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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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108課綱高中歷史加深加廣選修「國家暴力與轉型正義」教案設計—— 以戰後臺灣為例(2022) 陳怡璇; Chen, Yi-Hsuan隨著2019年(民國108年)正式推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泛稱108課綱),其中課綱目標明確揭示「培養對於族群、社會、地方、國家和世界等多重公民身份的敏察覺知,並涵育具有肯認多元、重視人權和關懷全球永續的責任意識。」這部分的內容在108課綱的編排中,特別令人關注的是加深加廣選修第一冊第六章的「國家暴力與轉型正義」,這個議題在臺灣往往被視為「撕裂族群」的「政治鬥爭手段」,然而在呼籲人權的同時,若不能正視過去真實存在的國家暴力,不能帶給受迫害者應有的真相、公道與正義,我們真的能明白何謂人權的真諦以及人權的可貴嗎?因此,這篇論文想要以「國家暴力與轉型正義」這一章為題,設計教案,希望在課程鬆綁的新課綱下,有更多施展人權教育的機會。本論文將先在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研究回顧、研究方法、論文架構以及預期成果;接著在第二章將分析各版本的部定必修第一冊,側重於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臺灣威權政治歷史,同時也將分析各版本的加深加廣選修第一冊第六章,如何撰寫「國家暴力與轉型正義」;第三章則為「戰後臺灣的國家暴力與轉型正義」教案,該主題將安排8堂課,本章將說明每一節課安排的目的以及教學資源、內容,以桃園在地的案例為基礎,搭配閱讀資料、檔案,認識國家暴力的面貌,以及思考轉型正義的發展面向;第四章為分析學生的問卷調查,作為本次教學反思與修正的依歸;第五章為結論,並提供有關本章教學的未來展望。Item 1910年代臺灣銀行對中國廣東省放款之研究(2024) 黃彥傑; Huang, Yen-Chieh日治時期成立之臺灣銀行,為日本帝國在臺灣擔負了發行島內貨幣、低利貸款、為基礎建設提供資金等作用。除此之外,臺灣銀行設立初期亦擔負開拓南方中國、開拓南洋之使命。對臺灣銀行而言,海外開拓工作亦是十分重要的一環。本文以臺灣銀行西元1910年代對於南方中國的海外擴張為研究主題。藉由梳理台灣銀行與清國政府交涉的脈絡,以及對於廣東省水泥廠興建案的借款,說明臺灣銀行如何透過政治放款促進中日的外交關係。本文第一章為緒論,旨在說明研究緣起、問題意識、近代日中經濟史的研究、各章節所探討之問題。第二章〈日本與清國的借款與辛亥革命後的動向〉主要探討近代日本在中國的發展,以及梳理近代列強對中國的放款與定義,並探討臺灣銀行在中國的設立歷史,以及臺灣銀行於辛亥革命前對廣東省兩次共計160萬日圓之放款對臺灣銀行與廣東省的影響。第三章〈辛亥革命的爆發:圍繞政治與經濟的還款與主權承認問題〉則是討論辛亥革命爆發後,臺灣銀行與外務省的交涉過程,以及究竟應該由北京的清國政府,還是由南方的軍政府承擔還款事宜。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旋即同意廣東省政府還款的構想。第四章〈廣東水泥廠的借款始末:日治時期臺灣銀行自身單筆最大之放款〉則討論中國在20世紀開啟民族工業後,因資金與技術的不足,必須透過外國之力方能獲得成功。臺灣銀行最初不願意放款,但是在日本國內政治走向對中親善,以及新任廣東支店長小笠原三九郎的個人意見之下,最終作出對中國大量放款的決定。此一決定亦造成日後款項無法回收的窘境。第五章為結論,旨在說明臺灣銀行對中國地方政府放款的歷史意義,以及中國地方政府在追求民族工業的同時,亦無法完全脫離外國資本的矛盾處境。Item 1920年代臺灣與朝鮮文化啟蒙運動及主張之比較分析:以蔡培火與李光洙為例(2018) 林品君; Lin, Pin-Chun1920年代臺灣與朝鮮在日本殖民統治放寬言論、出版、集會自由的限制下,知識分子熱切地帶起文化啟蒙運動,主張要趕上世界的「改造」風潮,使傳統社會能脫胎換骨,在競爭的文明世界中生存下來。