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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日治時期資生堂藥舖在臺灣的企業經營(2023) 松田宜慧; Yoshie Matsuda資生堂藥舖（以下行文成為臺北資生堂）於明治30年（1897）臺北城內開業。創業者中田銀三郎（1865-1908）為藥種商，開業當時的營業項目為藥材、醫療器材及成藥的批發及零售。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的衛生改革以撲滅鼠疫及霍亂為優先，尚未進行全面性的瘧疾防治工作。中田銀三郎從日本邀請藥劑師來臺灣，開設「藥局」，以開發符合臺灣現地需求的藥。明治35年（1902）臺北資生堂出售治療瘧疾的自家產品「寒熱丸」。寒熱丸系列產品成為臺北資生堂的代名詞。進入1910年代，臺灣藥品相關法規經過多次修訂。第二代中田銀三郎（1893-1914，創業者中田銀三郎的兒子）為藥劑師，他繼承家業後，臺北資生堂開始將營業的中心從成藥的販賣轉移向醫療院所及醫藥相關業者販賣的藥品。第二代銀三郎與父親皆為臺灣醫學會及臺北藥業組合的會員，這些組織的活動幫助臺北資生堂建立經營的基礎。其後中田堅（1872-1943，創業者的妻子，第二代銀三郎的母親）繼承家業，經營商店將近三十年。中田堅於大正12年（1923）將公司株式會社化及成為臺灣總督府專賣產品「赤十字葡萄酒」代理人。葡萄酒的代理可以保證穩定的收入的同時，進入1930年代臺北資生堂在經營上開始受大型藥品廠商鹽野義商店的影響。中田堅在史料中經常被描述「女中豪傑」，在藥業界擔任各種組織的幹部。臺北資生堂在產業界建立的網絡可說是基於他們從第一代銀三郎經營時期所積累的技術與知識。雖然臺北資生堂公司規模不大，但是他們在藥品產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醫療資源缺的狀況下，他們提供成藥的選擇。到日本統治時期結束為止，他們一直雇用藥劑師，得知他們重視品質及技術的情況。他們也從事政府相關行業。從臺北資生堂的企業活動可以了解，日治時期中小型業者如何在臺灣經營公司，以及一個日本人家族來臺灣的家族歷史。Item 郭雨新政治生涯起落與形象變遷(2023) 傅弘; Fu, Hung本論文旨在深入研究戰後臺灣政治人物郭雨新，在過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利用《自治》半月刊等相關政論刊物以及近年出土的法務部調查局、國安局在內的政府檔案對郭雨新的政治生涯及形象變遷進行研究。郭雨新在1950年代開始在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並以「省議會小鋼炮」的稱號聞名，隨著時代的演進和政治環境的變化，他的政治地位和形象也進一步提升，成為「省議會五虎將」、「五龍一鳳」，使他躋身於當時在野黨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並以對政策和社會不公的批評聞名。然而，隨著1970年代政治環境改變，以及1975年立委選舉的失敗，讓郭雨新逐漸從臺灣政治舞台上淡出，不過在1980年代黨外運動的發展下，郭雨新的政治角色和形象也慢慢轉變，成為「民主前輩」，這樣的形象在逝世後逐漸被尊稱為「黨外祖師爺」。這些形象轉變反映了郭雨新在臺灣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角色的變化，郭雨新政治生涯各階段的形象，不僅代表了他個人政治生涯的發展和變化，也象徵了不同時期臺灣政治的風貌和觀念，透過對這些變化的研究，可以更深入了解郭雨新的政治生涯和他對戰後臺灣政治的影響，並從不一樣的角度理解戰後臺灣民主政治的變遷。Item 農民的抉擇—人工或機械（1970–2021）(2023) 陳爰南; Chen, Yuan-Nan本文以1970年代政府推行的農業機械化政策切入，探討影響農民作物選擇的主要因素。