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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龍崎的創生:臺南淺山惡地的政治生態發展案例(2022) 鄭又維; Cheng,Yu-Wei臺灣的地方創生政策肇始於2018年，龍崎也在2019年舉辨的空山祭席捲一場文創風，2021年經歷過垃圾掩埋場事件後，通過地質公園與自然保留區的成立，似乎創造龍崎新生之始，也引起本研究的動機。回顧臺灣鄉鎮發展，各階段各有差異。早期社區發展主為國家政策規畫與宣導，地方社區則為政策實踐者，以國家政策結構的由上而下引導，地方自主性有限。然此精神在1990年代文建會的社區營造政策下產生變化，更與1990年代政治生態變換、經濟轉型、公民意識與力量逐漸抬頭有所關聯，當政策引導社區由下至上的治理萌芽，創造民間的活力與創意、培養社區的自明性與認同追求，可說是社會轉向之始；其後的社區總體營造進一步擴展地方的多元作為。其後的農村再生、地方產業特色等政策，則影響鄉鎮產業特色發揮，近年的地方創生更是集由下而上精神於一身的綜合體，有利以政治生態學切入地方治理，俾利理解適地適性的地方發展。準此臺灣社區發展變遷的歷史借鏡，本研究藉行動者網絡理論概念，剖析龍崎在地方創生引導下的行動者的能動，並在能動性與關係網絡中，探索地方的共同目標與問題意識，以及差異能動者間如何達至協調；此關係網絡的穩定性與否以及如何建構，為龍崎創生成功與否的關鍵。龍崎惡地的農村特色，透過在地農產特色與具地景自明性的文創藝術結合的地方創生、過程與未來發展，回應地方創生如何善用在地的生態與環境內涵，使成適地適性的地方創生，是本研究探究的核心。關鍵字：地方創生、社區營造、政治生態學、行動者網絡、地質公園、空山祭。Item 拆分九二一地震後草嶺社區發展的驅力(2020) 歐明軒; Ou,Ming-Hsuan本文旨在透過政治生態學分析影響地理發展的動力。本研究聚焦草嶺社區自九二一地震干擾事件後的權力群體與經濟發展演替、及權力群體在系統演替過程中的作用。各式各樣的力量如何介入形成的結果是政治生態學所探討的範疇，如同生態系統的演替過程是複雜的，綜合這些各式各樣作用的結果就是所謂的地理發展。藉由政治生態學分析，並，納入Panarchy理論架構，讓我們瞭解草嶺社區的發展演替歷程。本研究採取面對面訪談研究法，共訪談8位。草嶺社區在歷經九二一地震以來，仍不斷受到新的干擾，例如，敏督利颱風、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金融海嘯、劣質食用油品事件，上述突發性干擾事件不斷影響不同權力群體在草嶺社區系統的作用，造就草嶺社區發展演替。主要的結論：第一，不同尺度的權力群體介入草嶺社區程度影響當地居民對於草嶺社區發展演替的看法。第二，不同尺度的權力群體是推動草嶺社區的經濟發展演替的力量，九二一地震干擾事件後，重建會成為當時主要推動草嶺社區經濟發展演替的力量，2006年重建會退出草嶺社區後，推動草嶺社區經濟發展演替的力量由內部權力群體所推動，外部權力群體並無明顯的作用。第三，系統的3個變相影響草嶺社區在面對干擾事件下的發展演替，系統的內部潛力愈佳，系統的易受損性愈高，所需要回復的時間會更短。第四，干擾事件對於草嶺社區的發展演替系統扮演著重要性的腳色，孔隙的出現不一定會帶來新的權力群體介入。干擾事件給系統帶來的效益，沒有完全的好及完全的負面。第五，草嶺社區因為3個干擾事件後，進入新的循環演替中，記憶作用影響系統新階段如何開始。