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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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論政治意識形態對翻譯文本傳播的影響—以 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 的兩岸中譯本為例(2023) 王一村; Wang, Yi-cun從上世紀80年代起，「操縱」的觀念被引入翻譯研究，而勒菲弗爾在此基礎上提出「改寫」理論，並指出「意識形態」、「贊助人」和「詩學」為操縱翻譯的三大要素。1970年出版的美國寓言小說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兩年後在當地成為暢銷書並很快被引介到兩岸。彼時，處於戒嚴時期的臺灣將該書譯為《天地一沙鷗》，處於文革時期的大陸將其譯為《海鷗喬納森•利文斯頓》。該小說在彼時兩岸執政者不同的解讀和宣傳中，成為各自政權下宣傳政治意識形態的文宣工具。在台灣，為了現代化建設，透過海鷗追求完美飛翔的理想，勉勵民眾「不要為生活而工作，而要為工作而生活」。在中國，為了維護共產主義，防止人民「誤食」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以及修正主義的「毒草」，政府將海鷗宣傳為剝削勞動人民的狂妄資本家的化身。本文援引勒菲弗爾的操縱改寫理論，收集相關時事報導，對照兩岸的翻譯文本以探討操縱翻譯的三要素在該小說在兩岸譯介中扮演的角色。本研究發現三大要素中，「意識形態」主導了該小說文本的翻譯與傳播。在台灣，譯者作為文學系統內部之「專業人士」可兼具「贊助人」的身份，這有別於操縱改寫理論中提出的文學系統外部的「贊助人」才能促進或阻礙翻譯作品的書寫之觀點。Item 橘化為枳：論蔣中正及王家棫編譯的《荒漠甘泉》(2023) 阮靖予; Juan, Ching-Yu《荒漠甘泉》(Streams in the Desert) 是一本基督教屬靈書籍，也是先總統 蔣中正（以下簡稱蔣中正）最愛的書籍之一。原著作者為考門夫人 (Mrs. Cowman)，該書於1920年出版，採取每日一篇的形式，每日附上經文及聖徒之相關作品。至今仍是基督教除了《聖經》之外最暢銷的書籍。蔣中正因認為當時由唐醒及袁周潔民所翻譯的《荒漠甘泉》中文譯本（以下簡稱唐版）刪節過多，故委請王家棫重新編譯此書（以下簡稱王版），由其親自審定，並規定軍中的官兵都要閱讀此書。也因為王版按照「主題」重新編排，導致前後順序與原著相差甚遠。王版《荒漠甘泉》相較於原著多增加了12個月份的證道詞及每日重點提示。12個月份證道詞的時間點大部分都是1950年後蔣中正於受難日發表的，內容將基督宗教與反共抗俄、三民主義及光復大陸等政治意識形態混為一談，與當時政黨及宗教推崇的「護教反共」不謀而合。本論文整理蔣中正對其所作之修飾及潤色，分析王版、唐版及原著之間的相似及相異處。最後證明，撇除證道詞等新增內容，王版確實是以考門夫人原著為依據所翻譯，也證實唐版真如蔣中正所言，內容不完整，刪譯過多。但即使如此，不可否認的是，一本原屬基督教的經典靈修書籍，在蔣中正的操作下變成「革命精神修養日課」的事實。Item 《青年日報》如何反映意識形態：以拜登護臺新聞為例(2023) 吳宥德; Wu, You-Der全球化在科技飛速進步的現代已然是時勢所趨，而要與世界接軌最有效率的方式，無非是瞭解國際新聞。然而大部分國人仍傾向閱讀中文，因此需要閱讀經過編譯員將英文翻譯成中文的新聞居多。由國防部發行的《青年日報》，是我國唯一的國營報紙，其中「寰宇安全版」及「軍視界」版便是翻譯外電報導的國際新聞。學術界針對不同的出版商及報社，在翻譯的過程當中因其意識形態影響翻譯成果，已有諸多研究。這些研究藉由守門人理論或贊助方理論指出，儘管第一手接觸國際新聞的是編譯員，最後仍是掌權的組織決定刊登內容。然經文獻回顧後發現，目前少有學者研究國營媒體在翻譯過程中的意識形態表現，對翻譯的結果有甚麼影響。因此本研究欲分析《青年日報》翻譯外電新聞的報導，比較《青年日報》和民營報紙的差別，透過分析報導的標題，以瞭解《青年日報》在報導這些新聞時所欲傳達的立場或目的及背後的意識形態。Item 從歐威爾《一九八四》中譯本看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翻譯的影響(2011) 李明哲以色列學者埃文．佐哈提出的多元系統論認為，在一個特定的文學系統內，若某一文學正「經歷某種危機或轉折點，或出現文學真空」時，翻譯文學將成為接近系統中心的主要活動，經過與譯入語其他並存系統（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產生連繫，從而採取特定的規範、行為和政策，並發揮預設之功能（例如為政治意識形態服務）。英國翻譯理論家赫曼斯率先將「操縱」觀念導入翻譯行為的研究，認為所有翻譯都是為了服務某種目的而操縱原文。原籍比利時的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則進一步將翻譯研究納入改寫及折射(refraction)的範疇。