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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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學系

本系的前身為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史地學系,成立於民國35年,另設有三年制史地專修科一班,系主任兼掌科主任一職。民國38年,史地專修科第一屆學生結業,該科停止招生。民國44年,本校由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改制為師範大學,史地學系屬文學院。

 

民國51年,史地學系擴充為歷史學系和地理學系,仍隸屬文學院。歷史學系獨立之後,以事屬初創,頗費經營。幸首任系主任朱雲影教授多方擘劃,方漸就緒。民國54年夏,朱教授以事繁辭主任職,繼由戴玄之教授接任系主任。民國56年7月1日,台灣省立師範大學改制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仍隸屬文學院。58年,系主任戴玄之教授赴南洋大學講學,由朱雲影教授代理主任職。翌年8月,李符桐教授出掌系務。民國65年8月,王家儉教授接任系主任,68年夏,王教授赴美國哈佛大學進修,系主任職務由歷史研究所所長張朋園教授代理。69年2月,張教授接掌系篆,旋於同年8月赴美講學,系主任職務乃由文學院院長李國祁教授兼任。70年2月,郭為藩校長聘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林明德教授出任本系主任,迄75年7月期滿離職為止。同年8月,繼由鄧元忠教授出任系主任。81年5月,系務會議依據本系主任選薦辦法,推選王仲孚教授為系主任,呈梁尚勇校長核定,於同年8月1日就任。民國84年8月以來,由鄭瑞明教授、吳文星教授、廖隆盛教授、林麗月教授、陳豐祥教授、陳登武教授、陳秀鳳副教授相繼接掌系務,105年8月起,由陳惠芬教授接任系主任迄今。

  

本系在歷屆主任領導經營下,對師資之選聘均極為慎重,積極提倡學術研究風氣,並力求圖書、設備之擴充,因而系務得以蒸蒸日上。目前本系有專兼任教師30餘位,除教學研究之外,另定期舉行研討會,討論有關教學及研究心得。本系現典藏有圖書雜誌6萬餘冊,其他各國歷史掛圖、錄影帶、幻燈片、照相機、幻燈機、投影機、打字機、顯像機、錄放影機、擴音機、錄音機、螢幕、膠裝機、電腦、掃描器等教學設備亦日漸充實。近年來因科技日趨發達,電腦、網際網路等愈形重要,本系乃架設歷史學系系站,希望能與各區人士互相交流(http://www.his.ntnu.edu.tw/main.php)。歷屆畢業系友均能卓然自立,或執教鞭、或任教務、或掌校政,孜孜不懈為國家社會服務。此外,獲得碩士或博士而執教於國內外大學及在各學術機構擔任研究工作者不僅為數可觀,表現亦極為優異。

二、歷史學系碩、博士班

鑒於國內學術發展之需要,本校於民國59年8月成立歷史研究所。初僅設碩士班。創所之初,一切因陋就簡,幸經歷任所長及多位師長之奔走擘劃,刻苦經營,終能開物成務,奠下今日發展的基礎。首任所長為朱雲影教授,民國60年8月李國祁教授繼任所長,極力延攬著名學者至本所任教,並嚴格要求訓練學生專業研究之能力,對本所師資之充實及研究生素質之提昇有重要貢獻。民國66年2月張朋園教授接任所長,一本延攬名師、提昇學生研究能力之政策,對本所紮實學風之蔚成有重要影響。隨著研究成果的累積,師資的充實,學術水準逐年提高,並衡諸國內學術發展的需要,於民國66年8月增設博士班,對本所學術水準之提昇及發展有重大助力。69年2月,張朋園教授兼掌所系,此後所長由系主任兼任遂為定制。85年起實行系所合一制,直迄於今。在歷任所長的經營之下,繼續致力於海內外優良師資之延聘、碩博士班課程之充實及研究水準之提升,本所因能保持優良學風,日益求進。

 

