下之效。研究發現，《女學》成書於藍鼎元仕途不遂之際，實藍鼎元欲藉此完成儒生經世濟民的自我期許，並躋身正統之道。然而，《女學》在衛三畏筆下被賦予另一種意義與期待，他不提藍鼎元的蹇促，以建構其完好形象，並希望透過《女學》讓讀者了解中國的道德程度。衛三畏認為透過了解中國女性，便可以明白中國道德之多寡；這與美國十九世紀「婦德說」思潮實為呼應，強調女性影響力與道德的相關性、相信女性具有淨化社會之功用。回溯衛三畏生平、觀看美國十九世紀社會之後，再分析《女學》譯文，會發現衛三畏在篇章選擇、語言使用、中國女性形象建構上都受美國文化影響。衛三畏筆下描繪的中國女性形象，除一般常提及的知識貧瘠、道德高尚、守貞守身、男尊女卑之外，衛三畏也強調女性具有影響力，呈現相似於「基督教母親」的典範。這些都是美國文化脈絡影響的痕跡。總和地看，《女學》是衛三畏一面看著中國，一面想著美國文化及讀者，再下筆而成的譯本。在這過程中，衛三畏既是接收者，也是創造者。因此，筆者歸結出一「雙菱形」模式，藉此同時關照中國藍鼎元《女學》與美國衛三畏的《女學》英譯，以求更周延地解讀《女學》的流動與文本意義。
二十世紀初期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 以文學研究會主要刊物《小說月報》、《婦女雜誌》、《文學週報》為研究範圍
(2011) 李宥儒; Yu-ju Lee
安徒生是兒童文學界的大師，寫出〈醜小鴨〉、〈拇指公主〉、〈賣火柴的小女孩〉等許多深得人心的故事，筆者設想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起初傳入中國的光景，是否也同樣地吸引讀者想要靠近。本研究先簡述二十世紀二○年代人數最多的民間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成立始末，追求「藝術為人生」的實際改革社會目標，說明文學研究會和商務印書館底下老牌刊物《小說月報》的關係。文學研究會以介紹安徒生或安徒生故事的中文文章確立安徒生的定位，接下來回溯一開始安徒生故事傳入中國的歷史和翻譯的篇章，研究重點是1925年主要由文學研究會主導下首波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熱潮。中國第一次大規模系統性地翻譯安徒生故事正是刊登於文學研究會主編的刊物——《小說月報》、《文學週報》，雖然《婦女雜誌》和文學研究會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婦女雜誌》和《小說月報》同為商務印書館的刊物，在《婦女雜誌》上刊登的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又多是文學研究會成員的譯作，因此筆者歸納進文學研究會主導之下的翻譯作品。本研究將以此三本刊物為主要研究範圍，探討背後主要編輯群——文學研究會主導之下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的樣貌，找出文學研究會意圖介紹科學新知給中國社會、安徒生對中國的想像以及文學研究會譯者如何處理外國作家看待中國的刻板印象、翻譯安徒生故事數量最多的趙景深譯文的特色，最後比較最初期和這時期的翻譯差異。總結中國第一波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高峰，文學研究會由安徒生故事一步步實踐成立的目標，帶給中國多元豐富的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
蘭嶼的語言接觸與語言變化
(2011) 賴莉芳; Li-Fang Lai
