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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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瘧疾治理與太平洋戰爭：美、日、中跨國視域下的疾病、資源與環境控制(2024) 朱婷婷; Chu, Ting-Ting本論文探討瘧疾治理、環境與資源之間的關係，以太平洋戰爭的戰場瘧疾問題為中心，比較美國、日本、中國如何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地緣政治變動所致之不同的資源條件下，參照各自戰前的瘧疾治理經驗以對抗戰場上軍隊的瘧疾流行問題，及三國不同的戰場瘧疾治理成效又如何影響了各自的軍事能力和戰爭走向。本文將指出，各國不同的社會、政治情況及經濟發展思維，形塑出分別著眼於瘧蚊和帶原者之戰前瘧疾治理模式，不同的瘧疾治理模式又引導出不同的治理資源需求；各國的瘧疾治理模式及其資源需求，則影響了各國對戰場瘧疾流行問題的應變能力。筆者將嘗試論證，在奎寧和當時的合成抗瘧藥均無法預防和完整治療瘧疾的前提下，美國發展出藉環境改造來控制瘧蚊密度以降低瘧疾傳播率的治理模式，此為美國能夠在戰爭爆發、奎寧供應被日本切斷和其他抗瘧藥物供應無法保證的情況下，仍可以憑藉過去環境（瘧蚊）控制經驗來扼止軍隊內瘧疾感染情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美軍制度化的瘧疾防治有效支持前述治理模式，使之得以發揮效力，從而讓美軍能夠恢復和維持戰力。相較於美國，日本治理殖民地臺灣瘧疾問題的經驗，使之發展出偏重以帶原群體為中心的瘧疾治理模式，即高度依賴奎寧投藥來抑制瘧疾流行。儘管日本未完全偏廢環境（瘧蚊）控制，但因此未能發展出符合日本資源需求且制度化的環境治理實踐模式，而持續在戰場軍隊瘧疾問題上高度依賴奎寧，一旦戰場奎寧供應不足和奎寧本身的限制，加上軍隊的責任體系無法支持此一治理模式的有效運作，日軍內的瘧疾傳染便廣泛蔓延，從而極大程度地削弱日軍的體力和戰力。中國方面，儘管太平戰爭爆發前後已有來自國際、美國方面的瘧疾治理合作和援助，但中國政府和軍隊醫療體系長期失能，因此戰前中國未能累積出足夠的瘧疾治理實踐經驗，而軍隊疾病治理體制於戰爭期間持續失能，也使得國際援助和中國軍隊自身均無力矯正軍隊內部嚴重、深刻的瘧疾傳播問題。至緬甸與盟友共同作戰的中國遠征軍則因處於美軍瘧疾治理體制之下，而得以改善含瘧疾在內之各項疾病的問題，進而在軍事上取得重要成果。Item 逆境求生：唐僖宗成都時期（881-885）的危機處理(2024) 潘子正; Pan, Tzu-Cheng僖宗從廣明元年（880）12月5日（甲申）因黃巢進逼而離開長安後，至中和5年（885）3月12日（丁卯）返抵長安之間，主要以成都為臨時首都，故稱之為「成都時期」、「成都朝廷」。遭逢黃巢攻下長安惡運的僖宗皇帝及其朝廷，往往令世人不假思索地產生荒唐的印象，但這種印象卻與一些史書的記述有矛盾。若將僖宗廣明元年（880）12月的避難行動，與玄宗、德宗避難三川的經驗相比，不但稱不上荒唐，似乎還因吸取了前人的經驗，而顯得確實、有效率。從黃巢攻入長安前的廣明元年，到成都時期結束，斷續可見僖宗皇帝努力於政事的紀錄，而且僖宗所作決策雖非完美，但並非無理。這段期間文臣如鄭畋、王鐸、蕭遘、王徽等也都有所表現。被指為「奸臣」的宦官田令孜，確實因作為帝國頂級的軍事官員而位高權重，但諸多事例應屬其職權管轄，所作所為也具有合理性，縱使無法完美，但應稱不上「亂政」。成都朝廷經過調整對待淮南高駢的方針、召入沙陀李克用、派王徽重建京畿等等努力，最終成功返回長安。整體而言，成都朝廷的決策，固然難以完美，但幾乎都隨著時勢而調整，並非毫無章法，也非任由權臣循私妄為。成都朝廷能重返長安，乃是經歷了諸多努力，並非純屬運氣。今人若能適切地調整對僖宗朝廷運作狀況的認知，應可更貼近史實地去理解、分析晚唐與政治有所牽連的種種現象。