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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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課綱國中彈性學習課程的研究──以「探索東亞」的課程發展為例
(2023) 方玗; Fang, Yu
自108學年度起，《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正式於全國高級中等與國民中、小學教育機構實施，學校教師的課程及教學應如何規劃、設計與實踐，對於學生的學習表現與成效又有何影響，成為了學校教育現場的重大課題。為能因應課綱之規劃、融入各項跨領域相關議題探討，並符合校訂課程指標精神的規劃與實施，筆者所任職學校的歷史科教師群合作設計「彈性學習課程」──「探索東亞」，以「東亞重要歷史古蹟」為素材的主題式課程，結合「閱讀力」、「創造力」與「移動力」的校訂課程指標，不僅延伸八年級原有的東亞歷史課程內容以加深加廣，更融入108課綱的「閱讀素養教育」議題之學習目標，並結合地理學科、橫跨藝術與人文等學習領域，以強化學生知能的整合與生活運用的能力。本次研究期望在108課綱架構下提供歷史教育工作者更寬廣的課程教學模式，輔助歷史學科與跨領域教學，並透過彈性學習時數的運用以及多元課程的研究發展，落實學校本位及特色課程。
19 世紀中葉廣州的漢奸問題
(2022) 范揚浩; FAN, Yang-Hao
本文旨在探討19世紀中葉廣州漢奸問題的發展，及其在當地官府、菁英與外國等不同群體的關係轉變中所發揮的作用，同時，進一步釐清漢奸問題在近代早期中西接觸史中所代表的意義。本文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從1830年代清廷對鴉片問題的討論和禁煙運動切入，分析廣州與漢奸問題的關係。其次，以林則徐主導推行的漢奸查辦為例，說明廣州官府的漢奸處置態度。最後，以鴉片戰爭期間廣州官府的漢奸對策，及三元里事件後廣州社會所重構的漢奸論述為中心，探討其對廣州社會造成的影響。第二部分說明條約體制與廣州漢奸問題的關係，以及漢奸問題在廣州反入城運動等排外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三部分探討英法聯軍之役期間，廣州官府與英、法兩國所建立的「華洋共治」的統治格局，如何影響廣州民眾對漢奸問題的態度轉變。本文指出，19世紀中葉的廣州，由於東亞國際情勢的劇變、清朝的內部問題及地方社會力量的影響力等因素，致使漢奸問題不再只是官府內政的延伸，或是國族主義對「通敵者」之定義的問題，而是牽涉到地方社會中「官」、「紳」、「民」、「夷」等不同群體之間的複雜關係。19世紀中葉廣州的漢奸問題，不僅體現廣州社會面對西力衝擊時所遭逢的困境及其轉變歷程，近代中西接觸所引發出之諸多問題亦已隱含其中。
1913至2000年花蓮菸草產業之研究
(2010) 李美惠
菸草原生長於美洲，究竟何時風靡全台？雖然確切年代不明，但無庸置疑的大航海時代菸草已現蹤寶島。清領後期劉銘傳首開官方獎勵或協助種菸之先例，日治時期進而將菸草納入專賣，逐漸形成台中、屏東、嘉義、花蓮、宜蘭等五大菸區，其中，又以隸屬屏東菸區之高雄縣美濃鎮菸業最為人所熟知。然而，同處全台五大菸區之ㄧ且係全台最早栽培黃色種菸草的花蓮，卻因相關研究付之闕如，而鮮為人知，令人有不勝欷噓之感。有鑑於此，筆者希望透過本論文，探討近代花蓮菸草產業的興衰及其對地方社會經濟變遷之影響。本篇論文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探討花蓮地理條件不佳且勞力短缺，但透過田間栽培管理技術之輔助，如育苗盆的發明與推廣種植春菸，都獲得不錯的成效，不過仍難敵大環境的變遷。第三章為日治時期花蓮菸草產業情況。黃色種菸草在1913年最早於花蓮官營移民村—吉野村進行試種，1930年以後推廣至全台，1937年起凌駕中國種菸草，成為全台最普及的菸草品種。而菸草為現金作物，對三移民村之經濟確實有實質的幫助，其中，又以對林田村的影響最顯著。第四章則敘述戰後花蓮菸業之興衰，1968-1969年期菸田面積為秋菸1371.7甲、春菸376.4甲，創歷年最高峰，但受到颱風和病蟲害等自然災害肆虐，花蓮菸業每況愈下。1981-1982年期花蓮再度嘗試種植春菸，雖然品質提升，但成本居高不下，復面臨政府開放洋菸進口之衝擊，難敵進口美菸。最後，以鳳林、瑞穗、玉里三鄉鎮為例，探討戰後菸草產業對地方社會經濟之影響，從青年和老年人口變動情形，以及菸草產值佔地方鄉鎮歲入比例大幅萎縮，均顯示花蓮菸業的沒落。第五章為結論，提出對花蓮菸草產業的建言。
1945年以前夏威夷華日族群關係－以華人報紙為中心
(2012) 林依蓮
