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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高砂麥酒株式會社的成立與資本組成(2024) 盧宥辰; Lu, Yu-Chen本文以日治時期臺灣島內唯一一家麥酒會社「高砂麥酒株式會社的成立」為研究主題，透過分析該社創立前的日本麥酒產業、臺灣麥酒輸出入與市場情形、會社發起人安部幸之助的背景和該社「設立趣意書」之內容，探討該社高砂麥酒株式會社創立背景，以及創立該社的資本家所考量的因素與動機。此外，也藉由分析高砂麥酒會社的資本組成，來看到一戰景氣時期的臺灣，在日日資、在臺日資、臺人資本間的關係網絡與合作情形，呈現不同於過去以研究單一資本為主的討論。透過本文可知，高砂麥酒會社成立與殖民地與母國之間法律、地緣差異，以及一戰下世界經濟局勢的密切關係。該社的成立背景正因為臺灣與日本內地麥酒稅收、政策的差異，以及運輸成本的原因，使得在臺灣生產麥酒成本較日本內地還低，一戰下日本產商品脫離舶來品威脅，並趁勢填入西方忙於一戰所留下亞洲市場的空虛，也帶給日本產麥酒一個新的輸出市場（南支、南洋）。成立高砂麥酒的資本家正是藉由制度、環境等差異中，找出一個得以操作的空間，壓低生產成本從而獲得優勢與利益。除了一戰景氣會社創立熱潮與大量流入投資市場的資本額外，高砂麥酒會社「大資本」、「以南支和南洋為出口目標」與「島內首家麥酒釀造場」的特性也是影響投資者意願之因素。在高砂麥酒會社的資本組成方面，筆者藉由分析整理會社各取締役、監察役成員的背景與過去擔任重役的投資經歷，來檢視高砂麥酒資本來源與資本間的關係網絡。並觀察到其資本組成來源主要是由以一戰景氣前便在臺活動之，日本非財閥製糖業資本集結，在一戰景氣累積資本後，向其他產業多角化投資所成立的會社。Item 高雄酒吧業與地方發展(2024) 張佑豪; Chang, Yu-Hao高雄酒吧街從1950年代開始在高雄港周邊逐漸興起，形成以七賢三路為中心，連帶聚集於周邊巷道的蓬勃景象。形成的原因主要來自於美軍駐臺，組成的族群亦隨著不同時代而有所差異。最初是以外省人為主，由於過去美軍駐紮於山東、上海進而產生酒吧文化，這些人來到臺灣後便將酒吧文化移植到臺灣來，隨後本省人、原住民更陸續加入酒吧行業。高雄酒吧街的多元文化，不僅反映在業者及從業人員等層面，光臨酒吧的顧客也是如此，像是駐紮在當地的美軍、外國商船等，他們所帶來的外國文化也為整個地方社會帶來不少衝擊。當美軍來到高雄鹽埕，透過酒吧直接間接的將美金的效益流入地方社會，創造蓬勃的美軍經濟。各行各業都受到美金的影響，包括酒吧本身、銀樓、照相館、三輪車等等，這些行業受到美金挹注，再投入到其他行業當中，使得鹽埕區的居民都能獲得美金效益，創造高雄早期發展榮景。在美軍離開後，酒吧業走向沒落，卻也因轉向經營商船生意而暫時存活一陣子。本研究即在探討酒吧街的形成與發展脈絡，運用報紙史料、口述歷史、政府檔案等民間與官方的史料去探討高雄酒吧街的發展，嘗試了解高雄酒吧街發展對於人們的影響及其在地方上所扮演的角色，深入研究高雄酒吧街蓬勃發展的原因。Item 戰後臺灣出版之西式餐點食譜書的發展（1945-1990年代）(2024) 許茹茵; Hsu, Ju-Yin在現代臺灣人的日常飲食中，充斥著各式各樣的西式餐點。根據臺北市衛生局2019年的調查，臺北市民最常購買的早餐前兩名均是西式的食物。速食店、牛排館等西式餐廳林立在臺灣的大街小巷。中菜西烹、中西兼具的料理也時有所聞。西式餐點的普及不單單只展現在店家的數量上。本研究統整「1945-1990年代臺灣出版之西式餐點食譜書書目」，以戰後臺灣出版且收錄西式餐點食譜之食譜書作為主要的研究資料，並與西式餐點從業人員的訪談和相關文獻進行交互驗證。