本論文旨在考察蘭嶼雅美/達悟語的語言接觸與語言變化兩大論題。語言接觸經常反映出群體間的政治社會關係，因台灣治權轉移之故，雅美/達悟語分別與日語、華語展開接觸。語言接觸以來，該語言社群已經歷三個發展階段：日治時期，雅美/達悟語和日語的使用場域高度互補，但在雅美/達悟－日語雙語者有限的情況下，語言社群屬於有分語但無雙語現象的狀態。國民政府領台至民國五○年代末，雅美/達悟語和華語的使用場域仍可清楚劃分；在此同時，因推行義務教育之故，雅美/達悟－華語雙語者迅速增加，語言社群也逐漸發展成兼具分語和雙語現象的狀態。民國六○年代以來，義務教育年限延長以及華語人口遷入等因素，進一步強化了語言社群的雅美/達悟－華語雙語現象，但雅美/達悟語和華語的使用場域卻開始相互滲透，不再明顯區隔。由此觀之，今日的語言社群較接近有雙語但無分語現象的狀態。雅美/達悟語的語言變化主要體現於三方面：首先，雅美/達悟語與日語接觸後陸續借入日語詞彙，這些日語借詞不僅擴充了雅美/達悟語的詞彙層，後人也可從大量匯入的時間詞和現代器物詞看出，語言社群裡現代時間觀念之形成與物質型態的轉變。其次，本論文從年齡、性別、社會網絡三個變項探討不同群體所使用的社會方言。語料顯示，較年輕和社會網絡強度較弱的群組/li/和/v/的音變比例最高，這個現象意味著，語言社群內/li/、/v/兩個音正處於不穩定的狀態。最後，本論文從年齡、性別、社會網絡、對話者四個面向考察受測者的語言使用模式。語料顯示，較年長和社會網絡指數較高的群組使用雅美/達悟語的頻率比其他群組高。另外，當對話者為較年長或與自己同齡者，雅美/達悟語仍是較通行的語言；當對話者為較年輕的晚輩時，則以使用華語的情形較常見。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場域中，已經有五成中年世代的父母親直接以華語跟小孩或晚輩溝通。顯然，年輕世代正面臨顯著的語言轉移，若未積極進行族語復振，日後多數的語言社群成員可能直接將語言轉移成華語。
翁方綱《詩附記》手稿及其海外流布研究
(2011) 彭成錦; Cheng-chin Peng
　　此文以翁方綱（1733-1818）《詩附記》手稿為對象，探索其內容及海外流布概況。內容包含翁方綱的生平與經學著作的研究、並藉此手稿討論其人與著作的價值。並以此為例，為域外漢籍作為國際漢學研究主題的合理性，提出辯護。全文共分六章，內容說明如下：　　第一章〈緒論：研究成立的說明〉：說明研究緣起及問題的形成，闡述以《詩附記》手稿為研究對象的動機和問題意識，其次整理學界對翁方綱相關研究的重要成果，提出研究的核心與發展趨勢，最後說明研究過程中考察的方法及步驟的程序。　　第二章〈翁方綱傳記資料及其經學著作介紹〉：統合史傳資料有關翁方綱生平的記載，彙聚蒐羅資料而整理出史傳記載的共通資訊，其次舉出《翁氏家事略記》翁方綱學術相關的記載，最後介紹翁方綱的經學相關著作，以及美國史達東亞圖書館藏翁方綱經學手稿五種的狀況。　　第三章〈《詩附記》手稿的海外流布與美國漢學側寫〉：說明《詩附記》手稿自中國開始流布的可能情況，考察中、美流布路徑與中、日、美流布路徑，並透過域外漢籍的概念，討論《詩附記》的域外漢籍特質，最後由《詩附記》流布的關鍵年代，管窺一九四○至一九五○年代的美國漢學發展。　　第四章〈《詩附記》諸本與手稿的比較探究〉：比較存世的《詩附記》三種版本，說明手稿本、清代王灝刊刻本，以及民國排印本在內容上的差異，其次以《詩附記》手稿所見，刻本和排印本未見的文獻資料，進行整理與研究，最後以翁方綱五種經學手稿提供的新材料，加上目前學界相關研究成果，提出翁方綱撰寫覆核五種經學附記的編年表。　　第五章〈《詩附記》手稿展現的訓釋觀點探究〉：說明翁方綱對詩經學基本論題的關注與回應，重點在說明翁方綱的《詩序》觀點、笙詩的態度，其次探討《詩附記》手稿中呈現的治經觀念及治學考訂方法。　　第六章〈結論：研究價值的陳述〉：說明全文研究的重點，闡明研究成果可能的貢獻與價值，且反省研究的局限與尚未達成的目標，最後闡述還可以發展的論題。
場所、影像、詞書編纂：金尼閣的教育背景如何影響《西儒耳目資》
