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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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Phillip Brown對家長主義教育觀的省察及對臺灣十二年國教的借鑑(2024) 李大任; Lee, Ta-Jen本研究檢視政府推動十二年國教之教育理念、政策及教育現狀落差時，發現近年臺灣的教改困境，與英國學者Phillip Brown所關注的家長主義（parentocracy）教育現象相仿，因此試圖藉由探討Brown對家長主義教育觀衝擊教育體系之省察，反思十二年國教下臺灣之教育機會均等的發展困境。本研究回顧Brown所謂家長主義教育觀在英國的形成背景、梳理Brown對家長主義教育觀的理解與反思歷程、探討Brown回應家長主義的「理想教育觀」及其思想淵源。並藉由Brown對家長主義教育觀之反思論點，解析十二年國教下臺灣之教育機會均等的發展困境與家長主義教育觀之關聯，並提出具體的改革建議。Item 高雄市國民中學鄰近學校規模差距成因及其教育機會均等意涵之研究(2011) 吳昭儀; Chou-I Wu過往與教育機會均等的相關研究，多以量化方式探討城鄉間的差異，而都市學校往往被認為較不具有教育機會不均等的問題。然而近年來，在升學主義與少子化的影響下，家長選校時出現的「西瓜偎大邊」現象，使得鄰近學校規模差距拉大，並造成教育機會不均的現象。因此，本研究即透過對高雄市的「西瓜學校」（指距離鄰近但規模差距甚大的學校組合），以地理資訊系統與個案研究方式，瞭解高雄市81-99學年學校規模變化之趨勢，找出西瓜配對學校，並瞭解其規模差距的成因及對教育機會均等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高雄市從81學年至99學年，國中學生有逐漸集中在特定學校之趨勢；且在市中心地區，因設校密集與人口衰退而易形成「西瓜學校」，且具不同的組合型態。本研究個案「西瓜學校」之成因，包括人口變化與社區發展、學校所在位置、升學主義、校長領導與學校經營以及總量管制辦法。而「西瓜學校」對於教育機會均等的影響，則表現在學校的教育經費、教師部分（包含教師文化、流動、人力調度、教師士氣等）、學校行政運作以及學生學習；普遍而言，在這些部分大校較小校擁有更多的資源與優勢，且以此進一步鞏固或拉大與鄰近小校的差距。因而出現如同「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最後，根據本研究結果，從教育制度與學校經營等方面提出改進之建議，供相關教育單位參考。Item 教育優先區政策借用之研究(2010) 阮孝齊; Hsiao-chi Juan我國教育優先區政策自1994年開始試辦以來，歷經1996年正式推行之三年計畫，實行至今將近15年，實為我國縮短城鄉差距，促進教育機會均等之重要教育政策。此種垂直平等的補助方式，由透過學校提出計畫，中央審核，專款專用，推動以來廣受學校好評，其精神理念亦受到學界肯定。 然而，教育優先區之概念並非我國所獨創，其始自英國普勞頓報告書之建議，法國亦採用優先教育區作為教育機會均等政策，同時美國亦有補償教育的作法，我國優先區政策在全球化的時代中，亦難自外於其影響，而產生政策借用之現象。在全球化的今日，在地現象常為遠處事件所型塑，乃至分析任何政策作為皆難避免探討政策借用之影響。然全盤移植的政策抄襲，難免產生橘逾淮為枳的政策借用失敗現象，故政策借用之研究對比較教育研究提出挑戰，認為政策之跨國移轉實為一調適再評估之歷程。 本研究將教育優先區政策作為一政策個案，分為中央政府、地方、以及學校等三個層級，藉由分析政策之借用歷程、遭遇困難、以及調適方式，歸納影響政策借用之因素。