雲林縣作為農業大縣，農戶人口比例不僅為全臺最高，也是稻米、蔬菜、玉米、甘藷等作物的重要產區。在農業機械化政策的推動下，作物生產方式、農民就業結構和農村經濟發展都發生變革。 耕耘機的普及和地下水開發計畫的展開，使雲林縣的農業發展出現明顯變化。過去因缺乏水源只能種植旱作的區域，隨著地下水使用技術的成熟，得以從事第一期稻作的種植，同時也帶動了蔬菜產業的快速成長。蔬菜產業機械化程度低，農民選擇付出大量勞力成本種植的主要原因在於其經濟收益較高，但日益高漲的工資卻又吞蝕掉他們的實際所得。 若農民從事機械化耕種，既可解決缺工勞力不足的狀況，又可面對人力老化的問題，加上政府的農業機械化政策推廣代耕制度，讓擁有農業機械的農民可以透過代耕降低農業機械的購買成本，工作收入不再受農產品市場價格波動影響。但機械化程度最高的稻作，利潤卻最低，加上日益增高的農業機械成本，因此農民不斷面臨從事勞力密集或機械化耕種的困境。農民們根據自身的年齡、經營規模、政府政策等不同因素，做出自己的選擇。 在種種因素的限制下，臺灣的農業機械化對農民的經營影響並非全面樂觀。然而近年來青年的返鄉也為傳統的農村社會發展帶來新契機，包括勞力密集作物的機械化作業突破、農作物生產與銷售方式的創新，為臺灣農業帶來多元和永續的發展方向。Item 李源棧與戰後臺灣政治社會發展—以省議會建言為中心(2023) 許晁語; Hsu, Chao-Yu「照夜白」、「五虎將」和「五龍一鳳」等語彙，為戰後民間人士、報章媒體，用於形容李源棧的稱呼。作為一名橫跨戰爭前、後兩時期的知識份子，早年接受商學、醫學教育訓練，並以醫師身分，先後投入地方執業、海軍接收工作，逐步在左營、楠梓兩地，建立起社會聲望與人際網絡。而自1953年出任第二屆高雄市議員，至1968年結束第三屆臺灣省議員，李氏常以「無黨無派」身分自居，此者，不僅有利於爭取反國民黨選民支持，亦能提供彈性政治活動空間。諸如自1957年起，他運用該名分參與中國民主黨籌組運動，並以「選舉舞弊」和「公眾利益」作為出發點，歷經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選舉改進座談會等階段，務求透過「體制內改革」模式，穩健追求臺灣民主化發展。至於議政部分，本篇論文分成三個範疇，即「憲政與民主發展、人權議題、地方與社會發展」。首先，關於憲政民主，涵蓋地方自治、民意代表兩小節。前者，從法制與實務面向，依序探討《省縣自治通則》、省長民選之爭取，乃至公務人員違法助選、買票、選監制度失衡等選舉舞弊之改進；後者，經由地方和中央角度，分別述及言論免責權、終身職爭議兩項課題，並檢視李源棧依著法制、現實層面，爭取發言保障和革新體制缺失。其次，對於人權議題，先就「人身自由與安全」，思考流氓取締、執法不當問題，從而推敲警察對民眾造成的人權侵害，乃為李氏特別關注。接著，延伸至司法救濟、新聞出版領域，理解李氏爭取陪審制度、冤獄賠償、人格尊嚴落實，同時，亦曾請求政府尊重媒體對省議員報導，避免出現行政獨斷局面。最後，轉向地方社會視角，循序探究宵禁政策、蓮池潭回收案，以及唐榮鐵工廠、高雄硫酸錏公司等省營企業監督，突顯李氏對高雄在地發展的關懷；再者，回到衛生議題，說明李氏面對密醫、偽藥弊端，甚至浮濫藥商廣告，表達嚴格禁止與有效管理立場。整體而言，李源棧於其從政生涯，雖受外界稱為「五龍一鳳」，並藉著「無黨無派」身分，以及底層勞工形成「群眾基礎」，數度自競選中脫穎而出，但因「逝世時間甚早、政壇後繼無人、缺乏非政治性建樹」，加上無法跳出省議員框架，使得後續影響力，伴隨知名度不足而漸次降低。至於議政方面，根據提案和質詢統計，可知「民生事務」為李氏長期性關注，同時，觀諸建設、交通、農林等議題，也可清楚看見，不少內容常連結至「高雄地區」，充分顯現其身後的地域色彩。然而，即便他在議場表現積極，也只能看作是職權履行一環，又因不少省政提案與其他反對菁英有所重疊，使得李氏在該情況下，不利於強化自身政治建樹。