本研究發現，1945年至1990年代出版的食譜書數量在不同時期具有顯著的差異，且出版目的也從戰後初期的「為宣傳中華文化」，到1960年代中期除了「為了配合國家政策」而出現的教科書式食譜書，坊間也開始有內容更為豐富、裝訂更為精美的食譜書，反映大眾逐漸對烹製西式餐點產生需求；1980年代之後，西式餐點食譜書不僅出版量大幅增加，出版社也開始針對該時期民眾的需求而規劃不同主題的食譜書，內容也變得更加多元，顯示西式餐點逐漸普及。食譜書數量的增加代表著臺灣社會對於西式餐點烹飪需求提高，再加上食譜書類型及餐點區分界線逐漸模糊，「中式」、「西式」不再是主要的分類依據，顯示西式餐點在一定程度上已深入到臺灣大眾的日常飲食中。Item 移民點心臺灣化：戰後臺北的福州糕點族裔經濟發展(2024) 陳世偉; Chen, Shih-Wei臺灣各處都有福州人的活動紀錄，許多臺灣人熟知的飲食也宣稱有著福州根源，但始終缺少脈絡可循。本文以二戰後的「福州」試圖開啟討論的可能性：首先梳理在臺灣福州人的歷史脈絡、說明福州－臺灣的人物流動關係，再透過二戰後在臺北興起的福州移民糕點業，實際討論福州糕點70餘年間的本土化過程。本文論述一批戰後福州移民，因延續戰前移民的習慣而組成糕點族裔經濟，生活環境接近本土市街，是標準的「三把刀」以及「非典型的外省人」群體。1960年代左右，當面臨經濟困境時，福州糕點業運用勞保工會制度維護群體利益，進一步強化了族裔經濟。但從1980年代開始，福州糕點業遭遇人力老化問題而衰退，於是在本土化政策下進行轉型，並逐漸被認為是「台灣美食」的一員。整體而言，這段族裔經濟形成、強化、消解的過程，說明移民脈絡影響了族裔經濟的發展方向；而在移民店家謀生優先的選擇下，本就模糊的移民食物、人群的邊界也持續崩解，最終本土化論述取代了道地論述的位置，使移民、飲食成為了台灣。Item 湯德章的紀念歷史（1987-2024）(2024) 吳岳修; Wu, Yueh-Hsiu二二八事件在長期的威權統治之下，屬於禁忌的話題。直到1987年解嚴前後，社會氛圍逐漸開放，許多有志之士挺身為二二八事件平反，取得許多成果。在這之中，台南市的受難者湯德章得到的關注之大，特別引人注目。從1987年至2024年，相關紀念已經累計有以下的形式：出版品、電影、紀念公園、塑像、紀念日、故居暨紀念館、導覽路線、紀念道路。 湯德章的紀念大抵發生在「台南市」這個行政區內，具有相當程度的在地性，也跟市政府的施政息息相關。因此本研究挑選其中的「紀念公園與塑像」、「故居與紀念館」、「紀念日與街道」為研究對象，時間範圍涵蓋1987年至2024年。運用台南市政府、台南市議會等單位的資料，嘗試分析這些紀念形式的緣起、過程及彼此之間的關聯性，不同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係，進而理解湯德章受到紀念的原因及意義。 本研究發現，台南市繼二二八紀念碑之後，1998年特別為湯德章設置紀念公園和塑像，象徵湯德章在台南市民記憶中的重要性。2012年的故居遭遇拆除危機能夠及時反應，歸功於在地文史工作者對湯德章歷史的長期關注。湯德章的紀念自故居保存後逐漸發酵，在2020年群眾募資的時候達到高峰，最後形成集眾多紀念形式於一身的情況。 這些紀念或移除之所以順利推行，除了民間對於在地文史、轉型正義的關注，也有賴於市議會、市政府的支持，制定相關法源依據才得以實現。然而，本研究也觀察到台南市政府在一些嚴肅議題上的妥協或迴避行為，例如：以「正義與勇氣」而不以「湯德章」來命名紀念日、在孫文銅像被民間團體拉倒後的湯德章紀念公園設置公共藝術、中正路更名湯德章大道遲遲未有成果。 本研究認為，湯德章身為台日混血兒，經歷日本殖民與戰後二二八事件，他所承載的歷史、他的選擇和遭遇，激起許多人為台灣奮鬥的能量。湯德章的紀念形式漸漸豐富，顯示二二八事件與湯德章的歷史，被用以否定威權統治以及犯下這些歷史過錯的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也有人用以抵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攻武嚇。