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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元法制對明律的影響
    (2023) 王信杰; Wang, Hsin-Chieh
    一般論述中國古代法典發展時,都會指出以下的軌跡:《唐律疏議》→《宋刑統》→《大明律》→《大清律》,元朝法制似乎與唐宋律令無涉,對明清律例亦無重大影響。本文透過明初法典的編撰過程,說明元代條格體法典,律令位階定位不分明缺乏總則性篇章〈名例〉,導致《明令》《明律》有明顯轉鈔轉寫的關係,如大量〈刑令〉轉寫成日後的《明律‧名例律》,部分令文設有「不應」罰則,多可以從元條格追溯其立法來源,非唐宋之舊。接著討論「贓罪」,傳統中國法有以贓計罪的傳統,觀察蒙元汗廷是如何繼受漢地的贓罪觀念,並在元成宗元貞、大德年間頒布如同唐宋律的枉法、不枉法、強盜、竊盜、監守自盜與時常充當贓罪用的「不應得為」,說明為何元代沒有發展出「坐贓」計贓罪名。《明律》六贓中常人盜倉庫、與監守盜倉庫兩贓罪,實係自元〈侵盜錢糧通例〉發展而來,另外因《明律》無強盜贓導致原先在元代以強盜贓計罪的「白晝搶奪」,只好依違在強、竊之間。利用元代大量利用「不應為罪」對應無舊例或沒有條格明確對應的犯罪,採笞三十七、杖七十七論處的特色。透過「不應得為」刑度的定錨,這樣的特色亦保留在《明令》、《明律》之中,針對原先舊律所無的犯罪型態,給予單純快速地處置,挑選這些保留元制「不應為罪」刑度框架的條文,探討元明兩代特別立法防範的私役型犯罪條文,與管制軍器與買賣相關律文及賭博罪可發現,這些罪本有唐宋律的舊條,但在元代卻因時空環境的變化,脫離原先的發展脈絡。最後討論《明律》婦女相關法規中舊律所無的特點,犯姦婦人「隨夫嫁賣」、婦女犯罪,杖以上罪一律收贖,是受那些元代立法所影響導致而成,其背後反映何種價值觀,分析說明犯姦婦人「隨夫嫁賣」是如何發展而成,元明兩代對「隨夫嫁買」的運用差異為何。婦女犯罪,杖以上罪一律收贖是延續舊律對婦女犯徒流刑的優免發展而來,還是蒙古價值觀強勢逆滲透而成,自元代案例中所見的法律發展趨勢,婦女法律地位的財產化與徒流刑虛刑化是如何一步一步達成的。元代在中國法制史上的重要性與特殊性,既非律令也非律例,自成一格,承先啟後。唐宋的律令明清的律例,兩者的特點兼而有之,為搭起中國傳統律學兩大法典《唐律》與《明律》之間的橋樑,應給予蒙元法制更高的評價。關鍵字:《元典章》、《明律》、《唐律疏議》、贓罪、不應得為、六贓、《至正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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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大嵙崁溪水利事業的形成、發展與頓挫
    (2023) 林煒舒; Lin, Wei-Shu
    水利與交通兩項事業,是日治初期創制的「臺灣事業」之中,帶動臺灣出現現代式經濟成長的要素裡,編列預算規模最大的兩個。其中,大嵙崁溪從水利事業開創之始,即為其核心構成計畫項目。對於臺北盆地與桃園臺地兩個炯異的地理區域而言,由於開發行為破壞生態環境,造成連年洪患與旱災不斷,唯有實現「水的控制」臺北大都會區才能形成,也唯有實現「水的利用」才能讓桃園大圳灌溉區成為「北臺糧倉」。此舉非但保障了首要之地的糧食安全,在日本政府築起的關稅壁壘裡,運用公債募集制度,將水利事業作為中心,刻意打造以米糖成為主要出口產品的北南分工體系,從而也將臺灣殖民地的經濟納入帝國內部供應鏈循環系統的一環。這是大嵙崁溪水利事業的貢獻,也是本文立論的目的。據此,本文運用的研究方法有三。其中主要的是「歷史途徑研究法」,即將所搜集的相關史料與文獻,進行整理、排比、分析、詮釋與解讀。其次,配合輔助的是「田野調查研究法」,是以口述訪談資料與史料文獻進行佐證比對,過濾冗贅,具有故事價值者則寫入文稿。另外,作為研究觀點的佐證資料,本文採用「計量經濟分析法」,利用與臺灣總督府有關且詳實可信的統計數據,作為本文提出解釋的憑據。在研究成果部分,全文的討論都圍繞著大嵙崁溪水利事業是為了解決臺北盆地的洪患與桃園臺地的旱災,這兩個主要的問題,從而開展敘事的歷程。大嵙崁溪水利事業從1908年立案之後就被分成三期計畫,執行主要項目有三項:利水事業的桃園埤圳工程、治水事業的砂防治水工程與水力發電的重力拱壩工程。三個項目在三個相繼承續的時期裡,成為三代水利技師亟欲實現的目標。另外,大嵙崁溪水利事業從通過法制化程序開始,即以美國水利事業作為典範和學習目標。本文以十川嘉太郎、張令紀與八田與一等三人作為日治時期三代水利技師的代表人物,三位技師分別在明治、大正與昭和時期,規劃在大嵙崁溪建造能夠締造東亞與世界紀錄的重力拱壩。雖然此一目標,終究未能實現,卻也成為戰後石門大壩規劃歷程之中,重力拱壩設計案的指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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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貿易公司與中美物資流動,1938-1958
    (2022) 陳鴻明; Chen, Hong- Ming
