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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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臺灣布袋戲英譯初探：霹靂布袋戲劇集英譯譯注(2019) 陳宣; Chen, Hsuan布袋戲自十八世紀中葉傳至臺灣以來，歷經了許多革命性的變化，也因此成為許多專家學者研究的重點。然而，大多數文獻偏重討論臺灣布袋戲的歷史與發展，或是布袋戲中使用的臺灣閩南語，而鮮少觸及翻譯這塊領域。臺灣布袋戲經歷過豐富的歷史及政治背景而演變至如今的樣貌，蘊含複雜的文化意象，加上使用的是臺灣閩南語，因此英譯實為一難題。而目前的現代臺灣布袋戲當屬霹靂國際多媒體為龍頭，將此一民俗表演藝術與多方科技融合，形成一種新的現代產物。此篇論文將提供筆者自翻的霹靂布袋戲劇集系列一集，並附上注釋作為譯注。霹靂布袋戲以閩南語為口頭語言而國語為影視字幕，此文以翻譯國語字幕為目標，透過布袋戲國語字幕的英譯讓來自不同文化、說不同語言的朋友也能欣賞臺灣寶貴的藝術。此篇論文旨在透過筆者初步的嘗試，以期為臺灣布袋戲吸引更廣大的關注，並展現此種文化翻譯文本的可譯性，未來期望有更多學術界的專家能可更進一步研究臺灣布袋戲的英譯，讓此臺灣本土文化為國際所了解，發揚光大。Item 從《三劍客》與《亞瑟王之死》的日中兒童改寫本看情色元素的操縱(2019) 涂瑋瑛; Tu, Woei-Ing東方出版社「世界少年文學選集」與光復書局「彩色世界兒童文學全集」在臺灣兒童文學界都佔有重要地位，兩套選集都是從日文本翻譯的世界名著改寫作品，卻都抹去了日文源頭的痕跡。收錄作品中有些原作是非兒童文學作品，含有兒童不宜的元素。本研究以情色元素為主題，研究文本為《三劍客》與《亞瑟王之死》，比對收錄於兩套選集的中日文版對情色元素的操縱。 比對結果顯示偕成版、講談版、東方版將幾乎所有情色元素「淨化」，小學版與光復版則保留較多情色元素與故事細節，但也會刪除或淡化過度情色的部分。改寫本遇到劇情需要必須保留部分情色元素時，傾向貶低女性角色，維護男性角色的正面形象。比對過程中也發現，日文改寫者決定了大多數對於情色元素的操縱，而中文譯者幾乎照單全收。改寫本的出版年代不同，比對結果的差異顯示社會與兒童文學價值觀隨時代演變，對於情色元素的接受度逐漸提高，改寫本能保留的細節也更多。Item 翻譯練習在台灣高中英文寫作教學之定位──師生行為與態度研究(2004) 王滿芳本論文主要探討翻譯練習目前在台灣高中英文寫作教學中之定位。有關「翻譯」寫作題型近年由於在升大學「推甄」、「學測」及「指考」中取消，因而使其失去傳統大學聯考時代做為考試題型而具引導平日教學之影響力，加上大考中心開發更豐富、多樣的寫作題型，以及主流溝通教學法之指導作用情況下，因此確有必要探究、了解平日英文寫作教學活動和月考翻譯寫作命題方面，高中教師對使用翻譯的行為、態度是否受上述因素影響而有所改變？以及學生對接受翻譯練習的態度、行為表現是否有所不同？ 有關教師部份，在設計與翻譯練習有關的問卷題目後，以筆者任教學校內的13位英文教師為研究對象，依教學服務年資深淺每10年做一區隔，共分三組，請其勾選填答問卷，然後再針對教師填答部份予以更深入訪談。從問卷調查、訪談及蒐集月考翻譯試題所獲結果，加以比較、分析討論得知：絕大多數高中英文教師無論在平日寫作活動項目中或校內月考翻譯題型命題，使用翻譯練習或翻譯的態度、行為並未受大學入學考試題型變化而有明顯改變。教師態度、行為未有明顯改變的考量因素包括英語在台灣屬外語、學生母語是中文而且教學現場為混合程度編班；絕大多數教師認為透過穩定、規律的翻譯練習方式有助學生了解如何在涉及不同文化、思維的中、英兩種語言系統間進行換碼並熟練中譯英字、詞、片語、句型等文法相關方面的正確性學習。