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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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宗旨與現況
本所於2004年配合國家本土化政策發展而成立，目標是培養具備本土關懷及國際視野的臺灣文史人才及優良師資。目前有5名專任教師及多位知名兼任教師。平均每年收15位台灣學生以及數名外籍生，外籍生以日本學生居多。目前共有50名左右在學學生。
國際交流
本所與多所國外大學訂有交流協訂。最受同學歡迎的是每年與日本山形大學的交流。寒假期間臺灣同學赴日本東北的山形大學，學習日本歷史、文化、街頭參訪、滑雪體驗。暑假則在臺灣接待山大同學。與廣島大學，有每年暑假的密集課程，也可以修習雙聯學位。其他也有歐美各國半年或一年的交換活動，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管道。
課程及活動特色
好吃、好玩、各式各樣豐富的課程內容，閱讀史料、歷史思辨、有效表達，進得了檔案館出得了田野，還能寫出得奬論文。課外辦理各種演講及學術研討會，把全世界重要臺灣史研究者請到教室。
如何入學
1.甄試入學：每年約9月報名，11月面試，準備研究計畫。通過者可提早於2月入學。
2.筆試入學：每年約12月報名，3月筆試，提供考試參考書目。
如何畢業
修畢規定的課程及參加學術活動外，須完成碩士論文。碩士畢業論文有多元選擇，可以撰寫學術論文，約3-6萬字。也可以用紀錄片、歷史小說、教案設計策展等多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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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日治時期資生堂藥舖在臺灣的企業經營(2023) 松田宜慧; Yoshie Matsuda資生堂藥舖（以下行文成為臺北資生堂）於明治30年（1897）臺北城內開業。創業者中田銀三郎（1865-1908）為藥種商，開業當時的營業項目為藥材、醫療器材及成藥的批發及零售。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的衛生改革以撲滅鼠疫及霍亂為優先，尚未進行全面性的瘧疾防治工作。中田銀三郎從日本邀請藥劑師來臺灣，開設「藥局」，以開發符合臺灣現地需求的藥。明治35年（1902）臺北資生堂出售治療瘧疾的自家產品「寒熱丸」。寒熱丸系列產品成為臺北資生堂的代名詞。進入1910年代，臺灣藥品相關法規經過多次修訂。第二代中田銀三郎（1893-1914，創業者中田銀三郎的兒子）為藥劑師，他繼承家業後，臺北資生堂開始將營業的中心從成藥的販賣轉移向醫療院所及醫藥相關業者販賣的藥品。第二代銀三郎與父親皆為臺灣醫學會及臺北藥業組合的會員，這些組織的活動幫助臺北資生堂建立經營的基礎。其後中田堅（1872-1943，創業者的妻子，第二代銀三郎的母親）繼承家業，經營商店將近三十年。中田堅於大正12年（1923）將公司株式會社化及成為臺灣總督府專賣產品「赤十字葡萄酒」代理人。葡萄酒的代理可以保證穩定的收入的同時，進入1930年代臺北資生堂在經營上開始受大型藥品廠商鹽野義商店的影響。中田堅在史料中經常被描述「女中豪傑」，在藥業界擔任各種組織的幹部。臺北資生堂在產業界建立的網絡可說是基於他們從第一代銀三郎經營時期所積累的技術與知識。雖然臺北資生堂公司規模不大，但是他們在藥品產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醫療資源缺的狀況下，他們提供成藥的選擇。