本所成立之初,即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經濟研究所合作,聘請該院研究員至本所開課並指導學生論文。此外,又聘請國外著名學者來任客座教授,師資陣容極為堅強。研究及教學重心偏重於中國近現代史、社會經濟史,近年在台灣史研究方面,亦有長足進展。另外,在學術研究上,特重史學與各科間之科際整合,在國內各史學研究所間,以開課新穎、訓練嚴格而著稱。為擴大研究生見識,本所經常聘請國內外學者蒞所專題演講。本所碩士班修業限制二年至四年,至少須修滿28學分,其中必修課程四學分;博士班修業年限二至七年,必須修滿20學分。攻讀碩士者,須具備外國語文能力至少一種;攻讀博士者,須具備至少兩種,經考試及格認可,且兩種學位均須撰寫畢業論文。故歷年來本所畢業論文學術品質皆甚優良,在國內、外風評甚佳。

  

此外,配合本校進修推廣部之發展,為提升中等學校歷史教師教學品質,本系曾於民國67年7月開辦暑期四十學分班。繼又於民國82年9月開設週末四十學分班。民國92年7月,開辦在職進修碩士班課程歷史科學分進修班。民國88年7月,本系為加強中學教學專業知能與實務之研究,提供中學歷史教師進修學位管道,特開設暑期教學碩士班,現任歷史教師通過招生考試入學,修業年限二至四個暑期,通過論文口試後授予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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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瘧疾治理與太平洋戰爭:美、日、中跨國視域下的疾病、資源與環境控制
    (2024) 朱婷婷; Chu, Ting-Ting
    本論文探討瘧疾治理、環境與資源之間的關係,以太平洋戰爭的戰場瘧疾問題為中心,比較美國、日本、中國如何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地緣政治變動所致之不同的資源條件下,參照各自戰前的瘧疾治理經驗以對抗戰場上軍隊的瘧疾流行問題,及三國不同的戰場瘧疾治理成效又如何影響了各自的軍事能力和戰爭走向。本文將指出,各國不同的社會、政治情況及經濟發展思維,形塑出分別著眼於瘧蚊和帶原者之戰前瘧疾治理模式,不同的瘧疾治理模式又引導出不同的治理資源需求;各國的瘧疾治理模式及其資源需求,則影響了各國對戰場瘧疾流行問題的應變能力。筆者將嘗試論證,在奎寧和當時的合成抗瘧藥均無法預防和完整治療瘧疾的前提下,美國發展出藉環境改造來控制瘧蚊密度以降低瘧疾傳播率的治理模式,此為美國能夠在戰爭爆發、奎寧供應被日本切斷和其他抗瘧藥物供應無法保證的情況下,仍可以憑藉過去環境(瘧蚊)控制經驗來扼止軍隊內瘧疾感染情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美軍制度化的瘧疾防治有效支持前述治理模式,使之得以發揮效力,從而讓美軍能夠恢復和維持戰力。相較於美國,日本治理殖民地臺灣瘧疾問題的經驗,使之發展出偏重以帶原群體為中心的瘧疾治理模式,即高度依賴奎寧投藥來抑制瘧疾流行。儘管日本未完全偏廢環境(瘧蚊)控制,但因此未能發展出符合日本資源需求且制度化的環境治理實踐模式,而持續在戰場軍隊瘧疾問題上高度依賴奎寧,一旦戰場奎寧供應不足和奎寧本身的限制,加上軍隊的責任體系無法支持此一治理模式的有效運作,日軍內的瘧疾傳染便廣泛蔓延,從而極大程度地削弱日軍的體力和戰力。中國方面,儘管太平戰爭爆發前後已有來自國際、美國方面的瘧疾治理合作和援助,但中國政府和軍隊醫療體系長期失能,因此戰前中國未能累積出足夠的瘧疾治理實踐經驗,而軍隊疾病治理體制於戰爭期間持續失能,也使得國際援助和中國軍隊自身均無力矯正軍隊內部嚴重、深刻的瘧疾傳播問題。至緬甸與盟友共同作戰的中國遠征軍則因處於美軍瘧疾治理體制之下,而得以改善含瘧疾在內之各項疾病的問題,進而在軍事上取得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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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境求生:唐僖宗成都時期(881-885)的危機處理