最後，本文通過探討草嶺社區發展演替歷程，提出新理論架構以幫助解釋地理發展的複雜性，強調地理發展是在隨著不同時間尺度中受到主要不同力量驅動。Item 流域整治之政治生態學分析-以大漢溪下游新海溼地為例(2020) 詹歐瑞紋; CHAN OU, JUI-WEN本研究透過政治生態學的視角，以大漢溪下游新海人工濕地為研究區，透過與當地里長、居民、建商、環保團體的深度訪談，從多元行動者的角度探討流域整治、溼地建構的在地回應。再將新海溼地周邊水岸地區置於不同的空間脈絡下，析論水岸地景的意義與價值在不同尺度下如何被操作與形塑。研究結果如下： (一)流域整治中的「治水、清水」，同時符合政府與地方的期待。 (二)政府對河濱「親水」規劃的想像，大於當地民眾實際的親水實踐。 (三)新海濕地「生態意象」的刻意營造與舊居民水岸印象的衝突。 (四)江翠北側市地重劃是政府政策、水岸價值、地產引導式開發、地主/非地主、 在地/非在地……等多元價值及多元行動者間競逐的場域。 (五)江翠水岸的意義與價值、江翠北側屬於核心/邊陲，都是尺度操作下的產物。Item 臺灣丘陵區檳榔業的發展與空間政治－以嘉義縣四鄉為例(2013) 凃函君嘉義丘陵區因地形崎嶇多山、工商業發展不佳、水利設施發展不易，以及在清代為漢人與原住民族生活領域的邊緣地帶，再加上作為農業區面臨農產品價格不穩定、勞動力老化等諸多瓶頸，因此在臺灣是一邊陲性顯著的地區。嘉義丘陵區四鄉頗具特色，並見證臺灣檳榔業的興衰發展，其特色展現於檳榔生產專業化、業者具高度空間移動能力，以及檳榔已轉化為在地認同的符號。 多元尺度影響檳榔業的發展，尤其國家的反檳政策衝擊檳榔業，而在地檳榔業卻能改變嘉義丘陵區邊陲性的命運，國家與在地尺度間的利益衝突進而引發尺度政治。檳榔業發展的歷程，交雜了多面向論述，官方反檳論述包含環境衛生、政治經濟、國民健康、水土保持、境外走私與全球環境主義，地方則將檳榔視為社會文化禮俗與地方認同的媒介，產業與農會組織分別扮演生產鏈串連、空間整合與資本籌措的要角。整體而言，農作生態、人類生態與山坡地環境生態三者，共同形塑嘉義丘陵區檳榔業的政治生態。 本研究目的有三，包含：(1)探究同屬邊緣性的「丘陵區」、與官方觀點下的邊緣作物－「檳榔」二者的結合，如何改變區域特質；(2)分析檳榔利益關係人的觀點異同所引發的尺度政治；(3)與西方政治生態學對話，來創發具臺灣特色的政治生態學架構。方法上，本研究分析臺灣省議會檔案、國家政策，並透過訪談來釐清民間與官方的論述。在方法論上，關注能動者與自然環境之間互動的政治生態學，則提供本研究一取徑來檢視檳榔的尺度政治。 研究結果呈現官方雖然長久奉三不政策－「不鼓勵、不禁止、不輔導」為圭臬，但實際上由於各單位間觀點不一、官方必須顧及民生經濟、檳榔相關行業可成國家稅源的爭論，以致檳榔政策不甚明確性，甚至引發在地尺度穿越、穿透國家尺度，使國家在面對檳榔問題時面臨渙散的窘境，在地檳榔業者遂能在弔詭的灰色政策下，游移於邊陲與核心間、並發揮能動性來開展檳榔業。 西方的政治生態學取徑啟示，尺度之間歷經衝突後往往可以妥協，並找到第三條路來解決爭端，但以臺灣丘陵區檳榔業的例子視之，國家與在地難以找到折衝、辯證的轉譯時機，以致檳榔問題長時間呈現無解的狀態，因無解之故，尺度間瞬忽失去彼此針鋒相對的機會，檳榔業遂可逕自發展。Item 從政治生態學探討農業政策與峨眉鄉發展間的關係(2011) 鍾沛鈞; Pei- Chun Chung農業政策(農政)是影響臺灣農業及鄉村發展的關鍵因素。