到日本統治時期結束為止，他們一直雇用藥劑師，得知他們重視品質及技術的情況。他們也從事政府相關行業。從臺北資生堂的企業活動可以了解，日治時期中小型業者如何在臺灣經營公司，以及一個日本人家族來臺灣的家族歷史。Item 李源棧與戰後臺灣政治社會發展—以省議會建言為中心(2023) 許晁語; Hsu, Chao-Yu「照夜白」、「五虎將」和「五龍一鳳」等語彙，為戰後民間人士、報章媒體，用於形容李源棧的稱呼。作為一名橫跨戰爭前、後兩時期的知識份子，早年接受商學、醫學教育訓練，並以醫師身分，先後投入地方執業、海軍接收工作，逐步在左營、楠梓兩地，建立起社會聲望與人際網絡。而自1953年出任第二屆高雄市議員，至1968年結束第三屆臺灣省議員，李氏常以「無黨無派」身分自居，此者，不僅有利於爭取反國民黨選民支持，亦能提供彈性政治活動空間。諸如自1957年起，他運用該名分參與中國民主黨籌組運動，並以「選舉舞弊」和「公眾利益」作為出發點，歷經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選舉改進座談會等階段，務求透過「體制內改革」模式，穩健追求臺灣民主化發展。至於議政部分，本篇論文分成三個範疇，即「憲政與民主發展、人權議題、地方與社會發展」。首先，關於憲政民主，涵蓋地方自治、民意代表兩小節。前者，從法制與實務面向，依序探討《省縣自治通則》、省長民選之爭取，乃至公務人員違法助選、買票、選監制度失衡等選舉舞弊之改進；後者，經由地方和中央角度，分別述及言論免責權、終身職爭議兩項課題，並檢視李源棧依著法制、現實層面，爭取發言保障和革新體制缺失。其次，對於人權議題，先就「人身自由與安全」，思考流氓取締、執法不當問題，從而推敲警察對民眾造成的人權侵害，乃為李氏特別關注。接著，延伸至司法救濟、新聞出版領域，理解李氏爭取陪審制度、冤獄賠償、人格尊嚴落實，同時，亦曾請求政府尊重媒體對省議員報導，避免出現行政獨斷局面。最後，轉向地方社會視角，循序探究宵禁政策、蓮池潭回收案，以及唐榮鐵工廠、高雄硫酸錏公司等省營企業監督，突顯李氏對高雄在地發展的關懷；再者，回到衛生議題，說明李氏面對密醫、偽藥弊端，甚至浮濫藥商廣告，表達嚴格禁止與有效管理立場。整體而言，李源棧於其從政生涯，雖受外界稱為「五龍一鳳」，並藉著「無黨無派」身分，以及底層勞工形成「群眾基礎」，數度自競選中脫穎而出，但因「逝世時間甚早、政壇後繼無人、缺乏非政治性建樹」，加上無法跳出省議員框架，使得後續影響力，伴隨知名度不足而漸次降低。至於議政方面，根據提案和質詢統計，可知「民生事務」為李氏長期性關注，同時，觀諸建設、交通、農林等議題，也可清楚看見，不少內容常連結至「高雄地區」，充分顯現其身後的地域色彩。然而，即便他在議場表現積極，也只能看作是職權履行一環，又因不少省政提案與其他反對菁英有所重疊，使得李氏在該情況下，不利於強化自身政治建樹。綜合前述各項原委，加上欠缺日治抗爭經驗、戰後地方首長歷練等條件，讓李氏同餘下「五龍一鳳」相比，不易留有顯著名聲。但是，論其建言部分，諸如引進陪審制、批判環境污染等，不但有其劃時代色彩，更在突顯自身獨特性之餘，讓身為反對人士的他，依然對時下社會產生影響力。Item 農民的抉擇—人工或機械（1970–2021）(2023) 陳爰南; Chen, Yuan-Nan本文以1970年代政府推行的農業機械化政策切入，探討影響農民作物選擇的主要因素。雲林縣作為農業大縣，農戶人口比例不僅為全臺最高，也是稻米、蔬菜、玉米、甘藷等作物的重要產區。在農業機械化政策的推動下，作物生產方式、農民就業結構和農村經濟發展都發生變革。 耕耘機的普及和地下水開發計畫的展開，使雲林縣的農業發展出現明顯變化。過去因缺乏水源只能種植旱作的區域，隨著地下水使用技術的成熟，得以從事第一期稻作的種植，同時也帶動了蔬菜產業的快速成長。