此外，教師亦認為盛行溝通教學法雖強調語言流暢度重於正確性，主張多用標的語、少用或避用母語，翻譯仍為高中教師最常運用的英文寫作教學活動項目和寫作評量題型。 至於學生部份，以筆者新任教兩班高二學生為研究對象，先請其做學年初始學習狀況自述，然後穩定進行維時一學年的翻譯寫作練習活動，並於學年結束時讓學生填寫接受翻譯寫作練習之相關問卷及其學習歷程反思。從調查所得結果亦證實：絕大多數學生認為翻譯練習有必要並有助他們平日英語學習，他們並不因大學入學考試取消翻譯題型而有不同之行為表現，其接受翻譯練習的態度也未明顯改變。 最後，本文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翻譯在高中英文寫作教學方面所能扮演的角色與如何使用的教學建議，並指出本文限制及未來的研究方向。Item 翻譯與性別錯置—論<<荒人手記>>及其英譯本中的模仿問題(2003) 李延輝; Yen-hui Li本論文旨在以<<荒人手記>>中文原作及英文譯作為本，討論性別、翻譯與模仿之議題。論文主要分為五大章節。第一章簡述研究動機、<<荒人手記>>作品本身與作者朱天文，解釋模仿的概念，並提出性別與翻譯結合的重要之處。第二章探討<<荒人手記>>形式與寫作者身份的逾越，結合性別理論與翻譯理論，檢視小說文本的反串。第三章接續第二章，以<<荒人手記>>英譯本Notes of a Desolate Man為討論對象，以賽門（Sherry Simon）等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家所提之理論及同志理論，審視譯者是否如實傳達小說中的性別意涵。第四章以神似與形似為主，分析小說中「同志」一詞與顏色的翻譯。第五章則為結論，針對和性別議題有關的翻譯提出一些建議。Item 談《論述》之翻譯(2003) 方淑惠; Shu-hui Fang本論文共分五章，探討筆者翻譯《論述》(Discourse)一書之過程，以及翻譯實踐上的技巧與策略。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筆者翻譯《論述》一書時的個人背景，以及撰寫論文的動機和論文架構。第二章為「原著介紹」，簡介作者莎拉‧彌爾斯的研究領域、影響她研究方向的因素等，同時也節錄《論述》一書各章的內容重點。第三章為「翻譯過程」，以詮釋學派之「闡釋循環」理論為主軸，說明筆者的翻譯歷程。此外，亦解釋筆者翻譯重要字詞時之考量。第四章為「翻譯實務探討」，說明筆者在實際翻譯時所運用的策略與文體選擇。第五章為「結語」，總結全文，提出筆者翻譯之心得與感想。Item 《校長室裡的孩子》中譯自我評析──從文化訊息之詮釋表達看譯者文化意識之發展(2003) 鄭雅方; Ya Fang Cheng本論文旨在探討譯者文化意識之發展如何影響其對文本文化訊息之詮釋表達。本文所謂「文化意識」，係指辨識瞭解文化訊息之能力與歷程，譯者是翻譯行為的主體，掌握詮釋原文內涵與決定譯文型式的權力，因此譯者能否發揮文化意識，充分掌握原文各個層面之意義，攸關譯文之成果。筆者以《校長室裡的孩子》之翻譯歷程為例，分析原著型式與內容反映的文化訊息，比對筆者不同階段之譯稿，檢視異同之處，並回顧翻譯歷程中，筆者對文化訊息之瞭解掌握是否有所改變，對原文的詮釋及譯文的表達型式有何影響。本論文分為五章：第一章緒論，為研究動機與目的之概述、原著作者簡介與內容分析，並對研究範圍與相關名詞加以界定；第二章文獻探討，分別就文化意識、譯者詮釋與翻譯之關係，概略回顧相關論述研究；第三章研究方法，引用George Steiner之詮釋學觀點，將翻譯歷程視為譯者在原文與譯文體系中尋求平衡的過程，以此作為譯文評析的理論基礎；第四章譯文評析，將原文文化訊息分為型式與內容兩部分，分別擇取若干譯文實例，評析原文譯文表現之文化訊息是否達到平衡，並檢討兩者無法平衡之因素；第五章結論，先綜合評析筆者於翻譯歷程中文化意識之發展以及文化訊息之詮釋表達，再針對如何使原文譯文的文化訊息達到平衡，提出譯者應當留意的若干原則。