    抗戰時期,在嚴重缺乏物資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急需尋求國際借款,以確保戰爭所需要的關鍵物資,其中又以美國為主要對象。中國政府派遣以上海銀行家陳光甫為首的中國使美財政代表團,向美國財政部協商商業借款,最終確定以易貨方式進行,其債務方不能是政府部門,必須是以民營商業機構的名義行之,「世界貿易公司」於是在美成立。其主要業務為運用借款採購中國所需的美國工業物資,並銷售美國所需的中國農礦產品,以償還債款。1939年至1942年上半年,世界貿易公司運用易貨借款採購物資與銷售桐油償還借款的執行成效甚佳,不僅協助國民政府獲得汽車用品、石油產品、無線電等戰時物資,拓展商業網絡,也因提前償還桐油借款,建立商業信用。此外,作為中、美政府機構簽約、收款、驗貨、交貨與傳達商情的中介角色,其經營有賴於董事們在中國與美國的政商人際網絡,且有仁社與中國工程師學會等社團網絡的支持。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政府極力向外採購戰略物資,諸如中國豬鬃,並希望以有限資源達成戰爭生產最大化。在此情形下,物資的採購與出口均有優先次序,申請手續甚為繁雜。世界貿易公司在這些購銷事務上,付出諸多心力。1945年戰爭結束後,世界貿易公司依然發揮了代理中國政府採購物資、履行借款、申請出口許可證,以及銷售桐油換取外匯之職能。誠如陳光甫所說,中美物資供需問題絕對不是新事物,而是因為戰爭變得更加複雜。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文主要從世界貿易公司領導階層的信件,以及該公司與中美各機關往來的業務資料,指出在美國供給物資主要管道的租借法案之外,世界貿易公司有別於中國國防供應公司與駐美中國物資供應委員會,係以商業途徑為政府解決許多戰時複雜的物資問題。再者,針對過往未梳理的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駐美採購機構的整併問題,本文也從世界貿易公司的整頓與結束經營,說明1950年代政府對美購銷物資的逐漸統一及制度化。整體而言,在中美關係史研究中,世界貿易公司確實有獨特之處。該公司的經營長達將近20年,其戰時所被賦予解決物資問題的任務,不因戰爭終止而結束,戰後仍執行戰時未完成的業務。作為戰時解決物資問題的機構,世界貿易公司在代理政府運用借款、購銷物資及參與商業交涉的同時,也進一步培養工程人才、傳遞工商資訊,更與中國廠商保持密切的連繫,期能深化經營基礎,展現了永續發展的商業思維。就此而言,本文以世界貿易公司為中心,探討戰時跨國物資流動的複雜過程,也為以下議題:作為駐美購銷物資機構、對美物資交涉、政商關係與人事網絡、經營策略,提供了一個特殊的歷史視角,並進而思索戰爭與物資交換的歷史意義,以及戰時經驗與戰後臺灣歷史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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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嚴時期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的籌建、功能與運作(1958-1992)
    (2023) 倪孟安; NEE, MON-AN
    「台灣警備總部」與「台灣軍管區司令部」為戰後台灣的軍事機關,前者在 1958 年成立之時,是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為基礎,整併「台灣省民防司令部」、「台北衛戍總司令部」兩單位,並承接「台灣防衛總司令部」的戒嚴任務,重新組成的新軍事機構,以「安定後方、支援前線」為目標,擔負起台灣治安與國家安全的重責。「台灣警備總部」的業務十分駁雜,但主要為台灣的警備作戰、衛戍戒嚴的施行、治安的維護、危安的防制、海岸與山地的警備、民防之組訓、港口機場及海關安檢、人民出入境審查、民人軍法審判、遊民流氓感訓、管訓及特殊的情治工作,包含電訊偵查、郵件檢查、文化檢審、政治異議份子的偵辦、政治犯的服刑與感化等等,雖說有違反人權之種種「不正義」的嚴厲批評,但站在國民黨執政者的立場,尤其經過1949年大陸的戰敗,維持台灣政經社會的安定、欲保政權永續、長久執政之意圖來看,這些都是國家機器為「防患於未然,弭禍於無形」的必要作為。在整個國家統治的機器中,警備總部的身分是多元的,它除了是籌畫者,更擔負居中協調的腳色:上承國安局指示、統籌策畫後,辦事要報請國防部核准,繼交由警察、憲兵、調查局、甚至軍隊去執行,於是它又成為協調者,做指揮督導的工作。「台灣軍管區司令部」在 1964 年成立並成為警備總部「二合一」的機構,原本警備總部便是利用師、團管區來遂行地方的警備治安、與戒嚴任務,成立軍管區,只是將其更有效的統合。軍管區主要負責後備軍人的管理、教召等動員任務,以及後備軍人的教育、組訓與服務。本研究主要探討「台灣警備總部」的歷史,主要是希望從主政者的視角來切入分析,而非「轉型正義」式的純批判論述,同時也不涉及「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的個案討論(因此若想看批判警總歷史秘辛者,可能要失望了)。論文從題名而論概分三個部分,首先是警備總部籌劃建力的經過、其次是討論警總的各種組織與功能、其三是分析它在 34 年歷史中運作的過程。論文內容共分成六章,其架構,除首章〈緒論〉與尾章〈結論〉外,依順序可分成兩個部份說明:第一個部份是討論何為警總?及探討台灣警備總部成立的原因、過程、與秘辛。此即第貳、參章。第二個部份是討論警備總部的組織、業務與功能,並探討 34 年歷史中,不同時期的改變的原因與肆應的方式。此為第肆章第三部分則是議題式的進一步討論,藉前文初步探討相關史事後,試圖再深入研究值得探討的議題,主要在反思警備總部的法源、性質、軍法、在政府中的腳色等課題,或不如坊間之傳聞,而是有斟酌討論的空間;討論警總特殊的人事問題現象、及對警總扶植後備軍人組織維持治安、但卻介入選舉形成地方派系的現象提出看法。大致上本篇研究為首篇就「台灣警備總部」所撰寫的學術論文,相信對於瞭解該部的歷史、沿革、任務、與組織有所助益、並對坊間「轉型正義」式的報導內容,提供不同的切入視角,有著糾正釐清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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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判文中的基層社會秩序與訴訟
