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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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宗旨與現況
本所於2004年配合國家本土化政策發展而成立，目標是培養具備本土關懷及國際視野的臺灣文史人才及優良師資。目前有5名專任教師及多位知名兼任教師。平均每年收15位台灣學生以及數名外籍生，外籍生以日本學生居多。目前共有50名左右在學學生。
國際交流
本所與多所國外大學訂有交流協訂。最受同學歡迎的是每年與日本山形大學的交流。寒假期間臺灣同學赴日本東北的山形大學，學習日本歷史、文化、街頭參訪、滑雪體驗。暑假則在臺灣接待山大同學。與廣島大學，有每年暑假的密集課程，也可以修習雙聯學位。其他也有歐美各國半年或一年的交換活動，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管道。
課程及活動特色
好吃、好玩、各式各樣豐富的課程內容，閱讀史料、歷史思辨、有效表達，進得了檔案館出得了田野，還能寫出得奬論文。課外辦理各種演講及學術研討會，把全世界重要臺灣史研究者請到教室。
如何入學
1.甄試入學：每年約9月報名，11月面試，準備研究計畫。通過者可提早於2月入學。
2.筆試入學：每年約12月報名，3月筆試，提供考試參考書目。
如何畢業
修畢規定的課程及參加學術活動外，須完成碩士論文。碩士畢業論文有多元選擇，可以撰寫學術論文，約3-6萬字。也可以用紀錄片、歷史小說、教案設計策展等多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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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運動作為思想的實踐：鄭南榕思想的形成、內涵與運用(2025) 陳泓璿; Chen, Hung-Hsuan本論文從臺灣思想史出發，聚焦鄭南榕的政治思想，探討其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思想實踐的發展與意涵。研究發現，鄭南榕的自由主義思想深受殷海光啟發，並在自身政治參與中發展出以言論自由為核心，結合反極權、民主社會主義與人道主義的多層次自由主義。他強調言論自由作為基本人權，並以出版實踐與政治行動回應1980年代臺灣的威權統治，提出國會改革、法律修訂及言論自由運動等策略，將學院內的自由主義思想轉化為具有社會動員力的政治實踐。在民族主義層面，鄭南榕融合公民民族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拓展臺灣國家認同的論述空間。作為外省人，他在美麗島事件後反思族群與歷史，強調臺灣文化與歷史的重要性，主張透過言論自由建立民主共同體，打破省籍對立。他所提出的民族主義既著眼於普世價值，也根植於臺灣的歷史與文化記憶，使外省人得以參與臺灣認同的建構，也促使本省人重新思考共同體的邊界與成員。鄭南榕的思想實踐體現在三場關鍵政治運動中。1986年的「519綠色行動」是臺灣首場反戒嚴運動，強調非暴力抗爭與群眾動員，使自由主義理念具體政治化。二二八平反運動則以族群和解與歷史真相為訴求，展現其文化民族主義思維與追求超越族群矛盾的歷史敘事。而「新國家運動」則明確主張以言論自由與國家認同為核心的臺灣獨立，體現其公民民族主義的終極目標。本研究梳理鄭南榕的思想脈絡與政治實踐，揭示其如何將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結合，並將自由主義從學院引入街頭，轉化為推動臺灣民主化的重要力量，為理解戰後臺灣思想與政治發展提供新的視角。Item 人與環境的互動：以下淡水溪大寮地區為例（1918-2020）(2025) 劉哲亨; Liu, Che-Heng本論文將研究視角聚焦於下淡水溪，並以右岸的大寮地區為個案，嘗試釐清河川與地方社會百年來的互動過程，以及人群在面對不斷變動的河川環境時，如何發展出相應的聚落樣態、產業活動、土地利用乃至河川治理方式。