他指出翻譯為文學作品所樹立的形象，主要受到譯者或贊助者的意識形態和主流詩學所宰制。這類被統治階層接受並視為合法的經典化文學(legitimate& canonized literary repertoire)，往往與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或特殊的時空背景擁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反共文藝」是五○年代臺灣主流文學勢力極力吹捧的文化霸權。以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為主軸的政治意識形態逐漸在臺灣文化多元系統中佔據統治地位。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完成於一九四八年的《一九八四》所捍衛及反對的價值觀雙雙相容於當時國民黨政府及美國政府的政治利益，因此臺灣的中譯本很快就於一九五○年問世。本文設定的主要目標，乃援引勒菲弗爾的翻譯改寫理論，探討《一九八四》的中譯本如何經由刪節、改寫、淡化、濃縮等手法，以符合臺灣五○年代主流政治意識形態設定的文藝政策。Item 譯者的知識份子角色──以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譯本探討政治背景對翻譯之影響(2007) 蔡昀汝; Yun-ju Tsai作為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譯者，並不只是單純具有雙語能力之文化掮客、或知識獨占者，而是能運用雙語能力之優勢，成為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謂的「知識份子」，身負文化傳遞的責任。 根據薩伊德的觀點：知識份子的形象是「具有能力『向』(to)公眾以及『為』(for)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而且這個角色也有尖銳的一面，在扮演這個角色時必須意識到其處境就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而不是產生）正統與教條，不能輕易被政府或集團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置不顧的人們和議題。 一本好的譯作，會帶來重大的影響，啟迪民智、引發進步的動力。尤其在資訊封閉、言論自由受到箝制的社會，譯者（有時候是出版社或總編輯）所扮演的角色更是關鍵－－譯者其實是文化傳遞與知識散播的一環。傅科指出：「若沒有一個溝通、紀錄、積累和轉移系統，任何知識都不可能形成，這系統本身就是一種權力形式，其存在與功能和其他形式的權力緊密相連。 反之，任何權力的行使，都離不開對知識的汲取、佔有、分配和保留。」由此可以看出：當譯者沒有意識到身為知識分子的責任，在權力的系統中，他充其量不過是個權力施加的客體或載體，但是當他轉換念頭，具有深刻的自我意識，那麼譯者的所作所為，包括選擇要翻譯哪些作品、如何翻譯作品，都是在行使其選擇與表述的權力，這時他就是一個行使權力的主體。權力的主客體轉換就是這麼微妙，僅在一念之間。 誠如勒菲弗爾所言，社會乃多元系統的集合體，文學系統與其他系統互動，也屬於社會多元系統的一部份。而翻譯自屬於文學系統，必定受到譯者或當權者的意識形態與文學觀的支配，無法真確反映原文的面貌，因此他把翻譯、編輯、文集編纂、文學史和工具書的編寫等等，一律稱為「改寫」，而改寫就是「操縱」，是為權力服務的有效手段。而其中他認為影響翻譯的三大因素為「贊助力量」（patronage）、「文學觀」（poetics）與「意識形態」（ideology）。 本文藉由喬治‧歐威爾的政治預言作品《一九八四》之中文譯本在台灣、中國大陸與香港的譯介情形，試圖探討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受到政治背景（權力）之影響，望能解開譯者腦中黑盒子的秘密，檢視譯者是否忠實於知識份子的使命，亦或受到外界壓力而影響詮釋之角度。Item 不同視角下的臺灣： 臺灣史相關文本之翻譯贊助者研究(2014) 江昀蓉; Yun-Jung Chiang本研究試圖探討贊助者對臺灣歷史文獻史料中譯本的操縱與運作。臺灣歷史文獻史料為了解臺灣歷史與人文最直接的途徑之一。過去荷蘭人、西班牙人都曾佔領臺灣，1860年因北京條約臺灣開港通商，吸引許多商人、傳教士、探險家等來台，日本人更殖民臺灣長達五十年之久。過去曾到訪臺灣的人士留下許多珍貴的史料與對臺灣的研究結果，這些作品便成了現代人了解臺灣歷史的重要媒介。本研究試圖從三個贊助者，政府部門出版機構、民間出版機構與教會出版機構，探討各贊助者在翻譯臺灣歷史文獻資料時，對譯本的操縱與其譯本中暗藏的意識形態，與各贊助者出版譯本的目的。希望透過對譯本的分析，探討譯本在戒嚴時期與解嚴後等不同的時空背景下的樣貌，找到有系統的方式討論臺灣史相關文獻史料的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