綜合前述各項原委，加上欠缺日治抗爭經驗、戰後地方首長歷練等條件，讓李氏同餘下「五龍一鳳」相比，不易留有顯著名聲。但是，論其建言部分，諸如引進陪審制、批判環境污染等，不但有其劃時代色彩，更在突顯自身獨特性之餘，讓身為反對人士的他，依然對時下社會產生影響力。Item 福爾摩沙的「健行」：清法戰爭期間法國軍官薩勒影像之研究(2022) 黃㵾任; Huang, Ching-Jen薩勒（André Salles）是清法戰爭期間攻臺的法國軍官，在臺拍攝四十五張照片，留下許多戰火以外的人文地景記錄，展示出與其他十九世紀晚期來臺的外國人不同的面向。日後，他也成為了東南亞紀實攝影的先驅。身為海軍的薩勒，因喜歡爬山與攝影，故在清法戰爭期間拍攝的照片包含從海上軍艦視角所拍攝臺灣北部海岸線、法軍戰爭期間的日常，以及當地人的生活形貌與和法軍的互動。相對於過往外國人拍攝的臺灣影像，薩勒的影像更多了他個人對於自身知識實踐與反省的意義。這個自我實踐的意義，正好能說明帝國主義所蘊含的矛盾與複雜性。基於這點，本研究透過薩勒拍攝的照片、底片筆記，以及他在法國山岳俱樂部（Club Alpin Français）刊物發表的文章，說明他在戰爭期間的經歷與想法，並分析這些影像背後的歷史意義。Item 臺灣中醫藥「轉骨」概念與劑型之發展(2023) 葉人鳳; Yeh, Jen-Feng「轉骨」是臺灣的特有經驗，一般指兒童成長到大人的這段過程，以最明顯的身高變化取其意為轉骨。這樣的特有文化，從無到有發展出其理論及方劑，劑型也隨時代有所改變。本研究即是梳理「轉骨」百年來的史料文獻，試圖歸納整理出一條臺灣轉骨發展史。轉骨於日治時期仍停留在概念性，資料既零散又隱密，並無完整的理論，加上社會環境貧脊，以簡單滋養物和民間草藥為轉骨的大宗。到戰後名詞的明確化、飲食的明確化、醫學的明確化等等多項因素才促使轉骨被形塑成明確的需求。回歸其本質仍然是中醫藥，倘若要求有療效的轉骨，中醫學的診斷與治療較實際是「食品」的保健食品來得專業有效，再搭配生活作息、均衡飲食、規律運動方能達成轉骨長高的目標。「轉骨方」劑型的發展對應臺灣戰後經濟、社會、醫學、生物科技等等的變化。經濟改善生活品質，使社會逐漸淡忘民間草藥的妙用，水藥雖速效但耗時煎煮，濃縮製劑的簡便性脫穎而出。中醫藥進一步科學化，取得社會大眾的信任，從而保證小兒轉骨的需求和供給。Item 從霄裡營盤古墓到褒忠義民廟的歷史研究(2023) 胡以蓁; Hu, Yi-chen霄裡褒忠義民廟位於今桃園市八德區霄裡營盤一帶，又稱為營盤古墓，今 日墓後立有二墓碑，碑上分別註記為「乾隆五十三年(1788)立」以及「昭和 壬申年(1932)修」。從立碑時間與今日廟宇名稱來看，雖與枋寮褒忠義民廟 相似，但根據史料所載，此處應為清代軍營所駐紮的「營盤地」，而古墓為營 盤地所留下的無名墓塚，與林爽文事件後的義民爺信仰並無關聯，以致於現有 義民爺信仰的相關研究，皆未討論此一義民廟的建立。本研究認為霄裡褒忠義民廟原本雖僅為義塚，但其演變為義民廟的過程， 實質上涉及清代營汛與土地開發的變化。因此，本研究透過清代方志與日治時 期的土地資料，重新梳理從營汛、營盤田到營盤古墓的歷史脈絡，說明清代營 汛與地方社會的發展。同時，本研究依據墓塚土地權利的轉移過程，說明此一 墓塚如何在日治時期轉換成義民信仰，日後又成為義民廟的歷史過程。換言之， 今日霄裡褒忠義民廟的建立，實質上涉及清代營盤田的轉變以及義民信仰對於 地方社會帶來的影響。Item 艋南義路：清代臺北盆地南緣道路修築與交通網絡(2023) 林昀叡; Lin, Yun-Jui「艋南義路」是清代臺北士紳捐資修築的道路，路線約是由今日萬華區出發，行經中正區，最終抵達文山區公館一帶的道路，總長約有5.76公里。士紳們於修築後立碑說明，並將此路稱之為「艋南義路」。本文將以「艋南義路」為主題，說明這條道路對於清代臺北地區的意義。「建造艋南義路碑記」這座石碑是學界尚未廣泛使用的新史料，其所記載的修建原因、道路規格、使用者、捐款者等等，提供我們充分的資訊，得以「重現」清代道路的大略樣貌。因此，希望本文聚焦在「艋南義路」的研究，可以在了解陸路交通網絡形成的同時，也有機會能讓大眾對清代臺北歷史呈現更多元的想像。