本文以1945年(二戰結束)以前，夏威夷地區華日族群關係之研究為核心，首先論述夏威夷當地歷史發展，以及華日族群移民夏威夷之歷程，與兩族群在夏威夷各行業的發展狀況，建構華日族群移民夏威夷之背景與發展脈絡，並論述夏威夷政府對華日族群的態度，以及當地排華與排日風氣的形成及其影響；接著，本文將探討1937年中日戰爭以前華日族群的互動情形，由社會、經濟、文化三層面切入，並以此為本，對照二戰期間之變化；隨後，本文將透過1938年抵制日貨運動以及1941年珍珠港事件，審視二戰期間華人社群對於日本社群的觀感與互動狀況，並從中觀察族群自我認同之變化。夏威夷地區因歷史發展的特殊性，使得當地的種族多元化，但就族群關係以及社會風氣而言，並非以往所認為的平等開放。事實上，夏威夷的政經權力與資源由白人掌握，華日族群關係也深受其影響，特別是在甘蔗園的勞動力交替中可以明顯觀察到此點。另一方面，華日族群在農漁商業的發展，並非全然競爭，也有攜手合作的事例，更有甚者，出現了跨越族群的區隔，以同業間的共同利益為考量的商業理念。此外，在抵制日貨運動之中，可以見到華日族群為免正面衝突，改以中介的「美籍」概念作為訴求，藉此將兩族群放入同一國家認同的框架之中，此即兩族群在地意識的展現。另一方面，由華人所創辦的報紙在珍珠港事件前後的態度之中，可以看到華人社群內部不同的立場，特別是由土生華人所創辦的英文報紙《檀報》的報導，與其他兩報不同，著重於現地的生活實情，並以公民身份與族群和諧的角度，對於日本移民問題提出思考，充份展現了在地意識的內涵。
1950年代中共向社會主義前進中的「胡風事件」與「肅反運動」
(2020) 楊雨亭; Yang, Yu-ting
1949年中共建政後，在新民主主義過渡至社會主義的過程中，1955年發生了胡風事件與肅反運動，本論文認為這和毛澤東急切推動農業合作化運動時，遭遇黨內外的阻力有關。本論文第一章說明中共農業政策的思維與變化，1953年總路線的頒布，1956中共「八大」的召開，至1957年前社會主義的改造基本完成。中國社會經過急遽的去私有化的結構改變，社會中充滿了不穩定性。第二章說明胡風事件。講述胡風的前半生（1902－1942），關於毛澤東的《講話》與香港批判（1943－1948），中共建政前後的胡風（1949－1954），1954年《三十萬言書》的提出與分析，1955年「胡風事件」的發生，並說明舒蕪與胡風的合與分以及胡風與周恩來的關係。第三章說明肅反運動。討論從胡風事件到肅反運動的轉換，毛澤東論肅反，肅反的規定與組織工作，舉出從中央到地方的14個肅反實例，從杜高「小家族」與吳祖光「二流堂」事件討論肅反與反右派鬥爭。第四章說明胡風事件與肅反運動所引起的反響。1957年5月在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四川大學等校園中師生貼出大字報，公開討論胡風事件與肅反運動的問題，以及民主人士對於相關事件的反應，以及關於法制問題的思考。結論說明1955年，接連發生高饒事件、潘揚事件、胡風事件，有其背景。當時毛澤東認為隨著社會主義事業的進展，階級鬥爭必然日益尖銳化和複雜化，估計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壞分子占全國各類機關總人數的5％左右，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一場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運動。在1957年整風與鳴放的過程中，許多年輕知識分子出來質疑胡風事件和肅反運動的合理性與合法性，而這些知識分子又因此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8年初，毛澤東發動大躍進，8月份開始推動人民公社，說明從1950年到1957年，是毛澤東全力推動的社會主義改造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毛澤東發動了一連串的運動，以減低與清除反對意見以及鎮壓過渡社會中不穩定的情形。
1950年代以後宋美齡的反共論述─以對美言論為中心
(2012) 黃婉茹
1949年國民黨政權遷臺後，以反共復國為國策。本論文撰寫的目的，是以宋美齡對美的反共言論為中心，探討其在兩岸及國際形勢的發展與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中的變化，考察其反共言論的意涵及特色，進一步予以歷史的定位。 1950年代，在美蘇冷戰的格局中，宋美齡「惟恐美蘇不戰，中（共）蘇不睦」，將兩岸對峙放入冷戰的格局。她闡述共產政權的本質，並形構反共的價值，以加深美國與共產政權的對立及彰顯臺灣的國民黨政權在美國西太平洋的反共地位，進而爭取美國的支持與援助，以達反攻大陸之目標。 1960年代，中蘇分裂，越戰風起雲湧。宋美齡「惟恐美中（共）不戰，美蘇不睦」，她高唱中共威脅論、剝析共產陣營間的衝突、美蘇和中共的三角關係，將中共推至世界公敵，孤立中共的國際地位，以阻止美國聯中（共）制蘇。