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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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婚姻、離婚與子女適應》翻譯評析(2002) 蔡正儀; Casey Cheng-I Tsai本論文共分五章，主要探討《婚姻、離婚與子女調適情形》（Marriage, Divorce,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一書的中文翻譯，並就譯文加以評論與分析。第一章緒論為筆者接下本書翻譯之緣由，第二章「原著介紹」簡介本書作者艾莫瑞博士的學經歷，歸納本書各章的內容大意，並提供原文書評。第三章「翻譯策略與流程」，提出翻譯策略制訂的方法與工作流程。第四章「譯文評析」以Juliane House倡議的翻譯品質鑑定方法為架構，配合西班牙學者Nicole Martinez Melis與Amparo Hurtado Albir等人提出的六項翻譯能力，舉例說明譯文的處理方式，並評估譯者的專業能力。最後加上讀者的回饋與意見，以期做到客觀、專業的評鑑。第五章「結語」為全文的總結，筆者並以此次翻譯工作的經驗為基礎，提出心得與讀者分享，並為日後翻譯品質評鑑的研究發展方向，提供一己之見。Item 譯者的操縱：從Cuore到《馨兒就學記》(2010) 陳宏淑; Hung-Shu Chen本研究旨在探討譯者的操縱，關注的焦點在於譯者對文類、敘述模式、角色、情節的操縱。以《馨兒就學記》為例，此書為義大利作家亞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於一八八六年完成的日記體小說，後來在一八八七年由哈普古德（Isabel F. Hapgood）翻譯成第一個英文譯本，之後日譯者杉谷代水根據此英文譯本，於一九○二年翻譯成日文的《學童日誌》，而中譯者包天笑再根據此日譯本翻譯成第一個中譯本《馨兒就學記》。這段從義大利到中國的漫長旅程是一個複雜的轉譯過程，每個版本之間的差異凸顯出譯者扮演的重要角色。 本研究比較義大利文、英文、日文、中文四種語言版本，觀察譯者如何操縱文本。他們的操縱顯示出翻譯其實是一種帶有意識形態的改寫。透過本研究提出的譯例，可以清楚看見譯者受到當時社會在詩學規範或道德規範方面的影響。在包天笑的譯本中，他將書中的故事改寫並在地化，類似這樣的翻譯策略在晚清頗為普遍，但透過本研究的比較與分析，可以證明包天笑的操縱也受到日譯本很大的影響，而不全然是他自己的創意發揮。在許多刪節改寫的部分，其實是日譯者杉谷代水操縱在先，包天笑只是蕭規曹隨。不過這兩位譯者的操縱都反映出他們在創新與守舊、西方與東方、異化與歸化之間矛盾掙扎，兩股力量的拉扯與當時的歷史社會脈絡息息相關。由此案例觀之，譯文並非原文的反映或再現，而是原文的來世，在異地產生了新的影響與效應。Item 吳爾芙的來世：論《達洛威夫人》的各種翻譯(2011) 李延輝文學家的肉身會衰老，但他們作品裡的精髓往往會隨著時間的淘洗，以各種方式「翻譯」，藉由另一種語言或表現形式流存下來，而這些「譯作」則成了班雅民（Walter Benjamin）所云原作的「來世」（afterlife）。吳爾芙（Virginia Woolf）為二十世紀女性主義作家的先驅，以意識流的技巧獨樹一幟，其纖細、敏感的寫作方式則反映出英國現代主義的精神。在中文世界中，白先勇於二十世紀六０年代發表了短篇小說〈遊園驚夢〉，該小說無論就結構、技巧、主題而言，均師法吳爾芙的《戴洛維夫人》（Mrs. Dalloway）。九０年代開始，吳爾芙小說《歐蘭朵》（Orlando）及《戴洛維夫人》陸續改拍成電影。1999年，康寧漢（Michael Cunningham）出版了普立茲獎得獎作品《時時刻刻》（The Hours）。