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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日治時期臺灣家畜疫病防治制度之研究(1895-1945)( 2022)本論文以日治時期臺灣家畜疫病防治網之構築及其調整作為問題意識，主要探討家畜防治政策和制度、進口家畜檢疫實施及其變遷、家畜疫病防治與獸醫、家畜疫病防治實況等課題。初步探討之結果，日治時期臺灣家畜疫病防治政策可以1927年為分水嶺，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施行臺灣獸疫預防規則，建立臺灣家畜疫病防治制度；後期與日本國內接軌，施行家畜傳染病預防法，調整並強化臺灣家畜疫病防治制度。關於進口家畜檢疫，1896-1911年，以中國豬為主要檢疫對象，成立臺灣家畜保險株式會社協助檢疫，成功防遏病毒入侵，日本進口家畜必要時實施檢疫。1912-1926年，以日本為主、中國為輔進口生豬，1920年指定中國為有病地而嚴格檢疫。1927-1945年分別由臺北州、高雄州港務部實施家畜檢疫，戰爭期間因貿易的變化，檢疫工作由隔離和檢查改變為以消毒為主。關於家畜疫病防治與獸醫，日治初年家畜疫病防治主要是警察的業務。臺灣總督府鑑於臺灣獸醫嚴重不足，1906年起農事試驗場農事講習生增設獸醫講習生，開啟臺灣獸醫培育之序幕；迄至1911年修業年限6個月，偏重實習和日語課程，畢業生65人，出路相當多元，僅約半數符合該科設立之目的；1911-1922年修業3年，畢業後可免試取得獸醫證書，畢業生112人，大多任職官公廳、畜牛保健組合、農會，或開業，負責地方家畜疫病之防治工作。1921年臺灣總督府建立「防疫獸醫」制度，派駐在各州廳，扮演家畜疫病防治領導、協調、整合的角色。就家畜疫病防治實況觀之，前期陸地防疫主力為牛疫，先採隔離撲殺並用方針，後採一律撲殺方針。防疫措施除了消毒、隔離、阻斷交通、施打血清等措施之外，先後於疫區設置臨時獸畜檢疫部、農牛共濟組合等，尤其是1912年起在各地設立畜牛保健組合，展開畜牛防治及救濟事業，1920年終於撲滅牛疫。1927年起配合獎勵養豬政策，各州廳致力於豬霍亂防治工作，1937年成立畜產會，以會費和動員會員從事防疫、教化及救濟事業，日治末年感染率明顯降低。整體而言，日治時期臺灣家畜疫病防遏制度之特色，乃是總督府在各地成立畜牛保健組合、畜產會等統制色彩濃厚的「自治團體」，向畜主徵收會費充當防疫經費，動員畜主從事家畜傳染病之防遏，並建立緊密的獸醫網，積極展開防治措施、教化活動及充分救濟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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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清朝科舉考試與旗人的政治參與( 2021)在所有征服王朝中，清朝是唯一以科舉為國家取才主要管道的政權，更讓統治民族――旗人，以科目為重要的入仕途徑，然而，旗人以國語騎射為根本，與以儒學為主的科舉考試互相牴觸，要在兩者間取得平衡，旗人科舉制度的施行與運用勢必與漢人相異。因此，清廷一方面在旗人科舉制度中設置馬步箭考試的門檻，另一方面維持既有的旗人任官管道。旗人可將科舉與其他入仕管道交相運用，拓展參與政治的機會；朝廷則能同時獲得文、武人才，而與漢人政權專以功名為尚的任官制度迥異。故清朝旗人科舉制度雖源自於漢制，卻深具滿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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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被忽略的「前史」：從《使信月刊》看英國長老教會對臺傳教之開展（1844-1875）( 2022)本論文認為，過去對於英國長老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England, PCE）在臺傳教之研究視野，大多只關注1865年入臺後開始之發展，不僅沒有討論該會在華傳教之脈絡，也未對該會為何來臺傳教深入探究。英國長老教會約150年前來臺傳教，1941年和北部的加拿大長老教會合併之後，改名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今日已是臺灣最大的教派，信徒遍布全島各處，影響力也觸及政治、社會等各領域。長老教會擁有悠久的歷史和多元發展，與之相關的研究成果豐碩已能大致掌握1865年至今的教會發展，及其與臺灣社會的互動。