大寮地區因其地勢及下淡水溪河身的偏移，成為易受洪水侵襲的區域。對此，人群首先選擇聚居於丘陵地附近，雍正年間以後逐漸向近溪埔地擴張，為了在環境不穩定之處開墾，便以搭建臨時性建物——「寮」，作為洪患後能快速重建的應對方式。臨時性的「寮」成為聚落後，則引為地名，所以大寮地區在雍正五年（1727）至清末，便陸續於近溪埔地建立以寮為名之聚落。相較於下游右岸或左岸其他區域的寮，皆非因應洪水而產生，意即大寮地區的「寮」，除了用以開墾之外，更具有適應氾濫洪水的功能。直至日治時期近代化水利工程的介入，讓大寮地區免受洪水影響，更藉由大寮圳的興築改變農業環境，過往依靠雨水的看天田，得以引溪水穩定灌溉轉作水田。然而，1930年代末期開始的各項戰事，讓鳳山丘陵及下淡水溪，在高雄要塞地的防衛思維下，作為抵禦敵軍的軍事防線，從而使河川的戰略地位提升。位處丘陵與河川之間的大寮地區，除了部分土地被徵收，轉為飛行場或練兵場以外，也讓經由水利工程，才得以建立的農業環境及其價值功虧一簣。戰後政府於1970年代推行的工業政策，尤其以重工業、石化工業所產生的工業廢水，使河川環境受到嚴重破壞，政府對河川的治理方式，亦從「灰色工程」，轉變成生態治理的「綠色工程」。但在水資源仍要配合工業需求的前提下，不僅生態治理無法達成，更延伸出水資源被工業「掠奪」的問題，加上近年來受極端氣候影響，造成高屏溪豐、枯水期差異明顯增大，如何穩定供水給大高雄地區，儼然已成為一項難以解決的歷史難題。Item 臺灣總督府之「南方關與」——以荷屬東印度為中心（1895-1935年）(2025) 林育賢; Lin, Yu-Hsien臺灣於1895年被納入日本帝國的版圖之後，被賦予向南方擴展勢力的「據點」地位。作為殖民機關的臺灣總督府，亦以此為己任，透過「南支南洋」政策實踐日本的「南方關與」。本文以荷屬東印度為中心，探討總督府的實際作為與歷史意義。以調查事業而言，除了思考如何使日本人利用南洋的資源之外，其性質亦是延續自日治初期以來，總督府學習熱帶產業知識的南洋考察。兩者在人事上具有以總督府技術官僚為核心的「承繼性」，調查目的皆是以「開發臺灣」為目標。1935年，為了達到臺灣農業的「立體化」以應備當時的國際局勢，調查的成果在「熱帶產業調查會」得到實踐。由此，南洋調查事業所呈現的意義，乃是同為熱帶地區的殖民地，「後進」的臺灣向南洋學習「先進」的熱帶產業知識。以補助事業而言，1914-1929年間的補助，是在「大正南進期」的風潮下進行，多數事業為草創期，同時遭遇經濟衰退以致成效不佳，其意義在於總督府「南方關與」的嘗試，欲協助日本人建立在南洋的根基；1929年後的補助，以「國益」為出發點，為的是因應「經濟大蕭條」所造成日本人事業的困境，企業性質為已在南洋具備基礎者，補助的結果使多數企業度過困境，維持日本人在荷印的經營。由此，此時期的政策，具有日本帝國向南方拓展的「帝國門戶」之意義。除了上述，總督府亦藉由南洋的臺灣關係者——堤林數衛——之人脈網絡，達成「南方關與」的目的。首先，堤林數衛透過臺灣籍民郭春秧家族，奠定在三寶壟的事業根基，體現具日本國籍與華商身分的臺灣籍民之「中介」作用；再者，堤林數衛所參與的南洋倉庫、華南銀行，以及其在荷印禁止輸入臺灣包種茶事件中的交涉角色，呈現總督府利用南洋當地人脈協助政策的推行。最後，堤林數衛對於臺灣銀行、華南銀行的資金貸款交涉事例中，可以看到與總督府相關聯的銀行機關，成為推動「南方關與」時主要的資金來源。Item 出生於臺灣：〈甘露水〉的社會生命史探查(2025) 陳德娜; Chen, Te-Na2023年初，〈甘露水〉被指定為國寶。在此之前，她身處的場域曾經歷3次大轉移：1921年誕生於黃土水入選帝展，1958年遺失於臨時省議會搬遷至臺中時，2021年重新開箱。面對這件臺灣美術史上的經典之作，當我們在當代思考其定位時，有必要立足100年的時間尺度以提問未來。事實上，在我們無法於公領域看到雕像的1958年至2021年間，〈甘露水〉並未消失，而是進入到私領域持續被觀看。從藏家後代的回憶中，可得知戰後初期雕像被放置於半開放的診所空間，來往之親友、診所員工與中部地區藝文界人士皆可以看到。目前學界對於雕像誕生的日治時期已有豐富且完整的藝術史論述，當代對於〈甘露水〉亦投以極大關注。