    (2023) 于曉雯; Yu, Hsiao-Wen
    本文從《文苑英華》、白居易《百道判》、元稹判、出土文書判中,涉及基層社會的判文,觀察當中呈現的地方百姓糾紛、鄰里舉報、官民衝突,以及官方因公務而糾舉百姓之議題。百姓因財物、肢體衝突、殺人誣告、和鄰人通姦生子、環境干擾而引發雙方糾紛。此類判文中,鄰里之間的情誼與和諧非試判者的主要考量,大多依照犯罪事實、考量過失或故意,依法進行裁決。判文中常見鄉里鄰人舉報他人,此源於伍保制下鄰人有互相監督糾察的義務。唐律亦設專條,知伍保內有犯死罪、流罪、徒罪而不糾者將受懲罰,為了自保,鄉里之間頻頻糾舉各種違法情事。試判者多保持寬刑、息訟的態度處理鄰里舉報,不時亦斥責鄰人妄糾。官民衝突判中,監臨官收取屬吏百姓的餽贈,恐有敗壞官箴之嫌,然而試判者考量收受者並無貪念,雖不合唐律規定,更貼近社會現實。官員施政只要符合儒家價值觀,即使有違反法律之處,試判者都支持官員;官民互訴時,縱然官員有理,試判者基於息訟的立場,反對官告民。若百姓因拷訊、受刑導致死傷,只要官員依法行刑就無罪。國家以戶籍和授田支配百姓,此類判文反映官方對於制度和法令的維護。唐律規定部內田疇荒蕪,州縣長官將受懲處,故判文中出現地方官對百姓的惰農、惰業之糾。地方長官有貢舉百姓之責,並附有連帶保證責任,當地方上出現倨傲無禮、資格不符、拒不入仕的百姓時,反映刺史在選人舉材時面臨的各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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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對日本的政治與經濟外交
    (2022) 林本原; Lin, Pen-Yuan
    二戰結束後國府接收臺灣,切斷與日本長達五十年的政治、經濟的隸屬關係。隨即海峽兩岸政權捲入國共內戰、冷戰,就政治面而言,蔣中正為防堵中共勢力擴大,希望與日本政府組成反共聯盟。而就經濟面而言,受到自然環境限制,需進口原物料,出口農工產品賺取外匯。日本既是美國在亞洲反共的防波堤,又是提供臺灣新技術,也是臺灣原料、農特產品之銷售市場。儘管兩國在政治上同屬自由陣營,日本冀望能向中共銷售工業產品,進口農產品與所需工業原物料,始終擺盪於兩岸之間,構成中共、日本與中華民國政治、經濟複雜互動關係。前述國際局勢導致日本政府陷入中國承認問題的爭議,國府對日的官式外交遭遇到重重阻礙。國府為拉攏日本不倒向中共,也只能轉而依賴第二軌外交從旁協助,當中日本財經界人士、政界議員為國府的攏絡對象。國府為拉攏日本反制中共,提出經濟合作構想,經濟合作意涵從一開始的物資交換、日本財經界參與經建計畫,轉變為投資與技術合作、貸借資金。本論文考察當中的變遷及意義,另一主軸則是探討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居中扮演的角色,從貿易、技術、資金與投資等層面,論述合作歷程及其後續影響。經濟合作發揮第二軌外交的功能,促成國府、策進會與日本政界、財經界人士互動,開拓了官式外交以外的實務關係。日本財經界重視在臺市場與情誼,斷交後雖無正式官方關係,仍能維持緊密經濟、貿易合作交流。正因有著策進會的核心份子支持,日本對臺投資、貿易數額呈現逐年成長,開啟此後構成以經貿為核心議題的外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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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來臺灣北部濱海客家飲食在地發展探究—以桃園觀音廖氏家族為例
    (2022) 廖秀玲; Liao, Hsiu-Ling
    自1990年以來,研究臺灣客家飲食的論文和專書逐年增加,但其研究主題多為單一面向,例如:某地或某項特色菜餚、客家米食、客家醃漬菜、母親的家常菜;或者偏重山區客家飲食探究;或者多聚焦於現階段客家飲食發展趨勢的探討,忽略客家飲食文化的歷史發展背景。換言之,目前臺灣客家飲食的研究,多分散在各個獨立的主題,未有特定區域或家族的統整論述。本論文嘗試藉由觀音廖氏家族的飲食經驗,探討北部濱海客家飲食在地發展的歷史。在時間歷程與內涵上,從日治到1980年代約百年時間,探討廖氏家族從移民社會進入土著化社會,反映在歲時節日與日常生活飲食與地緣的聯繫。歲時節日飲食包括祭祖祀神的三牲、粄食與宴客;日常生活飲食則包含食物的收藏、保存和消費,表現在醬料和醃漬菜的製作、茶酒飲文化、家常菜與宴客菜各個面向。廖氏家族在日常三餐飲食傾向重鹹少油,其消費則儘量節儉樸素,蔬菜類多取材於家庭菜圃自給自足的各式蔬菜、醃漬菜;肉類則多為家庭養殖的雞、鴨、鵝和少數養殖和多數購買的豬肉、牛肉;魚肉來源則有埤塘養殖的淡水魚和野生海魚。