(2011) 簡宏逸; Hung-yi Chien
本研究根據《西儒耳目資》出版的歷史文化背景，重新思考編者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的教育背景如何形成這本字典的架構，並對傳教士之教育背景對語言分析的影響提出新的見解。本研究發現金尼閣和其他耶穌會傳教士在養成過程中所接觸的記憶術和字典編纂有相同的功能，可以提供金尼閣編纂《西儒耳目資》的基本架構。文藝復興時期所流行的結合術（the Combinatory Art）則提供金尼閣分析漢語音系的架構。接著金尼閣將歐洲既有的字母排列法（alphabetization）修改成獨特的漢語拼音排列法。除此之外，金尼閣和他同時期的歐洲人一樣，都把漢字是為表意圖像，並且將漢字聯想成東方的埃及象形文字。這樣的想法讓金尼閣把漢字放入由羅馬字母組合、標記而成的空間中，成為《西儒耳目資》成型過程中的關鍵要素之一。
日本與臺灣的漢學連結：明治時期《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1903-1911）研究
(2011) 張瑜庭; Chang,Yu-Ting
摘要本文以明治時期《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內容為中心，探討「漢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透過共同文化素養的再現，不僅打破殖民與被殖民者之間的二元對立模式，也使知識得以跨界傳播。從有效傳播的角度而言，日治初期「漢文」在溝通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漢文報的出現使雜誌發行與會員的數量皆有所成長，雖然漢文報與日文報二者欄位的名稱沒有太大的差異，但實際上內容多不相同，顯示其讀者群有別。為了加強人民對殖民政府的認同，內容也可見臺灣人的作品，讓臺灣人參與傳播的過程。本文分從四個不同面向來說明文本當中呈現的日本與臺灣漢學的連結。首先從漢文學角度，因同處漢字文化圈的優勢，便以詩文聯繫雙方，因應作詩需要與娛樂性質刊登的「詩話」作品更在漢文報佔有相當的篇幅，當中亦有日人作品，為漢學界帶入來自日本的多元訊息。接著從教育與文化的角度出發，發現在輸入西方新學的同時，出現以儒學先行解釋說明的現象，漢學成為引進新知的媒介。再者，日本江戶時期的漢學與漢學家也透過連載的文章或轉引而進入臺灣讀者的知識版圖。此外，教育會雜誌也提供給當時有意復興儒學的人士一個發展的空間，透過漢文報的相關報導，可以得知當代日本漢學的延續及動態，日本漢文學社群的信息也在臺灣傳播，相關報導亦證明當時祭孔的活動持續不輟。透過研究發現日治初期「漢學」的包容性與多向發展性，其出現的場域不僅止於文本的論述，也同時顯現於社會、文學活動的實踐當中。證明了日治初期殖民者以「漢學」這一臺日共同享有的文化資產，作為新知吸收的催化劑以及連接雙方的橋樑。
清初耶穌會索隱派的萌芽：白晉與馬若瑟間的傳承與身分問題
(2011) 邱凡誠; CHIU, FAN-CHENG
1699年前後，耶穌會士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開始了其《古今敬天鑒》系列文本的著作，現留存於世的《古今敬天鑒》共有十二種抄本，本文將就其中五種進行研究。《古今敬天鑒》系列抄本的發展過程中分為「深廣化」與「變異」兩階段，第一階段中，白晉不僅將大量新增的引用文獻區分為經典與注釋兩種，在引文無法完整表達自身意見時，也不吝主動發揮，在引文旁以小字闡明想法。而在第二階段，白晉一方面再次擴充了引用的範圍，但原先出現的引文種類區分以及親身說明的文字卻都消失不見，而用以稱呼天主教之神的詞彙更從原先的「上主」、「天主」等，統一改為容易被查覺異質的「造物主」一詞，而這樣的轉變實與中國禮儀之爭帶來的壓力息息相關。