然而，關於中間隱匿63年的收藏實踐，仍有待進一步研究。因此，本研究立基於口述訪談、藝術品、媒體報導與檔案等史料，從物質文化視角探討〈甘露水〉的社會生命史，以「物」移動於公私領域的路徑為線索，檢視日治、戰後、當代的社會價值發展。綜觀而論，〈甘露水〉的社會價值在日治時期產生分歧。一方面戰後藏家隸屬的社群延續了日治的美學品味，並在國家政策下保有相當程度的能動性，故使作品得以收藏於私領域；另一方面，隨著臺灣藝術史論述日益成熟，且成為國家文化政策發展重點，故得以再次提供開箱該作的條件。如今，〈甘露水〉在當代詮釋下，已然成為臺灣代表。透過重新爬梳物的社會生命史，我們得以看見一條複雜且延續的脈動。並以物為另一種視角的起點，讓過去在臺灣史中可能被忽略的社群現身，共同思考何謂出生於臺灣。Item 日治時期臺北鐵道的多重角色與地方生活(2025) 飯塚美涼; Iizuka Misuzu1921年由於臺北鐵道株式會社（股份有限公司）開通當時唯一的私設鐵路——臺北鐵道，鐵道於是成為臺北到新店地區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這條鐵道原本是為了將文山區的貨物、礦產送到臺北而開通，隨著都市發展、人口增加，通學和觀光的需求逐漸提高。約略在同一時期，汽車開始普及，與臺北鐵道產生的競爭關係，一直保持著相互關注的狀態，也讓臺北至新店之間的地區形成利於交通發展的環境。臺北鐵道也是前往新店一帶觀光的重要交通工具。新店碧潭，以及烏來溫泉，兩地都是臺北鐵道沿線的主要觀光景點。這兩間離市區不遠的地方，透過利用臺北鐵道能享受適合日間短途旅行的避暑勝地。在上下學方面，對於當時臺北帝國大學的學生和教授來說，臺北鐵道是一個重要交通選擇之一。除了他們之外，對於居住在新店的人前往臺北，或是居住在臺北通勤至新店的兩者而言，由於交通選擇相對較少，利用該鐵道的佔比較大。本文認為臺北鐵道的發展，其不僅承擔了貨運、客運的角色，還在教育、觀光與戰時交通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功能。從服務文山地區的貨物運輸，到連結都市與自然的觀光體驗，再到支撐通勤與戰時疏散，臺北鐵道的存在體現了日治時期殖民地基礎建設的多樣性與現代化意圖。Item 殖民統治下的音樂敘事:三首「臺灣之歌」的創作(2024) 石崎智香; ISHIZAKI CHIKA本論文探討日治時期三首以臺灣為主題的歌曲：〈臺灣周遊唱歌〉（1910年）、〈臺灣之歌〉（1919年）和〈臺灣之歌〉（1929年），分析其創作背景、歌詞內容及文化意涵，揭示其在教育與宣傳中的雙重功能。這些歌曲在不同時期，反映了日本殖民當局如何通過音樂媒介塑造殖民地臺灣的形象，並展現統治的成果。〈臺灣周遊唱歌〉是以1908年縱貫鐵路通車為契機創作，歌詞內容包含鐵道沿線的地理、特產與自然景觀，旨在傳遞臺灣作為現代化殖民地的形象，並宣揚鐵路建設所帶來的進步與便利。該歌曲不僅用於地理教育，也作為對內外宣傳殖民治理成果的工具。1919年的〈臺灣之歌〉由日本內地的殖民機構主導創作，試圖介紹臺灣地理與文化，但歌詞視角過於偏向內地，缺乏對臺灣在地特性的深入理解，因而未能在臺灣廣泛流行，顯示出殖民地文化政策的限制。1929年的〈臺灣之歌〉則由臺灣教育會徵選產生，參與者來自多元背景，歌詞內容在展現臺灣地方特色的同時，亦強調日本統治下的現代化成就與基礎建設成果。本文認為，這三首歌曲是殖民地音樂敘事的典型例子，具有教育與宣傳的雙重功能。它們不僅作為教材引導殖民地民眾認識地理與文化，更是日本向內地及國際傳播統治正當性的重要文化媒介。本研究透過對歌曲的歷史背景與歌詞分析，探討音樂在塑造殖民地形象及推動意識形態傳播中的角色。Item 清代臺灣請墾制度的運作：以海山地區為例（1713-1783）(2025) 楊士瑩; Yang, Shih-Ying本研究以清代臺灣海山庄為案例，探討請墾制度的運作模式與「墾區莊」的形成過程。海山庄大約是指現在的樹林、板橋區以及新莊區的桕子林、西盛一帶。18世紀的開墾歷程涉及墾戶、業戶、番社與官府等多方互動，並呈現多種制度並存的現象。然而，現有研究多著重於家族史與地權關係，對於墾戶實際操作請墾制度的方式及其對地方土地利用與租佃秩序的影響，討論較少。