蔡培火與李光洙為此提出主張,他們皆出身貧困,藉由他人的資助前往東京留學,藉由留學經驗接觸並思考西方近代文明,在這期間逐漸形成他們的近代世界觀,由此他們重新評估傳統文化,並為臺灣與朝鮮社會提出改造方針。 蔡培火與李光洙將近代西方文明奉為典範,希望積極學習西方的人文和科學知識,以去除傳統文化中的陋習,改善傳統社會在精神上的閉塞、遲鈍,警告若不思進步便會被弱肉強食的世界淘汰,擺脫不了被強權宰制的命運。蔡培火與李光洙皆相信,唯有積極主動地學習新文明,改革傳統,殖民地人民才能提升自身落後的文化,從而創造新文化,掌握自己的未來。 蔡培火的改造原理是人道主義,他主張此人道主義是超越不同政治立場的,以此來避免以自身利益對抗異己,因而能長久推動文化啟蒙運動,培養臺灣人民具備能適應並經營近代化生活的人格。蔡培火並積極參與臺灣文化協會的活動,也做為臺灣議會請願運動的領袖之一,但他的主張並非臺灣完全自治,而是希望臺灣議會做為日本本地與臺灣之間互相了解的橋樑,以改善總督與在臺日人專政的情況,使臺灣人民可以得到平等待遇;李光洙則為朝鮮的未來提出「民族改造論」,主張成立「改造同盟」,此團體只著重文化修養而不涉政治,致力於學習近代文明知識和精神,有組織地篩選並栽培會員,逐步擴大至一定規模後,便能帶領社會的近代化,完成朝鮮自19世紀以來的「開化」之夢。本文著重在分析並對照此二人如何認識世界─他們的近代觀─以及他們如何認識自己的社會傳統和提出什麼樣的改造方法,藉此了解他們對世界運作規則和自處姿態的思考方式,作為當代社會的思想資源。Item 1930年代前後在臺日本媒體人之媒體策略-以宮川次郎與《台灣實業界》雜誌為中心(2017) 安井大輔; Yasui Daisuke(摘要) 宮川次郎(1887年-不明),出生於福島,是日治時期臺灣知名的媒體人,1907年來臺,長期居留臺灣,參與各種媒體活動,創辦許多種雜誌。他與臺灣總督府的關係密切,但也會在自己的雜誌中批判總督府政策;與日、臺籍民間人士也有密切的往來。本論文以宮川次郎及其創辦的《臺灣實業界》雜誌為中心,探討1930年代在臺日本媒體人的媒體策略,結論如下。 第一,從宮川次郎這樣一個界於官、民之間的媒體人可以看到的歷史面貌。日治時期在臺灣的民間日本人,未必能等同於「統治者」,他們生活在臺灣總督府多方干涉以及臺灣人實業界的強力競爭之中,不一定能享有統治者的優勢。 第二,《臺灣實業界》這樣的媒體在殖民地社會的角色。它所處的政治環境、媒體環境,使它不得不打出自己的媒體策略,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就是向日本母國發聲。一方面直接在日本本國設置通信社,另一方面,在臺灣發行的《臺灣實業界》中,許多內容也是在向母國人士發聲,例如批評矢內原忠雄的文章,很明顯地是為了內地讀者而寫的。它也很敏銳地遊走於臺灣總督府的管制政策之下,不直接對抗總督府的媒體政策,而得以長時期存在於殖民地臺灣。 第三,作為媒體的《臺灣實業界》,其媒體策略的特色。傳統的媒體觀,就是將媒體視為教育、指導社會、傳達訊息的角色,《臺灣實業界》自然也扮演這樣的角色。然而,同時,媒體也正是社會輿論形成的場域。宮川次郎很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致力於建構《臺灣實業界》的「公共性」。因此,他主辦很多座談會,透過座談會建立起與官方的溝通渠道,同時也建立起與日、臺有力人士的人脈,利用座談會公開、公共的特性,透過刊載座談會的內容,來展現自己媒體的公共性。Item 1950年代「山地歌舞」之形成與發展(2019) 許慈芳; Hsu, Cih-Fang「山地歌舞」是一個廣為人知的詞彙,亦是臺灣原住民的象徵之一。然而,現今對「山地歌舞」歡愉、同樂的印象,在1950年代卻有著反共抗俄之愛國意識的特殊意義。戰後山地行政以「山地平地化」為方針,政府瞄準原住民喜好歌舞,遂選定「山地歌舞」進行改進,使之成為含有政宣、康樂功能,亦背負國語推行任務之表演藝術,並成為國民黨利用臺灣原住民來與對岸共產黨進行文藝競逐。