湯德章的英雄、烈士形象，不光來自於二二八事件時的事蹟，包含他的律師這一身分，也跟維護正義、民主、人權、自由等正向價值連繫在一起。因此紀念湯德章除了能夠反省、批判過往的不義，更有正向的意義存在。Item 1910年代臺灣銀行對中國廣東省放款之研究(2024) 黃彥傑; Huang, Yen-Chieh日治時期成立之臺灣銀行，為日本帝國在臺灣擔負了發行島內貨幣、低利貸款、為基礎建設提供資金等作用。除此之外，臺灣銀行設立初期亦擔負開拓南方中國、開拓南洋之使命。對臺灣銀行而言，海外開拓工作亦是十分重要的一環。本文以臺灣銀行西元1910年代對於南方中國的海外擴張為研究主題。藉由梳理台灣銀行與清國政府交涉的脈絡，以及對於廣東省水泥廠興建案的借款，說明臺灣銀行如何透過政治放款促進中日的外交關係。本文第一章為緒論，旨在說明研究緣起、問題意識、近代日中經濟史的研究、各章節所探討之問題。第二章〈日本與清國的借款與辛亥革命後的動向〉主要探討近代日本在中國的發展，以及梳理近代列強對中國的放款與定義，並探討臺灣銀行在中國的設立歷史，以及臺灣銀行於辛亥革命前對廣東省兩次共計160萬日圓之放款對臺灣銀行與廣東省的影響。第三章〈辛亥革命的爆發：圍繞政治與經濟的還款與主權承認問題〉則是討論辛亥革命爆發後，臺灣銀行與外務省的交涉過程，以及究竟應該由北京的清國政府，還是由南方的軍政府承擔還款事宜。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旋即同意廣東省政府還款的構想。第四章〈廣東水泥廠的借款始末：日治時期臺灣銀行自身單筆最大之放款〉則討論中國在20世紀開啟民族工業後，因資金與技術的不足，必須透過外國之力方能獲得成功。臺灣銀行最初不願意放款，但是在日本國內政治走向對中親善，以及新任廣東支店長小笠原三九郎的個人意見之下，最終作出對中國大量放款的決定。此一決定亦造成日後款項無法回收的窘境。第五章為結論，旨在說明臺灣銀行對中國地方政府放款的歷史意義，以及中國地方政府在追求民族工業的同時，亦無法完全脫離外國資本的矛盾處境。Item 外人所見的福爾摩沙戰後之初社會現象，1945-1947(2024) 許慧蘭; Hsu, Hui-Lan本論文結合宏觀與微觀視角，由外與由內雙向切入觀察台灣戰後之初（1945.8-1947）的社會現象，尤重民生經濟的演變。宏觀層面提出預示性的「前置條件」概念，微觀層面運用「小歷史」方法。 「前置條件」關注歷史的連續性，凸顯焦點時空的所以然取決於外在於該時空的先行時代背景；「小歷史」方法實作主要藉由戰後之初在台外國人的經驗紀錄來情境化那個時空當中具體細微的歷史事實和過程。 本研究第二章嘗試宏觀掌握制約戰後福爾摩沙地緣政治位置與內部社政經條件的歷史脈絡，包括例如二〇 年代中期到 1947 年的中國內政、援蔣關説集團在美國的運作、麥卡錫主義的影響、「美國版世界和平」構想與「共產巨擘」神話的對峙等。這些重層脈絡的交織，清楚預示了戰後福爾摩沙的權力關係結構及由此而來的政經趨勢及後果。 第三至第八章依外人的背景、來台動機分類，他們大多現場參與或見證戰後之初福爾摩沙的社會過程。筆者逐章介紹這些個人和組織的背景、在台扮演的角色及分別帶來的影響以外，尤其關注他們留下的文字記錄——包括陳述、所持立場及詮釋框架，此外另一個用意是紀念這些在福爾摩沙（人）最孤立的時刻同理其遭遇的外來友人，因為除了被國民黨當局污名化的葛超智以外，台灣戰後史幾乎無視他們的存在。 本論文借重戰後長期被圍堵或忽略的另類資料——戰後之初在台外國人筆下的動態小歷史——來評量黨國版台灣史之「製造性」。分析架構以世界史和小歷史為座標，首先將台灣史置回世界史地平線，揭示中、美兩國各別的內政以及美中蘇三向地緣政治如何影響台灣戰後史，畢竟真正關注台灣史的人都多少知覺，關乎台灣及其人民福祉的重大決定通常不由她（們）自決、而是任遠端的強權行動體定案。