除此之外，她藉越戰再度強調美國在亞洲的反共角色，以及越戰中共產陣營的形象，加深美國與中共的對立。 1970年代以後，國際形勢處於「低盪」時期，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中(共)美關係正常化。在此政治形勢下，宋美齡「惟恐美、蘇、中（共）不戰不亂」。她透過論述美國和共產陣營的關係，以及1960至197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與教育的變化，指責批判美國的左傾中共。大體而言，宋美齡1950年代以後對美的反共言論，展現了如下的特色：一、利用國際現實利害，如韓戰、越戰、中東或核子問題，挑動美國與共產陣營的對立，爭取臺灣國民黨政府反共與反攻大陸的有利位置。二、運用美國自立國以來的外交道德與傳統價值─協助友邦追求自由、民主、和平與基督教信仰，使之作為其反共話語，以獲取美國的支持。三、對美國行銷國民黨蔣介石統治的臺灣，是自由與希望的堡壘，企圖放大中華民國在亞洲的反共重要性，以爭取美援。四、利用訪美時機，對美傳達蔣介石反攻大陸的聲音，合理化反共的意義，並在遣詞用句上仔細斟酌，不讓美國有介入中國內政與恐戰之顧忌。五、蔣介石主要以正統觀、民族文化傳統觀作為反共的話語，宋美齡則是從國際政治的角度，分析美、蘇與中共的三角關係，更具現實性。
1960年代前期中華民國對日外交之研究
(2010) 劉冠麟
　　戰後中國國民黨在台灣「以黨領政」，高唱反攻。在外交上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極力維護其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而日本則致力於擺脫戰爭陰影，進而追求獨立自主，在中國政策上採「政經分離」政策。與日本同屬自由陣營的國民黨如何考量兩者間的關係，而日本政府如何肆應，皆對戰後台日關係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本文擬以1960年代前期的外交事件為例，嘗試究明兩國因中共問題而引發之爭執，以及國民黨的對日工作和宣傳在外交中扮演的角色。　　本文除第一章緒論和第六章結論外，共分為四章。茲分述如下：第二章〈反攻復國政策下之對日工作〉，第一節敘述韓戰後配合美國的遠東政策，中華民國政府在外交上採取積極與韓國、越南、菲律賓等反共親美的國家合作，試圖聯合上述國家圍堵中共之過程。第二節則詳述戰後國民黨海外工作的建立，透過「海外對匪鬥爭統一指導委員會」的指揮和部署，在各駐在國使領館內成立工作小組，結合外交、黨務、僑務以及情報等力量，在亞洲各地與中共進行鬥爭。第三節討論國民黨在日本和國內的反共宣傳，首先究明國民黨進行外交宣傳的最高決策機構之演變，至1960年後「總統府宣傳外交綜合小組」成為決策核心。整體而言，國民黨的對日宣傳成效不彰，主要以在日華僑作為對象，凝聚華僑對國民黨政權的向心力，對日本國內各大報則幾無影響。第三章〈外交事件與反共宣傳—以1963年維尼龍廠案為例〉，第一節分析池田勇人內閣試圖擴大對中貿易之際國民黨對日本政府的態度，以及倉敷維尼龍廠案爆發後台日關係之發展。第二節則探討事件發生後國民黨如何運用宣傳支援外交，以達成其對日交涉目的。第三節則分析在國內的宣傳，內容以「以德報怨」為基調，國民黨視之為戰後台日關係的基本精神，大量出現在此次維尼龍案的宣傳中。第四章〈外交事件與對日工作—以1963年周鴻慶事件為例〉。周鴻慶案為〈中日和約〉簽訂以來最嚴重的外交事件。本章透過對周鴻慶案相關檔案的耙梳，試圖釐清此案發生之全貌，並探討國民黨如何以該案試探日本政府的態度，以取得日本信守「一個中國」的承諾。第一節敘述國共雙方對周鴻慶的爭奪，與國民黨以擴大周案成為外交事件之經過。第二節探討「明正道」工作會報之成立和運作。該會報由駐日公使張伯謹主持，統一指揮外交、黨務、僑務、情報等工作，積極展開對日工作。其主要任務在結合日本自民黨內的反共人士，試圖在自民黨內向池田施壓。第三節討論「周漢和工作小組」的成立和運作。日方將周鴻慶遣返回國後，中華民國政府亦召回駐日公使和參事，台日關係達到戰後最低點。蔣介石遂下令陳建中在日主持「周漢和工作小組」，繼續進行對日工作。陳氏在日折衝之目的，在於透過各種管道促使日本政府派員赴台改善兩國關係。第五章〈台日外交危機與吉田茂訪台〉，第一節分析吉田茂來台與蔣介石會談之內容，以及「吉田書簡」的形成和影響。同時，討論蔣介石和張群與吉田之聯繫，如何成為維繫台日關係的重要因素。第二節首先分析吉田訪台後，國民黨試圖加強與日本合作反共，於是與以岸信介為首的反共人士祕密組建反共同盟之過程。其次則討論在周鴻慶案結束後，國民黨如何改善、強化對日工作之缺點。
1960年代臺灣的賣國控訴-以徐高阮的論述為探討核心
(2010) 葉乃治; Yeh, Nai Chih