國家控制下的「山地歌舞」,除了經過1952年的全面統一改進外,至1956年改為賺取觀光外匯之工具,讓「山地歌舞」在文明與原始間擺盪不定。單就1950年代期間,「山地歌舞」即經歷強大變動,改變了山地社會原有的傳統樣貌,年青人不再以身為「山胞」感到驕傲,而是拋棄傳統、加快平地化腳步,以融入一般社會為榮。 本文旨在還原1950年代「山地歌舞」形成之過程,同時呈現當時同為政治與經濟服務之雙軌樣貌,由此針對其成為一歷史詞彙來探究,試圖為1950年起至原運前之「山地歌舞」下一定義,使其在既統一又混雜之時期訂立框架,能與原運後注重個別部落、族群性格作區別。Item 1950年代前期臺灣《教育通訊》雜誌之分析(2016) 鄭芮璇; Jheng, Ruei-Syuan摘要 1950年代的臺灣教育,為臺灣教育史上面臨日本政權到中國政權的過渡時期,這時期臺灣教育面臨著巨大的轉變。學制的確立、教科書的制定、國家理念的灌輸和師範生的培養等,都是當時臺灣教育急欲解決的問題。 《教育通訊》雜誌為戰後臺灣教育雜誌中重要的刊物之一,同時它官方色彩濃厚,為當時教育部訓育委員會所主導。龐大的作者群與專家學者多元的情況,使得雜誌內容涵蓋了許多當時臺灣的教育資訊。本研究期盼透過教育雜誌的內容中作者群和雜誌內容的分析、師範教育、小學教育探討等還原出當時臺灣教育的現況及變遷的過程。 關鍵詞:戰後、國家認同、教育通訊、師範教育、小學教育Item 1962年臺灣副霍亂大流行之研究(2016) 陳喻掄; Chen, Yu-Lun1962年臺灣爆發了副霍亂流行,社會經濟受到了嚴重的損害,尤其是農業乃遭受了巨大的打擊。為了防止疫情的持續擴大,政府緊急實施了許多防治措施,包括針對疫區的交通管制、全面的消毒、疫苗的注射與檢疫的加強等等。 然而,副霍亂的流行與飲用水的衛生與否有直接的關係,如果要杜絕疫病再次流行,除了一般環境衛生的維護之外,飲用水衛生的改善才是最根本的解決之法。不過,飲用水衛生的改善必須要有龐大的經費支持與技術支援,所幸臺灣在美援衛生計劃的協助之下,透過美援單位與臺灣的衛生處、環境衛生實驗所的相互配合,興建了大量的衛生廁所、水井與簡易自來水設施,不僅使副霍亂不再爆發流行之外,臺灣的飲水衛生也開啟了新的里程碑,並為臺灣的環境衛生打下了穩定的基礎。Item Misakoliay Kiso Anini Haw?(你今天做苦力了嗎?)-日治時代臺東廳阿美人的勞動力釋出(2012) 賴昱錡本文將東臺灣阿美族勞動力視為研究的主要視角,以歷時性的研究方式將歷史的縱深拉展開來,探討阿美族部落與阿美人的勞動力自部落讓渡給國家後,對東臺灣開發與建設的貢獻,以及阿美族傳統部落社會文化的持續與變遷。 首先,筆者以日治時期人類學、民族學者所調查留下的阿美族民族誌與相關研究成果作為史料,論述傳統阿美族部落的政治組織、年齡階級制度組織、勞動組合團體之運作、生活耕作型態等與勞動力相關的傳統組織後,繼而分別論述傳統阿美族男性、女性各自的勞動力類型與其所屬之性別意涵。其次,進一步探究居住於東臺灣平原地區的「平地蕃」阿美人與部落,在國家勢力的強勢介入下,對傳統阿美族社會造成了什麼影響?其中並點出東臺灣平地蕃「阿美族」居住地區在臺灣總督府理蕃政策上的特殊性格。繼而,筆者欲探討的是,當傳統部落的一般社會組織、勞動力組織,在國家勢力介入與貨幣經濟的影響之下漸漸瓦解後,原本只供給給自己出生的家、入贅妻子的家以及所居住部落的阿美族勞動力,如何逐漸外流出部落供國家利用之過程。接著,把國家要求阿美人從事「強制苦力出役」的制度納入理蕃政策,並由警察管理的脈絡下來討論,繼而論述此一制度出現的背景、如何運作,以及進入法制化的過程等等相關問題。最後,筆者另闢研究取徑,以筆者自小生長的部落為例,由部落觀點、微觀史學的概念出發,並以部落耆老歷史記憶來討論日治時代的阿美人,如何肆應於國家強迫施加在阿美人身上的「強制苦力出役」制度。繼而,論述東臺灣阿美人在官府的「強制出役」制度之下,從事了哪些類型的勞動工作來建設與開發東臺灣。 過去,一般東臺灣開發史的研究成果,多側重於漢人與日本人為中心的歷史研究,而忽略了東臺灣「多族群」的人文特性,以及阿美人在東臺灣發展上的貢獻與重要性。然而,筆者認為透過本文的研究,並相當程度關照阿美人的歷史觀點,不僅可將長期以來「隱身」於漢人、日本人背後的阿美人,現身在東臺灣開發的歷史當中,以補白東臺灣開發史長期以來所忽視的研究面向。 