本研究以政治生態學觀點，利用解釋鏈模式，透過重要農政及統計數據將1950-2009年劃分為糧食增產期、振興農村經濟與生產效率期及提升農業附加價值期，並藉由相關文獻與訪談等，從國際、國家、地方不同尺度，探討以農業為主體的峨眉鄉，如何在上層結構政策力量及地方能動性影響下，轉變主要農業經營(桶柑、茶、稻米及養豬業)及土地利用方式，而此轉變對人口結構及鄉村發展產生何種影響。 研究發現，隨農政轉變，稻田轉作之影響，水稻種植面積不斷縮減，而在考量自然環境與經濟等因素，桶柑種植面積因水田旱田化不斷增加。茶葉從外銷轉向內銷市場，並在健康、生態論述下，配合比賽茶制度，發展成單價高的農產品。養豬業在養豬專業區推動後，從家庭副業轉變至專業化經營。然而此專業化過程，造成環境的退化。隨農業在總體經濟重要性降低，人口外流，更因處於大埔水庫集水區內，土地開發受限，成為縣內發展較慢地區。但生態相對受破壞較少的峨眉鄉，現今發展休閒農業與觀光，提升農業附加價值，也讓鄉村經濟多元化。Item 資源重置下的地景變遷—以新社地區為案例研究（1730’s-2010）(2013) 郭楚淋; Kuo, Chu-Ling本文以政治生態學為研究途徑，將地景作為研究對象，企圖說明在新社地區的自然環境長期大致不變的情況底下，把新社放置於臺灣對外市場與國家政策轉變的脈絡中，其外部的經濟與政治環境如何影響新社地區的地景形塑與變遷。本文利用新社地景變遷為個案，闡述國家、地方人群與自然環境的互動關係。 本研究將地景區分為生產地景與文化地景，前者指標為土地利用，後者指標為聚落型態與分布，以及祭祀圈。 生產地景方面，高位河階的自然環境由於取水不便，清代農業墾殖成果有限。日治時期在國家介入土地資源與水資源的分配下，本區域形成以蔗苗養成所為中心，生產地景的翻轉。戰後由於臺灣經濟結構的轉型，加上陽明山計畫的實施，本地區土地資源再度產生改變，其生產地景再次轉變。本研究指出，在資源與生產地景形塑的關係方面，地景的形塑以土地資源所有者為主要控制因素，水資源的利用方式為輔助因素。意即，地權決定地景的主要型態，而水資源則為地景變遷埋下轉變的機會。 文化地景方面，國家政策促使本區域產生多個移民村地景。土地資源所有者決定聚落發生地，而他們所具備的文化背景決定則建築的型態。水資源的改善則擴大聚落規模，並使游移不定的信仰得以故著形成寺廟地景。聚落規模的改變也導致連庄祭祀圈更加擴大或縮小。 地景變遷方面，即使新社地區的土地資源分配經歷大幅度轉變，仍有部分過去的地景殘存於地表，形成一地的地景係由數個歷史時代拼接而成的結果。另一方面，留存下來的地景本身也隨時間不斷的反覆修改，形成一個地景身上掛滿多個時代的元素。最後，新時代的地景亦在前一時代的地景成果上，加以改造而成，這種不同時間的地景層層覆蓋於地表上的現象，與Derwent Whittlesey的次第佔居（Sequent Occupance）概念相呼應。 總結來說，本研究以新社地區的地景為案例研究，利用政治生態學作為地景變遷的解釋，說明啟動本區域新一階段地景的關鍵在於水資源與土地資源分配的改變，當資源分配改變時，促使本區域的生產地景產生變遷，同時使文化地景再次重構。Item 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的態度與公園的政治生態學分析(2009) 洪立三; HUNG, LI-SAN本研究以關渡自然公園為個案，透過質性與量化的方式，討論居民對於一個位於鄉村—都市交界帶的保護區之看法。本研究認為，關渡平原是一個鄉村—都市交界帶，關渡自然公園是一個地處交界帶的保護區。