Item 安 徒 生 故 事 中 譯 本 研 究(2003) 呂奕欣; Yi-hsin Lu本論文以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統論為基礎，探討近百年來安徒生故事的中譯現象。埃文－佐哈爾指出，若翻譯文學處於文學系統的中心位置，則譯文講求「充分性」，若翻譯文學處於系統的邊緣位置，則譯文注重「可接受性」。翻譯文學的位置，會影響譯者的策略。 本論文分為五個時期來討論近百年來的安徒生故事中譯本。第一時期為早期的譯文，主要受晚清的翻譯規範影響。晚清的翻譯文學處於邊緣的地位，因此直譯的譯本並不受歡迎，並且出現了大量改寫以符合譯入語文化價值觀的譯本。 第二時期為新文化運動，此時的譯文位於文學多元系統的中心位置，因此安徒生故事的譯文多採直譯的策略，十分講求譯文的充分性。 第三時期為三○年代，此時期的安徒生故事預設讀者從知識份子轉變為兒童，逐漸走向邊緣的兒童文學系統，譯文也開始有了簡化與注重教育性的傾向。 第四時期之後，為五、六○年代台灣地區的譯本，此時期文學系統位於整個大多元系統的邊緣，安徒生故事也沒有新的譯本出現，可說是發展停滯的空窗期。 第五時期為一九七七年至今，此時安徒生的中譯發展可分為兒童與成人兩系統。安徒生在兒童文學系統發展得相當蓬勃，不過受限於兒童文學的自我定位，因此譯文有大量改寫的情形。至於成人系統的譯文仍處於邊緣地位，因此除了葉君健的譯本之外，並無其他著重充分性的新譯本出現。 綜合以上分析，可發現安徒生故事的中譯過程並非靜態的語言轉換。翻譯文學在多元系統的位置，會影響譯者如何操縱譯文。筆者最後提出建議，認為未來應有更多樣化的新譯本，以彌補舊譯本之不足，並符合多元系統中不同讀者的需求。Item 譯者的操縱：從Cuore到《馨兒就學記》(2010) 陳宏淑; Hung-Shu Chen本研究旨在探討譯者的操縱，關注的焦點在於譯者對文類、敘述模式、角色、情節的操縱。以《馨兒就學記》為例，此書為義大利作家亞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於一八八六年完成的日記體小說，後來在一八八七年由哈普古德（Isabel F. Hapgood）翻譯成第一個英文譯本，之後日譯者杉谷代水根據此英文譯本，於一九○二年翻譯成日文的《學童日誌》，而中譯者包天笑再根據此日譯本翻譯成第一個中譯本《馨兒就學記》。這段從義大利到中國的漫長旅程是一個複雜的轉譯過程，每個版本之間的差異凸顯出譯者扮演的重要角色。 本研究比較義大利文、英文、日文、中文四種語言版本，觀察譯者如何操縱文本。他們的操縱顯示出翻譯其實是一種帶有意識形態的改寫。透過本研究提出的譯例，可以清楚看見譯者受到當時社會在詩學規範或道德規範方面的影響。在包天笑的譯本中，他將書中的故事改寫並在地化，類似這樣的翻譯策略在晚清頗為普遍，但透過本研究的比較與分析，可以證明包天笑的操縱也受到日譯本很大的影響，而不全然是他自己的創意發揮。在許多刪節改寫的部分，其實是日譯者杉谷代水操縱在先，包天笑只是蕭規曹隨。不過這兩位譯者的操縱都反映出他們在創新與守舊、西方與東方、異化與歸化之間矛盾掙扎，兩股力量的拉扯與當時的歷史社會脈絡息息相關。由此案例觀之，譯文並非原文的反映或再現，而是原文的來世，在異地產生了新的影響與效應。Item 回望福爾摩沙：十九世紀來臺西方人旅行書寫在臺灣的譯介(2013) 林希樺; Hsi-hua Lin本研究旨在爬梳十九世紀來臺西方人旅行書寫在臺灣的譯介脈絡。