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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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落聯盟」─歷史桌遊.認識臺灣
    (2021) 游詠筌; You, Yong-Cyuan
    在過往的歷史教育裡,都以傳統的講述知識教學為主體,直到2007年開始有核心概念「翻轉教育」的出現,佐藤學的「學習共同體」、張輝誠的「學思達」等等的教育概念被提出,呈現百花齊放的盛況,傳統的教學方式受到挑戰,新的教學方法跟概念開始被應用於課堂之中去做嘗試,主要從打破課本的限制,由老師來做教材的編撰,用故事性或主題性的方式做教學,教學方法的部分則是希望能和學生的生命經驗產生連結,讓學生能夠感受、思考歷史的存在,從而具有歷史資料判讀能力與歷史意識,成為十二年國教中所說具有「歷史素養」的國民。 除了新的教學方法跟教學理念之外,新的科技也被應用於歷史教學之中,如網路上的歷史知識影片,又如應用電子白板與投影教學,讓學生不僅止於從文字中獲得知識,從圖片及影片中也能獲得知識並促進思考。 本文主要想突破傳統的教學方式,用歷史「桌遊」的方式,也是桌「遊歷」史的方式,讓學生直接從實際的遊戲體驗中學習,運用合作學習法、遊戲教學法及體驗教育的方式讓學生達到更深刻且更有成效的學習效果,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在團隊中互相幫助與競爭。論文主要分成書面論文與實體論文兩個部分,書面論文主要呈現創作理念、運用方法與遊戲內容,實體論文的部分則是完成製作後,實際應用於課堂當中,從學生的學習過程與成果來做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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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後臺灣山地教育「特殊化階段」教科書之研究─以國語科、社會科為例(1951~1958)
    (2015) 朱佳陽; Zhu,Jia-Yang
    教科書是官方指定學校必須教授的讀本書籍,所以教科書常成為國家形塑理想國民的重要工具,任何時期、任何地區的教科書多少都帶有意識形態。本研究嘗試分析1951~1958年專門編輯供山地國民學校原住民學生使用的國語科及社會科教科書,以釐清透過教科書,政府所欲傳達於原住民學生的知識為何?以及政府所欲形塑的原住民學生成何種理想個體?在了解教科書對原住民學生的影響之前,必須對當時教科書的產出有更深入的探討。 教科書的產出,除了依據課程標準外,多少都會受到當時環境政策的影響。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立即要處理的問題就是去除「日本化」並「中國化」,這是戰後政府在臺灣推動的重大政策。到了1950年代,政府開始針對山地原住民推動「山地平地化」,希冀提高原住民生活水準,已達同平地人生活水平。因此,當時山地教科書中,是否也有涵蓋這兩政策意涵?此外,當時參與教科書編輯的人員,對於編輯適合山地原住民所使用的教科書,其理念及想法又是如何?這些是本研究要處理的問題。 一般教科書研究多著重在解嚴前後,或者是課綱的調整,對於戰後初期關於原住民教育的相關研究並不多,期許本文的探討能彌補對於戰後初期原住民教育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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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社會的女性角色與變遷
    (2019) 佐藤早惠; Sato Sakie
    本文主要探討日本統治時代的「學校教育」、「青年團活動」、「講習會」等活動,對當時臺灣原住民女性的角色與生活型態產生怎樣的影響。日治以前,原住民女性與大多數臺灣島內的女性一樣,大多數並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日治以後,統治者開始設立蕃人公學校、蕃童教育所等原住民教育機關,在部落裡教授原住民女子教育,而對原住民女性的就業、教育、家庭等各方面的角色變遷與進入社會的過程,產生很大的影響。 這些教育活動中的裁縫科、耕作科,是透過學校、青年團、講習會等不同的管道進行,還有在駐在所開設的助產婦講習會,也將原住民傳統的生產方式改變成現代化生產方式,對嬰兒與姙婦生存率的提升跟蕃社的衛生狀況之提昇,有顯著的貢獻。 