道路因行走人群、交通工具的不同，可以細分為官道、牛路及車路，這些道路普遍存在於清代臺灣各處，在這之中稱為「義路」者只有大甲「東門義路」及臺北「艋南義路」二處。藉由考證全臺唯二「義路」的形制、地點、修築的原因，了解「義路」有別於一般道路的特別之處，並嘗試描繪出「艋南義路」的實際路線。「建造艋南義路碑記」所記載的捐款者提供了線索，讓我們可以知道究竟是誰需要使用這條道路，分析這些捐款者的身份，並探究他們之所以捐錢修路的動機，特別是這是一條「赴艋」的道路，艋舺作為北臺第一大市街，「赴艋經商」成為使用「艋南義路」最主要的動機，同時也是艋舺商人的商品流通管道，在「艋南義路」周邊幾乎沒有土地的板橋林家，捐獻修路則與瑠公圳的經營有關。「艋南義路」及其延伸所構築而成的陸路交通網絡，在土地拓墾、商貿活動、軍事部署、輪祀信仰行為等各方面都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並構築起別具特色的地方社會樣貌。在軍事部分，本文注意到這條道路雖由民間出資整建，卻對於官方的營汛佈署、聯繫帶來影響，清代艋舺營與拳頭母山的往來，即經由此路。在商貿部分，本文發現台北淺山地區的經濟物資，如茶葉、大菁等皆透過此路運輸，成為艋舺對外輸出的商品。在信仰與人群的部份，道路更是連結特定信仰網絡與人群的關鍵。例如，景美高姓族人即於「艋南義路」的交通網路下，建立「保儀尊王」信仰的輪祀體系。透過上述三個層面的討論，無疑陸路交通實為清代臺北地區社會發展的關鍵線索。Item 臺灣監獄島：特殊分子考管制度的建置及運作（1950 - 1990s）(2023) 張尹嚴; Chang, Yin-Yen近年來，情治體系的研究成果豐碩，然而普遍被稱為「政治犯監控」的特殊分子考管制度，影響政治犯生活甚鉅，卻少有相關討論。本文透過分析官方檔案及口述歷史，梳理特殊分子考管制度的建置與運作情況，探究情治機關、基層執法者以及特殊份子三者間的互動關係，以此說明國家權力滲透基層社會的過程及其阻礙，以及威權體制下的受監控者如何應對國家暴力的侵害。本文從制度、體制及行動者三種面向進行分析。國民黨政府為了防止已現身的國家敵人再度犯案，自1950年起陸續將「自首分子」、「新生分子」、「特殊家屬」及「登記分子」劃定為監控對象，在1963年時合稱為「特殊分子」，並利用監視控制、輔導教化等手段，進行收編或鎮壓。警備總部透過理性的制度規劃與統計分析，計算著監控人數、強化情治分工能力，嘗試國家權力延伸至基層社會，也確立了考管體系的運作。然而，考管工作的執行情形卻不如情治單位所預期。在敵體化社會氛圍下，為維持鎮壓的正當性，國家必須鞏固敵人的狡詐形象，卻也因此陷於執法上的矛盾，加劇對國家安全的需求。情治單位間組織理性的衝突，也使得考管工作不斷出現偏失。在有限的執法資源下，龐大的業務需求導致執法者在執行業務時多感困難，也難以換取民間社會的協力。上級機關僅能將業務壓力轉嫁給執法者，最終造成執法者的失序、教化與監視效果不彰。基層執法者由於業務繁重，常利用上級難以直接監督的特性，透過怠惰、虛應等方式應付考管工作，更有人利用逼迫特殊分子失業或遷居推卸監控責任，因而加深國家暴力的侵害；特殊分子則常利用日常抵抗的形式應付執法者監視，利用欺瞞、交涉或甚至衝撞界線等方式，爭取更多的生存空間，並且團結彼此，奠定解嚴前後政治受難者團體紛起的社會基礎，顯示受難者未屈服於威權統治。在考管成效的評估上，情治單位僅能勉強達成人身動態與表面活動的監控，而轉變思想或吸收運用則有所侷限。不過在執法者頻繁濫權執法下，同時製造著恐懼的氛圍，反倒因此實現預防再犯的效果。這也解釋了為何「情治體系認為監控不如預期，受難者卻認為監控無所不在」的現象。考管制度於1970年代末，受美國人權外交政策與臺灣國內民主運動影響，執法手段日趨緩和。然而，執法密度卻也更為嚴密。直至威權統治接近尾聲之際，情治機關仍希望延續考管制度，顯示著並未放棄對於特殊分子的監控，甚至政黨輪替前仍有相關監控紀錄。