這部小說以《戴洛維夫人》為中心，串連三位女性生命中的一天，並於2002年搬上銀幕。本研究計畫延續筆者以與吳爾芙相關的著作、電影與中文翻譯為本，藉由解構翻譯理論，探討翻譯的「模仿」與「越界」問題。本計畫中所討論的翻譯不只是文字的轉換，更擴大至文學表現形式，以及將人物化為文字、影像的轉換，而這些議題也和吳爾芙作品中的現代性有關。Item 從歐威爾《一九八四》中譯本看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翻譯的影響(2011) 李明哲以色列學者埃文．佐哈提出的多元系統論認為，在一個特定的文學系統內，若某一文學正「經歷某種危機或轉折點，或出現文學真空」時，翻譯文學將成為接近系統中心的主要活動，經過與譯入語其他並存系統（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產生連繫，從而採取特定的規範、行為和政策，並發揮預設之功能（例如為政治意識形態服務）。英國翻譯理論家赫曼斯率先將「操縱」觀念導入翻譯行為的研究，認為所有翻譯都是為了服務某種目的而操縱原文。原籍比利時的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則進一步將翻譯研究納入改寫及折射(refraction)的範疇。他指出翻譯為文學作品所樹立的形象，主要受到譯者或贊助者的意識形態和主流詩學所宰制。這類被統治階層接受並視為合法的經典化文學(legitimate& canonized literary repertoire)，往往與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或特殊的時空背景擁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反共文藝」是五○年代臺灣主流文學勢力極力吹捧的文化霸權。以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為主軸的政治意識形態逐漸在臺灣文化多元系統中佔據統治地位。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完成於一九四八年的《一九八四》所捍衛及反對的價值觀雙雙相容於當時國民黨政府及美國政府的政治利益，因此臺灣的中譯本很快就於一九五○年問世。本文設定的主要目標，乃援引勒菲弗爾的翻譯改寫理論，探討《一九八四》的中譯本如何經由刪節、改寫、淡化、濃縮等手法，以符合臺灣五○年代主流政治意識形態設定的文藝政策。Item 詮釋夢想：三本圖畫書的圖畫翻譯研究(2011) 徐嘉妍當代社會大量使用影像溝通，產生各種結合文字與圖像的多模式文本，圖畫書即運用文字與圖畫，各自闡述故事概念，兩種詮釋結合後，又產生新的故事。圖畫與文字作者在創作前，首先要理解故事概念，再以圖畫或文字符號表達，產生的圖畫與文字文本即對概念的翻譯。另外，理解、解釋與翻譯此詮釋過程中，畫家與作者的知識、經驗、社會文化傳統，以及圖畫與文字表達意義的成規，都會幫助產生與限制意義。本文首先從詮釋學的角度討論詮釋、翻譯與圖畫翻譯的關係，試說明何以圖畫是對故事概念的翻譯，再針對以「夢想」為主題的《你好老包》、《培培點燈》、《歌舞爺爺》三本圖畫書，將重點放在書中的圖畫，以符號學方法分析畫家如何運用各種圖畫敘事元素，透過視覺、文化等符碼翻譯書中蘊含的故事概念，再與文字對故事概念的翻譯比較，探討圖畫與文字對夢想的各自詮釋結合後，產生何種更豐富的新故事，為理解夢想帶來新意；期望藉此討論，更清楚地認識翻譯、理解與詮釋的內涵，以及彼此的關係。Item 閩南語翻譯問題初探—以《刣死一隻鳥仔》為例(2010) 徐立妍; Li-yen Hsu閩南語語文字化雖然進行多年，但一直沒有統一解決的方式，目前的主流是漢羅合用，也就是已考究出本字的詞彙就用漢字，本字尚未確定的就用羅馬拼音。