作為索隱派(Figurists)初期的重要著作，企圖讓中國人恢復過去對「天」之正確認識的《古今敬天鑒》為後輩的研究打下了基礎。馬若瑟(Joseph Prémare)雖然在1716年離開了白晉的研究團隊，但在他的《儒教實義》中，仍然可以看到與《古今敬天鑒》的連結。透過兩文間的連結，本文指出《儒教實義》中提出的「醇儒」概念並非忽然出現，而是馬若瑟透過從白晉之思想中繼承的「敬天」進一步發展而成。從白晉在開始《古今敬天鑒》之創作前的兩趟旅程中，則能夠看出影響白晉在中國與歐洲之間往返的各種世俗與宗教權力，逐漸使白晉走上了將天主教與儒家的根源相互結合的道路。
回鶻文《金光明經》所反映的音韻現象
(2011) 莊子儀
　　回鶻文《金光明經》是回鶻文文獻中相當重要的一部鉅作，譯者為勝光法師。本文從回鶻文《金光明經》中的漢語借詞及經咒文，探討勝光法師在翻譯《金光明經》時的依據、翻譯的原則、以及當時河西地區的方言音韻現象。第一章緒論：指出本文研究動機、探討前人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研究中所遭遇到的困難，以及文中所使用的回鶻文轉寫體例。第二章回鶻文《金光明經》及其漢語借詞反映的音韻現象：從回鶻文《金光明經》的翻譯背景、版本、譯者和內容切入，整理《金光明經》在翻譯過程中被忽略的一些重點，以還原翻譯時的實際情況。第二節整理其中的漢語借詞，歸納音韻地位。第三章回鶻文《金光明經》經咒文反映的音韻現象：本章針對《金光明經》經咒文的部分進行音韻地位整理；並與漢語借詞的部分相較，統整出兩者間的相異點，進一步分析其語言層次。第四章回鶻文《金光明經》與現代河西方言：本章援引河西地區蘭州、張掖的方言調查報告，與前章所整理的音韻系統作繫聯，以檢視中古晚期的河西方言在現今河西地區殘留的痕跡。第五章結論　　經本文的推論可以確定：回鶻文《金光明經》純為譯自於義淨本《金光明經》，翻譯中並無參照其他的梵文本；經文中部分專有名詞，包括經咒文，譯者則是試圖還原成梵讀的形式，但實際上亦非譯自於梵語。除此以外，漢語借詞及經咒文呈顯兩套不同音韻系統的情況，說明回鶻文《金光明經》的翻譯者不止一人，除了勝光法師外極可能尚有其他翻譯者。文中並指出甘肅地區的幾個方言點：蘭州、張掖、酒泉等，各者之間的語音歧異處是值得注意與再研究的現象。
漢唐醫學之「人神」禁忌研究
(2012) 鄭宛鈞; Cheng, Wan-Chun
本文旨在探討漢唐時期醫療方面的「人神」禁忌。正如唐代藥王孫思邈所指出的，醫者施行針灸前必須先知道病人的「行年」以及「人神所在」。若醫者在診療時誤傷了患者的「人神所在」，可能會導致病人死亡。在漢唐時人的眼光中，究竟如何理解「人神」？漢唐醫家如何避免犯傷「人神」？「人神」禁忌的理論基礎為何？目前對於「人神」的源流未清，爭議仍多。全文聚焦在「人神」概念的發展、傳承、變異以及應用，希冀能重建「人神」禁忌在漢唐時期中的原始面貌，拼湊出古代醫學地圖缺漏的「人神」區塊。本研究主要採取輯佚的方式將各種「人神」資料勾稽出來。藉由整理《黃帝蝦蟇經》、《備急千金要方》、《外臺秘要方》等醫學典籍，以及秦簡、楚簡與漢簡文獻和敦煌醫學卷子，耙梳出各式「人神」禁忌並且試圖說明當中的意涵。經研究發現，在漢末三國到南北朝時期的醫學發展中，「人神」概念仍處於一個發展期，各家各派都有其依時避忌的學說。「人氣」、「人神」的說法相互滲透、結合，到了唐代開始取得突破性進展，匯流成一套「人神」禁忌學說。在實際操作方面，為了避免誤傷患者的「人神」，醫家所採取的解決之道就是取「天醫」。本文可總結成三大結論。第一、人與天地相應的思想是「人神」立論的核心。第二、犯傷人神容易使人發癰疽，刺癰疽也需避「人神」。第三、周期節律是「人神」原理的精髓。總之，「人神」禁忌有其一定的規律，其時間和空間的搭配是固定不變的。
客語與韓國漢字詞同形詞彙之古漢語成分比較研究 —以「客語能力認證考試」特有詞彙與相對應之韓國漢字詞為例