廖氏家族在歲時節日的祭祀飲食與宴客菜餚則為豐盛的大魚大肉,相對於平日三餐的克勤克儉,在辦桌宴客時,卻慷慨奢華、熱情好客。廖氏家族曾新創一道稱為「塘背炒」(又稱小炒)的宴客菜,其烹製方法、食材,與現今所見的客家小炒略有差異,但「塘背炒」確實成為觀音地區家喻戶曉的辦桌菜餚。總之,觀音、湖口一帶濱海客家飲食的在地發展,與臺灣北部山居客家飲食,存在不少差異性,本論文期盼能在已知桃竹苗山居客家飲食的基礎上,再擴及濱海客家飲食的認識,俾利於多方面了解北部客家飲食文化的面向,以及有助於學術界更深入探究臺灣客家飲食文化的全貌。關鍵詞:客家飲食、濱海客家、塘背炒、客家小炒、廖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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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革命軍第29軍與平津抗戰
    (2022) 張瑋成; Chang, Wei-Cheng
    本文旨在探討宋哲元的29軍在盧溝橋事變至平津抗戰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要探究這個問題,中、日兩國在華北的角逐就至關重要,同時也必須探討以宋哲元為首的29軍是如何在中日競逐下脫穎而出,成為華北地區的重要力量。本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在闡明29軍崛起的因素、過程,以及如何取得中、日兩國政府的信任,從受改編的地方軍,一躍而成取代東北軍,進入華北政治中樞的武裝力量。另外,還有華北政局的複雜性,在華北五省皆非中央嫡系將領掌控的情形下,解釋華北當局分別與國府、日本、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第二部分在探討盧溝橋事變是如何從一個小型的地方衝突,升級成一個國與國之間的大戰,國民政府、日本政府、29軍各自的考量、行動、部署、優勢與局限性,都是其中的關鍵;第三部分在試著分析29軍從盧溝橋事變至平津作戰之間決策、指揮得失,重新檢討29軍的責任,最主要是針對29軍的主要指揮官,因29軍高層自身各有打算,上下階層對於抗日又有不同的想法,不齊心的結果導致在指揮上有一定的檢討空間,影響戰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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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國邊境的協商:南岬燈塔的興建歷史及影響(1867-1895)
    (2022) 陳柏含; Chen, Bo-Han
    南岬燈塔坐落在恆春半島,日治時期曾入選臺灣八景,今日仍是熱門的旅遊景點。目前學界已能掌握南岬燈塔興建的主要脈絡,將其視為1867年羅發號事件後,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來臺協商、一手主導之結果,並由大清海關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承擔興建之責。先行研究普遍突顯李仙得的影響力,但未進一步探討原住民、清政府官員與大清海關各方行動者對於南岬燈塔的態度及作為,更遑論燈塔落成後的影響。本論文認為,南岬燈塔是各方行動者在不同時間點、基於不同動機與關懷所造成之結果。李仙得雖在1872年3月與臺灣地方官員協商時,提出由大清海關在南臺灣興建燈塔之議,獲得臺灣地方官員首肯。然而直到牡丹社事件後,大清海關才承擔起在南臺灣興建燈塔的相關事宜。海關態度之轉變,實與牡丹社事件後,清政府看待南臺灣番地之態度有密切關係。換言之,李仙得對南岬燈塔之興建並非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反而是大清海關與清政府官員有更大的影響力。 透過燈塔管理員喬治・泰勒在南臺灣活動留下的書寫作為切入點,以原住民文化觀點角度觀之,南岬燈塔是各原住民群體之間,競爭、奪取影響力的新管道。南岬燈塔最後在1895年的「終結」,則反映清政府及海關體制的徹底結束,並顯現出該座燈塔始終與控制模糊的番地治權有著緊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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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瑞德與美國對華關係,1944-1952