Item 中晚唐政權與佛教關係──以內供奉僧為中心(2024) 郭欣宜; Kuo, Hsin-YiItem 南朝境內外國商人之活動與其移民聚落(2024) 莊雯樺; Chuang, Wen-Hua本文主要針對南朝境內的外國商人活動，以及外國移民聚落等議題進行探討。史籍中可見來自四方的外國商人在南朝各地進行商貿活動。以外國商人輸入之舶來品而言，沿海的交州、廣州大多流入來自南亞、東南亞的商品，內陸的益州大多流入來自波斯、西域一帶的商品，這些商品再透過南朝的水道流通至長江中游的荊州以及下游的揚州一帶。以外國移民而言，其類型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外國商人因經商於南朝定居；二是外國僧人因傳教於南朝長居；三則是因戰亂而移居至南方的外國移民及其後代。透過對於西域何氏家族、康居康氏家族，以及月支後裔支氏家族進行探討，可大致推估南朝外國移民聚落的發展情形。而外國族群與南朝境內不同群體（皇室、官員、僧人、一般民眾）也具有互動關係。另外，外國商人的商貿活動受到南朝政府頒布之政策影響。南朝政府對待外國移民的態度，或許將其視為「非編戶」對待，透過南北朝政權對於外國族群政策之比較，可見南北朝政權在對待外國族群政策上各有不同方針。過去研究經常強調南朝保持所謂的「漢文化」以及「中國傳統」，然而透過南朝境內外國族群對於南朝造成的影響進行探討，可知南朝的社會經濟以及藝術文化亦會受到外國族群之影響，而具有多元色彩。Item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中國羊毛貿易的變化與轉折（1914-1925）(2024) 劉峰秀; Liu, Feng-HsiuItem 十九世紀中國社會的結群暴力(2024) 李宗育; Li, Zong-Yu十九世紀的中國社會發生幾件標誌性的暴力事件，川陝楚白蓮教事件、太平天國戰爭、義和團運動等，它們就像浮出水面的島嶼，沿著某一軌跡分佈排列，構成一串島鏈，這條島鏈就是十九世紀中國社會的暴力形象，而島鏈下方其實是一條巨龍般的山脈在海底綿延，島嶼不過是它火山噴發而露出水面的一角，山脈才是整個形勢之所在，整個中國社會暴力的本體。本文之目的，即在試圖勾勒這座暴力山脈的輪廓，探討其內部活動與結構。十九世紀中國社會民眾結群與暴力的活動日益興盛，除了暴力犯罪團體，他們又透過秘密宗教、秘密會黨與團練等各種形式結群，進行暴力性的競爭；道光咸豐時期，社會陷入集體暴力對抗的結構與情境，在集體暴力螺旋作用之下，進一步造成普遍性的社區集體暴力化。同治光緒時期，遍布全國各地、持續四十餘年的反教活動接續了這股集體暴力的趨勢變成一股潛流，透過長期輿論操作與社會動員，建立了一個反教與暴力的集體心理基礎，演變為具有強大動能的社會運動。義和團事件後，基層社會分化與對抗結構更形嚴重，秩序的力量加速崩塌。而與這股暴力活動同步發展的，是暴力心態與暴力文化，行為與心理共振，心理與行為互動，中國社會的暴力已完全無法自我停止。Item 西北中國灌溉工程與中外技術合作：涇惠渠與民生渠（1922-1942）(2024) 廖之睿; Liao, Chih-Jui本文討論跨國組織與中國合作推動的現代化建設，並以陝西省涇惠渠與綏遠省民生渠為個案。兩起工程的特殊性在於，其先後歷經著名跨國組織華洋義賑會與國際聯盟的參與，並由中國首屈一指的水利工程師李儀祉（1883-1938）、塔德（Oliver J. Todd, 1880-1973）與安立森（Sigurd A. Eliassen, 1884-1960）等中外專家主持。在外籍專家與本土工程師合力投入下，兩工程被視為當時中國現代灌溉工程的模範，更是1930年代國民政府推動的開發西北計畫中，少數付諸實踐的個案。本文使用全國經濟委員會與國際聯盟的檔案，及華洋義賑會與西北在地報刊等各種中外史料，強調跨國組織和中外工程師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意義，聚焦於中外水利技術合作、西北水利建設與在華跨國工程組織等研究面相，討論1930年代的社會因素變化，如何使陝西與綏遠兩省的水利發展，藉現代技術之力突破瓶頸，以及工程過程中的合作、挑戰與成果。