關鍵詞:阿美族、恆春阿美、義務出役、強制苦力出役制度、男子年齡組織、歷史記憶、勞動力、理蕃Item 「丈量台灣」-日治時代度量衡制度化之歷程(2008) 陳慧先「度量衡」按字面上來解釋,度為量長短的標準,量為計體積的標準,衡為計輕重的標準,在傳統上指對長度、容量以及重量的測量。 目前台灣使用的度量衡單位中,留有許多歷史的痕跡,舉例來說「甲、坪到平方公尺」的出現,橫跨荷治時代到戰後,而民間所慣用的「台斤」,則是從日治時代留下來的。 戰後台灣,政府曾兩度強制推行公制度量衡,但時至今日,卻仍可見台式、英美式與公制度量衡三者混雜使用。然就台灣史來看,公制度量衡的推行,實際上早在日本統治下的1920年代即已展開。 本文的內容,將說明日治時期度量衡制度的推展歷程。分1895-1923年與1924-1945年兩階段論述,說明日本政府如何以「尺貫法」統一全台度量衡,並又是如何嘗試全面推行改採「米突制」(公制)度量衡。Item 「三高女時光屋」文字冒險遊戲(2022) 楊芳瑜; Yang, Fang-Yu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是日治時期臺灣女性最具代表性的女子中等教育機關,通稱「三高女」。能進入三高女就讀的學生大多來自中上層階級,他們在此學習近代知識,享受青春,也編織未來的夢想。三高女的畢業生是當時新女性的代表,他們或許進入家庭,以近代家政知識持家育兒;也有不少人在社會各個不同領域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但他們同時必須面對傳統禮教、家父長制度以及殖民社會的限制,在人生的路上一路與之奮戰。他們為了夢想奮鬥的歷史,筆者深有感觸,故以創作文字冒險遊戲「三高女時光屋」的方式,呈現1920年代三高女學生追求夢想的故事,作品有別於學校的觀點,內容加強刻劃三名少女支撐彼此的情誼,凸顯同儕社群之於學校、家庭、價值觀的重要性。遊戲故事的主角們在追夢路上,雖然面對許多阻礙,包括傳統家庭或社會的觀念、殖民體制的限制等。不過,在主角們的努力及朋友們的互相鼓勵、幫助之下,最後可以達成自己的目標。透過文字冒險遊戲的故事渲染力與遊戲性,可強化故事中腳色與玩家間的連結,令玩家更能感同身受1920年代高女學生的處境、或引發共鳴,加強其對此段歷史的認識與反思此段歷史的意義。Item 中華民國與沙烏地阿拉伯的農業技術合作(1965-1975)(2011) 陳思賢本文主要使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管所藏的《外交部檔案》作為史料來源,搭配國史館、國家檔案管理局等地所藏的《外交部檔案》,以及各官方單位的公報、檔案,參考官員的口述歷史紀錄等,從中觀察中華民國對沙國實行農業技術合作起因、過程與影響,並試著替駐沙農耕隊留下兩國邦誼中的歷史定位。 自1950年代開始,中東地區除了壟罩在美、蘇兩大強權的冷戰體系之下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在中東地區爭取中華民國的邦交國。外交部為了鞏固與中東各國的邦交,外交部長葉公超於1957年底,曾提出以貿易、技術援助作為辦法,卻一直沒有付諸實行。直到1960年代初期,沙國成為伊斯蘭世界的領導者,加上該國又是以「反共」作為國策,成為外交部拉攏的最佳對象。1962年,亞西司司長楊西崑赴沙國拜訪王儲費瑟,雙方同意農技合作之實施,開啟了中、沙兩國外交關係歷史上的新頁。 駐沙農耕隊的特殊性在於,他們是中華民國在中東地區首支官派的團體。期間又經歷了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此際,沙國不但沒有與中華民國斷交,反而進一步簽訂農技新約,沙國也成為中華民國在退出聯合國前後,唯二有提出農業技術合作的國家。因此,本文藉由觀察駐沙農耕隊的工作成效,來檢視該隊伍對中沙兩國政治、經貿上的影響力。另外,駐沙農耕隊不只是中華民國最早進入中東地區的技術團隊,至今,仍有農業技術團隊在沙國工作,成為中華民國技術援外史上,歷時最久的技術團隊。 