    (2022) 梁智傑; Liang, Chih-Chieh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衝突也日益激烈,進而導致「國共內戰」全面爆發。這場戰爭最終以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中華民國政府遷移至台灣告終。為應對中國的新局勢,1949年美國國務院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強調美國政府無須為中華民國戰敗而負責。1950年1月,美國更宣布不在軍事援助中華民國,直到6月韓戰爆發後才改變政策。有關這一段時期的中美關係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但對親歷此一決策過程的中下級軍官的研究則相對較少。包瑞德上校1892出生於美國科羅拉多州,1917年入伍以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1924年被派駐至中國擔任北京公使館助理武官以學習中文,曾見證許多民國時期的重大事件,並與史迪威將軍以及馬歇爾將軍結為好友。1944年日軍發動「一號會戰」,國軍全面潰敗。為探討與共軍合作的可行性,由中緬印戰區組成「美軍觀察組」,亦稱「迪克西使團」,在史迪威的推薦下由包瑞德出任第一任團長。在延安期間,包瑞德主要任務為蒐集中國共產黨軍事情報。除此之外,他曾與中共領導人如毛澤東等人接觸,軍旅生涯達到頂峰。然而,這一段經歷也讓包瑞德失去晉升將領的機會。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包瑞德繼續在中國擔任助理武官,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成立。1950年2月,包瑞德離開北平,被奉派至台灣擔任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館武官。然而因為在延安的經歷,使得不受中華民國政府的信任。包瑞德退伍後曾希望定居北平,卻因在1951年被指控涉嫌暗殺毛澤東被中共所通緝。後來他希望居住在台北,卻因中華民國政府的反對,最終只能回到美國,終其一生未能再次踏足中國和台灣。包瑞德是一名效忠於美國的軍官,也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執行者。然而他長期在中國服役,並熱愛中國的文化與人民,中國已成為他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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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采在中國的接受與詮釋(1900-1949)
    (2023) 李俊文; Lei, Chon-Man
    本文透過分析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世界趨勢、政局發展及社會脈絡,揭示中國知識分子如何發展出對尼采學說的獨特理解。在晚清救國的背景下,梁啟超、王國維及魯迅分別從三個途徑接收尼采的思想。在國家未來的想像下,梁啟超認為頡德的「未來主義」才是引領人類進化的出路。因此,梁啟超批評像尼采一樣的「現在主義」,並認為他們都是為了當下利益而犧牲未來。王國維則認為,只有哲學教育才能夠真正拯救中國,而從日本引進的「教育家」尼采,便成為了他的指導者。對日本留學的魯迅而言,尼采是一名啟蒙者,代表著一種「個人精神」,而這種精神是促使魯迅在五四時對於傳統社會批評的關鍵。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促使知識分子重新討論尼采與達爾文的進化論之間的 關係,為了讓人類進化,他們視尼采的「超人」為當中的關鍵。同時,五四運動對於 舊文化的批判,也使尼采的「重估一切價值」變成重要的口號,並為青年提供「積極 的人生觀」,這亦衍生了對「權力意志」兩種不同的理解。但同時,「積極的人生 觀」卻壓垮了五四青年的內心,使他們對生活產生了無力感。此時,他們透過重新詮 釋及討論尼采來解放他們心中的「苦悶」。隨著中國現代化發展,1930年代起,一些 讀者也紛紛在報刊之中細說生活上的種種不公平,當中,尼采的箴言卻能像「萬能 藥」一樣安慰著他們的內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下,不少的知識分子視尼采為德國文化,甚至西方文 化的代表。隨著戰爭的白熱化,促使知識分子們更迫切尋找中國未來的出路。因此,1940年代,更掀起了一場關於「英雄崇拜」的論戰。這場論戰,涉及知識分子對五四意 義及中國未來的反思。當中,陳銓堅決否定五四的意義,並認為中國人正是缺乏「英 雄崇拜」,才會如此自私自利,對他而言,代表德國文化的尼采才是值得推崇的對 象。而賀麟亦持相似的態度,不過,他卻認為中國文化還是有其特有的價值。對沈從 文而言,他否定尼采的「超人」,並堅信科學及民主的價值,同時,他深信源自五四 的「天真」和「勇敢的精神」才是中國的未來的出路。總而言之,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由於世界局勢的變化和中國內部對於救亡的呼聲,加上各人理解的不同,導致對尼采學說的不同詮釋。而尼采學說則引起中國知識分子對於「國家與個人」及「傳統與未來」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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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馬偕相關文化資產說淡水故事
    (2023) 黃律幃; Huang, Lu-Wei
