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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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宗旨與現況
本所於2004年配合國家本土化政策發展而成立,目標是培養具備本土關懷及國際視野的臺灣文史人才及優良師資。目前有5名專任教師及多位知名兼任教師。平均每年收15位台灣學生以及數名外籍生,外籍生以日本學生居多。目前共有50名左右在學學生。
國際交流
本所與多所國外大學訂有交流協訂。最受同學歡迎的是每年與日本山形大學的交流。寒假期間臺灣同學赴日本東北的山形大學,學習日本歷史、文化、街頭參訪、滑雪體驗。暑假則在臺灣接待山大同學。與廣島大學,有每年暑假的密集課程,也可以修習雙聯學位。其他也有歐美各國半年或一年的交換活動,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管道。
課程及活動特色
好吃、好玩、各式各樣豐富的課程內容,閱讀史料、歷史思辨、有效表達,進得了檔案館出得了田野,還能寫出得奬論文。課外辦理各種演講及學術研討會,把全世界重要臺灣史研究者請到教室。
如何入學
1.甄試入學:每年約9月報名,11月面試,準備研究計畫。通過者可提早於2月入學。
2.筆試入學:每年約12月報名,3月筆試,提供考試參考書目。
如何畢業
修畢規定的課程及參加學術活動外,須完成碩士論文。碩士畢業論文有多元選擇,可以撰寫學術論文,約3-6萬字。也可以用紀錄片、歷史小說、教案設計策展等多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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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臺灣歷史詞彙的形塑與轉變—以「出草」為例(1717-1994)(2019) 席名彥; Hsi, Ming-Yen本文旨在研究「出草」詞彙意涵及語言使用方式的歷史變遷,並探究其轉變因素。「出草」是臺灣特有的漢語詞彙,起源於十七世紀漢人社商對臺灣原住民捕鹿行為的描述,到了十九世紀以後,由於隘墾地帶隘丁與山區原住民狩獵衝突頻繁,「出草」的語意逐漸轉變為「生番殺人」。 文獻紀錄上,十九世紀以前臺灣方志對「出草」一詞僅用於捕鹿或狩獵的語境,但十九世紀以後的文獻,開始將「出草」等同於生番殺人。政權更替後,日文文獻承襲了出草殺人的說法,二十世紀以後出版的原住民研究書籍,都已將「出草」當作原住民獵首行為的專有名詞。總督府官方更透過吳鳳故事的創造,讓「出草」的負面詮釋深植人心。 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延續相關政策,加上國民教育體制與大眾傳媒的推波助瀾,吳鳳故事中的「出草」印象,仍被視為原住民文化的負面象徵,因此成為原住民運動力圖破除的目標之一。二十世紀末,原住民作家重新詮釋了「出草」一詞,給予光榮、勇敢的正面意義,並以實際的抗爭行動,成功改寫了整個社會對「出草」的認知,影響持續至今。 本文認為,文獻中「出草」詞義之所以轉變,是因為原住民內化了外來語言詞彙後,反而在使用過程中改變了語言使用者群體原先對該詞彙的認知。此一語言現象,不僅可能發生在十九世紀「出草」詞義從「捕鹿」轉變為「殺人」的歷史階段,在近代原住民作家的行動及其結果中,亦可相當程度地得到驗證。Item 日治時期臺灣高等女學校的制服(2019) 蔡雅薇; Tsai, Ya-Wei在女子受高等教育尚未普及的日治時期,能夠穿著「高女制服」的學生即代表當時少數具備新知識、新教養的新女性,制服成為高等女學生最明顯的身分象徵。本論文主要目的在究明日治時期臺灣的高等女學校制服的變化,並找出高女制服之間的同質性或相異性,更進一步分析日本內地與臺灣本島女學生制服的關聯性,最後考察高女制服之意涵,以及對臺灣女子的象徵性及社會意義。 考慮各學校成立的緣由及時間,本文將日治時期成立的23所高女分成(1)1922年以前成立以日本人為主的高等女學校(2) 1922年學制變更以臺灣人為主的高等女學校(3) 1922年以後設立之初即共學的高等女學校(4)私立高等女學校等四類,分別說明各校制服變化的過程及特色。