鑑於駐沙農耕隊的特殊性,臺灣歷史學界卻一直未替他們留下紀錄,才會吸引筆者投入研究,礙於官方檔案開放的限制,本文僅能研究到1975年,加上駐沙各項技術團隊眾多,期待未來有人能夠替他們留下歷史。Item 交通、人流、物流-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對於水里地區的影響(1919-1945)(2017) 劉芷瑋; Liu, Chih-Wei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從1919年開始建設,期間經歷停工又復工,前後共花費15 年之久,終於在1934年竣工。完工後為亞洲最大水力發電設,對於臺灣電力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對工程所在地「水里地區」更有多方面的影響。本文分三個主要議題:交通、人流、物流,加以探討。 在交通方面:1919年工程初期,為了更有效運輸建材與物資,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建立多樣的運輸系統:包含二水到外車埕的鐵道(今集集線鐵道);連接水社到司馬按、東埔(今埔里鎮水頭里)地區的電氣軌道;因應地勢高低若差的外車埕到水社與東埔到武界的兩條索道,另外也利用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的輕便軌道運送物資到魚池,再改由電氣軌道轉運;人員則以步行方式從東埔抵達到武界工區。之後使水里地區進入現代化的交通模式,帶動人口與物產的運輸。 在「人流」方面:工程帶來的人流有兩類,水庫移民與勞工的進入。1934年工程竣工後日月潭水位開始上升,影響生活在日月潭周邊的邵族人與漢人,臺灣總督府將邵族人安置於卜吉(今伊達邵),並禁止與漢人混居;另又將漢人遷移到田中、拔社埔(今水里鄉民和村)、埔里等地。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龐大,需要許多人力來完成,承包商招攬眾多勞工,卻也延伸出生活環境與待遇不佳的問題。另外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也為員工建立宿舍區形成社宅聚落,並將宗教信仰帶入其中。 大量人口進入工區,帶動地方的商業發展,在交通不便的沿山地區,商業模式主要以旅館業與運送業為主,使小運送業蓬勃發展。而水里地區的物產:樟腦、香蕉、木材、糖,主要藉由當年因日月潭發電工程所建立的集集線鐵道,向外運送出去,帶動了「物流」。另外登新高山者與前往日月潭觀光客,都必須乘坐集集線鐵道抵達水裡坑,再轉搭其他交通工具前往目的地;使水裡坑成為重要的轉運站。 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對於水里地區的影響,除了日月潭水位上升造成的「水庫移民」,主要為1919年所建設的交通-集集線鐵道,帶動「人流」、「物流」與商業發展;日月潭第一與第二發電所設置在水裡坑,再加上其地理位置為重要轉運點,使水裡坑1942年被納入都市計畫範圍,戰後發展興盛,並從集集行政區獨立出來成立水里鄉,這可說是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對水里的直接與間接影響。Item 以圖觀史──晚清臺灣方志地圖與涉外事件(2012) 謝維倫過去學界對方志地圖的看法多認為方志地圖繪製方式多採傳統山水式畫法、既粗糙又無圖例、比例尺,參考價值甚低,因此地圖研究多以繪製精美的長軸地圖為主。本論文以歷史的視野重新審視方志與其地圖,突破過去方志地圖研究偏重整理、統計地圖版次、方位、比例尺、符號等外部分析;也突破過去探討方志大都重視文字內容的缺失。本論文配合文獻,回歸方志纂修的歷史背景及志書中的文字記載,深入探討方志地圖背後所蘊涵的時空意義。 本論文以三部方志的地圖為主題,重新檢視各幅方志地圖,並發現過去在地圖上被忽略的海戰攻防、砲臺建設、清丈工作與方志地圖之間的關聯性,本研究所討論的地圖可說為19世紀中葉後臺灣的時代縮影。Item 伊能嘉矩的臺灣研究與知識建構(2014) 林政儒; Lin Cheng-Ju引發筆者注意伊能嘉矩的臺灣知識建構,主要來自清代臺灣統治議題。