本文透過問卷調查，瞭解在地居民人口統計特徵與對於公園看法之間的關連性，並特別凸顯居民的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與對公園看法之間的連結；在質性的部分，則是認為居民對於「資源」與「地方」的態度，影響到他們對於關渡地區，以及關渡平原脈絡下之自然公園的看法。 問卷調查結果，在地居民相當肯定自然公園的環境教育、保育、休閒功能，但對於公園帶來的經濟衝擊看法較為分歧。在公園經營管理方面，民眾並不認為社區組織是公園最佳管理單位，但認為公園的經營管理需要有在地居民的意見；公園與居民的互動也顯得較為缺乏，不少民眾並不曉得公園針對在地居民所實施的政策，特別是年輕族群。本研究也指出，在個人社經背景之外，環境態度與社區依附兩者也是影響居民對於保護區看法的重要屬性，在後續相關研究中，此兩項需要納入考量。 再者，透過訪談，本研究亦指出在地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的看法，受到他們對於「資源」(包括錢、生物多樣性資源、景觀資源) 與「地方」的看法所影響。首先，在資源的部分，若是從公園作為一種政治資源的角度來看，公園的存在影響到地方政治的運作，包括社區的領導人與公園的經營者、北市府之間，在金錢回饋上的認知不同，以及強化社區—公園關係所可能帶來的政績與選票考量。在生物多樣性資源的部分，紅樹林的議題與候鳥保護的議題都與生物多樣性定義的多元性有關，進而造成保育與資源利用之間的摩擦與衝突，而生物多樣性不同定義背後所代表的受益尺度，更是涉及尺度的社會建構議題。從景觀資源的角度而言，有別於傳統對於自然資源的製造，新進居民，以及宣傳關渡美景的住商，都是在「消費」關渡的美麗地景。再者，若從「地方」的角度來看，受到關渡自然環境吸引而來的新進居民，對於關渡的認同來自於當地的自然環境，關渡自然公園也被他們認為是關渡「自然」的一環；世居居民則是認為關渡自然公園保留了關渡平原過去的地景，或是一個回味幼時生活方式之處，兩群人對於公園的情感依附是不同的。Item 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地理界線-二重疏洪道的政治生態學分析(2014) 李蕙琴都市水岸在後工業化都市面臨全球化及城市競爭的都市轉型過程中，已成為都市再發展的重要區位，二重疏洪道地區也在此一脈絡下，展現由「邊陲」翻轉為「核心」的可能性。政治生態學強調在地景生產中，社會和自然的不可分性，同時也強調尺度之間的關係，將有助於概念化二重疏洪道地區的地景變遷歷程。本研究主要透過政治生態學的「環境議題與認同」分析視角，梳理政策、地景變遷、居民環境認同及行動之間的關係脈絡，並運用解釋鏈模式，以釐清尺度互動過程。藉此，重塑二重疏洪道地區的邊緣化歷程，以及經歷邊緣化後的再發展脈絡，並探討在此變遷歷程中所衍生的環境議題；同時，析論二重疏洪道的界線意涵，以及人與自然關係之演進。 在二重疏洪道尚未築起之前，農業地景下，人們實質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所劃出來的界線，包括：田梗、聚落、溪流、灌溉溝渠，代表的是人跟土地組織起來的方式，是農民安居樂業的領域；二重疏洪道的興建，象徵國家力量的進入，政府決策以「防洪」為主要論述，以堤防劃設了新的現代性邊界，也定義了「核心」與「邊陲」，在國家政策主導的過程當中，進一步導致二重疏洪道地區的環境退化與邊緣化。原有舊的邊界隨著舊地景抹去重寫，新舊邊界重疊交錯，但銘刻於舊居民身體記憶裡的地理界線仍舊存在，新地景無法覆蓋其對舊地景的記憶，高大的水泥堤防也不足以切斷其與堤防另一端的連結。