1960年代臺灣的賣國控訴，是指1965至1969年間台灣知識界一群人對另一群人所發出的出賣台灣或出賣中華民國的指控。最早提出控訴的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徐高阮，他藉由立法委員胡秋原所創辦的《中華雜誌》、私立文化大學教授史紫忱發行的《陽明》，及導演鄒郎所發行的《文化旗》等雜誌，呼籲社會、政府關注《文星》、《聯合報》、中央研究院均涉及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的親共陰謀。原只是雜誌上的討論，後來引起政府真正採取行動，造成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蕭同茲自請《文星》停業、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殷海光被迫離職、中央研究院王世杰院長為此屢提辭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郭廷以赴美不歸，及《聯合報》之備受抨擊。因控訴牽涉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中美關係因此也引起甚多波瀾。此一案件涉及頗多本文仍難以細述的中美關係及政府與學界的關係，本文擬先就率先提出控訴的徐高阮先生討論他與此一控訴發展的關係。在此控訴發展之前，徐高阮於1950年代便注意到殷海光對一英文語詞ego-centric predicament的翻譯有誤，至1962年中西文化論戰開始後正式為此字的誤譯發出知識詐欺的控訴。由知識詐欺控訴到賣國控訴，就歷史發展來講有先後的關聯，其論述主軸如何變遷為本文所將探討之一課題。徐高阮以外而與徐原不相識的批判者，如國防研究院專任講座何浩若之重提太平洋學會舊事、曾任職革命實踐研究院特約研究；時主持私營國際共黨問題研究社的周之鳴提出「費正清集團三大據點」的指控，及《現代》雜誌創辦人侯立朝對《文星》、中央研究院叛國之聲討，均有擴大徐高阮控訴的作用。其立論與徐高阮之間有何異同亦為本文將要討論的一個重點。
1970年代中央電影公司抗戰愛國影片的歷史意義─ 一個民族主義觀點的分析
(2014) 曲忠恕
筆者以自己的成長過程中受《筧橋英烈傳》、《八百壯士》、《梅花》和《英烈千秋》等愛國政治宣傳影片影響，又在黨國教育的灌輸下，成為一個中國民族主義者。本篇論文嘗試理解這些觀念和思想形成的過程，以及分析將它灌輸給社會大眾的途徑。黨國體制下的國民黨政府的民族主義文化政策，便是利用官方的優勢力量經由學校和社會教育，以「大中國意識」打壓「臺灣意識」，灌輸中國的歷史記憶，建構中華民族的想像共同體，更進一步昇華為國族認同，成為一種根深柢固類似信仰的效果。自從武昌起義，電影就對革命行動產生一定的助益；國民政府從北伐時期開始，就自製影片，重視電影的宣傳和教育的效果；對日抗戰時，電影更成為培養民族精神，鞏固領導核心的工具；等到政府遷臺以後，更是需要電影來宣傳反共抗俄及建構國族認同。　　1970年代退出聯合國、保釣運動、中日斷交，一連串接踵而至的外交挫折，造成臺灣政治、經濟的危機和社會民心的動搖，也使得國民黨政權統治的合法性及權威性受到質疑。為了反駁中共宣傳「全國人民都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抗戰」的史觀，增強人民對國民黨政府的支持，當時黨營的中央電影公司拍攝數部「保家衛國，反日抗日」的愛國政治宣導影片。　　依據本研究之問卷調查的統計分析結果發現： 1、中影公司拍攝的這些愛國政宣影片公權力的動員成績，和廣告宣傳都算是相當成功。 2、這些愛國政宣電影在增進觀眾愛國家、愛民族、愛領袖的政治目的上，達到相當成功的作用。 3、蔣中正總統在臺灣特殊的歷史地位，可能使受訪者受到影響，甚至不願意承認、接受以往對蔣中正總統的崇敬。 4、受訪者的國家認同、政黨認同等政治態度，在過去二十多年約有半數的人沒有明顯改變。
1980年代前後臺北「地下舞廳」的發展與爭論——以「迪斯可舞廳」為中心
(2021) 楊韜; Yang, Tao
1980年代臺灣因經濟起飛與社會逐漸開放，人們對於娛樂的要求日漸豐富，以臺北市林森北路與中山北路一帶為主軸的地下舞廳成為時下年輕人喜愛前往的場所。戒嚴時代，政府執行「舞禁」政策，對於娛樂性場所保持管制，這些場所、店家大多並無法取得合法的舞廳營業執照，因而被稱作「地下」舞廳。1980年代臺北市中山區是地下舞廳最大的集中地，極盛期可以到達數十幾間，成為戒嚴時代夜生活獨特場景。1970年代以來，臺灣雖在國際外交陷入孤立狀態，但文化輸入並未封閉。隨臺灣經濟成長成為世界貿易體系的一環，與外國的經濟互動逐漸頻繁，來自歐美尤其美國的前衛文化也在這個過程傳入臺灣，如源於美國的街舞文化、西洋流行音樂等。對1980年代的年輕人，這些都是流行、前衛且酷炫的事物。迪斯可（Disco）流行音樂的傳入，很快在臺灣掀起一陣跳迪斯可的熱潮。然而，1980年代國家仍處於戒嚴體制，人民的自由受相當程度的約束，尤其青年學生還受到各式各樣的禁令，如語禁、書禁、禁歌、髮禁以及舞禁。年輕人想找樂子並不容易，地下舞廳的出現，適時地提供當時的年輕人一個能夠盡情跳舞、社交的場所。本文試圖以1980年代年輕人所風靡的「地下舞廳」文化為研究主軸，從「地下舞廳」如何在臺北出現、經歷7年的時光，從興起至沒落的歷程作為研究軸線，觀察1980年代的年輕人是如何對「舞廳文化」產生認同，及整個社會對於非法娛樂產業從反對邁向支持的過程。