Item 白色恐怖中的非政治罪名案件─以陳翠玉被控案為例(2024) 許琇婷; Hsu, Hsiu-Ting近年來，因為政治檔案的開放，使白色恐怖案件的研究成果豐富，然而目前研究的白色恐怖案件大多屬於政治罪名的類型，如外患罪、叛亂罪、匪諜罪等。同樣曾對人民帶來影響的「非政治罪名案件」的迫害，卻鮮少討論。「非政治罪名案件」是指被告雖然以非政治罪名被判罪，但從起訴、審理至判決的過程，卻都帶有政治意義者，而這樣的案件在威權時期並非特例。本文分析歷史上較為著名的非政治罪名案件後，歸納出如下特點：一、通常以公訴罪名起訴，如貪污、偽造文書、圖利他人等，讓司法體系或調查局介入調查。二、挾帶人事異動，常透過免職等手法將受害者排除於原有組織之外，達到整頓或接管組織的目的。三、同時進行輿論操作，影響受害者名聲、地位。 本文所討論的陳翠玉便曾遭遇「非政治罪名案件」的影響。出生於日治時期彰化的陳翠玉，在彰化女高畢業後即赴日本東京聖路加女子專門學校（St Luke‘s College of Nursing）學習公共衛生與護理專業，並取得護士資格。自一九四一年返臺擔任臺北保健館的公衛護士後，便投身臺灣護理界，推動護理專業與護理教育的發展。此後還曾任職於民政處衛生局、臺北醫院護理部，同時協助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WHO以及美援會在臺的護理改革。一九四九年，就任臺大醫院護理部主任，隔年任臺大醫院附設高級護理職業學校（簡稱臺大護校）校長，並著手推動台大護理系成立。然而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陳翠玉兩度遭密函檢舉違不是任教師，並控以貪污瀆職罪，最終雖於司法審判中獲判無罪，但陳翠玉亦已萌生去意，自此離開臺灣護理界，轉而以「Stella Landauer」的名字，投身泛美衛生組織（PAHO）在中南美洲的護理建設工作。 本文分析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陳翠玉二度被密函檢舉為不適任教師時所留下的政治檔案、情治機關調查報告及時人口述、新聞等資料發現：陳翠玉除了表面上來自校園內的檢舉外，更重要的是有來自於黨部的監控意見，以及輿論攻擊的操作。證實了自一九五○年代中國國民黨完成政黨改造後，確實高度滲透並掌控臺灣社會。這導致恐怖統治，不僅是以政治罪名案件的型態出現。威權體制之下，意識形態一元化，只要思想或行動與該意識形態相左，都可能遭到權益上的侵害，而非政治罪名的控訴便成為常用的手法。Item 日治時期資生堂藥舖在臺灣的企業經營(2023) 松田宜慧; Yoshie Matsuda資生堂藥舖（以下行文成為臺北資生堂）於明治30年（1897）臺北城內開業。創業者中田銀三郎（1865-1908）為藥種商，開業當時的營業項目為藥材、醫療器材及成藥的批發及零售。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的衛生改革以撲滅鼠疫及霍亂為優先，尚未進行全面性的瘧疾防治工作。中田銀三郎從日本邀請藥劑師來臺灣，開設「藥局」，以開發符合臺灣現地需求的藥。明治35年（1902）臺北資生堂出售治療瘧疾的自家產品「寒熱丸」。寒熱丸系列產品成為臺北資生堂的代名詞。進入1910年代，臺灣藥品相關法規經過多次修訂。第二代中田銀三郎（1893-1914，創業者中田銀三郎的兒子）為藥劑師，他繼承家業後，臺北資生堂開始將營業的中心從成藥的販賣轉移向醫療院所及醫藥相關業者販賣的藥品。第二代銀三郎與父親皆為臺灣醫學會及臺北藥業組合的會員，這些組織的活動幫助臺北資生堂建立經營的基礎。其後中田堅（1872-1943，創業者的妻子，第二代銀三郎的母親）繼承家業，經營商店將近三十年。