(2012) 黃奕學; Yi-Xue Huang
韓國漢字詞與方言比較多數為語音分析，學者們多認為客語與韓國漢字詞的發音相當接近，然而在少數詞彙比較研究中，卻得出客語詞彙與韓國漢字詞相似度低的結果，此音義不同調的現象，引發本文對詞彙研究的興趣，在前人的詞彙研究中，學者們雖肯定客語詞彙與韓國漢字詞與古代漢語有著深厚淵源，卻未進一步討論，也許以此切入，可以得出不同的結果，是以本文從古漢語層面討論客語詞彙與韓國漢字詞的關係，並從詞彙比較差異中，分析造成差異的可能原因。在「客語能力認證考試」客語特有詞彙及其對應之韓國漢字詞的範圍中，以韓國漢字詞與客語詞彙進行對比後，發現兩者多數承於古代漢語，由於客語及韓國漢字詞形成時，承自相近時期的古漢語來源，所以兩者有許多同形同義詞彙，但又因詞彙發展環境不同，而產生同形異義詞。
戰後日本漢字存廢之因──以內閣頒布漢字表的沿革為中心
(2012) 林怡君; Lin, Yi Chun
本論文分析二戰後日本語言政策的相關史料，以戰後日本內閣頒布漢字表的沿革為中心，從「政治」、「文化意義」及「大眾的關注」三個主要面向來探討漢字的存廢之因，呈現漢字政策原本欲廢除漢字，因故轉為保留漢字，最後開放使用的過程。戰後至今，日本內閣頒布的重要漢字表有三：1946年的〈當用漢字表〉、1981年的〈常用漢字表〉及2010年的〈新常用漢字表〉。本論文以此三表作為分期，首先探討漢字改革的緣起。第二章討論的是〈當用漢字表〉出現的過程。明治時期，西方文化衝擊日本，使其反思大量使用漢字的弊端，而著手改革，但於二戰時被軍國主義政府擱置。二戰戰後，戰敗的結果再度引起漢字檢討了聲浪，漢字被冠上「封建」、「軍國主義之遺毒」之名，激進份子要求廢除漢字，以利推行民主化，建設新日本。同時，美國教育使節團強烈建議日本直接廢除漢字，採用羅馬字作為書寫文字，但國語審議會為維護民族尊嚴，選擇「漸進廢除」的方式，制定了〈當用漢字表〉。此表於1946年由內閣頒布，收錄1850個漢字，規定漢字使用限於表內字，預定逐年刪除表內漢字量，最後達到廢除漢字的目的。第三章討論〈當用漢字表〉的困境：此政策最大的問題是限制了命名自由，故在人民的抗爭下，頒布了〈人名用漢字別表〉，而報社也感到漢字使用的不足，而有〈當用漢字補正案〉的出現，此兩表實際上皆增加了社會漢字的使用量，這與當初制定〈當用漢字表〉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此章也收錄了文學家批評〈當用漢字表〉表外漢字詞語改寫的問題，此困境也是影響之後〈當用漢字表〉改革的原因。第四章討論〈當用漢字表〉改革的過程：人民訴求用字的民主自由化，及國語審議會於1962年的改組，影響了漢字政策的走向。為改革〈當用漢字表〉的弊端，漢字政策於1981年被內閣修改並頒布，以〈常用漢字表〉取代〈當用漢字表〉，該表不但再增加了95個漢字，漢字表的定位也從「限制使用」改為「使用目標 (目安) 」，以開放的態度提供社會使用漢字字種，但不強硬限制，漢字就此確立於日本書寫文字系統，其存廢的爭議到此告一段落。第五章討論的是資訊化時代如何影響漢字的擴展。1980年代始，電腦與〈JIS 漢字碼〉結合，使得漢字打印更為容易，漢字因其資訊負荷量大，被更廣泛的使用在生活上。出版界也以電腦取代活字印刷輸出漢字。國語審議會於2000年頒布〈表外字體漢字表〉規範表外漢字字體，實質上促進了表外漢字的使用。為因應資訊化時代，〈常用漢字表〉再度被修改，內閣於2010年頒布〈新常用漢字表〉，再度增加191字，以敷社會使用。
繼往開來的《漢語札記》
(2012) 張秀麗; Hsiu-Li Chang