此外兩工程涉及華洋義賑會與國際聯盟，兩個跨國組織參與的特色，更使雙方在合作過程中因工程專業，與利益考量產生摩擦。本文透過涇惠渠與民生渠個案，呈現1930年代中國現代建設要點之一的開發西北，並非全然歸功於國民政府，以及中外工程師、國際組織與地方勢力的合作，在開發西北水利過程中的重要影響。Item 《漢書．藝文志》的學術思想史觀建構之研究(2024) 蔡雨喬; Tsai, Yu-Chiao西漢晚期，劉向、歆父子領校群書，撰有《別錄》、《七略》，而後班固刪省《七略》，成《漢書．藝文志》。本文試圖回歸《漢書》本身、〈藝文志〉本身，紬繹文理，重新認識全篇原始意蘊，探索〈藝文志〉是什麼，或者不只是什麼。相較過往研究著重釋例、考證，分析所謂意識型態，本文力求檢討「這樣寫的效果」，而不劈頭評價「這樣寫對不對」；揭示各序所述學術源流的共同指向及其敘事策略，並以全志視角觀照書目、小序的組織結構。由是指出，〈藝文志〉並非純為既有圖書目錄的簡編本，也非後來意義的館藏目錄、知見書目。從《七略》起，這份文本先後經歷「序文意旨」、「校書故事」、「《漢書．敘傳》定位」三層建構。今日所見〈藝文志〉，實已奪胎換骨，是班固假目錄之體、分類之力，借國朝收書校書之業，斷取傳世典籍之義，作為《漢書》十志之一，意在建構一種理想盛世的歷史圖像、王者再臨當如是也的學術史觀，進而闡明、期許漢朝當日政教之最佳走向。Item 皇權與孝道——唐代文武職奪情起復的考察(2024) 劉靜宜; Liu, Ching-I傳統中國，官員任職期間若遇父母喪時，需解官回鄉守喪三年，即為所謂的「三年喪」。與此相應，便出現了所謂的「奪情起復」，意指官員遭遇父母喪時，可以不必服滿喪期，重新任職，當是一種作為在皇權與孝道之間衝突的權衡方式。解官守喪三年一事起源於先秦時代，並於兩漢開始發展，隨著西晉君主的大力推行，最終在唐代寫入律令，成為定制；因此，唐代解官者眾、奪情起復者亦有一定數量。本文分別以文職與武職為經、時間軸為緯，並以帝國體制發生巨變的安史之亂為分界，分別討論兩種職位的官員在唐前期與唐後期起復的變化趨勢。經過考察，在文職起復上，無論是政治目的與政爭或者是作為獎勵的起復，在數量呈現下降的趨勢。這樣的變化與文人的孝道意識提升，以及政爭轉向宦官、地方軍閥的角力有關。武職的起復上，前期起復者主要以鎮守邊將以禦外患為主，後期因藩鎮廣設的緣故，出現大量的節度使起復，以及為了平叛而起復的武職，而獎勵的起復上，則是除了因戰立功，增加了獎勵忠節的目的。這些官員在當權者因各種目而重新授職時，反映出的是帝國基於統治下的人事安排。因此，透過分析不同類型的起復者的起復時間、原因、官職升降等，能以了解其反映出的唐代政治局勢變化。Item 春秋晉國所見軍事變革的萌芽——步戰地位的提升及其動力(2024) 謝明樺; Hsieh, Ming-Hua春秋戰國之間，車戰與步戰兩種不同作戰方式的遞嬗，是歷史的一大變化。本研究偏重政治史的取徑，嘗試以單一國家為討論對象，藉以深入闡述此一軍事變革的展開，尤其著重對促成此一歷史發展的原理及動力作出解釋。儘管在春秋時期，車戰仍然是主要的作戰方式，但步兵地位的提升已經有跡可循。本文首先考察春秋時期步兵發展的幾個關鍵問題，包含徒卒隨車與否的爭議，以及春秋步兵獨立作戰的起源之說。除了檢討成說，也藉此形成自己的一些省思。其後，乃聚焦於晉國的變化，因為在春秋時期步兵的發展過程中，晉國有著近於先行者的地位。本文主張，晉國與其周邊政治勢力的地緣政治衝突，是推動軍事變革的主要動力。這樣的動力，以「挑戰與回應」的模式，體現在晉國的一些制度改革上，如「作州兵」與「作三行」。 先是在晉惠公時期，晉國因受到外部危機的刺激，而從事「作州兵」的改革；此改革用意在擴大軍事動員的範圍，為往後晉國的軍事變革奠定有利的條件。此後為了抵禦戎狄的頻繁侵襲，晉國選擇進一步擴大其步兵部隊的規模，此即「作三行」。本文即力求從這些事件中，勾勒出事物發展的因果關係，說明戰爭、地理及其他一些因素，如何塑造軍事變革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