最後,本文以則一故事的內容講「蕃婦」的角色。本文所講的「蕃婦」是指身為原住民女性,但協助理蕃關係者做理蕃工作。當時,有些原住民女性從事了統治者方面的理蕃工作。雖然她們生為原住民,但是當了日方跟原住民之間的橋樑。本文希望通過這些教育活動與婚姻關係,提出對女性角色變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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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綏撫、監控到自治─日治到戰後前期山地交易的制度形成與變遷
    (2017) 張夢軒; Chang, Meng-Hsuan
    長久以來,原住民多能自由的和外界交易物資。日治到戰後前期,國家勢力開始以有形的制度之手,介入山地交易運作,使山地和平地發展出截然不同的樣貌。日治到戰後前期,山地交易制度先後呈現出「綏撫、監控和自治」三種精神。 日治最初,政府以安撫、討好的方式「綏撫」原住民,不時地供給原住民酒食、布帛等物資,對於山地交易沒有統一、強制地控管,使各地發展出自由交易、特許民營、官營等不同交易樣態。 1900年以後,山地交易政策精神由「綏撫」逐漸轉變為「監控」。配合南守北進政策,西部、南部地方廳,以法令監控民營山地交易;北部、東部地方廳則採官營交易,由警察直接控管食鹽、鐵器供給。大正3﹝1914﹞年五年理蕃政策結束,警察經營的官營交易所,對山地進行治安控制、文化改造。大正10﹝1921﹞年,警察協會接管山地交易,蕃產品買賣帶來的巨額收入,成為警察撫卹財源。戰爭時期,新竹州、臺中州、高雄州陸續設立高砂協會,更積極榨取山地財源,高砂協會雇用原住民菁英,和高砂族自助會、青年團合作,使原住民菁英獲得和官方合作經營蕃產交易的經驗,也開啟戰後辦理山地交易「自治」的契機。 戰後初期,原住民菁英欲達成山地交易的「自治」,南志信、林瑞昌、高一生等原住民菁英集資設立民生公司,但在國共內戰的局勢下,政府不願把山地交易自治權下放,使自治夢想頓挫。民國41﹝1952﹞年,設立山地鄉供銷會,「山地鄉自辦,政府監督」權責不一的架構下,供銷會面臨資金不足、人才不足、業務不善等問題,政府沒有直接解決問題,民國49﹝1960﹞年還以山地平地化政策為由,將供銷會改組為農會,日後多數的山地農會被併入鄰近平地鄉農會,至今只有5個山地鄉農會保持獨立,失去山地農會保護和扶助的山地鄉,只能自力更生、自立自強。 上述山地交易制度架構,運作在桃園復興泰雅族,在日治中後期政府強力監控下,角板山交易所成為展示統治成果的樣板交易所,實際上族人沒有發展交易買賣的空間;在戰後前期政府威權監控、資金不足的限制下,不論是以族人為主體組成的供銷會,或是族人私人經營的竹木業,皆難以利用買賣累積資本。民國54﹝1965﹞年以前的復興泰雅族人,只能默默蓄積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能量,等待日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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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臺灣原住民女性人物與形象研究
    (2017) 杜曉梅; Tu, Hsiao-Mei
    近年來,與臺灣原住民相關的研究受到學界普遍重視,主題也相當多元,從地權轉移、人口遷徒、文化習俗,到原漢之間的交流與對抗,透過研究都得以逐一拼湊出臺灣原住民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生活樣貌。回顧臺灣原住民史的研究成果,女性一直是較被忽略的群體,清代的原住民女性更鮮少研究,遑論個別人物的深入瞭解。不過,現今已有一些研究,或藉由文本重建客觀的原住民女性集體特質、生活場域和傳統習俗,或聚焦於書寫者的主體意識、他者觀點,但共同的不足是缺少個體的角度、人物的案例。 本文的研究重心,在爬梳各類清代文獻檔案後,先指出原住民女性在文獻中的樣貌,充滿書寫者在文化、性別、種族、階級上的偏見, 虛實參半的內容,致使她們的形象遭到扭曲或貶抑,真實面貌無法呈現。繼而,強調這些文本仍能偶見原住民女性的碎片記載,她們的故事只是不曾清楚描述,以致不為人知。因此,本文以人物為切入點,透過進一步的史料解讀,將這些原住民女性人物從歷史中一一挖掘出來,釐清史料的虛與實,在歷史文化脈絡下重新建構她們的人生故事,冀以補足清代臺灣原住民女性史的部分闕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