    (2024) 潘子正; Pan, Tzu-Cheng
    僖宗從廣明元年(880)12月5日(甲申)因黃巢進逼而離開長安後,至中和5年(885)3月12日(丁卯)返抵長安之間,主要以成都為臨時首都,故稱之為「成都時期」、「成都朝廷」。遭逢黃巢攻下長安惡運的僖宗皇帝及其朝廷,往往令世人不假思索地產生荒唐的印象,但這種印象卻與一些史書的記述有矛盾。若將僖宗廣明元年(880)12月的避難行動,與玄宗、德宗避難三川的經驗相比,不但稱不上荒唐,似乎還因吸取了前人的經驗,而顯得確實、有效率。從黃巢攻入長安前的廣明元年,到成都時期結束,斷續可見僖宗皇帝努力於政事的紀錄,而且僖宗所作決策雖非完美,但並非無理。這段期間文臣如鄭畋、王鐸、蕭遘、王徽等也都有所表現。被指為「奸臣」的宦官田令孜,確實因作為帝國頂級的軍事官員而位高權重,但諸多事例應屬其職權管轄,所作所為也具有合理性,縱使無法完美,但應稱不上「亂政」。成都朝廷經過調整對待淮南高駢的方針、召入沙陀李克用、派王徽重建京畿等等努力,最終成功返回長安。整體而言,成都朝廷的決策,固然難以完美,但幾乎都隨著時勢而調整,並非毫無章法,也非任由權臣循私妄為。成都朝廷能重返長安,乃是經歷了諸多努力,並非純屬運氣。今人若能適切地調整對僖宗朝廷運作狀況的認知,應可更貼近史實地去理解、分析晚唐與政治有所牽連的種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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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朝境內外國商人之活動與其移民聚落
    (2024) 莊雯樺; Chuang, Wen-Hua
    本文主要針對南朝境內的外國商人活動,以及外國移民聚落等議題進行探討。史籍中可見來自四方的外國商人在南朝各地進行商貿活動。以外國商人輸入之舶來品而言,沿海的交州、廣州大多流入來自南亞、東南亞的商品,內陸的益州大多流入來自波斯、西域一帶的商品,這些商品再透過南朝的水道流通至長江中游的荊州以及下游的揚州一帶。以外國移民而言,其類型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外國商人因經商於南朝定居;二是外國僧人因傳教於南朝長居;三則是因戰亂而移居至南方的外國移民及其後代。透過對於西域何氏家族、康居康氏家族,以及月支後裔支氏家族進行探討,可大致推估南朝外國移民聚落的發展情形。而外國族群與南朝境內不同群體(皇室、官員、僧人、一般民眾)也具有互動關係。另外,外國商人的商貿活動受到南朝政府頒布之政策影響。南朝政府對待外國移民的態度,或許將其視為「非編戶」對待,透過南北朝政權對於外國族群政策之比較,可見南北朝政權在對待外國族群政策上各有不同方針。過去研究經常強調南朝保持所謂的「漢文化」以及「中國傳統」,然而透過南朝境內外國族群對於南朝造成的影響進行探討,可知南朝的社會經濟以及藝術文化亦會受到外國族群之影響,而具有多元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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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紀中國社會的結群暴力
    (2024) 李宗育; Li, Zong-Yu