研究發現我國教育優先區政策以首長經驗及當時國教發展資源分配為背景，其決策調適過程受到資訊管道、在地經驗者參與、地方政治生態、行政體制及考核方式影響。在地方層級之調適作為受地方政治、行政文化等影響。而學校的在地文化、學校特色辦理的得名心態、升學主義、爭取經費之行政心態以及分處室辦理的本位主義皆會影響我國教育優先區政策之推動。最後並提出一評估性的架構，作為政策制定者借用國外教育政策之參考。Item G. H. Bantock論教育機會均等(2015) 崔麐; Tsui, Lin在學術上對教育中平等問題的討論，一般而言最常見的有兩種立場，主張追求教育機會均等、或是主張追求教育結果均等。當代的教育研究中對此議題之論辯主要都是從政治與經濟的角度著手，嘗試一一說明社經背景、天賦才能、個人努力、因教育而受影響之未來社經地位等因素是否構成給不同族群之學童予以不同種類之教育的正當理由。G. H. Bantock的貢獻在於他從文化的考量來觀察追求教育機會均等或是教育結果均等會對一個社會文化上的健康以及對個人的情緒教育與幸福造成甚麼樣的不良影響，因而構成了另一種教育中追求平等的立場，主張給予文化經驗不同的學生予以不同的課程內容。 然而，這樣的主張需要論證來說明為何在教育哲學中文化的考量應優先於政治或經濟的考量因素。此外，Bantock對教育結果均等的批判奠基於C. P. Snow與F. R. Leavis的「兩個文化」論戰中後者對於科學與文化兩者之差異的看法，尤其是對工業革命後勞動性質的改變以及同時期大眾傳播文化逐漸取代傳統民俗文化這兩點上多有承襲；欲妥善地評估Bantock關於教育中平等問題的論述是否恰當，勢必要回顧F. R. Leavis所屬之文化保守主義這個思想流派中M. Arnold、T. S. Eliot等人如何說明何謂文化，同時兼顧當代思想家如A. O’Hear與R. Scruton等人如何繼續發展此一思路中的各個面向。最後，Bantock對教育機會均等的批判僅止於它和教育結果均等一樣必須預設一個適用於所有學生族群的共同課程，因此在文化上會導致與後者相同的不良後果；Bantock對教育機會均等的批判因而顯得較為薄弱，也無法說明在甚麼意義之下他自身的立場為何不是另一種需要篩選機制來決定不同學生將來何去何從的教育機會均等。 有鑑於以上諸點，本論文企圖論證教育的內在價值應優先於教育的外在價值，以及教育中最重要的內在價值在於文化的傳遞，因此討論與教育有關之政治與經濟問題時須優先從其可能帶來之文化後果來判斷不同理論立場之優劣。同時，透過建構一個文化的理論，本論文從事實與價值的區分以及理由與原因兩者的差異來說明為何J. Dewey與R. S. Peters的教育哲學從文化傳遞的角度來看都有其缺陷。最後，本論文嘗試說明Bantock論證其教育中對平等議題所抱持的立場時，最有力的論據不在於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兩者所牽涉的文化經驗之間可能發生的落差，而是在於學生在學校所學習之課程與學生畢業後所從事之工作兩者所牽涉的文化經驗之間可能產生的衝突與格格不入。由此可以顯現Bantock的課程理論並沒有落入菁英主義的窠臼，歧視職業教育或是剝奪勞動階級家庭之子女接受學術教育的機會；但也由此證明了Bantock的立場若經過本論文對其論證的修正之後，其實是一種文化意義下的教育機會均等。 本論文雖然奠基於Bantock於1950到1980年代這期間的教育思想，但是對當前相關或類似的教育議題亦有理論之蘊含。以教育與工作兩者之間的關係為例，對當代學者C. Winch的職業教育觀點以及追求學生自主決定之能力的培養便有所批判；重點不在於我們是否能取消教育上決定學生何去何從的權威，而是在於甚麼樣的權威才是對文化健康與個人幸福有所助益。