1995－2005兩岸國（初）中歷史教科書內容演變的比較研究—以中國上古史為例
(2012) 楊孝偉
從1995年到2005年的這十年中，海峽兩岸，即臺灣與中國大陸的歷史課程標準與歷史教科書，都有著自1949年以來最大的變動。臺灣方面，自解嚴之後，社會日漸開放多元，大中華的民族意識日益褪去，本土文化逐漸受到重視，於是自87學年度開始有了《認識臺灣（歷史篇）》的課程，這是首次出現獨立而完整的臺灣歷史教材。緊接著四年後強調能力培養、統整教學的九年一貫課程登場，臺灣的國中歷史教育出現了新的局面。中國大陸方面，歷史教育的改革在這十年裡腳步未曾停歇，不論是教學目標還是教科書內容都有著明顯的改變。本研究以臺灣和中國大陸各三種版本的歷史教科書為例，先討論其所根據的課程標準（或稱綱要、大綱）中，教學目標和授課時數的變化。然後在中國上古史部分，分別就篇幅章節、教材內容、意識型態與評價等三個面向對各版本教科書進行分析，然後予以對照，呈現出教科書量和質方面變動的內涵。最後再將臺灣與中國大陸歷史教科書的變化情形，仍分成三個面向比較，以探究在這十年中，兩岸的國（初）中歷史教學，在教科書的內容方面有著怎樣的改變。關鍵字：課程標準、歷史教科書、九年一貫、教材比較、中國上古史
2000至2006年間媒體有關中日和約報導之分析─以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中央日報為中心
(2011) 施秀瑩
中日和約，全名為「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簽訂於二次大戰後的1952年（民國四十一年），為中華民國與日本國之間，針對兩國宣戰後所造成之戰爭狀態的結束，以及二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政府之國際定位的重新界定、台澎主權歸屬等問題，做出正式處置的國際條約。由於和約中對二戰後台澎主權地位的規定，對現今台澎主權地位的形成，有關鍵性的影響。但在國民黨執政時期的台灣社會輿論及歷史教育中，對中日和約的地位，並不予以凸顯，甚至避而不談。 2000年台灣經歷了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取代了1945年後長期執政的國民黨的地位，掌握了中華民國政府的執政權。在這個新的歷史局面中，過去長年被忽視的中日和約及相關的台灣主權議題，是否能因民進黨政府的執政，產生一些轉變？筆者以2000-2006年間台灣四家報社的報導文本作為研究之文本來源。報導文本選取的起點和終點，以年為單位，從第一次政黨輪替當年年初開始，到高中課綱爭議落幕的2006年底為止。從這七年中台灣四家報紙媒體對中日和約的報導，整理出報導在量化和論述內容上所呈現的現象。並與在相關的出版著作中，對中日和約條文及效力的各種討論作對照，以探討這些論述的歷史意義。
一九四四年的中國戰場
(2011) 顧立民
本論文係以一九四四年的「一號作戰」本身經過，以及所涉及的時間與空間為中心，另論及與其有密切關係的黨國體制、兵役制度與中共在敵後戰場的發展等課題。本篇論文除緒論與結論外，本文部分共分為五章，各章分析內容概述如下：「緒論」。主要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限制、文獻回顧、研究途徑與方法，以及分析架構等。第一章「進入1944年的中國」。旨在從政治與軍事等面向，概要分析國民黨的黨國體制、蔣介石所建立的領袖統治體制、國家兵役制度內容與弊端，一則為後續各章的研究提供若干研究基礎，二則可由此瞭解國軍何以在之後的作戰中連連敗退，而民眾又何以不再支持軍隊第二章「一號作戰的發動與豫中會戰」。本章係以1943年底的「常德會戰」作為楔子，分析中國戰場在戰略相持階段後期的情形，並探討日本發動「一號作戰」之經緯，以及「豫中會戰」中的經過情形與成敗檢討。第三章「長衡會戰與桂柳會戰」。延續第二章的主題，繼續探討「長衡會戰」與「桂柳會戰」的經過情形與成敗檢討，並對「一號作戰」的影響作一簡要的總結。第四章「敵後戰場」。由探討國共雙方在抗戰時期的第二次合作入手，分析中共在抗戰時期的策略內容，以及其如何利用「一號作戰」期間，日軍抽調兵力與國軍退敗所形成的有利契機，在華北、華中，乃至於華南地區發展勢力的情形。「結論」。總結論文的研究內容，概述到1944年底時中國在政治、外交、軍事與經濟等方面的局勢，並分析1944年的局勢發展對於日後中國局勢發展的影響。