    十九世紀的中國社會發生幾件標誌性的暴力事件,川陝楚白蓮教事件、太平天國戰爭、義和團運動等,它們就像浮出水面的島嶼,沿著某一軌跡分佈排列,構成一串島鏈,這條島鏈就是十九世紀中國社會的暴力形象,而島鏈下方其實是一條巨龍般的山脈在海底綿延,島嶼不過是它火山噴發而露出水面的一角,山脈才是整個形勢之所在,整個中國社會暴力的本體。本文之目的,即在試圖勾勒這座暴力山脈的輪廓,探討其內部活動與結構。十九世紀中國社會民眾結群與暴力的活動日益興盛,除了暴力犯罪團體,他們又透過秘密宗教、秘密會黨與團練等各種形式結群,進行暴力性的競爭;道光咸豐時期,社會陷入集體暴力對抗的結構與情境,在集體暴力螺旋作用之下,進一步造成普遍性的社區集體暴力化。同治光緒時期,遍布全國各地、持續四十餘年的反教活動接續了這股集體暴力的趨勢變成一股潛流,透過長期輿論操作與社會動員,建立了一個反教與暴力的集體心理基礎,演變為具有強大動能的社會運動。義和團事件後,基層社會分化與對抗結構更形嚴重,秩序的力量加速崩塌。而與這股暴力活動同步發展的,是暴力心態與暴力文化,行為與心理共振,心理與行為互動,中國社會的暴力已完全無法自我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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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書.藝文志》的學術思想史觀建構之研究
    (2024) 蔡雨喬; Tsai, Yu-Chiao
    西漢晚期,劉向、歆父子領校群書,撰有《別錄》、《七略》,而後班固刪省《七略》,成《漢書.藝文志》。本文試圖回歸《漢書》本身、〈藝文志〉本身,紬繹文理,重新認識全篇原始意蘊,探索〈藝文志〉是什麼,或者不只是什麼。相較過往研究著重釋例、考證,分析所謂意識型態,本文力求檢討「這樣寫的效果」,而不劈頭評價「這樣寫對不對」;揭示各序所述學術源流的共同指向及其敘事策略,並以全志視角觀照書目、小序的組織結構。由是指出,〈藝文志〉並非純為既有圖書目錄的簡編本,也非後來意義的館藏目錄、知見書目。從《七略》起,這份文本先後經歷「序文意旨」、「校書故事」、「《漢書.敘傳》定位」三層建構。今日所見〈藝文志〉,實已奪胎換骨,是班固假目錄之體、分類之力,借國朝收書校書之業,斷取傳世典籍之義,作為《漢書》十志之一,意在建構一種理想盛世的歷史圖像、王者再臨當如是也的學術史觀,進而闡明、期許漢朝當日政教之最佳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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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權與孝道——唐代文武職奪情起復的考察
    (2024) 劉靜宜; Liu, Ching-I
    傳統中國,官員任職期間若遇父母喪時,需解官回鄉守喪三年,即為所謂的「三年喪」。與此相應,便出現了所謂的「奪情起復」,意指官員遭遇父母喪時,可以不必服滿喪期,重新任職,當是一種作為在皇權與孝道之間衝突的權衡方式。解官守喪三年一事起源於先秦時代,並於兩漢開始發展,隨著西晉君主的大力推行,最終在唐代寫入律令,成為定制;因此,唐代解官者眾、奪情起復者亦有一定數量。本文分別以文職與武職為經、時間軸為緯,並以帝國體制發生巨變的安史之亂為分界,分別討論兩種職位的官員在唐前期與唐後期起復的變化趨勢。經過考察,在文職起復上,無論是政治目的與政爭或者是作為獎勵的起復,在數量呈現下降的趨勢。這樣的變化與文人的孝道意識提升,以及政爭轉向宦官、地方軍閥的角力有關。武職的起復上,前期起復者主要以鎮守邊將以禦外患為主,後期因藩鎮廣設的緣故,出現大量的節度使起復,以及為了平叛而起復的武職,而獎勵的起復上,則是除了因戰立功,增加了獎勵忠節的目的。這些官員在當權者因各種目而重新授職時,反映出的是帝國基於統治下的人事安排。因此,透過分析不同類型的起復者的起復時間、原因、官職升降等,能以了解其反映出的唐代政治局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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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晉國所見軍事變革的萌芽——步戰地位的提升及其動力