又以多元文化與性別平等的問題為例，因為教育的目的在於給予學生適合的文化經驗，所以在教育哲學中應考量的重點在於學生畢業之後所要面對的社會角色；例如是要融入漢族的主流社會還是要生活在原住民傳統的社會中，或是要接受家庭中對女性角色的定位與需求還是要完全捨棄男女的角色差異。即使在全民教育中我們能忽略學生的文化背景對其所造成的影響，我們仍然無法輕視學生在離開學校之後所要面對的更長遠的人生裡總是會遭遇社會中無法改變的體制、現象與困難。最後，從實務面來談，臺灣中學生的PISA成績近年來總是表現亮眼，然而分數的標準差極大、且學習意願與動機的分數持續低迷；如果從本論文的文化角度來理解這個教育現象，那麼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我們的義務教育一直忽略了不同族群的學生有不同的文化經驗，也因而在教育的課程上有其迥異的需求。忽視了這些需求，才真正是造成了教育平等這個議題中的社會不正義。Item 「藝能編班」方式下的教學實踐：國中美術班與普通班的比較(2005) 許殷宏; Hsu, Yin-Hung本研究旨在描述教師在不同類型班級進行教學實踐的事實，並深究其觀念與行動在學校情境中的意義。主要研究目的有四：（一）瞭解國民中學美術班與普通班的背景脈絡及其差異；（二）比較教師對於美術班與普通班的情境定義及其相應教學作為；（三）分析美術班與普通班學生的相關反應；（四）討論藝能編班方式所隱含的教育機會與社會階級意義。為達成上述目的，本研究採取觀察與訪談的質性研究策略，擇定臺灣北部一所國民中學的美術班與普通班，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的重要結論如下： 一、美術班主要以升學為導向 不論從資源分配、知識傳遞、行為管理、潛在課程等方面來看，學校行政人員與任課教師對於美術班的學生，都傾向以提昇學業成就為優先考量。美術班學生在整體環境與學校教師的形塑下，已將「升學優先」的價值觀予以內化，不但重視學業成就的表現，多數學生也認定自己班級為另一種形式的「資優班」，一切皆以升學為主要考量，這種情況實與過去能力分班的「前段班」毫無兩樣。 二、不同類型班級學生受教機會不均等 就資源分配來說，美術班學生享有豐厚資源與特殊照顧，最終目的是希望能夠提昇學業成就的表現。在知識傳遞方面，任課教師會調整知識的深度與廣度，運用完全不同的教學策略。同時，任課教師對於美術班的成績要求標準相對較高，美術班學生亦明顯感受到任課教師會因為學業成績的優劣而有不同的對待方式。總之，學校提供美術班與普通班學生不同的教學資源，傳遞不同類型的知識，給予不同的行為管理，兩班學生的受教機會因此有明顯的差異。 三、教師的能力觀影響學生的身分認同 美術班與普通班學生在實際能力表現上出現明顯的落差，這與任課教師對於兩班學生的期許與要求有所關聯。整體來看，任課教師與學生的互動關係，受到成績表現優劣的影響，成績儼然成為代表一切學習成效的指標，同時也意味著未來發展方向的區隔。美術班學生被認為有能力精通學科知識，適合朝向升學研究的方向發展。相反地，普通班學生則被認定應該積極培養生活與就業的相關能力。這種對於學生未來身分的分類與階層化，關鍵就在教師對於學業能力高低的認知與判斷。 四、中上階級透過學校場域進行再製 美術班學生不僅家庭社經背景高於普通班，擁有較為豐厚的經濟資本，同時在各項文化資本的累積與傳遞上，也明顯優於普通班學生。學校教師受到本身階級所具有的習性，以及學生所展現之文化資本與象徵資本的影響，透過知識傳遞、行為管理、潛在課程、課外活動等各種方式，不斷肯定美術班的特質與表現，給予較高的期望與評價，進而影響學生的未來發展與身分認同，無形中會強化社會階級的再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