伊能嘉矩在臺灣研究上的豐碩成果,直接影響戰後的臺灣研究,也因爲伊能嘉矩的歷史詮釋,造就出伊能嘉矩的臺灣研究史觀。本文試圖以史家詮釋歷史為切入點,分析伊能嘉矩知識建構時的思維,並且重新檢閱其來臺灣前後的發展歷程。分析方式著重史家的人物研究為主軸,結合時代背景中日本政府與東京人類學會對伊能嘉矩的影響,探究伊能嘉矩的發展歷程與建構的思維。 誠如伊能嘉矩來臺灣之初衷所云,「以自家自手,開拓自己的道路」,但這條道路走起來並不順遂。開啓伊能嘉矩來臺灣發展的契機,首先於1893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學習人類學,其後朝鮮與北海道調查學習。緊接著於1895年伊能嘉矩為創立自家之言而來臺灣發展。除藉由東京人類學會的「知識網絡」獲得更多臺灣知識外,伊能嘉矩也努力從頭學習臺灣知識,累積各項田野調查經驗,循序漸進的完成臺灣北部調查。並把握1897年的「蕃人教育設施準備に関する調查」機會,伊能嘉矩總算完成概略性的全臺灣調查。 1898年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的統治政策轉變,「半官方」組織的林立,以及後續的官方調查行動,給予伊能嘉矩更多發展的機會與舞台。同時,伊能嘉矩也逐步地建立屬於自己的學術網絡。相對的,此時的伊能嘉矩研究從以蕃人為主,因政策與身份任務因素而轉入漢人研究。學術發展以外,於1900年巴黎萬國博覽會中,臺灣以日本殖民地身分成為展示給世界的展品,展品意象的建構來源之一為伊能嘉矩研究成果,影響往後日本的國內外博覽會的臺灣的展出意像。 1895年至1905年的潛心研究,以及後續數次的短暫來臺灣調查,在臺灣的十年研究歷程中,伊能嘉矩專注於自己的研究之外,仍需完成坪井正五郎的學術要求,以及配合臺灣總督府的政策導向。夾在兩者之間的伊能嘉矩,研究自主性經常受到牽制,但也藉由這兩大團體而獲得不同的發展機會。說明伊能嘉矩在官方、學術與自我的發展情況,以及三者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 伊能嘉矩透過自己的治學之道與努力,建構出龐大的臺灣研究。從本文中分析,在研究歷程中與環境影響下造成伊能嘉矩許多的轉變,但伊能嘉矩仍不忘初衷的一步一腳印完成各項研究,朝著自己的夢想前進。造就出豐碩的著作,更成為受後人注重的臺灣研究之一,也隨著研究者被重視與參考引用。伊能嘉矩的研究被廣泛沿用同時,歷史的詮釋也被大眾所接受採納。此外可看出一位臺灣研究中的巨人,是如何在各項學習與努力中逐漸茁壯的過程。Item 余登發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2011) 吳丞祐余登發是高雄黑派的祖師爺,第一位黨外縣長,被視為是戰後臺灣黨外運動的重要領袖。余登發創造臺灣第一個政治家族,領導家族三代參與的選戰近三十場,當選率在七成以上,顯示余家多次當選縣長、立法委員、省議員、縣議員,形成高雄縣一股不可忽視的地方勢力與政治實力。余登發不但為戰後民主黨外運動的先驅者,其施政作風於臺灣政治發展亦具代表性,並在高雄政壇締造紮實的群眾基礎與深遠的影響力。 余登發能在高雄縣的地方政壇長期獲得民眾廣泛的支持,有論者認為有以下幾個主要原因:(一)傳統社會「家長」的心態;(二)具有傳統農民勤勞的習慣、平易近人的作風;(三)個性耿介,不畏權勢。筆者以為大筆土地資產、採取體制內的改革也是其中原因;這五項因素緊密配合,缺一不可。 余登發參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兩次的組黨之民主運動。在1960年第一波「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中,余或許擔心高雄縣長一職身分敏感,被國民黨處分,在籌組過程中,似乎未積極的表現。不久國民黨逮捕雷震等人,使得新黨無疾而終。在1970年代後期第二波「黨外助選團」之民主運動中,一開始余登發婉拒出任「黨外助選團團長」,到臺美斷交後,接下黨外領導權,並領銜簽署「黨外人士國是聲明」,「被動地」成為黨外精神領袖。 