一個客家聚落區的形成及其發展：以高雄縣美濃鎮為例
(2004) 蕭盛和
本論文屬於小區域研究，探討台灣南部一個草木遍地的原野，如何拓展成為一個農業發達、文風鼎盛的知名鄉鎮的過程。透過考古遺址的發掘，確認了三千年前原住民已在此地活動，依據出土遺物可推測早期原住民的生活概況。漢人系統的客家墾民移墾此地後，透過嘗會組織籌集資金，或向平埔族人佃耕隘地、或向墾首承租耕地、或者納入大租系統成為小租戶，辛勤開發耕墾此片沃土。大家共同合力興修水利，「開埤作圳人人有份」，終於將這片荒野之地開闢成為年可二穫的「雙冬水田」。由於地形結構、地理環境與移民性質的差異，逐漸形成美濃本區、龍廣區、南隆區等三個區域，在政經地位、文教發展或宗教活動形式上形成差異。美濃為六堆之中最後形成的一堆，與其他各堆雖不在同一個縣，其間互動還是相當密切。近年來美濃以博士之鎮聞名，透過研究了解清代此地已出現一進士、六舉人與不少秀才，日本時代又有甚多青年赴日留學，文風之盛其來有自。
一切總歸儒林──《明史．儒林傳》與清初學術研究
(2014) 黃聖修
自從司馬遷《史記》創設〈儒林列傳〉，而為班固《漢書》、范曄《後漢書》等所繼承之後，〈儒林傳〉便成為歷代紀傳體正史中所必備的列傳之一，並反映了一代學術的發展，成為討論中國學術史時，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儒學發展在宋代出現重大的變化，《宋史．道學傳》的設立，一方面標誌著儒學發展的轉變；另一方面，也打破了紀傳體正史中，以〈儒林傳〉為核心的學史論述模式。《宋史．道學傳》與〈儒林傳〉的安排方式，及其所表現出的道統意識與次序等差，雖然是元代史官有意的安排，以彰顯程朱之學的重要地位，卻也為日後的正史纂修，埋下了爭議的伏筆。明代中葉以後，王守仁與陽明學的興起，挑戰了程朱之學的地位，並引發了朱學王學的學術道統之爭。這場爭議自明代中晚期一直延續到清初，爭論的範圍不僅表現在學術思想上，同時也出現在官私學史著作之上。而清初的《明史》纂修，則是這場爭論當中，最後以及最重要的角力場域。沿著上述的思想脈絡，本文以清初康熙朝至乾隆初年纂修的《明史．儒林傳》為核心，探討《明史．儒林傳》纂修過程中所引發的爭議，及其所代表的學術意義，並以此來側面觀察清初官方學術文化政策的建構過程。相較於歷代的正史纂修，《明史》不僅纂修時間最長，所得到的關注，以及保留下來的史稿、各類史料等，亦相對豐富。長久以來，受限於史料的分散，學者們多將焦點放在康熙十八至二十年前後的〈理學傳〉爭議，並以「一切總歸儒林」作為結論。本文則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延伸觀察視角，利用所蒐集的眾多史稿，檢視在總歸儒林「之後」，《明史》館如何實際處理〈儒林傳〉的問題，及其所反映的學術、政治意義，並論述《明史．儒林傳》在中國史學史、學術史上，所確立的「新儒林傳」範式。
一萬四千個證人：韓戰時期「反共義士」之研究
(2008) 沈幸儀
本論文的第一個部分是背景章，交代韓戰發生的時代背景，也討論了當時中國與台灣對韓戰的態度和想法。聯合國中的中國代表權問題，是國共雙方都非常關心的議題，兩方都想藉由韓戰這個事件，來爭取對自己有利的外交空間。台灣雖然因韓戰的發生而得到了喘息的時間，美國也派遣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台每關係似乎有好轉的趨勢。但在中共參戰之後，對台灣所施加的壓力，美國對台灣主權的的漠視，都讓台灣感到焦慮。後來在戰俘這個議題上找到著力點，在外交宣傳上不斷地對中共進行反擊。第二章是討論因戰俘所引發的各種問題及戰俘營中的情形，首先是戰俘問題所造成的負面效應，造成韓戰和談的延宕。一開始是雙方對彼此的戰俘名單感到疑慮，並對交換戰俘的方式有歧見，後來聯軍這方提出了志願遣俘原則，因雙方不願遣返的戰俘數目相差過大，共方不願妥協，戰爭又再拖了兩年。在史達林過世之後，和談終於又有了進展，共方後來答應志願遣俘原則，雖然在和談過程當中遇到不少阻礙，如戰俘的暴動反抗、李承晚的釋俘，但最終都獲得了解決，韓戰終於劃下了句點。接下來的部分討論的是戰俘營中的生活情況（、鬥爭的問題及最後因志願遣俘原則的推行所需要進行的解釋程序。從種種的跡象看來，戰俘拒絕遣返的原因並不像台灣政府所說的那樣單純。戰俘營中的特殊組織之間的互鬥，從生活上的控制到最後的肉體折磨與生命威脅，造成了戰俘心理上的壓力。還有甄別及解釋的進行，都沒有達到應有的餞別度，讓許多想要回家的戰俘被歸類成「反共戰俘」。尤其是進入中立區後，因為部分戰俘的控制和抵抗，讓解釋無法順利進行。而共方需要解釋的戰俘數目龐大，最終造成解釋不完的窘境。聯軍方面的戰俘，大多選擇遣返，所以需要解釋的人數不多。比較引人注目的是有二十幾位不願遣返的歐美戰俘，但他們不願遣返的原因多半是因為母國內的種族問題或者社會問題，並不是對共產主義的認同，而且有大部分人後來都陸續離開了中國大陸。