然而，過去的研究較少考量到英國長老教會在臺灣傳教之開展，與來臺前的傳教經驗有密切關連。英國長老教會於1844年成立，並在1845年成立海外宣道委員會（Foreign Mission Committee, FMC），負責安排傳教經費和人力開始向海外傳教；1851年，在華傳教總部於廈門成立，負責向外拓展和支援新的傳教地，並與海外宣道委員會共同主導在華之傳教決策，包括來臺傳教之決策。1858年，廈門的宣道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 1830-1877）提出「占領說廈門話地區」之計劃，讓英國長老教會開始注意到臺灣，但杜嘉德選擇優先穩定廈門之傳教工作，使得向臺灣傳教遲遲無法成行，直到太平天國中斷廈門的傳教活動，馬雅各（James L. Maxwell, 1836-1921）才於1865年正式來臺。馬雅各來到臺灣之後，同時受惠於海外宣道委員會將醫療傳教制度化之過程，以及廈門已建立起之白話字系統，得以藉醫療吸引臺灣居民，再教導其閱讀白話字聖經。1870年以後，向原住民傳教的成功，使得臺灣一地的信徒快速增加，甚至超越廈門和汕頭兩地。隨著臺灣之重要性提升，英國長老教會對其之想像亦不斷改變，使得在白話羅馬字、醫療傳教及隊原住民傳教等策略制度化之前的過渡期漸漸受到隱沒，進而被塑造成一個強調臺灣特殊性的傳教成功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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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六師之任：明代協理京營戎政與北京防禦( 2021)從明太祖時期，北京城就是明代北方邊防體系中的軍事重鎮，後因明太宗遷都北京城、北邊防線內縮，北京城更是緊臨長城邊境的戰地前線。為鞏固明朝京師，明太宗宣示天子守邊，北京城因而提升為北邊國防的戰略核心。在明朝天子守邊的體制中，天子是最高的軍事指揮官，負責統籌戰略、調度兵馬糧餉。隨著土木堡之變與庚戌之變的發生，凸顯天子親臨戰場的高度風險，以及後代天子的將才武略不及明太祖、明太宗的問題。為不再重蹈覆轍，明世宗以恢復祖制為政治正統宣告，再從文臣督撫的經驗中，創置協理京營戎政一職，以兵部尚書或侍郎出任，做為代理天子統帥六師、肩負北京防禦的最高軍事指揮官。明廷令其督導京營整訓、規劃北京防禦戰略，在戰時能調度入衛兵馬，集中外軍政大權於一身。 從史料層面而言，正史、政書史料僅記載職官制度變化，並將協理京營戎政分類為兵部的增設官員，歷任者的個人奏議文集存佚豐寡不一，史料的載述分散導致不易看出其特殊性。因此，明清史家與近代學者多未特別注意協理京營戎政在明代政治、軍事史中的歷史價值。本文以《明實錄》為核心，輔以奏議、文集、總集、方志、檔案等史料建立「協理京營戎政年表」，據此為論述時間、人物主軸。對比協理京營戎政的創制淵源與其他軍事文臣的異同，逐步析論協理京營戎政如何執行代理天子守邊，以及置廢興替、權位起落的轉折。最後從明代國防的視野，說明北京防禦如何軍鎮化，而協理京營戎政就是政治上不能明言，實務上的「北京鎮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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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皇權的建構與再現：明朝皇帝衣冠形制研究( 2021)歷史上的中國，經常自詡為「衣冠上國，禮儀之邦」，指的就是服飾制度較周邊少數民族齊備，而服飾同時也是禮的再現。皇帝的袞冕服飾有十二章紋，演變到後來，十二章紋成為權力的代名詞。另外，中國的服飾無論在材質、顏色或圖紋方面，經常會呈現等級序列降冪排列，這樣的排列恰好對應權力的排列，因此服裝就成為權力的再現。明代是最後一個漢人王朝，明代的歷代皇帝對服飾有不同程度地更定，在進行服飾更定的過程中，經常伴隨著政治鬥爭，最終爭取的是政治方面的權力，而服飾呈現等級序列的樣貌，再現了權力的等級。例如根據十二章紋或團窠龍紋等圖紋的數量可以確認其可能身分。另外，英宗以後，十二章紋被使用到圓領服上，使圓領服的地位明顯提升。神宗藉由穿著鎧甲謁陵，獲取實質的政治權力。光宗在位期間過短，其畫像中所著的圓領服很可能僅是皇太子等級，反映了他長期受到神宗冷遇的史實。上述種種都是明代皇帝服飾與權力關係的脈絡。 綜觀整個明代這些皇帝等級的衣冠有眾多款式，不同款式的服飾，其源流與演變各不相同，爬梳這些服飾的發展脈絡，或可一窺明代皇權是如何建構與再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