然而，時隔30年後的今日，年輕一輩在生活上和記憶上的連結均已斷裂，舊的邊界也將逐漸被新邊界所取代。 而隨著政府論述由「防洪」的「劃界」策略轉為「親水」的「跨界」策略。居民與河岸的關係產生了改變，「大臺北都會公園」也成為空間競逐的場域，並衍生相關環境議題。近年來，在新北市政府的宜居發展論述之下，堤內、堤外大規模的地景改造，展現了政府及地產開發商對此地區的宜居想像，亦呈顯了地區繁榮的可能性，然而，在地居民卻仍有深刻的「邊陲之感」。由此可見，「看得見」的地理界線—堤防，雖阻隔了區域發展，也阻隔人與自然親近的機會，透過橋樑、越堤道等設施，尚容易跨越；但存在於居民身體記憶裡那道「看不見」的地理界線—邊陲之感，卻不見得能夠透過地景改造而消弭。Item 參與式環境治理的政治生態學分析－以台灣地質公園示範區為例(2017) 劉有為; Liu, You-Wei隨著「環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與「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多元論述，以及近年台灣發生的環境治理爭議，例如：2004~2014年的台東美麗灣渡假村爭議、2007年的司馬庫斯櫸木事件、2015年卑南族的狩獵爭議…等等，凸顯出「國家－地方」對於環境認知與環境治理方式有著明顯落差。目前，關於環境治理的議題有越來越多的論述指出民眾參與、在地化、尊重傳統地方知識，以及強調共同管理的重要性與符合實際社會狀態。 2002年起，農委會所推動的「台灣地質公園」計畫，作為回應國際地景保育與環境治理的最新潮流，不但強調地景保育、環境教育、社區參與與環境旅遊等核心價值，亦著重在多尺度的網絡交流與學習。本文以「政治生態學」的觀點透過焦點人物的深度訪談以及參與式的田野調查，來探究社區對於新環境治理模式的回應，其中包含社區參與的動機、考量因子以及社區如何進行公眾決策的行為；本文並以「類型學」的方式將社區治理的行為模式予以劃分，作為往後其他社區參與環境治理的參考。Item 原住民族參與棲蘭山區林業經營的政治生態學分析(2017) 周佳琪; Chou, Chia-Chi棲蘭山地區是原住民族泰雅族的生活空間，1945年後成為官營伐木的地區。在1945-1967年間，受到國際局勢與經濟影響，棲蘭山地區成為安置榮民與出口林木以換取外匯的地區，當地原住民生活空間受到限縮。1976年後政府頒發「台灣林業經營改革方案」，開始限制官營伐木業，更進一步受到國際潮流的影響，在保育團的訴求下，政府於1991年頒布全面禁伐天然林，但棲蘭山地區仍舊在森林保育處的管轄下。1999年，在保育團體的要求下希望於棲蘭山區成立馬告國家公園，但在當地居民的強烈反對下，馬告國家公園的預算遭到凍結。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權益關係人採取不同的論述，並且在不同尺度中分別展現不同的影響力。主導棲蘭山地區森林生態系變遷的主要力量，以「國家政策」為主。「NGO」與「社區/地方」的行動者則多因應政策的變遷，而產生不同的環境認同，進而採取新的行動，並展現其影響力。在森林生態系變遷歷程中，不同行動者(或權益關係人)會採取對其最有利的論述。而今日「保育」此價值在此歷程中，成為不同行動者(或權益關係人)各自表述與定義的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