第三章的部分則是處理台灣政府運用韓戰戰俘來進行宣傳的議題，包括媒體對於戰俘議題的操控、義士形象的塑造及透過反共義士的宣傳所進行的反共教育等。「反共義士」本身的形象塑造，由媒體來主導。透過報導的內容，可以看出政府和媒體塑造反共英雄的過程，逐漸地強化民眾對反共義士的認同與尊崇。而對外宣傳的部分則是利用「反共義士」的選擇來標榜「自由中國」的可貴，強調台灣政權的合法性及正統性及中共政權的不得人心，另外就是透過反共義士來拉攏海外僑胞對台灣的支持與認同。第四章的第一節則是將口訪記錄作比較完整的整理，直接把與韓戰相關的口述資料整理出來。這一節主要以口訪記錄和回憶錄為主要資料，討論在這些退役老兵心中的韓戰、戰俘、遣返或來歸後的問題等，他們的記憶和政府檔案或媒體報導多少都有點出入。從當事人本身的視角再去觀察他們自己，是個非常有趣的過程。在講述的過程中，他們對於「反共義士」的態度和立場會有所轉變。口述史料就像是官方檔案以及新聞報導一樣，都會有盲點和遺漏。因此，將這些資料相互比照，更能豐富這段歷史的不同面相。最後一節的部分則是把時間拉長，來看反共義士這種時代產物的興衰。因為韓戰戰俘的到來，讓台灣塑造了第一代的「反共義士」，後來陸續來台的中共飛行員、劫機者等人陸陸續續地也成為「反共義士」。可是隨著兩岸政局開展，互動逐漸頻繁，這些過去的反共義士，在新的時代來臨後，產生了不少因政治問題而衍生的麻煩和困擾。本論文選擇從「戰俘」這種「弱勢族群」的角度來看那個時代的問題。研究之後發現，雖然參戰各國的政府（還有一個沒參戰的台灣），似乎常把戰俘的需求掛在嘴邊，但實際上，戰俘被當成戰爭、外交和宣傳上面的工具，他們本身根本沒有主導性。從中共到聯軍到中立國，一直到台灣，他們真正的選擇和聲音，其實都在政治考量下被忽略了。美國堅持的甄別和志願遣俘，最大的目的是在宣傳上打擊共產黨。台灣在志願遣俘上的推波助瀾，及最後爭取戰俘前往台灣的目的，則是為了穩定國內民心，並向世界宣傳自由中國與赤色中國之間的差別。而戰俘營中的對立，則被簡化成親共和反共兩種類型，其他的因素完全被忽略，反而加深了戰俘之間仇恨和衝突。許多想要回家的人因為聯軍的分類模糊，造成他們屈服於群體的壓力，後來的血書刺青等政治宣示活動，要求戰俘表達立場，很多人只好隨波逐流，最後來到了台灣。過去因為美蘇兩大陣營的對立、國共兩方的相互仇視，才會出現「反共義士」這種時代產物。因此，過去這些曾因反共的意識型態而成為媒體寵兒國家英雄的義士，在新的時代來臨後，便漸漸被人遺忘了。
三至七世紀江南社會與政權關係──以變亂與信仰為中心
(2024) 吳李洋; Wu, Lee-Yang
本文的課題為三至七世紀，也就是建康政權始建立，至華北政權再次統治江南，南北禮制又趨一統的時間斷限，以變亂與信仰作為主要視角，分析江南社會與政權的互動、歸納江南歷代變亂原因，並釐清宗教變亂信仰歸屬，梳理各信仰此間流變。江南變亂不僅有直接的武裝變亂，也有透過文化手段如神祇的塑造，對政權進行抵抗。江南民風「尚鬼神」，包括佛、道與祠神，皆是變亂的重要元素；而政權不僅會因應宗教變亂祭出相關措施，甚至也會利用江南祠神來打擊或威嚇北方政權。由於史書對宗教變亂的描述隱晦，本文透過釐清變亂者事蹟，判斷其宗教信仰歸屬，梳理江南的宗教信仰流變，並分析、歸納變亂的原因。漢末至兩晉時期，江南主要盛行道教，爾後已逐漸融入傳統文化的佛教，也成為宗教變亂的重要號召。而南北朝盛行的末劫思想，由於過往政權對道教的警戒，以及南方彌勒信仰在蕭梁之前尚未與末劫思想結合，故並未出現於政治核心揚州；隋唐後即有彌勒信徒陸續變亂。本文還探討祠神在江南地區被多重力量所形塑和利用的情境。江南雖好巫俗，盛行厲鬼，卻非所有祠神皆是厲鬼。項羽、蔣子文、廬山神等，皆以厲鬼形象先被塑造；蘇峻、陳果仁、汪華等變亂領袖成神者，則未曾是厲鬼。而這些祠神於禮制祀典中獲封爵位的上限，與地緣有莫大關係，如蔣子文、蘇峻、陳果仁信仰皆流行南方政權首都附近，得以成為國家級祠神。歷經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三百餘年後，七世紀再入華北統一政權的隋唐，欲逐步一統國家禮制，如武周時狄仁傑禁毀淫祠，最終留下的江南祠廟，幾乎都是有「化民成俗」效果的儒教先賢，僅「人格化」的江水神伍子胥較例外，因為江南對於航運安全的需要，被官方認可保留，以兼顧禮制與江南風俗、地理環境需要，並達成安定地域社會之效果。
上海清心書院(Lowrie High School)與晚清新式文教事業的發展
(2014) 游巧玲