    (2024) 謝明樺; Hsieh, Ming-Hua
    春秋戰國之間,車戰與步戰兩種不同作戰方式的遞嬗,是歷史的一大變化。本研究偏重政治史的取徑,嘗試以單一國家為討論對象,藉以深入闡述此一軍事變革的展開,尤其著重對促成此一歷史發展的原理及動力作出解釋。儘管在春秋時期,車戰仍然是主要的作戰方式,但步兵地位的提升已經有跡可循。本文首先考察春秋時期步兵發展的幾個關鍵問題,包含徒卒隨車與否的爭議,以及春秋步兵獨立作戰的起源之說。除了檢討成說,也藉此形成自己的一些省思。其後,乃聚焦於晉國的變化,因為在春秋時期步兵的發展過程中,晉國有著近於先行者的地位。本文主張,晉國與其周邊政治勢力的地緣政治衝突,是推動軍事變革的主要動力。這樣的動力,以「挑戰與回應」的模式,體現在晉國的一些制度改革上,如「作州兵」與「作三行」。 先是在晉惠公時期,晉國因受到外部危機的刺激,而從事「作州兵」的改革;此改革用意在擴大軍事動員的範圍,為往後晉國的軍事變革奠定有利的條件。此後為了抵禦戎狄的頻繁侵襲,晉國選擇進一步擴大其步兵部隊的規模,此即「作三行」。本文即力求從這些事件中,勾勒出事物發展的因果關係,說明戰爭、地理及其他一些因素,如何塑造軍事變革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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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賞有常典:「義民」旌表與明代地方社會
    (2024) 劉安哲; Liu, An-Che
    本文以明代「義民旌表」制度,以及被國家旌表為「義民」、「義官」的人民為核心,透過民間助賑探討國家對社會財富的重視與運用,以及獲旌富民對地方建設與社會秩序的影響。獲旌表的「義民」、「義官」為響應官方勸分號召,於災荒時提供物資賑災的富民。他們懷有貧富相資的無私精神,願捐獻私產紓緩政府救荒、賑貧的財政負擔,並為災民帶來生計上的援助,降低天災人禍對社會秩序的衝擊。政府為勸富戶出賑,以國家殊榮作為誘因與補償之道,但並非每次都能奏效,其中隱藏著官民之間的角力。統治者表彰賑濟之民並非起自明代,但自明代起,政府訂定詳細的旌表標準,並將這些旌格推行至全國各地,故得見為數可觀的「義民」,義民旌表趨於制度化。然稍晚施行的捐納制度,亦由官方勸誘平民捐獻錢糧,與義民旌表之間存在競爭關係,使家產豐饒者有旌義以外的選擇。 旌獎表揚與徭役優免使義民名利雙收,他們多以此殊榮結交士紳,並且鼓勵族內親人同樣出粟賑濟,使一家內有多位義民;或是栽培後人從事舉業,提升家族的社會地位。地方上的公共建設常有義民參與其中,他們利用家中財富與影響力協助政府推動政務,有利於當地社會發展。然而,有的不肖義民被旌表後目無法紀,危害鄉里秩序。明廷決議追討義官的冠帶,以此作為對違法義民的警惕,顯示義民所具有的旌表榮譽並非永久,政府保有追奪的權力。 晚明地方官吏為節省支出,將額外的力役加諸於義民身上,形成「義民差役化」的現象。此舉導致許多富戶失去追求旌義的動力,因而避不出賑。官方為彌補財政缺口,只好尋覓新的勸分對象,改將旌義榮譽授予宗室成員或官吏,打破旌表對象通常為平民的慣例。官員與宗室獲旌,象徵著明末國勢衰頹、國庫收支入不敷出,最終導致獎勵人民捐賑的制度淪為官方開源以及權貴階級增添名譽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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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國大學女教師的出現及發展(1920s-1940s)