本文選取康熙五十二年（1713）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為研究時段，主要依據海山地區契約文書、地方志及先行研究，特別運用張士箱家族文書，包括《泉州、臺灣張士箱家族文件匯編》與〈永泰租業契總〉，結合比較分析，重構18世紀請墾制度的實態。研究發現，請墾與報陞在實務上可被拆解並分工操作，形成一種彈性且可流動的地權制度空間，業主資格得以透過股份轉讓在不同區域靈活調整。陳和墾號於海山、內北投與坑仔口三地的開發案例顯示，區域條件與既有經營狀況深刻影響制度推行成效。張士箱家族在接手海山墾業後，透過與番社協議、擴張報陞範圍、水利建設、專業管理人員運用及胥吏職務經營，有效整合族群與行政資源，穩定並擴張租佃關係。隨著18世紀中後期水田化與地權秩序重組，「海山保」等新行政空間興起，標誌請墾制度功能的衰退與土地治理邏輯的轉變。綜上，海山庄案例顯示清代請墾制度在地方呈現「制度規範與地方實踐互構」的特徵，「墾區莊」的形成乃是在制度運作、族群互動與經營策略調整過程中逐步生成。本研究除深化對清代臺灣拓墾空間與治理機制的理解，亦凸顯海山庄文書在重構制度實態上的史料價值，為後續相關研究提供比較與參照的基礎。Item 台灣政治犯救援結構之分析（1950-1980年代初）(2025) 廖芊雅; Liao, Chien-Ya中華民國在台灣形塑出的白色恐怖，製造了許多政治犯，這些政治犯因著思想或行動與政府不同而身陷囹圄，陷入家庭破碎、甚至難保性命的慘況，在這樣強勢的政治壓迫之下，台灣島內開始出現了政治救援者，他們利用多元的方式，試圖影響決策者，為政治犯開闢一線生機。本文即是以對「政治犯」的「救援行動」為研究對象，探討八件不同時代背景、不同內容、不同身份的政治犯，他們所獲得的政治救援能量有何異同？並以「水流」的意象比擬之，將「救援行動」的內涵細分為「上游救援發動者」、「中游救援傳遞者」、「下游救援匯聚者」，以此進行救援結構的分析。1950年代至1960年代國際局勢是影響救援行動的重要因素，不過政治犯本身的人脈也相當關鍵，隨著彭明敏案的救援行動發生後，救援者意識到海外的行動相對可行，因此救援類型從「島內救援」，轉為「從海外透過島內協力」、「海外直接介入」。1970年代，「暴力」的政治案件頻傳，這些被貼上「暴力」標籤的政治犯，能否獲得國際人權團體的協助？確實與暴力行為的認定息息相關，在政治救援行動進行了二十多年後，救援者亦知曉救援行動「即時」的重要性，因而在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後，可以觀察到在審判前積極救援的樣貌。在每一次的救援行動中，都有許多人和團體的參與、協力，這些人與行動聚沙成塔、滴水穿石，終是帶來了超過救援政治犯的能量，將台灣推向民主化之路。Item 1970年代前後臺灣「奇裝異服」取締行動之研究(2025) 黃紫寧; Huang, Tzu-Ning本研究聚焦於1970年代前後臺灣「奇裝異服」取締行動，探討政策背景、執行過程及社會影響，以政府取締與常民經驗為主軸，運用政策文件、新聞報導、口述資料及影像記錄，從多層面檢視該行動的全貌。取締行動結合反共復國的大背景，植根於戒嚴體制對服儀秩序的重視。警備總部將「奇裝異服」上升為全國性議題，透過警察、教育與媒體多方協作，在街頭、校園及演藝界推動全方位管控。男性長髮因其被解讀為陰柔且削弱國家形象，成為嚴格取締重點；女性裸露裝扮雖相對寬鬆，但中學生因升學壓力與傳統規範，服儀仍受到嚴密控制。威權體制下的道德論述滲透至民間，形成著裝與品格、學業等問題的聯結，迫使常民進行自我審查與心理調適。個體在面臨權威壓力時，雖被動服從，卻常以「倒楣」的心態展現能動性。取締行動在執行層面標準不一，僵化的規範亦因學歷、地緣或政治需求出現差別待遇，而其形式大於實質效益的特性，更加凸顯政策的不公平與低效。隨著社會逐漸開放與威權鬆動，「奇裝異服」取締行動逐步式微，終至消亡。然而，此行動深刻影響了一代青少年的心理與生活自由，並對服裝文化與個人表達權造成抑制，為理解臺灣戒嚴時期威權治理與社會變遷的重要案例。Item 大溪梅鶴林家之研究─渡臺到終戰（1796-1945）(2025) 林寶猜; Lin, Pao-Ts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