蔬菜產業機械化程度低，農民選擇付出大量勞力成本種植的主要原因在於其經濟收益較高，但日益高漲的工資卻又吞蝕掉他們的實際所得。 若農民從事機械化耕種，既可解決缺工勞力不足的狀況，又可面對人力老化的問題，加上政府的農業機械化政策推廣代耕制度，讓擁有農業機械的農民可以透過代耕降低農業機械的購買成本，工作收入不再受農產品市場價格波動影響。但機械化程度最高的稻作，利潤卻最低，加上日益增高的農業機械成本，因此農民不斷面臨從事勞力密集或機械化耕種的困境。農民們根據自身的年齡、經營規模、政府政策等不同因素，做出自己的選擇。 在種種因素的限制下，臺灣的農業機械化對農民的經營影響並非全面樂觀。然而近年來青年的返鄉也為傳統的農村社會發展帶來新契機，包括勞力密集作物的機械化作業突破、農作物生產與銷售方式的創新，為臺灣農業帶來多元和永續的發展方向。Item 福爾摩沙的「健行」：清法戰爭期間法國軍官薩勒影像之研究(2022) 黃㵾任; Huang, Ching-Jen薩勒（André Salles）是清法戰爭期間攻臺的法國軍官，在臺拍攝四十五張照片，留下許多戰火以外的人文地景記錄，展示出與其他十九世紀晚期來臺的外國人不同的面向。日後，他也成為了東南亞紀實攝影的先驅。身為海軍的薩勒，因喜歡爬山與攝影，故在清法戰爭期間拍攝的照片包含從海上軍艦視角所拍攝臺灣北部海岸線、法軍戰爭期間的日常，以及當地人的生活形貌與和法軍的互動。相對於過往外國人拍攝的臺灣影像，薩勒的影像更多了他個人對於自身知識實踐與反省的意義。這個自我實踐的意義，正好能說明帝國主義所蘊含的矛盾與複雜性。基於這點，本研究透過薩勒拍攝的照片、底片筆記，以及他在法國山岳俱樂部（Club Alpin Français）刊物發表的文章，說明他在戰爭期間的經歷與想法，並分析這些影像背後的歷史意義。Item 臺灣中醫藥「轉骨」概念與劑型之發展(2023) 葉人鳳; Yeh, Jen-Feng「轉骨」是臺灣的特有經驗，一般指兒童成長到大人的這段過程，以最明顯的身高變化取其意為轉骨。這樣的特有文化，從無到有發展出其理論及方劑，劑型也隨時代有所改變。本研究即是梳理「轉骨」百年來的史料文獻，試圖歸納整理出一條臺灣轉骨發展史。轉骨於日治時期仍停留在概念性，資料既零散又隱密，並無完整的理論，加上社會環境貧脊，以簡單滋養物和民間草藥為轉骨的大宗。到戰後名詞的明確化、飲食的明確化、醫學的明確化等等多項因素才促使轉骨被形塑成明確的需求。回歸其本質仍然是中醫藥，倘若要求有療效的轉骨，中醫學的診斷與治療較實際是「食品」的保健食品來得專業有效，再搭配生活作息、均衡飲食、規律運動方能達成轉骨長高的目標。「轉骨方」劑型的發展對應臺灣戰後經濟、社會、醫學、生物科技等等的變化。經濟改善生活品質，使社會逐漸淡忘民間草藥的妙用，水藥雖速效但耗時煎煮，濃縮製劑的簡便性脫穎而出。中醫藥進一步科學化，取得社會大眾的信任，從而保證小兒轉骨的需求和供給。Item 郭雨新政治生涯起落與形象變遷(2023) 傅弘; Fu, Hung本論文旨在深入研究戰後臺灣政治人物郭雨新，在過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利用《自治》半月刊等相關政論刊物以及近年出土的法務部調查局、國安局在內的政府檔案對郭雨新的政治生涯及形象變遷進行研究。郭雨新在1950年代開始在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並以「省議會小鋼炮」的稱號聞名，隨著時代的演進和政治環境的變化，他的政治地位和形象也進一步提升，成為「省議會五虎將」、「五龍一鳳」，使他躋身於當時在野黨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並以對政策和社會不公的批評聞名。然而，隨著1970年代政治環境改變，以及1975年立委選舉的失敗，讓郭雨新逐漸從臺灣政治舞台上淡出，不過在1980年代黨外運動的發展下，郭雨新的政治角色和形象也慢慢轉變，成為「民主前輩」，這樣的形象在逝世後逐漸被尊稱為「黨外祖師爺」。