    過去對於文化資產的保存多針對單一案件進行保存,不但以硬體維運為重,亦較少在活化文化資產之歷史文化價值著力,更遑論經常與周遭的文化資產各自獨立。近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政府提出「文化路徑」(Cultural Route),大規模以主題式整合多元的文化資源,以及文化資產保存趨向多元之理念,將相同主題的文化資產進行串聯。在上述趨勢啟發下,本論文採數位虛擬的方式進行文化資產串聯,以淡水為實驗場,藉由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師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在淡水生活30年的經驗,再搭配《馬偕日記》之紀錄,提出一個新的文化資產活化保存之維運方式。馬偕在淡水生活期間,淡水匯集許多群體,打造了許多別具特色的建築,有不少已是受政府保護的文化資產,其中也包含馬偕留下的4座建築。為了藉由馬偕視角認識淡水的文化資產,本論文先將淡水文化資產進行全面性盤點,接著馬偕在其日記中記錄了他在淡水的生活與交友情形,採數位人文工具對此日記進行「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呈現他在淡水與不同群體的友朋關係,再與淡水的文化資產結合。以淡水的文化資產和馬偕社會網絡等兩個重要因素,規劃一個虛擬的文化路徑,將淡水的文化資產進行故事性、系統性之串聯,讓來到淡水的遊客可以藉由馬偕的故事和文化資產認識淡水歷史。藉此利用數位工具將淡水文化資產大範圍的串聯,以提供一種以數位化認識淡水文化資產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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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空間與政治角力——長安城建築變化與唐前期(705-712)政治集團競爭
    (2023) 許馨文; Hsu, Hsin-Wen
    唐前期的政治角力多以長安城做為競爭舞臺,城中的景觀與建築經常被賦予政治符號,隨著掌權者的變換,景觀與建築的政治符號也隨之更換。本文以《長安志》為史料,觀察神龍元年(705)至先天元年(712),長安城內的景觀與建築的變化與此期間政治角力的關係。中宗透過更換長安城的景觀建築,建立紀念李唐皇室成員的寺廟,在長安城內積極建立李唐皇室的符號和統治權的合理性。城內出現象徵武氏與韋氏的建築,反映中宗為了鞏固皇權,選擇向武氏、韋氏結為政治聯盟的事實。中宗朝的武氏集中在長安城西側、韋氏在東側,武氏在武三思死後逐漸衰弱,韋氏的興起打破了原本分居長安城兩側的平衡,韋氏的勢力向城西延伸。先天年間是睿宗與玄宗共同治理的時期,此時城內的建築變化,大多由玄宗主導,反映玄宗在有限的權力中盡力塑造自己的象徵符號。太平公主在與玄宗的政治競爭中失敗,其長安城內的宅邸皆被國家沒收,由玄宗賞賜給功臣。玄宗為了監視皇室成員、外戚與朝臣的互動,安排他們的住宅位置圍繞在玄宗建立的政治中心——興慶宮。長安城的景觀建築具有政治意義,城中景觀建築發生的變化,是每一次政治競爭時產誕生的結果,反映出政治競爭的現實,不能簡單的視為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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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國婦女獨身論述再探(1900s-1930s)
    (2023) 邱婷婷; Chiu, Ting-Ting
    本論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從「學習西方文明」和「民族復興思潮」二大視角,再探近代中國婦女獨身論述。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西方獨身議題引發熱烈討論與關注,其論述主要依循「文明進化」和「性比例失衡」兩種模式進行,各國政府則試圖以政策改善此種趨勢。中國知識分子透過翻譯相關報導,以及輸入西方各式婚戀思想,建構中國的婦女獨身論述。1920年代前後,在新文化運動之際,知識分子基於對西方「文明」的追求,使中國原本「獨身」所蘊含的意義不斷被再度詮釋。從討論何謂「獨身」,到「獨身」與「獨身主義」之間的意涵釐清,以及運用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等不同理論視野,透過對「獨身」之論述,反思傳統中國社會婚姻與家庭弊病。1930年代,隨著民族復興思潮日益蓬勃發展,政府與知識界更加關注人口問題與民族強盛的關係,也使知識分子和大眾媒體轉向,從集體利益的角度,評論婦女獨身。人口性別結構的分布,不僅展現知識分子對當前社會的關懷,更直接影響婦女獨身論述之氛圍。另外,獨身女性往往成為大眾刊物的創作題材,甚而變成虛假訊息靈感來源,博得民眾的熱烈關注與討論,成為極具娛樂性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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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戰爭時期國民黨中宣部對美宣傳網絡與活動
    (2023) 楊鈞量; Yang, Chun-Liang