1860年臺灣開港通商，吸引海關官員、傳教士、博物學者、探險家、商人等外籍人士前來，留下航行錄、日誌、隨筆、書信等一手紀錄。這些文獻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後陸續在臺灣譯入中文，可概分為兩個翻譯階段，第一階段為二戰後至解嚴前（1945-1987），此時期的譯作大多由黨公營機構出版，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為主力。1970年代後，由於政府在戒嚴時期頒布多項法令管制出版，與臺灣相關的書籍出版沉寂了一段時間，直到1987年解嚴後，本土意識抬頭，臺灣研究漸成顯學，第二階段的譯介（1988-2012）就此展開，除了賦予舊本新譯外，亦有首次譯入中文的新文獻。十九世紀正值西方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發展的全盛期，來臺西方人的旅行書寫多半帶有政治與經濟目的，遊歷心得並非文本重點，而是提供詳實的地理環境與人類活動紀錄，供既得利益者參考。百年前西方人眼中的福爾摩沙，如何透過翻譯移植到中文世界？文本功能又有何轉變？本文整理歷來譯介書目，並從贊助者、譯者、準文本、專有名詞還原翻譯、文本改寫、譯本價值等角度切入，勾勒兩譯介階段概況，試圖分析文本如何從「為帝國服務的書寫」轉變成第一階段譯介「統治者的參考書」以及第二階段譯介「瞭解自身的史料、強化臺灣意識的讀物」。Item 從歐威爾《一九八四》中譯本看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翻譯的影響(2011) 李明哲以色列學者埃文．佐哈提出的多元系統論認為，在一個特定的文學系統內，若某一文學正「經歷某種危機或轉折點，或出現文學真空」時，翻譯文學將成為接近系統中心的主要活動，經過與譯入語其他並存系統（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產生連繫，從而採取特定的規範、行為和政策，並發揮預設之功能（例如為政治意識形態服務）。英國翻譯理論家赫曼斯率先將「操縱」觀念導入翻譯行為的研究，認為所有翻譯都是為了服務某種目的而操縱原文。原籍比利時的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則進一步將翻譯研究納入改寫及折射(refraction)的範疇。他指出翻譯為文學作品所樹立的形象，主要受到譯者或贊助者的意識形態和主流詩學所宰制。這類被統治階層接受並視為合法的經典化文學(legitimate& canonized literary repertoire)，往往與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或特殊的時空背景擁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反共文藝」是五○年代臺灣主流文學勢力極力吹捧的文化霸權。以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為主軸的政治意識形態逐漸在臺灣文化多元系統中佔據統治地位。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完成於一九四八年的《一九八四》所捍衛及反對的價值觀雙雙相容於當時國民黨政府及美國政府的政治利益，因此臺灣的中譯本很快就於一九五○年問世。本文設定的主要目標，乃援引勒菲弗爾的翻譯改寫理論，探討《一九八四》的中譯本如何經由刪節、改寫、淡化、濃縮等手法，以符合臺灣五○年代主流政治意識形態設定的文藝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