根據本文的研究結果發現:1922年以前設立以日本人為主的高等女學校,起初是穿著日式「和服搭配袴」的款式;而台灣人的學校則起初是傳統漢人服裝,後來變為「上著大襟衫、下著袴、或褶裙」,僅有臺灣人的獨特款式。1922年以後,各校制服皆開始洋服化,最後逐漸皆改為水手服樣式,而在領子、領帶處以不同數量的線條來代表學校。1939年因應戰爭形勢,臺灣總督府決議將高等女學校的制服統一為水手服。 1940年以後,基於軍事與勞務動員、躲避空襲等現實需要,女學生會穿著水手服上衣搭配方便活動的燈籠褲,由各校自行規定燈籠褲樣式。 日治時期台灣的高女制服,一方面受到日本內地高女制服的影響而變化,一方面亦有台灣本地的演變脈絡。本文釐清各校制服的樣式變化後,未來可做為博物館展示、影視戲劇的造型設計之重要參考依據。Item 1950年代「山地歌舞」之形成與發展(2019) 許慈芳; Hsu, Cih-Fang「山地歌舞」是一個廣為人知的詞彙,亦是臺灣原住民的象徵之一。然而,現今對「山地歌舞」歡愉、同樂的印象,在1950年代卻有著反共抗俄之愛國意識的特殊意義。戰後山地行政以「山地平地化」為方針,政府瞄準原住民喜好歌舞,遂選定「山地歌舞」進行改進,使之成為含有政宣、康樂功能,亦背負國語推行任務之表演藝術,並成為國民黨利用臺灣原住民來與對岸共產黨進行文藝競逐。國家控制下的「山地歌舞」,除了經過1952年的全面統一改進外,至1956年改為賺取觀光外匯之工具,讓「山地歌舞」在文明與原始間擺盪不定。單就1950年代期間,「山地歌舞」即經歷強大變動,改變了山地社會原有的傳統樣貌,年青人不再以身為「山胞」感到驕傲,而是拋棄傳統、加快平地化腳步,以融入一般社會為榮。 本文旨在還原1950年代「山地歌舞」形成之過程,同時呈現當時同為政治與經濟服務之雙軌樣貌,由此針對其成為一歷史詞彙來探究,試圖為1950年起至原運前之「山地歌舞」下一定義,使其在既統一又混雜之時期訂立框架,能與原運後注重個別部落、族群性格作區別。Item 傳唱與想像—戰後臺灣流行歌曲中的臺灣形象(1945-2016)(2019) 許仁瑋; Hsu,Ren-Wei本論文以戰後臺灣本地國、臺語流行歌曲中的臺灣形象作為研究主題,流行歌曲是大眾流行文化流露常民心聲的直接代言者,透過流行歌曲的創作與傳播作為反映與建構臺灣形象之媒介,流行歌曲藉由音樂旋律賦予情感的傳達,其渲染力、影響力更勝於其他報章媒體、文學作品的書寫。 戰後歷經戒嚴、退出聯合國、與美國斷交、解嚴、政黨輪替,各個階段的臺灣流行歌曲創作者分別以反映國家社會現實及建構理想化的國家,來形塑不同階段的臺灣形象。 國、臺語流行歌曲從戰後初期到戒嚴,劃分出外省、本省,二種不同省籍的語言代表著流行歌曲市場的取向,國民政府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國語為尊,打壓臺語、客語、原住民語等「方言」,國語流行歌曲取代臺語流行歌曲來主導臺灣流行歌曲市場,臺語流行歌曲在「弱勢」的狀態下,建構出以臺灣本島為主體的形象歌曲,力抗臺灣成為「一個中國」附屬下的復興基地。 本論文透過歌曲資料的蒐集、文獻回顧,分析歌名、歌詞中以「臺灣」為主題的作品,整理、分析出關於流行歌曲所建構出的臺灣形象,並探討臺灣形象被建構、形塑之背景、目的,盼能透過歌曲所傳達的精神,建構部分以「臺灣意識」作為主體性的目標。Item 清代臺灣北部的三官大帝信仰源流小考──以新竹縣新埔鎮的大茅埔三元宮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8-12-??) 陳志豪; Chih-Hao Chen臺灣的三官大帝信仰盛行於北部丘陵地區,特別是今日被視為主要由客家族群開墾的新竹縣,三官大帝信仰的分布數量與密度更是高於全臺。這個現象曾讓部分學者將三官大帝視同三山國王,歸類為客家移民的祖籍神。然而,翻閱清代廣東與福建的地方志後,卻發現廣東一帶幾乎沒有三官大帝的信仰紀錄,反而是福建一帶的方志紀錄中,可以找到三官廟宇的紀錄。即使在今日,新北市一帶的三官大帝信徒,也曾前往福建漳浦地區的三官大帝廟參拜,將該廟視為臺灣三官大帝廟宇的祖廟。由此可知,客家地區的三官大帝信仰與發展,實值得重新討論。本文將以新竹縣新埔鎮內的大茅埔三元官作為個案,一方面從現有的歷史文獻討論臺灣的三官信仰發展,另一方面結合地方社會的實證考察,釐清三官信仰與客家族群移墾活動之間的關聯性。