    中國對日抗戰期間,國民黨在訓政體制下以黨領政,由中宣部全權負責對美宣傳工作。蔣中正透過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與國際宣傳處處長曾虛白,建構橫跨太平洋兩岸,包含黨政職員與民間人士,中美共同參與之宣傳網絡。該網絡中不僅有中宣部領軍之國際廣播電臺與中央通訊社等單位,更在美國由中宣部駐美代表夏晉麟與于斌、林語堂等人合作,發行《戰時中國》雜誌,精心建構對美宣傳網絡。中宣部再以畢範宇、畢範理、亨利.魯斯為中介,接洽美國《時代》媒體集團與聯合援華會為中國造勢。中宣部對美宣傳模式,最初頗見成效,但到太平洋戰爭後期,先後遇上美國記者白修德採訪河南大饑荒、中外記者團參訪延安中共根據地等事件,他們的負面報導,戳破國民政府刻意宣傳的良好形象,亦顯示中宣部宣傳工作的失效。國民政府試圖透過對美宣傳網絡,傳達其在抗戰建國過程中的軍事戰績與民主成就,在美國輿論中渲染一幅美好的中國形象,進而由下而上影響美國政府之決策。隨著珍珠港事件後中美兩國成為盟友,中宣部對美宣傳工作之目標從拉攏美國對日作戰,轉而推動美軍採納以亞洲戰場優先於歐洲之戰略,並爭取更多的援華軍事與經濟資源。太平洋戰爭初期,中宣部成功透過在美之宣傳活動,動員美國記者、媒體與民間團體,對美國政府形成輿論壓力以推動利於中國之法案。在太平洋戰爭後期,國民政府卻因為內政外交之失措、軍事與經濟上的挫折、宣傳與實際之間的落差,相繼失去美國軍方、政府與民間的信賴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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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世紀中葉廣州的漢奸問題
    (2022) 范揚浩; FAN, Yang-Hao
    本文旨在探討19世紀中葉廣州漢奸問題的發展,及其在當地官府、菁英與外國等不同群體的關係轉變中所發揮的作用,同時,進一步釐清漢奸問題在近代早期中西接觸史中所代表的意義。本文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從1830年代清廷對鴉片問題的討論和禁煙運動切入,分析廣州與漢奸問題的關係。其次,以林則徐主導推行的漢奸查辦為例,說明廣州官府的漢奸處置態度。最後,以鴉片戰爭期間廣州官府的漢奸對策,及三元里事件後廣州社會所重構的漢奸論述為中心,探討其對廣州社會造成的影響。第二部分說明條約體制與廣州漢奸問題的關係,以及漢奸問題在廣州反入城運動等排外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三部分探討英法聯軍之役期間,廣州官府與英、法兩國所建立的「華洋共治」的統治格局,如何影響廣州民眾對漢奸問題的態度轉變。本文指出,19世紀中葉的廣州,由於東亞國際情勢的劇變、清朝的內部問題及地方社會力量的影響力等因素,致使漢奸問題不再只是官府內政的延伸,或是國族主義對「通敵者」之定義的問題,而是牽涉到地方社會中「官」、「紳」、「民」、「夷」等不同群體之間的複雜關係。19世紀中葉廣州的漢奸問題,不僅體現廣州社會面對西力衝擊時所遭逢的困境及其轉變歷程,近代中西接觸所引發出之諸多問題亦已隱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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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司法實務中的錯誤——以《刑案匯覽.毆期親尊長》為中心
    (2023) 王學倫; Wang, Hsueh-Lun
    靜態的法條和動態的司法審判是法律史研究的主要課題。本文以《刑案匯覽》為史料,針對毆期親尊長門記載的案件進行分類,以及刑部法律推理的探討。分類方面,強調錯誤類型的區分,並以說帖事實描述為標準,指出刑部或律例館官員認為下級審斷案錯誤之處。法律推理部分,注重各別律和例實際的適用結果,特別是遇到疑難雜案的案情時,刑部如何論處。清代律例延續唐、明兩代的概念,比禮制所稱的期親範圍更廣。《大清律例》的毆期親尊長門計有13條例文,其定罪量刑的原則是,不同身分和不同情狀,應以示區別。當毆期親尊長案件裡的律例和司法實務衝突時,作為司法審判者的刑部,會嘗試綜合事實和律例,作出適當的審判。其中,「期親卑幼聽從尊長,共毆期親尊長、尊屬致死,下手輕傷的卑幼,止科傷罪」是該門律例重要的立法議題。裁判實態方面,刑部對「毆期親尊長」的錯誤分類,可分為三種類型:聽從尊長的犯罪、與尊長共同的犯罪與聽從他人的犯罪。這些類型,和律例的適用及成案的援引有很大的關係。其立論的基礎,在於說帖內,事實掌握的程度。各別條例適用雖有不同,卻都是刑部經過縝密的法律推理後,得出最恰當的適用結果,目的只有一個:追求情與罪的平衡,尤其是毆期親尊長這類涉及服制和尊卑議題的案件。毆期親尊長這類案件,涉及「夾簽制度」的成立與確立,目的是為平衡社會上,法律與司法實踐層面的落差。此外,毆期親尊長的條例,在清末變法裡大量刪除,究其本質,是源於各立法者背景和觀念的不同。不過,身分倫理秩序的概念,仍存在這批立法人才心中。綜合來說,清代乾嘉道時期的期親尊長案件,所涉事態萬千,本文分類的錯誤類型並非唯一標準,而是能因應當時所載的親屬糾紛實際狀況,再做適當的類型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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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我鄉邦:葉春及(1532-1595)與嶺南方志的纂修
    (2022) 賴庭光; Lai, Ting-Kuang