這些形象轉變反映了郭雨新在臺灣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角色的變化，郭雨新政治生涯各階段的形象，不僅代表了他個人政治生涯的發展和變化，也象徵了不同時期臺灣政治的風貌和觀念，透過對這些變化的研究，可以更深入了解郭雨新的政治生涯和他對戰後臺灣政治的影響，並從不一樣的角度理解戰後臺灣民主政治的變遷。Item 從霄裡營盤古墓到褒忠義民廟的歷史研究(2023) 胡以蓁; Hu, Yi-chen霄裡褒忠義民廟位於今桃園市八德區霄裡營盤一帶，又稱為營盤古墓，今 日墓後立有二墓碑，碑上分別註記為「乾隆五十三年(1788)立」以及「昭和 壬申年(1932)修」。從立碑時間與今日廟宇名稱來看，雖與枋寮褒忠義民廟 相似，但根據史料所載，此處應為清代軍營所駐紮的「營盤地」，而古墓為營 盤地所留下的無名墓塚，與林爽文事件後的義民爺信仰並無關聯，以致於現有 義民爺信仰的相關研究，皆未討論此一義民廟的建立。本研究認為霄裡褒忠義民廟原本雖僅為義塚，但其演變為義民廟的過程， 實質上涉及清代營汛與土地開發的變化。因此，本研究透過清代方志與日治時 期的土地資料，重新梳理從營汛、營盤田到營盤古墓的歷史脈絡，說明清代營 汛與地方社會的發展。同時，本研究依據墓塚土地權利的轉移過程，說明此一 墓塚如何在日治時期轉換成義民信仰，日後又成為義民廟的歷史過程。換言之， 今日霄裡褒忠義民廟的建立，實質上涉及清代營盤田的轉變以及義民信仰對於 地方社會帶來的影響。Item 歷史與教學的相互應用--以北投水道為例(2023) 陳知臨; Chen, Chi-Lin北投水道為日治時期明治44年（1911年）所完成的水道，屬於小規模的地方型水道，主要提供北投區域的民眾以及來到泡湯客乾淨飲用水，對照臺灣眾多的水道設施，北投水道是唯一一條考量到觀光需求所建設的水道，並且，在水道的路線之中，通過衛戍醫院北投分院、北投療養所、溫泉旅館區域以及傳統的漢人市街，更在竣工之後，於水道線路上建設北投公園、北投公共浴場、兒童樂園等等，開啟北投成為觀光路線的重要基礎設施，直到現今西元2023年，依然為北投的民眾提供乾淨的飲用水。本論文為多元實務報告，以北投水道為主題，發展國小階段在地化課程。在地化課程主要運用社區的資源，配合學生的生活經驗，探究學校或社區周遭的文化發展，而北投水道正好符合學生的用水經驗，位置也在學校的周遭，更能利用水道的路線，串聯北投發展的眾多歷史建築。因此，本論文為了更有效地發展課程，首先梳理北投水道的歷史發展脈絡，再配合國小階段的社會課程內容，設計一套北投水道的課程，帶領台北市北投區國小六年級的學生進行教室內的課程、戶外實地踏查。最後，藉由問卷、訪談等方式，了解學生對於課程實施的成效以及同儕教師進行課程之後的感想，發展出可複製的水資源在地化課程的教學模組，推廣至臺灣的不同學校。Item 艋南義路：清代臺北盆地南緣道路修築與交通網絡(2023) 林昀叡; Lin, Yun-Jui「艋南義路」是清代臺北士紳捐資修築的道路，路線約是由今日萬華區出發，行經中正區，最終抵達文山區公館一帶的道路，總長約有5.76公里。士紳們於修築後立碑說明，並將此路稱之為「艋南義路」。本文將以「艋南義路」為主題，說明這條道路對於清代臺北地區的意義。「建造艋南義路碑記」這座石碑是學界尚未廣泛使用的新史料，其所記載的修建原因、道路規格、使用者、捐款者等等，提供我們充分的資訊，得以「重現」清代道路的大略樣貌。因此，希望本文聚焦在「艋南義路」的研究，可以在了解陸路交通網絡形成的同時，也有機會能讓大眾對清代臺北歷史呈現更多元的想像。道路因行走人群、交通工具的不同，可以細分為官道、牛路及車路，這些道路普遍存在於清代臺灣各處，在這之中稱為「義路」者只有大甲「東門義路」及臺北「艋南義路」二處。