Item 「美麗島林宅血案」輿論情勢之分析──以國內主流平面媒體為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8-12-??) 陳佳宏; Fupian Chen當「美麗島林宅血案」倏忽襲來,輿論初期的緝兇方向,除了鎖定外籍人士家博外,並指向美麗島陣營之窩裡反,以撇清當局涉入的可能性;之後輿論將血案定調為黨外連結海外臺獨勾串共匪,此三合一敵人作為血案「理想的兇手」。不過,由於血案被害人無論在人倫、世代、性別、權力等位置上,「弱者」的形象過於巨大,且很自然地引發社會上廣泛的溫情氛圍,動搖許多民眾先前對美麗島人士既有的偏見,使國民黨政府在輿論戰場上可能不利。為避免輿論反轉,當局乃順此溫情之輿論風向,對林家釋放具時效性的特殊權力,並在林義雄被認證為符合當局的政治正確後,當成政治宣傳的樣板。只是,林家這段期間之權力或道德光環,係為蔣總統的恩給,且隨時可以收回。血案的悲劇固然誕下苦果,但也讓數月來的輿論激情冷卻,進一步緩和輿論對美麗島人士的攻擊;血案效應亦迫使當局作出對美麗島人士較為有利的政治決定,使得被告們能在一種相對溫和的輿論情勢下,走向軍法大審的另一場歷史戰役。Item 文化建構與歷史書寫:臺中石岡劉文進家族與義渡會的創建源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8-12-??) 詹孟桐Item 番語與手印:新港⽂書的清代歷史學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8-12-??) 李⽂良; Wen-Liang Lee使用羅馬字母拼寫原住民語言而製作的新港文書以及添蓋有掌印的土地交易契約,是現存龐大清代臺灣契約中最引人注意的兩類。本文在方法上試圖將契約視為一個整體,來觀察兩類契約的關聯及其歷史意義。主要結論認為:新港文書與其說是為了保障作為賣方的熟番,毋寧說是買方的漢民;熟番在與漢民的土地交易中特別添寫番語,因此也就不是他們考量己身權益的自發行為,比較可能是18 世紀上半葉漢民面對官府日趨強化的恤番政策,以及隨之而來的頻繁糾紛,為了凸顯熟番自主賣地意願而來。「新港文書」反映的歷史並非原住民地權意識及其文化復興,而是乾隆朝積極的番地保護措施以及番界整備運動。正因為如此,面臨類似問題卻又在荷蘭東印度公司殖民教化之外的中北部熟番,就只能被迫使用更原始卻也因此被認為更接近其意願的手摹腳印,來展示他們典賣土地給漢民的自主意識。同樣的道理也是,現存新港文書的數量在乾隆朝達到頂峰之後,卻突然在接下來的嘉慶年間快速消失,造成其數量急遽轉折的原因,也就不是傳統研究所暗示的熟番文化衰落說,而是清朝的熟番保護政策有了變化,渴求土地資源的漢民們也找到了新的地權控制手段。這就是19 世紀的番屯制度,及以屯、隘制作為界外開發的新辦法。Item 日治時期的臺灣⾼等⼥學校學生與臨海教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8-12-??) 林玫君; Mei-Chun Lin大正年間,開始流行於女學生間的臨海教育,是透過居於海濱附近的建築物,在師長的指導下共學、共食、共寢,實踐規律課表,進行日本泳法的動態游泳活動和涵養智識的靜態學科複習。這種透過集團生活實施的戶外教育,並非臺灣自然生成,而是日本殖民者因應熱帶地「風土馴化」的憂慮,進而強勢實施的。女學生開始學習游泳和進入海水浴場,實非線性的歷史發展過程,教育單位因應女學校規則、游泳池建設以及多種殖民意圖而來,形塑出複雜且多重的特殊面貌。尤其是臨海教育採取傳統的日本泳法,是適應不同水(海)域環境而發展出來的泳法,其特色是頭位於水面上,以便認清視野內的海面狀況和波峰的形狀,此種注意風浪特性加以應對的泳法,實用性很高,頗能對應臨海教育安排學科學習的實學思想之落實。參與的日臺籍女學生回應雖然不多,但她們對於臨海教育充滿著新鮮感,對觀看周遭的海岸地理環境產生好奇,多半持著正面看法。日治時期臨海教育從制度化的教育體制開始,不僅是夏期休養之道,更是一個鍛鍊體格、愛鄉愛土和教養品德的多元場域,頗有「德、智、體」三育並進之意涵,恰當地傳遞出健康、鍛鍊、避暑、實學、文明、帝國等多元的殖民思維。Item 「土牛」作為一個車站(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8-12-??) 席名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