    本文主要探討嶺南士人葉春及參與修纂的方志,首先簡述葉春及的生平與仕宦經歷,其次,討論每部志書的成書背景、經過,透過志書內容發掘晚明地方社會的百態,進而探析廣東地方書寫潮流,以及方志文本反映的地方意識。葉春及(1532-1595),字化甫,號絅齋,原籍廣東惠州府歸善縣。葉春及先後擔任教諭、知縣等職,在福建惠安任官期間頗有建樹,著有《惠安政書》,後調任為知州,卻因疾未能赴任,被朝廷削職為民,返回故里後,長期隱居於羅浮山,建書齋名為「石洞」,從事著述與講學,深受地方士人敬重。葉春及於萬曆中期迎來起復機會,後官至戶部郎中,但未久便因疾卒於京師。鄉居期間,葉春及最為重要的貢獻是參與《順德縣志》、《永安縣志》、《肇慶府志》的修纂。葉氏在官員邀請下參與《順德縣志》,透過志書可以觀察珠江三角地區的社會、經濟的變化,以及嶺南學派等在地菁英之間的學宦網絡。《永安縣志》為葉春及的鄉邦之志,葉氏為了保存家鄉的歷史,著重書寫嘉靖末年嶺東盜亂造成的地方動盪,全志篇幅雖不長,然而輿圖等篇目仍俱有可觀。在兩廣總督等官員的支持下,葉春及擔任《肇慶府志》的主纂,內容主要著重在劃疆分邑後的秩序變動,以及瑤亂等少數族群問題。這幾部由葉春及輯纂的方志,編修時間正值廣東社會變遷最為激烈,時局相對動盪的時代,葉氏修志的目的便是傳遞其未竟的政治理想。自明中葉以降,廣東士人試圖建立文化正統,相繼投入地方文獻編寫,葉春及似受到這股潮流影響,除了編纂家鄉的方志,亦積極參與外地的志書編修,葉氏筆下的地方社會,因其認同感的差異,而有親疏遠近之別,整體而言,他有著廣東、惠州兩種不同範圍的地方認同,而前者的情感表現得更為強烈,文化方面傾慕於陳獻章等嶺學名儒,加上他的交遊廣闊,遊歷範圍不僅限於惠州,可能無形中淡化了與原鄉的關係。葉春及在保存鄉邦文獻方面雖貢獻良多,卻未被時人視為其主要事功,一直到了清代,葉春及編修方志的事蹟才受到關注,葉氏的名聲雖不及同時代的嶺南士人,經由本文討論可以得知,他編修的方志堪稱其畢生心力的精華,透過討論葉春及輯纂的方志,能從中理解晚明的時代特色,以及地方社會的諸多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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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中期的駐防旗人家族:以西安哈達瓜爾佳氏家族經營為例
    (2023) 黃品欣; Huang, Pin-Hsin
    本文以正紅旗滿洲哈達瓜爾佳氏家族為中心,透過分梳家族人口、入仕途徑、婚姻關係、人際網絡、家族成員的仕宦活動等面向,探討哈達瓜爾佳氏家族如何在清中期逐步向上流動,又採取何種經營策略來維繫家勢。正紅旗滿洲哈達瓜爾佳氏是一駐防旗人家族,始祖尼雅濟布於關外時期投歸努爾哈齊,入關以後居住京師,第三代在三藩之亂時奉派移駐西安,是為家族駐防西安之始。家族前三代成員並無顯要事蹟,第四代額思圖積累不少財富,得以供給子弟讀書,開啟家族成員向上流動的契機。第五代成員考取科舉後踏入仕途,而長子阿炳安在乾隆初年遭到參劾的一起貪污案件帶來家中劇變,卻也透過此案,揭示出家族在西安駐防時期的經營之道。第五代中則以吳達善官至陝甘總督最為顯要,部分族人得以憑藉其故遷居京師,因此獲得更多仕宦機會。哈達瓜爾佳氏家族成員經由科舉、繙譯科考、捐納等方式躋身仕途,任官者眾。第六代雅德、玉德與圖薩布,皆在乾隆、嘉慶年間任封疆大吏。第七代成員在時局動盪的道、咸年間,有宣力邊疆者,有任職中央者;怡良在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時皆擔負重任,桂良則在咸豐朝升至大學士,也涉入統治集團間的權力鬥爭。隨著族人仕宦成就提升,家族的婚姻圈也逐漸擴大,而姻親雖能在官場上互相幫襯,也有共同犯錯獲罪的風險。哈達瓜爾佳氏家族的崛起,揭示了駐防旗人家族的能動性,呈現出由地方到中央的發展特色,而族人的仕宦表現,又與家族經濟能力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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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荊揚之爭」格局下的豫州(317-445)
    (2023) 胡賀欽; Hu, He-Cin
    豫州為先秦九州之一,其政區的變化,在西晉前逐漸向東南方的江南地區延伸。兩晉之際,在北方胡族的入侵下,先秦以來的古豫州政區大量丟失,其後便隨著南北交戰反覆奪還,政區相當的不穩定。出於彰顯主權與收攏流民的目的,東晉政權以「僑州郡縣」的制度,新建了豫州的「僑政區」,使東晉時期的豫州政區產生了「僑實混合」的特殊樣態。待東晉末劉裕掌權,他主持的「義熙土斷」、「北伐南燕」的一系列作為,建立了有別過往的「新豫州」政區,並在劉宋建國後被劃分南北,成為南朝時代主要的豫州政區。  從政治層面來看,豫州政區的變動與政治牽連極深,可說每一次大規模的政區調整,幾乎都是政治鬥爭、角力的結果。從東晉特殊地理格局形成的「荊揚之爭」;東晉末年「義熙土斷」針對揚、豫二州的調整;劉宋初年分割「南豫州」以及「宗王出鎮」的方鎮政策,都彰顯了政治力在地理區劃的影響力。本文關於政治面的討論,時間起於東晉建立之建武元年(317),迄於劉宋二度分割南豫州的元嘉二十二年(445),透過地理的政區變化,重新分析在此期間居主導地位的東晉門閥士族、劉宋宗室與寒門武將的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