明末清初耶穌會士懷抱著傳播福音的使命陸續來華，在傳教急切的需求下開始了學習漢語的漫長過程。在此習得過程中，不僅將西方的語言學觀念與教學訓練移轉至中國，而其編寫輔助的漢語學習教材，更成為日後華人自己研究漢語及撰寫漢語語法書的藍本。在這些早期關於漢語語法研究的工具書中，《漢語札記》(Notitia Linguae Sinicae)的表現尤其顯眼。此書乃是法國耶穌會士馬若瑟 (Joseph Henry 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6) 神父於1728年撰寫的一部「關於中國語言的知識」的教科書。此書對於後世西方研究漢語具有相當大程度的影響，因為他不僅是首位將漢語的口語和書面語分開討論的西方漢語研究者，更是突破前人只以希臘─拉丁語言學傳統，將詞類學的概念運用至漢語研究的方法，而開始採用中國的傳統將詞類區分為虛詞和實詞兩類的作法來處理漢語。此外，書中著墨甚多的漢語修辭，更是結合了漢語美文特色和西方修辭格傳統。本文將以漢語語法與修辭為主軸，探討《漢語札記》如何在西方語法與修辭的傳承上，以及引介漢語虛詞概念至西方的創新手法上結合，並呈現出一部前所未有且影響深遠的漢語教學工具書。
喻言．傳說．經典：《聊齋誌異》如何藉英譯進入中國文學經典之列
(2012) 張雅媚; Ya-mei Chang
　　舉凡當今中國文學史，無不將《聊齋誌異》列為經典，譽之為「中國文言短篇小說最高峰」。然其經典地位實非一蹴而躋。眾所周知，自志異書成而輾轉風行近百年後，紀昀仍目之為委巷小說，剔抉於經典外。此後百餘年間，《聊齋》在中國文學系統中或視為能銷躁志，或謂之聊以銷夏，在主流與非主流雅俗對抗之下，經五四至世紀末逐步自邊緣向中心掙扎挪移，時至今日已然成為經典。經典塑造所據以成功的手段乃重寫。經典不因重寫而消解：經典終將是經典，正因有人為之再三重寫。重寫者亦非僅本國文化中人，跨文化的交互影響往往隱蔽在看似中立客觀的表象下，然實則重寫者莫不在意識形態與詩學的規限下重寫文本，製造出文化他者形象，並建構其文學知識系統；尤有甚者，在某時某刻多方文化接觸下，反令本國之士於有意無意間重而再建自身的文學系統。即如《聊齋》，由異地回向本土之際，其勢已迥不猶昔。本論文旨在探究《聊齋》奮力擠進二十世紀初中國文人整理國故時游移不定的選項之前，那段國際漢學界近百年的《聊齋》重寫史。以十九世紀三位重要漢學家──郭實獵、衛三畏及翟理斯──為例，看他們如何藉「編譯」此一最主要的重寫手段，將《聊齋》翻譯並編而纂入中國文學史，從喻言、傳說，逐步塑造成中國文學經典之作；其力之大，更令小說成為足以承載經典的文類。此案例研究洵然可證：編譯確實重寫了中國文學史。
遇見福爾摩斯：以中國晚清時期與日本明治時期福爾摩斯探案翻譯為例
(2013) 余玟欣; Wen-hsin Yu
　　夏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無疑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偵探之一。這名由亞瑟．柯南．道爾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所創造的偵探，不僅在其誕生的英國當地蔚為風行，他的事蹟更藉由翻譯在世界各地流傳長達百年。　　十九世紀時，力求富強的東亞國家──中國與日本──受到當時以西方為首帝國主義的影響，在直接或是間接感受到西方世界政經、文化和流行之後，利用各種方法將這些熱潮帶到中國與日本。因而在晚清中國和明治日本歷史中產生大量翻譯小說，這不僅讓個別領域或目的的讀者接觸到西方政經、科學等實用性知識，在大眾文學的貢獻上也不容小覷，更因此形成了一股創作的熱潮，在這之中福爾摩斯探案翻譯尤其受到歡迎，而福爾摩斯探案翻譯的出現更在日本引領出一種全新的文學類型。本文嘗試梳理同一時期兩國福爾摩斯探案翻譯的特徵，同時借以管窺當時中日雙方的社會型態及翻譯的影響。　　本文以兩國出現第一篇福爾摩斯探案翻譯的時期為基準，將中國晚清時期及日本明治時代後期的1893年至1912年為時間背景，以當時常見於報章雜誌，柯南．道爾所撰寫的福爾摩斯探案系列短篇為主，並輔以長篇作品作為參考，進行對照比較。