Item 歷史與教學的相互應用--以北投水道為例(2023) 陳知臨; Chen, Chi-Lin北投水道為日治時期明治44年（1911年）所完成的水道，屬於小規模的地方型水道，主要提供北投區域的民眾以及來到泡湯客乾淨飲用水，對照臺灣眾多的水道設施，北投水道是唯一一條考量到觀光需求所建設的水道，並且，在水道的路線之中，通過衛戍醫院北投分院、北投療養所、溫泉旅館區域以及傳統的漢人市街，更在竣工之後，於水道線路上建設北投公園、北投公共浴場、兒童樂園等等，開啟北投成為觀光路線的重要基礎設施，直到現今西元2023年，依然為北投的民眾提供乾淨的飲用水。本論文為多元實務報告，以北投水道為主題，發展國小階段在地化課程。在地化課程主要運用社區的資源，配合學生的生活經驗，探究學校或社區周遭的文化發展，而北投水道正好符合學生的用水經驗，位置也在學校的周遭，更能利用水道的路線，串聯北投發展的眾多歷史建築。因此，本論文為了更有效地發展課程，首先梳理北投水道的歷史發展脈絡，再配合國小階段的社會課程內容，設計一套北投水道的課程，帶領台北市北投區國小六年級的學生進行教室內的課程、戶外實地踏查。最後，藉由問卷、訪談等方式，了解學生對於課程實施的成效以及同儕教師進行課程之後的感想，發展出可複製的水資源在地化課程的教學模組，推廣至臺灣的不同學校。Item 日治時期臺南州新豐郡的寺廟整理(2023) 徐薇筑; Hsu, Wei-Chu日治時期末期，隨著進入戰爭期，皇民化運動及提振臺灣人的敬神思想成為了日本統治者的主要課題。至1937年，總督府一改過往對臺灣本土宗教放任、溫存的態度，確立了寺廟整理的方針，直到1940年為寺廟整理的全盛期。其中在整個寺廟整理的過程裡，臺南州斗六郡、新豐郡，臺東州臺東市達成寺廟整理100%的成績，新豐郡更是寺廟整理過程最為迅速的一郡。日治時期的臺南州新豐郡，底下共有7庄，在地理位置上，新豐郡比鄰台南市，郡下以從事農業人口的比例最高。1930年代以前，新豐郡並未針對臺灣人舊有的信仰進行過多的干涉，但隨著進入準戰期，日本本土在昭和恐慌後進行「農村更生運動」，作為殖民地的臺灣，則開始推行「部落振興運動」，職志此時，針對臺灣的本土宗教仍未有過多的限制。但在1936年的民風作興協議會後，總督府注意到臺灣人原有的宗教信仰，並開始針對本土信仰做出限制，最終為了完全驅除本土宗教對臺灣人的影響，推動了寺廟整理運動。本文所研究的新豐郡究竟為何可以達成寺廟整理100%的目標？100%的整理率又是真是假？這是本文所希望釐清的課題。除了寺廟整理在新豐郡下推行的虛實以外，本文同時將新豐郡與先行研究中較有代表性的新竹州中壢郡，以及同為整理比率100%且同樣位於臺南州的斗六郡進行比較，進而探討新豐郡寺廟整理運動的獨特之處。並期望藉由此文補足舊新豐郡的地方寺廟發展脈絡。Item 「日治時期土木建築請負業：田村組」圖文書創作(2022) 趙育慧; Chao, Yu-Hui土木建築請負業即為建築承包商或營造業者。田村組為在臺經營幾乎整個日治時期的營造業者，歷經兩代經營者，承接過各項知名工程。前期專注於花蓮港地區的開墾與建設，後期將事業版圖擴大至全臺，工程類型也從多木造小型建築轉變成大規模工場居多，可見技術能力上升，其中又以臺南末廣町店舖住宅工程最為人所知。田村組一直維持個人企業型態，直到1943年才登記為株式會社田村組。面對史料缺乏的個人企業，本研究使用過去未仔細使用的《商工資產信用錄》，淨資產的記載可對臺灣企業進行定位。透過田村組的研究，能夠知道這樣在土木工程流程中，屬於比較末端的中小型業者，也承接過許多重要工程，並積極與其他業者互動，是業界中不可忽視的存在。田村組所承包的工程一直以來跟隨著日本國策的進行，包括鐵道、東部開墾、市區規劃與南進政策等等，見證帝國殖民地發展歷程。同時，田村組作為殖民地時期來臺的一般人，亦提供在官僚、名人外的生活軌跡跟定位。最後將上述研究的成果，轉化為圖文書創作，希望能讓一般讀者也能更容易認識田村組的故事。