中田堅於大正12年（1923）將公司株式會社化及成為臺灣總督府專賣產品「赤十字葡萄酒」代理人。葡萄酒的代理可以保證穩定的收入的同時，進入1930年代臺北資生堂在經營上開始受大型藥品廠商鹽野義商店的影響。中田堅在史料中經常被描述「女中豪傑」，在藥業界擔任各種組織的幹部。臺北資生堂在產業界建立的網絡可說是基於他們從第一代銀三郎經營時期所積累的技術與知識。雖然臺北資生堂公司規模不大，但是他們在藥品產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醫療資源缺的狀況下，他們提供成藥的選擇。到日本統治時期結束為止，他們一直雇用藥劑師，得知他們重視品質及技術的情況。他們也從事政府相關行業。從臺北資生堂的企業活動可以了解，日治時期中小型業者如何在臺灣經營公司，以及一個日本人家族來臺灣的家族歷史。Item 李源棧與戰後臺灣政治社會發展—以省議會建言為中心(2023) 許晁語; Hsu, Chao-Yu「照夜白」、「五虎將」和「五龍一鳳」等語彙，為戰後民間人士、報章媒體，用於形容李源棧的稱呼。作為一名橫跨戰爭前、後兩時期的知識份子，早年接受商學、醫學教育訓練，並以醫師身分，先後投入地方執業、海軍接收工作，逐步在左營、楠梓兩地，建立起社會聲望與人際網絡。而自1953年出任第二屆高雄市議員，至1968年結束第三屆臺灣省議員，李氏常以「無黨無派」身分自居，此者，不僅有利於爭取反國民黨選民支持，亦能提供彈性政治活動空間。諸如自1957年起，他運用該名分參與中國民主黨籌組運動，並以「選舉舞弊」和「公眾利益」作為出發點，歷經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選舉改進座談會等階段，務求透過「體制內改革」模式，穩健追求臺灣民主化發展。至於議政部分，本篇論文分成三個範疇，即「憲政與民主發展、人權議題、地方與社會發展」。首先，關於憲政民主，涵蓋地方自治、民意代表兩小節。前者，從法制與實務面向，依序探討《省縣自治通則》、省長民選之爭取，乃至公務人員違法助選、買票、選監制度失衡等選舉舞弊之改進；後者，經由地方和中央角度，分別述及言論免責權、終身職爭議兩項課題，並檢視李源棧依著法制、現實層面，爭取發言保障和革新體制缺失。其次，對於人權議題，先就「人身自由與安全」，思考流氓取締、執法不當問題，從而推敲警察對民眾造成的人權侵害，乃為李氏特別關注。接著，延伸至司法救濟、新聞出版領域，理解李氏爭取陪審制度、冤獄賠償、人格尊嚴落實，同時，亦曾請求政府尊重媒體對省議員報導，避免出現行政獨斷局面。最後，轉向地方社會視角，循序探究宵禁政策、蓮池潭回收案，以及唐榮鐵工廠、高雄硫酸錏公司等省營企業監督，突顯李氏對高雄在地發展的關懷；再者，回到衛生議題，說明李氏面對密醫、偽藥弊端，甚至浮濫藥商廣告，表達嚴格禁止與有效管理立場。整體而言，李源棧於其從政生涯，雖受外界稱為「五龍一鳳」，並藉著「無黨無派」身分，以及底層勞工形成「群眾基礎」，數度自競選中脫穎而出，但因「逝世時間甚早、政壇後繼無人、缺乏非政治性建樹」，加上無法跳出省議員框架，使得後續影響力，伴隨知名度不足而漸次降低。至於議政方面，根據提案和質詢統計，可知「民生事務」為李氏長期性關注，同時，觀諸建設、交通、農林等議題，也可清楚看見，不少內容常連結至「高雄地區」，充分顯現其身後的地域色彩。然而，即便他在議場表現積極，也只能看作是職權履行一環，又因不少省政提案與其他反對菁英有所重疊，使得李氏在該情況下，不利於強化自身政治建樹。綜合前述各項原委，加上欠缺日治抗爭經驗、戰後地方首長歷練等條件，讓李氏同餘下「五龍一鳳」相比，不易留有顯著名聲。但是，論其建言部分，諸如引進陪審制、批判環境污染等，不但有其劃時代色彩，更在突顯自身獨特性之餘，讓身為反對人士的他，依然對時下社會產生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