第一章緒論說明論文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及目前的研究概況；第二章以中國晚清和日本明治的翻譯背景為主，針對翻譯小說的部分進行分析介紹，以說明過程中翻譯小說的演變和特徵；第三章承接第二章，強調此時期偵探推理小說，也就是福爾摩斯探案在這段時期所扮演的角色，從晚清和明治對福爾摩斯探案篇名及情節的翻譯來看譯者的翻譯策略與特徵；第四章則著重作品內容的文化層面，比對原作、晚清及明治時期福爾摩斯探案翻譯中的人物形象情感、制度、物質，觀察之中的文化受容情形；第五章結語概括總結本論文。
G.K. 切斯特頓《布朗神父探案全集》系列中的東方形象塑造
(2013) 張舒妍; Shu-Yan Zhang
G. K.切斯特頓創作的偵探小說《布朗神父探案全集》，處在外表精明的偵探和物證推理搭配的偵探小說黃金時代，創造出一個外型平凡的宗教人物式偵探，搭配心證推理的辦案方式，不僅是偵探小說史上的先例，同時也是他個人對19、20世紀歐洲世界由人文、科學甚至神祕主義思想主導社會趨勢的反省跟質疑。而這種反省跟質疑也反映在他對東方的評論，以及小說中顯現的東方形象。切斯特頓的東方經驗雖然最遠只到埃及，但他既是記者、時事評論家以及作家，使他在19、20世紀這一個歐洲帝國主義下的東方話語權高漲的年代，不論在現實生活的評論中對東方的評述，或是虛構世界中運用東方達到的故事效果，東方也都能成為他信仰傳達話語的工具。在現實生活中，他極力反對歐洲人對東方自中世紀就存有的神祕論調，鼓吹真正神秘的、難以理解的是存在西方的基督信仰；在小說中，他經常在情節發展中首先運用東方使案件達到神秘的效果，目的是憑藉布朗神父的智慧和那從信仰上明白人類本性的破案，最終消解東方的神祕性。他對東方話語的運用，與同時代強調科學、人文的歐洲人不同，但面對東方，他那認為東方人亟需福音的心態，又與歐洲信仰的殖民心態相近。本文回顧歐洲從13世紀以降到20世紀，歐洲的東方形象差異跟轉變，指出生活在19跨20世紀的切斯特頓，小說中提到的東方形象，如：人物樣貌、傳說詛咒、象徵物等等，與東方的歷史傳說做對照，尋找切斯特頓在文本外，可與東方的歷史訊息相對應的部分為何。接著以結構主義敘事學的分析方式，探討創作時與社會切割開的切斯特頓，如何藉由東方的元素影響案件，或是結合他自己的東方觀看和經驗來想像、創造及呈現出的東方人物、時空、神秘感等等，循序漸進地解構東方。最後可以看出，切斯特頓對東方的話語權，展現在他文本外真實生活對「不神秘的東方」的鼓吹，以及在小說創作文本內的虛構東方，和文本自足後切斯特頓試圖隱含在文本後，交由不可靠敘述者講述故事，並對其隱含讀者傳達信仰真相的期待感。東方在切斯特頓兩種情境下的存在，真實的反映了薩依德「東方主義」對帝國主義東方話語權的真相，亦即東方不是一個實體，而是傳說、觀看加上逐步成熟的意識形態下集體記憶的產物。
唐詩中的女性主體研究
(2013) 廖翌倬; Yi-Cho Liao
婦女研究隨著1895年日本占領臺灣的風潮始進入臺灣，近來更在台灣學術界形成顯學。因為自覺於兩性的不平等，女性議題開始關注「主體」，透過女性自身是否擁有個人情感的思維和自我的意識，以及在男性主導的象徵秩序中能否將個人置於社會文化結構上的自主能力來檢視。本文以性別研究的概念，探討唐代女性是否具有主體，再從兩性角度觀其之實踐與自我展演。第二章從拉岡的「觀視理論」著手，討論視覺上造成的主動與被動的位置，證實中唐女性同時兼具男權力量的受制者、和裝扮身體以邀請他人關注的邀請身分。第三章以〈張好好詩〉、〈柳枝五首〉、〈秦婦吟〉三首男性詩人直接以女性作為主角的詩歌，前兩首觀察兩性互動中女性意識的展現，在逐一檢視詩歌內容的同時，剖析男詩人詩歌創作的動機和字句中透露的深層訊息；韋莊一首則是從戰亂逃亡，經由說話身分的轉換，及戰爭中消失的男性激發女性強烈生存的意志，在奔走數百里的被迫流動中凸顯了自我。第四章從「女性主體的內涵為話語建構」，專注討論宮廷女性跳脫約束力、帶動的詩歌創作風氣，和魚玄機、薛濤、李冶三位作品甚多的女詩人，探討作品內容呈現其關注的核心，以見女性主體的發揚。