Item 「青田七六」的歷史與建築沿革調查研究報告──足立仁與他的南方家屋(2023) 楊新淇; Yang, Hsin-Chi日治時期的龍安坡462-32位於現今的臺北市青田街7巷6號，這棟和洋折衷式的屋子原為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足立仁教授的住所，戰後由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系的馬廷英教授入住。2006年臺北市政府公告為市定古蹟，定名為「國立臺灣大學日式宿舍─馬廷英故居」；2010年由黃金種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取得古蹟經營權，開始進行修復工作；2011年修復完成，以「青田七六」之名開放供大眾參訪。本調查研究報告為探本溯源，主要聚焦在「青田七六」日治時期的歷史，探尋其建造者足立仁在日本的成長記事，包含對他人生有關鍵影響的父親足立元太郎、大姐足立孝，以及從他昭和3年(1928)來臺，到昭和20年(1945)二戰結束離臺的生命歷程。除此之外，也說明他和多位帝大教授共組「大學住宅組合」自力興建家屋的緣由、文教區昭和町的形成，以及足立宅的空間配置，再輔以足立仁子女的兒時記憶及相片，得以一窺日治時期足立家的在臺生活。 調查研究成果將成為青田七六歷史文化推廣之基礎資料庫，除作為古蹟導覽資料外亦會放上青田七六官網供大眾閱覽；相信知識資料庫完備後，這棟日式家屋能成為一個歷史的載體，以更多元的方式分享豐富的老屋故事，獲得參訪者共鳴，讓大眾體認到古蹟保存的價值。Item 日治時期臺灣酒專賣制度與清酒業者的經營之道──以近藤商會為中心的考察(2023) 林東昇; Lin, Tung-Sheng1895年，臺灣進入日治時期，隨著殖民政府建立，許多日本人敏銳地注意到往新領地開展的機會，而陸續來到臺灣。這些來臺日人享受各種臺灣總督府所給予的可見與不可見的特權，以及在臺日人的網絡，開展自身商業。本文主角的近藤家族即是在1895年來到臺灣，販售日人各類的日常生活食料品，逐步擴大其商業規模，並持續在臺發展，直到1945年因日本戰敗才離開臺灣。近藤家族的眾多營業項目之中，其清酒商品最具代表性，是商會獲利的主要來源。在臺灣總督府的酒專賣制度施行之前，近藤商會發揮商人手腕，考量整體清酒市場的波動以及未來發展，與釀造商協議、下訂單，將清酒商品運至臺灣。同時，為了賺得更多商業利益，近藤商會專心擴張在臺版圖，移入不同規格的清酒切合消費者需求，並以各種行銷手法提高商會和清酒的知名度。藉由上述經營模式，近藤商會取得了亮眼的清酒生意成績。不過，在酒專賣制度施行後，近藤商會調整了原先的商業模式，改為從事專賣局－近藤商會－清酒釀造商的三方貿易。於這次改變中，近藤商會被納入殖民制度的框架中，得到了一定的清酒貿易保障，但同時這個框架也成為商會經營與獲利上的限制。Item 清代臺灣渡口組織的運作：以新店溪流域為例(2023) 張蕙羽; Chang, Hui-Yu渡口為清代臺灣居民渡河時使用的交通建設，官方編寫地方志時，皆會列載該區域的渡口與橋樑，可知渡口為當時重要的地方交通建設。其中，臺灣北部淡水廳的方志中記載之橋渡數量為臺灣府之冠，且渡口比例高於橋樑。因此，本文首先以淡水廳的渡口為主題，探討清代臺灣渡口組織的運作。本文以渡口的發起、建設、資金來源以及營運等紀錄，判斷官方介入的程度，觀察到淡水廳中，官方介入程度最高者為基隆河與雙溪河流域，最低者為新店溪流域。以「渡稅」作為理解渡口組織營運的切入點分析，發現在官方介入渡口組織程度較高的基隆河流域，未見以繳交「渡稅」營運渡口的案例；而渡口組織全為民間自行經營的新店溪流域，「渡稅」係由新莊慈祐宮所管理。同時，本文也指出「渡稅」在臺灣南部是官方與民間合作經營的媒介，以支應地方政府的財政。但新店溪流域的「渡稅」卻為民間自行經營，實與官方無關，說明清代臺灣的渡口不論有無官方介入，皆可仿照官方管理渡口的模式——「渡稅」以建立其運作模式，渡口經營者用繳交「渡稅」來確立其經營權，或保障經營權的移轉。新店溪流域渡口運作有賴地方自行維持，除了繳交「渡稅」給慈祐宮，個別渡口亦藉由立碑以文字確立其運作。