漢羅合用或許適合閩南語的一般書寫，但若要普及推廣到普羅大眾，未學過閩南語讀寫的讀者恐怕無法讀懂。因此筆者認為文學小說應該用全漢字書寫比較恰當，讀者剛開始或許獨步習慣，但讀過一、兩個章節之後，就能抓到閩南語閱讀的要領，進而領略閩南語文字之美。 本論文以全漢字的閩南語書寫，翻譯美國作家哈波‧李（Harper Lee）的小說To Kill A Mockingbird（華譯書名為《梅岡城故事》），因為閩南語和英文之間的差異性頗大，所以採用紐馬克的溝通翻譯概念來進行翻譯，以譯文讀者的語用及閱讀習慣為主要考量，並分析閩南語翻譯時會遇到的問題，必要時和華語譯文做對照，比較兩種語言翻譯時有何差異，希望能為閩南語書寫及閩南語文學發展指引新方向，讓臺語成為更容易親近的語言媒介。Item 運動報導中譬喻的使用初探：以2009年洋基紅襪賽事的中英文報導為例(2010) 胡怡敏一般人可能會認為譬喻只是一種文學方面的修辭手段，與我們日常生活的語言使用也許沒有太大關聯；然而，雷可夫和詹森(Lakoff& Johnson，1980) 所出版的“Metaphors We Live By”《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周世箴譯註，2006）顛覆了這種刻板印象，為認知語言學的研究奠定了新的里程碑。譬喻是我們概念系統不可或缺的一部份，除了文學創作，舉凡日常對話、新聞報導等，都可見證到我們的思維活動和生存認知是如何以譬喻為依歸。沒有了譬喻，我們的表達與思維就會左支右絀，滯礙難行。 新聞撰寫方面，譬喻也大量應用於政治、社會、財經、股市、藝文、體育報導中。就運動賽事的報導而言，台灣向來以棒球為國球，而自從王建民在2005年於美國大聯盟－國際棒球運動的聖殿－崛起後，他與之前所屬的洋基隊、以及洋基隊賽事，在台灣引起前所未有的風潮。棒球在美國有悠久歷史，而在這些英文報導中，常見到一些有趣的英文譬喻使用。另一方面，台灣的平面體育版也開始將洋基隊和大聯盟其他球隊的比賽列為報導的重頭戲。而筆者也注意到，由於大聯盟對美國文化和社會的影響層面既深又廣，其英文報導裡的譬喻有許多面向值得台灣譯者或是新聞編譯從業人員觀察、理解、消化，並融入中文報導裡。本論文以洋基紅襪隊在2009年例行賽事的中英文報導為語料，從而探究報導內中英文譬喻的使用現象，除了提供一般讀者一個看待譬喻的新視角外，盼也能透過本研究讓語言研究者、翻譯界、以及體育編譯或報導者有所借鏡。Item 論羅德•達爾童書中譯本的翻譯與改寫現象(2017) 蔡月媚; Tsai, Yueh-Mei羅德•達爾 (Roald Dahl，1916-1990) 不僅為西方兒童文學名家，並且有別於一般童書，其兒文創作不時以嘲諷的文字風格描繪兒童不宜的故事內容，因此，本研究冀望透過歷時性研究，爬梳達爾在臺灣的接受史，檢視其童書如何藉由翻譯與改寫在國內兒文市場被通關放行。首先，儘管達爾童書早期中譯本出版者眾，卻無任何出版社提出有系統的出版計畫，導致其人其書面貌模糊。接續的志文出版社《新潮少年文庫》以較完整的編輯策略介紹其童書，並多保留達爾苛刻的寫作風格，譯文也採全譯，而非早期譯本的改寫策略。小天下出版社取得達爾童書最新版權後，則將其改以套書方式出版，並形塑達爾兒文經典大師的形象，不過，翻譯策略除於前人譯本的基礎上予以修改或重譯，對其中似乎較兒童不宜的內容，譯筆則常趨向溫和淡化。 整體而言，正是因為上述國內不同時期出版社與譯者的協力合作，達爾及其童書得由最初零散模糊的介紹，終至成就其在臺灣兒童文學大家與經典童書的地位。儘管如此，探討各出版社編輯策略與譯者翻譯策略時，尤其是關於達爾童書中易引發疑慮的內容與情節，本研究發現達爾童書中譯本與改寫本產出的歷程也同時反映出臺灣不同時期兒童文學的出版文化、主流價值與翻譯策略相互對話的成果。 關鍵詞：羅德•達爾、兒童文學、翻譯、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