藉由考證全臺唯二「義路」的形制、地點、修築的原因，了解「義路」有別於一般道路的特別之處，並嘗試描繪出「艋南義路」的實際路線。「建造艋南義路碑記」所記載的捐款者提供了線索，讓我們可以知道究竟是誰需要使用這條道路，分析這些捐款者的身份，並探究他們之所以捐錢修路的動機，特別是這是一條「赴艋」的道路，艋舺作為北臺第一大市街，「赴艋經商」成為使用「艋南義路」最主要的動機，同時也是艋舺商人的商品流通管道，在「艋南義路」周邊幾乎沒有土地的板橋林家，捐獻修路則與瑠公圳的經營有關。「艋南義路」及其延伸所構築而成的陸路交通網絡，在土地拓墾、商貿活動、軍事部署、輪祀信仰行為等各方面都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並構築起別具特色的地方社會樣貌。在軍事部分，本文注意到這條道路雖由民間出資整建，卻對於官方的營汛佈署、聯繫帶來影響，清代艋舺營與拳頭母山的往來，即經由此路。在商貿部分，本文發現台北淺山地區的經濟物資，如茶葉、大菁等皆透過此路運輸，成為艋舺對外輸出的商品。在信仰與人群的部份，道路更是連結特定信仰網絡與人群的關鍵。例如，景美高姓族人即於「艋南義路」的交通網路下，建立「保儀尊王」信仰的輪祀體系。透過上述三個層面的討論，無疑陸路交通實為清代臺北地區社會發展的關鍵線索。Item 臺灣監獄島：特殊分子考管制度的建置及運作（1950 - 1990s）(2023) 張尹嚴; Chang, Yin-Yen近年來，情治體系的研究成果豐碩，然而普遍被稱為「政治犯監控」的特殊分子考管制度，影響政治犯生活甚鉅，卻少有相關討論。本文透過分析官方檔案及口述歷史，梳理特殊分子考管制度的建置與運作情況，探究情治機關、基層執法者以及特殊份子三者間的互動關係，以此說明國家權力滲透基層社會的過程及其阻礙，以及威權體制下的受監控者如何應對國家暴力的侵害。本文從制度、體制及行動者三種面向進行分析。國民黨政府為了防止已現身的國家敵人再度犯案，自1950年起陸續將「自首分子」、「新生分子」、「特殊家屬」及「登記分子」劃定為監控對象，在1963年時合稱為「特殊分子」，並利用監視控制、輔導教化等手段，進行收編或鎮壓。警備總部透過理性的制度規劃與統計分析，計算著監控人數、強化情治分工能力，嘗試國家權力延伸至基層社會，也確立了考管體系的運作。然而，考管工作的執行情形卻不如情治單位所預期。在敵體化社會氛圍下，為維持鎮壓的正當性，國家必須鞏固敵人的狡詐形象，卻也因此陷於執法上的矛盾，加劇對國家安全的需求。情治單位間組織理性的衝突，也使得考管工作不斷出現偏失。在有限的執法資源下，龐大的業務需求導致執法者在執行業務時多感困難，也難以換取民間社會的協力。上級機關僅能將業務壓力轉嫁給執法者，最終造成執法者的失序、教化與監視效果不彰。基層執法者由於業務繁重，常利用上級難以直接監督的特性，透過怠惰、虛應等方式應付考管工作，更有人利用逼迫特殊分子失業或遷居推卸監控責任，因而加深國家暴力的侵害；特殊分子則常利用日常抵抗的形式應付執法者監視，利用欺瞞、交涉或甚至衝撞界線等方式，爭取更多的生存空間，並且團結彼此，奠定解嚴前後政治受難者團體紛起的社會基礎，顯示受難者未屈服於威權統治。在考管成效的評估上，情治單位僅能勉強達成人身動態與表面活動的監控，而轉變思想或吸收運用則有所侷限。不過在執法者頻繁濫權執法下，同時製造著恐懼的氛圍，反倒因此實現預防再犯的效果。這也解釋了為何「情治體系認為監控不如預期，受難者卻認為監控無所不在」的現象。考管制度於1970年代末，受美國人權外交政策與臺灣國內民主運動影響，執法手段日趨緩和。然而，執法密度卻也更為嚴密。直至威權統治接近尾聲之際，情治機關仍希望延續考管制度，顯示著並未放棄對於特殊分子的監控，甚至政黨輪替前仍有相關監控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