本文以各個渡口向新莊慈祐宮繳交「渡稅」的情形搭配地圖史料，推知新店溪流域各處渡口的歷史脈絡，以及新店溪流域渡口組織的架構。其中，又以大坪林渡、渡口所發展出的大坪林街、與兩者息息相關的大坪林斯馨祠，說明區域內人群網絡緊密參與渡口運作的情形。本文透過新店溪流域渡口的研究，指出清代臺灣由民間經營的渡口，化用原先渡稅充當香資的方式完成組織化，使渡口交通與民間信仰的連結更為強烈，是故渡口附近多有廟宇。藉由廟宇碑文與捐款名單，得以了解渡口經營權的移轉與運作，更顯示渡口作為清代臺灣社會交通熱點，具有活絡社會網絡與人群的特色。Item 臺灣的啤酒故事(2022) 川口智美; Kawaguchi Satomi啤酒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最普遍的飲料，和水、茶並列為三大飲料。對成人來說，喝啤酒是一段歡樂時光。啤酒有5000年以上的歷史，其誕生眾說紛紜。有的研究者說啤酒在紀元前8000年～4000年誕生，在歐洲很早就開始製造及飲用啤酒。但是日本與台灣的啤酒歷史並不長，日本人開始接觸啤酒的時間是1810年；1860年代、清帝國統治下的台灣開港通商，啤酒也跟著傳入。等到日治時期，台灣人才稱得上認識啤酒。1919年啤酒廠誕生，台灣啤酒產業開始發展。1933年臺灣總督府開始啤酒專賣；戰後，國民政府設立台灣菸酒公賣局，以公賣制度繼續酒類的專賣。1987年，政府開放歐美和日本啤酒的進口，許可酒類有線和無線電視及廣播的廣告。最後在2002年，臺灣開放民間釀酒，啤酒市場正式自由化。本研究以台灣啤酒的歷史為主，並以圖文書的方式呈現。圖文書分為五個篇章，第一篇介紹啤酒的定義，第二篇到第三篇是日治時期台灣的啤酒發展，第四篇是戰後公賣制度下啤酒的情勢及影響，第五篇是當代台灣啤酒的多元化。台灣的啤酒發展歷史很短，但還是約有150年的歷史。現今發展出水果啤酒、茶啤酒等具有特色的啤酒。由於專賣、公賣制度，台灣啤酒發展的歷史和其他國家有點不同。這150年的期間中，台灣啤酒怎麼發展？受到環境、社會變化的何種影響？透過本圖文書，更加瞭解台灣的啤酒發展的過程，同時也展現台灣啤酒歷史的軌跡。Item 清代臺灣「保」的空間劃分：以淡水廳芝蘭保為例(2023) 鄭竣元; Cheng, Jyun-yuan日治初期繪製的〈臺灣堡圖〉沿用了清代縣級政府以下的非正式行政空間——「堡」，作為治理的基礎。本文從空間的角度切入，分析清代縣級以下「保」的行政區劃，對地方行政的運作的重要性，藉此回答為何日治初期即以「堡」作為行政基礎。本文首先利用清初南臺灣保甲的記錄，說明政權交替後縣級以下行政的延續。再以彰化縣為例，說明帝國增設廳縣後，如何透過「以保統庄」來建立新的基層行政空間。並以位於於大肚臺地東西側的猫霧拺保作為案例，藉其析分的過程，初步了解保甲制度在新的行政空間，以及番社之間，如何變通適應。接著以淡水廳芝蘭保作為個案，利用清代的契約文書為基礎，以地理資訊系統（GIS）來分析、呈現「保」的具體變化，意即芝蘭保分化為芝蘭一保、芝蘭二保、芝蘭三保與金包里保的變動過程，及其所蘊含的社會意義。本研究釐清清代彰化縣與淡水廳下保的行政空間變動的過程。藉由淡水廳芝蘭保的個案分析中，發現保的空間析分與承包縣衙行政業務的地方墾戶有關。此外，在十九世紀開始出現以土字部首來書寫「堡」，係因道光年間清庄聯甲的實施，造成保開始成為具有軍事防禦性質的區域聯防的「堡」。堡空間的界線，在清末劉銘傳清丈後，被確立下來。進而影響日治初期日本殖民政府來臺，選擇以「堡」做為縣級以下的行政基礎。Item 鑽石儲思盆－臺北市立棒球場的意象轉變(2022) 李承諺; Lee, Cheng-Yen臺北市立棒球場興建於1957年，為承接戰後臺灣棒球運動發展的重要場域，但最後卻於2000年拆除，原址被改建成現今的「小巨蛋」，且看不出任何與臺北市立棒球場有關的痕跡。然而，對於球迷與其參與者而言，這座棒球場仍活在大家的心中。 究其興建之原因，在戰後國際情勢影響之下，臺灣需以棒球與友邦進行交流，促使政府願意興建棒球場。