上海清心書院(Lowrie High School)為北美長老會的傳教士范約翰(John Marshall Willoughby Farnham, 1829~1917)於1860年創辦的學校，也是他傳教事業的中心。范約翰運用多角化經營手法進行宣教、教育、行醫、辦報等活動，使清心書院成為他新式文教事業的核心。從清心書院的校史沿革中，可以看到該校發展上的三個特色：經費朝向自主化、以職業教育和英語教學聞名，還有走向中國化的過程。這些特色也表示，教會學校隨著中國的政治局勢、教育政策與教會在中國發展等因素下，必須不斷順應時勢，屢作調整，才能延續下去，圖時也逐漸發展出自己的特色。范約翰在清心書院中創辦「清心書館」進行出版印刷，也從中自行培育許多新式職業教育人才，並進入他曾參與的聖教書會與負責管理的美華書館工作。這些清心校友透過職業教育習得西方出版印刷技術，後來陸續進入相關機構工作，其中一批學生後來甚至創辦了商務印書館，也為中國近代新式文教事業的發展奠定基礎。范約翰創辦的清心書館先後發行《小孩月報》與《畫圖新報》。《小孩月報》在性質上雖然屬於宗教雜誌，不過講述的並非專門深刻的宗教義理，內容有更多方面是在兒童啟蒙，文字淺白生動，配以精美圖片，符合兒童的心智發展，更翻譯許多外國文學作品、引介西學與介紹史地，被稱之為中國最早兒童啟蒙的報刊。《畫圖新報》繼《小孩月報》數年後創設，鎖定的讀者為一般大眾，因此宗教色彩沒有那麼明顯，商業性較濃厚。文字敘述則以官話為主，並夾雜文言，編排延續《小孩月報》的傳統，文字旁配以圖片，內容多為地理、天文、格致、化學、新聞、軼事，還有令人莞爾的漫畫，構築出一幅美麗的世界風情畫。
世界貿易公司與中美物資流動，1938-1958
(2022) 陳鴻明; Chen, Hong- Ming
抗戰時期，在嚴重缺乏物資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急需尋求國際借款，以確保戰爭所需要的關鍵物資，其中又以美國為主要對象。中國政府派遣以上海銀行家陳光甫為首的中國使美財政代表團，向美國財政部協商商業借款，最終確定以易貨方式進行，其債務方不能是政府部門，必須是以民營商業機構的名義行之，「世界貿易公司」於是在美成立。其主要業務為運用借款採購中國所需的美國工業物資，並銷售美國所需的中國農礦產品，以償還債款。1939年至1942年上半年，世界貿易公司運用易貨借款採購物資與銷售桐油償還借款的執行成效甚佳，不僅協助國民政府獲得汽車用品、石油產品、無線電等戰時物資，拓展商業網絡，也因提前償還桐油借款，建立商業信用。此外，作為中、美政府機構簽約、收款、驗貨、交貨與傳達商情的中介角色，其經營有賴於董事們在中國與美國的政商人際網絡，且有仁社與中國工程師學會等社團網絡的支持。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政府極力向外採購戰略物資，諸如中國豬鬃，並希望以有限資源達成戰爭生產最大化。在此情形下，物資的採購與出口均有優先次序，申請手續甚為繁雜。世界貿易公司在這些購銷事務上，付出諸多心力。1945年戰爭結束後，世界貿易公司依然發揮了代理中國政府採購物資、履行借款、申請出口許可證，以及銷售桐油換取外匯之職能。誠如陳光甫所說，中美物資供需問題絕對不是新事物，而是因為戰爭變得更加複雜。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文主要從世界貿易公司領導階層的信件，以及該公司與中美各機關往來的業務資料，指出在美國供給物資主要管道的租借法案之外，世界貿易公司有別於中國國防供應公司與駐美中國物資供應委員會，係以商業途徑為政府解決許多戰時複雜的物資問題。再者，針對過往未梳理的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駐美採購機構的整併問題，本文也從世界貿易公司的整頓與結束經營，說明1950年代政府對美購銷物資的逐漸統一及制度化。整體而言，在中美關係史研究中，世界貿易公司確實有獨特之處。該公司的經營長達將近20年，其戰時所被賦予解決物資問題的任務，不因戰爭終止而結束，戰後仍執行戰時未完成的業務。作為戰時解決物資問題的機構，世界貿易公司在代理政府運用借款、購銷物資及參與商業交涉的同時，也進一步培養工程人才、傳遞工商資訊，更與中國廠商保持密切的連繫，期能深化經營基礎，展現了永續發展的商業思維。就此而言，本文以世界貿易公司為中心，探討戰時跨國物資流動的複雜過程，也為以下議題：作為駐美購銷物資機構、對美物資交涉、政商關係與人事網絡、經營策略，提供了一個特殊的歷史視角，並進而思索戰爭與物資交換的歷史意義，以及戰時經驗與戰後臺灣歷史之關聯。
世變．家族．地方產業：宜蘭蜜餞老店「老增壽」的百年經營
(2014) 曾郁芬
近年來，宜蘭縣針對宜蘭市傳統商店進行史料蒐集暨訪問，希望透過「口述歷史」呈現各行各業的發展史，此舉廣泛引起傳統商家開始重視店史。傳承一百五十年的「老增壽」蜜餞鋪，是目前宜蘭歷史最悠久的蜜餞老店，它的存在同時見證了宜蘭歷史的發展。本研究將從清領、日治、戰後迄今，闡述「老增壽」的創立、發展、傳承、創新，透過歷代經營者的事蹟，建構朱氏家族的歷史，並呈現老店百餘年來的傳承與發展。從歷史的脈絡，考察老店在經營理念、組織管理、產品製作與銷售策略等方面，如何因應不同時代做調整和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