國民黨政府為了阻止黨外運動發展,製造吳泰安匪諜案,牽連余登發,使其成為階下囚,讓黨外陣營以余登發作為最高領導人的計畫遭到挫敗。黨外人士舉行「橋頭遊行」示威,抗議逮捕余登發父子,打破三十多年戒嚴時期的禁忌,跨出臺灣民主運動的一大步。桃園縣長許信良因參與遊行,受到停職處分。黨外人士與海外臺灣人團體、國際人權團體攜手合作,參與救援余登發、聲援許信良停職的運動。 1979年底美麗島事件爆發,國民黨政府為抒解升高的對峙氣氛,1980年2月5日同意余登發保外就醫。觀察余登發案之後續發生之創辦〈美麗島雜誌〉、中泰賓館事件、美麗島事件、1980年代起第二波籌組新黨等連鎖效應,余案可謂為戰後臺灣政治發展的轉捩點。保外就醫後,余登發的一舉一動仍受到情治當局的嚴密監控,直到1986年12月「機場事件」都未曾停止。 1989年9月13日,余登發死於自宅臥室的血泊中,死因是「他殺」或「意外死亡」,則未有定論。余登發命案繼陳文成命案、林宅血案,成為臺灣政治史上無解的懸案,也是臺灣解嚴後的第一宗政治命案;同時結束了余登發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Item 來到清朝的臺灣當總理─清代臺灣社會與文史桌遊的設計(2022) 鄭力瑜; Cheng, Li-yu清代臺灣的總理,是位不領官府薪水,卻得協助官方管理地方秩序的基層社會領導人物。總理的權力包含組織壯丁,維持村莊秩序,或募資籌款,建設公共設施,以及配合官府偵查犯罪、緝捕犯人等,清代總理可說是清代政府與民間之間的溝通橋樑。 本研究主旨希冀透過總理一職背後所展現的社會境況與統治需求,以了解清代臺灣基層社會的運作模式,和臺灣先民們在清代生活的真實樣貌,並透過桌上遊戲的方式,以「成為總理」為遊戲獲勝目標,藉由地圖圖板、遊戲配件和史料轉譯後的遊戲規則,重現清代臺灣基層社會的土地開墾、分類械鬥、修築水利設施和建設信仰中心等民間發展過程。在遊戲中,採用長時間軸的方式,呈現出歷史人、事、物在時間上的連續過程,使遊戲參與者們體驗臺灣先民面對的生活困境和各種人生抉擇,並從遊戲的過程中,學習清代臺灣史的關鍵知識。Item 傳唱與想像—戰後臺灣流行歌曲中的臺灣形象(1945-2016)(2019) 許仁瑋; Hsu,Ren-Wei本論文以戰後臺灣本地國、臺語流行歌曲中的臺灣形象作為研究主題,流行歌曲是大眾流行文化流露常民心聲的直接代言者,透過流行歌曲的創作與傳播作為反映與建構臺灣形象之媒介,流行歌曲藉由音樂旋律賦予情感的傳達,其渲染力、影響力更勝於其他報章媒體、文學作品的書寫。 戰後歷經戒嚴、退出聯合國、與美國斷交、解嚴、政黨輪替,各個階段的臺灣流行歌曲創作者分別以反映國家社會現實及建構理想化的國家,來形塑不同階段的臺灣形象。 國、臺語流行歌曲從戰後初期到戒嚴,劃分出外省、本省,二種不同省籍的語言代表著流行歌曲市場的取向,國民政府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國語為尊,打壓臺語、客語、原住民語等「方言」,國語流行歌曲取代臺語流行歌曲來主導臺灣流行歌曲市場,臺語流行歌曲在「弱勢」的狀態下,建構出以臺灣本島為主體的形象歌曲,力抗臺灣成為「一個中國」附屬下的復興基地。 本論文透過歌曲資料的蒐集、文獻回顧,分析歌名、歌詞中以「臺灣」為主題的作品,整理、分析出關於流行歌曲所建構出的臺灣形象,並探討臺灣形象被建構、形塑之背景、目的,盼能透過歌曲所傳達的精神,建構部分以「臺灣意識」作為主體性的目標。Item 六堆嘗會與地域社會:以瀰濃舊聚落為例(1736-1905)(2012) 劉于銓本研究選擇以位於臺灣南部屏東平原北側美濃平原上的舊聚落為研究場域,試圖利用施添福教授「地域社會」的概念,即試圖從「維生」、「宗族」、「信仰」等面向進行剖析,建構「瀰濃舊聚落」所屬的「地域社會」。本文的研究課題有以下三點:美濃平原上的開發;宗族的形成與串聯及嘗會的設立;嘗會的運作。 美濃平原,位在荖濃溪之北,為屏東平原最北端,是由美濃河流貫其上的小平原,土壤利於發展農業,但受到雨量形態的影響,旱季時水源短缺,雨季時雨量大且集中。