對於棒球運動發展而言，臺北市為首都但卻缺乏一座標準的棒球場，因而在謝國城及棒球相關人士的努力之下，建立臺北市立棒球場。然而，甫建立的球場仍屬簡略，在後續為了國際賽以及受到上位者的注意之下，隨著政府與民間皆認為要興建運動場館的想法，使球場一步步成為了現代化的棒球場。另一方面，球場設施的增建也可反映人們對於球場的想像，象徵著越趨熱烈的球迷參與以及工商社會下的休閒需求，同時執政者也在外觀上強加其意識，但對於參與者而言未必有產生效果。而在職棒賽事展開之際，出現企業主導球場修建之狀況。 回顧曾在臺北市立棒球場進行過的活動，首次進行的比賽為與早稻田大學的交流賽，但對臺灣棒球發展造成關鍵性影響，應屬1968年的紅葉少棒賽。不過紅葉少棒賽之於臺北市立棒球場可能僅是一場比賽，反而是在1970年代三級棒球的熱潮，再加上代表隊選拔賽的決賽絕大多數都是在臺北市立棒球場舉行，與配合電視轉播的影響之下，使球場映入更多人民的眼中。再者，眾多棒球賽事搶著在臺北市立棒球場舉辦，促使許多重要比賽在此進行，也建立起參與者心中認為臺北市立棒球場為重要賽事舉辦地，乃至於最高殿堂的印象。1990年代後，相當高比例的職棒賽事在臺北市立棒球場進行，更讓參與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然而，隨著「大巨蛋」的需求日增，臺北市立棒球場也被納入建地的考量之內，並在臺北市政府的運動場館興建規劃下，決定改建成小型體育館。在確定將被拆除之後，職棒聯盟舉辦「20世紀台北棒球場回顧接力紀念賽」，並因此激發過去的參與者重新回憶臺北市立棒球場。在球場拆除之後，遺留下來的器物與媒體的傳播，皆成了記憶再次被召喚與再製的媒介，最終經過不斷地篩選之後，成了參與者的歷史記憶。關鍵詞：運動場館、集體記憶、口述歷史、物質文化Item 桃園平鎮宋屋家族的人名(2023) 宋狄潔; Sung, Ti-Chieh本研究根據《宋氏族譜》所記載的資料，以名字與其出生年代作為主要分析對象，著重於 1876 年開始至 1971 年之間且出生於桃園地區的人物，並將名字中的每個字拆分成單一研究項目。本報告全部名字的文字種類共 213 種、文字數量共 589 個，將出現在不同年份的名字切分為前、中、後三個時期，可看出不同時間所出現、消失的文字，包含日式風格的文字、戰後社會主流的用字，而在當時的主流用字中，又會有自己偏好的選擇。前期具有最多簡單書寫的文字，日式風格文字在中期開始有比較明顯的集中。女性的用字出現在前期與中期。動物型的文字在後期出現。能在全部時期都有出現的，則是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文字。Item 游移的邊界與地方社會的發展─以臺中新社地區水底寮為例(2022) 欉明泓; Tsung, Ming-Hung本文以新社地區水底寮為研究個案，試圖釐清一個長期位處於邊界最前緣的國家邊區，其地方社會形成的歷史歷程。並且，面對族群、政治、經濟與社會面向的變遷，地方社會又是如何因應與調整。 經本研究發現，乾隆30年代中部軍工寮的東遷，開啟了漢人界外私墾熱潮，同時亦導致界外人群複雜化。起初，官方考量到隘番招佃墾耕界外，除有助於彌補其口糧，亦能保護軍工匠採料之安全，故選擇採默許態度。不過，如此決定也令界外面臨失序的風險。林爽文事件後，新興入墾的粵人由於在事件期間積極參與平亂，藉此取得「社丁」或「義民」身分，因而逐漸取代漳泉籍漢人，成為中部沿山拓墾主力。儘管水底寮在番屯制施行後，正式被納入界內，成為屯丁養贍埔地，但界外原住民的威脅與地方自然環境的限制（缺乏水資源）仍無法使地方聚落有顯著的發展。 19世紀末葉，隨著沿山產業的興起，以及開山撫番政策的確立，水底寮搖身成為重要的山區產業集散地，可是原墾佃擁有的土地卻在新政的執行下受到地方有力士紳的強行收購，以致於原居粵人未能發展出自身的在地信仰。直至日治時期邊區隘勇線的推進，有力士紳勢力的退去，地方家族經濟能力的提升，地方公廟的出現也象徵聚落人群被有效統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