以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學詮釋榮格的同時性原理
(2013) 力露; Martina Greif
本論文旨以牟宗三易學，探討瑞士學者卡爾˙古斯塔夫˙榮格之共時性原理。筆者以為，西方科學典範無法提供適當的框架，將共時性原理納入其中，因科學典範立基因果關係，而共時性原理乃非因果關係，亦不遵循科學思維的既定邏輯。　　當榮格研究中國古典《易經》的時候，發現它基於共時性原理，在中國稱為感應或感通。榮格不諳中文，故僅能透過譯本認識《易經》。在當時的歐洲，《易經》仍神秘未知。由於榮格未能以科學框架解釋共時性原理，亦無法深入對易學進行討論；相對於榮格的進路，筆者嘗試以易學的視角，詮釋共時性原理。　　本文中，筆者將專注於牟氏易學，以其道德形上學為進路，對榮格「自我實現」概念，進行更細緻的討論。
一座《十二樓》，尋幽言未休：茅國權與韓南《十二樓》譯本比較研究
(2013) 張玲瑜; Ling-yu Chang
李漁生前火紅，死後冷落，名噪當時，卻消乏後世，由於作家本身特立獨行的言行舉止，為時人所不齒，令其小說作品向來難有較為公允的正面評價，洵為一悲劇天才。直到孫楷第先生開始研究李漁的小說起，提出笠翁是清代短篇小說佼佼者的論點，才逐漸扭轉李漁的文學史定位──如今，李漁的擬話本小說被視為繼《三言》、《二拍》之後的第二座里程碑，更是清代白話短篇小說之冠，而《十二樓》則是中國現存唯一完整無缺的李漁短篇小說集。自1815年《十二樓》中的短篇小說〈三與樓〉被翻譯成英文後，李漁的話本小說躍上國際舞臺，其中單篇的法文、德文譯作也陸續付梓，其小說中的文學成就更大受激賞，笠翁儼然成為海外漢學界的明日之星。直至二十世紀後半葉，史上第一本英文全譯本問世，於1975年由茅國權創作而誕生；爾後，韓南又於1992年出版節譯本，選譯其中六篇小說。本篇論文則以此二者為研究對象，細究其間的個別差異，試圖探討本於同一原著卻呈現截然不同風貌譯本的翻譯行為，即兩位譯者如何處理李漁的《十二樓》，以期印證譯者自身文化對譯本的巨大影響。在第一章緒論中，涵蓋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對象及目前相關研究概況等內容。第二章就基本背景知識進行連結，簡介李漁的時代與著作、後人對李漁的評價以及《十二樓》的文學成就和譯本的傳播概況。在第三章中，分析兩位譯者的翻譯風格，著重在篇名、內文、注釋與文體方面的處理。在第四章中，剖析譯本間的技法運用，探討人物譯名的安排、語言魅力的掌握、翻譯策略的使用以及誤譯的產生和避免等內容。第五章結論，則對本論文做概括性的總結，闡明兩譯本間的差異是由於譯者本身文化背景與個人翻譯意識，也提出研究後觸發的新議題，以供研究者參考。
走和平發展之道路：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在聯大的政治隱喻用法
(2013) 王美芳; Mej-fang Wang
本論文以Lakoff、Kövecses以及其他學者所發展的概念隱喻理論嘗試探討中文裡面的政治隱喻。分析資料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每年於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論上發表的演講，而分析部分針對旅行、戰爭及建築等三種隱喻類別。通過精細的檢查，筆者將辨識的三種隱喻分為最常見的類型，及應用概念隱喻理論來分析結果。分析的意義在於凸顯中文政治隱喻的功能及起底下所存在的認知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