    (2024) 李姵琪; Li, Pei-Chi
    本文探索1920至1940年代中國大學女教師的培育與發展歷程,透過報刊、學校出版品,以及知識女性和男性的日記、書信、自傳、回憶錄與口述歷史等資料,觀察高等教育的開放,如何影響使女性的角色與教育經驗發生轉變,及其所反映的意義。  二十世紀初期以來,隨著對女子高等教育的倡議,以及女學生在中等教育後的升學需求,高等教育逐漸向女性開放。女學生得以透過留學、女子大學以及男女合校大學等管道,接觸高等教育,也影響到女子教育發展的轉變,出現「女性人才」與無分性別的「人才」兩類不同的目標。女性開始追求更高、更專門的教育,獲得高等學位。在畢業之後,她們大部分仍會選擇婚姻,但也部分有志學術與事業的女性,摸索自己可能的出路,最終進入大學執教。在大學教師相關的法規或制度中,並未明文規範從業者的性別,而女性在嘗試加入時,也並未受到太大阻力。然而,性別分工觀念與大學自身結構等無形的障礙,都使女性在從事教研時,更容易被排除在核心之外。在現代學術逐漸發展的過程中,各學科向女性開放的程度不一。女性一方面透過順應女性特質與角色期待,得以進入到外文、家政、教育、體育及音樂等學科;另一方面,她們也逐漸滲透到新興的自然科學與社會領域,並在過程中面臨不同的挑戰。1920至1930年代間,女性在大學教師群體中所占人數、比例都有一定的成長,不過,作為高等教育中的後進,當女性想謀求教研事業發展時,多需要透過男性前輩與同仁的支持,或是在女子大學這樣特殊的空間,方能找到更多的機會與可能。最後,本文以張肖松、蘇雪林和曾祥和為例,透過梳理她們的生命軌跡,呈現女性如何透過各種途徑,參與到高等教育中,並以此為基礎,構築自己的人際網絡、從事社會文化活動。透過她們戰前與戰後的轉變,勾勒出女性在政治、社會劇烈變動中個別處境與問題,以及她們在接受外在挑戰時,所反映的共同性與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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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前期臺灣縱貫鐵路設備與材料之研究(1895~1926)
    (2024) 陳宛琪; Chen, Wan-Chi
    日治前期臺灣縱貫鐵路以「速成延長主義」為建設方針,以具有鐵路建設經驗的日本技術人才為主,顯示臺灣鐵路設備和材料深受殖民母國日本的影響,並與日本的鐵路工業技術發展密不可分。本文擬就1895~1926年日治時期臺灣縱貫鐵路的發展、政策的變化、設備和材料的來源及轉變,究明1895~1926年間臺灣鐵路設備和材料的發展及其特色,並透過與日本國有鐵路的比較,探討兩者的關聯與異同之處。由本論文探討的結果可知,1899~1911年間日本的機關車技術尚在起步階段,因此縱貫鐵路的機關車仰賴外國進口,鐵路車輛國產化政策確立之後,以日本民間鐵路車輛公司為主要供應者,且與日本機關車型制漸趨相同,反映出殖民地臺灣配合鐵路車輛國產化政策,也顯示日本的鐵路車輛技術逐漸走向獨立。貨車和客車方面,係鐵道部工場擁有足夠的車輛製造技術和設備,得以鐵道部工場為主要來源,並另向日本民間鐵路車輛公司購買。貨車和客車的數量和種類具有因地制宜的特徵,以鐵路實際運輸情形增減車輛的種類和數量。軌條方面,1899~1910年代中期依賴國外進口,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與日本製鐵技術的進步,臺灣軌條轉為從日本進口。縱貫線採用窄軌,而清領鐵路、日本鐵路同為窄軌,使得縱貫線能沿用清領的鐵路車輛,也便於臺日之間機關車的調動與支持日本民間鐵路車輛公司。隨著運輸量增加,鐵路車輛數也隨之增加,但長期發生滯貨問題,反映出車輛數的成長跟不上運輸量的變化。此外,鐵道部工場反覆修繕及使用舊機關車,加以1910年代至1920年代車輛難以徹底檢查和維修,因而影響到鐵路的營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