在漢人尚未進入時,可能為搭樓社、武洛社(鳳山八社)以及內優六社(南鄒族與魯凱族)活動的範圍,在康熙末年成為「番界」邊緣,雍正、乾隆年間,漢人逐漸向屏東平原北側開發,其中粵籍客家人在乾隆27年(1762)前,已大致上完成瀰濃四個舊聚落的開墾,並利用水利設施來適應雨量形態,雙冬稻作也逐漸在美濃平原上形成,其開發歷程中也多能發現嘗會的蹤跡。 移墾初期,在屏東平原上所見採取季節性或週期性的方式,在瀰濃舊聚落開發時可能並不多見,多數人群可能已經在屏東平原上發展,才再轉往美濃平原上開發,或是藉著在屏東平原上已發展而成的「合約字」宗族來到美濃平原,以致於日治初期公業比例上相對較低,多數田業集中在私人家族,或是因家族「衍分」形成的「鬮分字」公業。 因「融和」而形成的「合約字」公業,多數選擇遠祖或始祖為對象,並不單純侷限於男性祖先,以包容更多的人群,從現有美濃平原上可蒐集到的嘗簿,皆為來臺後才重組;因「衍分」而形成的「鬮分字」公業,多選擇來臺祖或壯大家業的祖先,有些是在分家產後形成,有些則是在祖先過世後。 無論是「合約字」或是「鬮分字」,多透過土地作為經濟來源;在支出上除 ii 了應用在土地及祭祀的開銷外,還透過參與神明會、地方事務及公共事務,使得六堆內部人群更加緊密,也逐漸形成「瀰濃舊聚落」所屬的「地域社會」。Item 北宜地區保生大帝信仰及其傳說(2014) 林志峰; LIN CHIH FENG摘 要 保生大帝,為臺灣民間信仰重要的神祇之一,俗稱大道公,亦尊稱為吳真人。在臺灣社會民間信仰當中,與天上聖母、福德正神相較,雖然不是最鼎盛的,但全臺主祀保生大帝廟宇的數量統計,戰後至七十年代之間,大約是一百三十座至一百六十座,與其他神明廟宇比較,一直都還排列於前面八、九名,而且分佈於全臺各地。從為數不少的廟宇數量來看,保生大帝在臺灣擁有眾多的信徒,在臺灣民間信仰中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近年來,中國福建與臺灣學術界對於保生大帝信仰也投入越來越多的研究,不過,所探討的題材大多注重於保生大帝的生平出身、神靈事蹟、濟世精神或是保生大帝在臺灣西南部地區的發展,研究成果導引出保生大帝信仰被定位為福建省同安縣族群的守護神或醫藥神屬性的普遍原則,卻忽略了超越同安籍族群或非定位保生大帝為醫藥神的臺灣其他區域。大臺北地區、宜蘭縣地區對保生大帝信仰的認知,即不適用於族群守護神、醫藥神的情形,超越族群開發的大臺北地區及非同安籍優勢的宜蘭縣地區,移墾較臺灣西部地區的開發時間來得晚,因此北宜地區保生大帝的信仰發展也形成在地性的特有文化, 本文針對北宜地區保生大帝信仰的分佈及其傳說進行整合與分析,冀能以在地鄉土史的角度詮釋保生大帝信仰在北宜地區所形塑的文化特質,並取得下列三項研究成果: (一) 更加完整認識北宜地區的保生大帝信仰 (二) 呈現北臺灣的保生大帝信仰多元的宗教現象 (三) 進一步了解北宜地區保生大帝信仰傳說在地化過程Item 十九世紀後期西方傳教士眼中的臺灣漢人社會(2015) 陳東昇; Chen, Dong-Sheng十九世紀後期來臺的西方人士之中,傳教士所留下的文本佔有相當份量,廣泛記載他們在臺灣宣教與遊歷的觀察,當中也不乏基於西方文化對東方的想像。過往的研究,往往將這些傳教士的文本當作「史實」來運用,藉以補充中文史料的不足或缺漏,甚或進行批判。然若仔細觀察,便可發現這些西方傳教士所遺留的文本,在生產過程中有相當大的侷限性,時常帶有高傲與偏見的看法。回顧臺灣宣教歷史,漢人受傳統宗教信仰的影響,形成種種迷信觀念與習俗,以及儒家傳統與基督教教理的扞格,使得傳教工作在漢人社會較難推展。 從西方傳教士的文本紀錄中,爬梳他們對臺灣漢人社會內的官紳、福「客」人群與異教文化評價,我們可以清楚指出,西方傳教士對外在事物的看法與宣教順利與否息息相關。此外,不同屬性的史料在內容呈現也存在差異性,諸如日記、書信等私人文本,批判內容甚為露骨;相對地,回憶錄、新聞報紙等公開出版品,評論語調則平緩許多。而文本書寫者的背景也造就其記錄的視角不同,商人和外交官背景的西方人士,觀察重點與政治、經濟層面相關;以宣教為抱負而遠道來臺的宣教士,書寫的主題則圍繞以傳教工作為中心。因此,在運用這些西方傳教士的文本時,需要與其宣教脈絡結合,才能清楚掌握他們書寫文本的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