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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文化景觀探討安平的地方性
    (2005) 劉品亨
    安平原為位於臺江內海與臺灣海峽之間的沙洲島,在全球海外活動蓬勃發展的十七世紀,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東亞貿易據點,開啟了臺灣與安平歷史的新頁。歷經荷據時期的東亞國際貿易據點、明鄭時期的軍事和經貿雙重重心、清朝時期府城的門戶以及後期開港通商後的繁華港埠、日治時期衰退沒落的漁港到今日臺南市郊的觀光勝地,安平從傳統部落社會躍升國際舞臺,並成為全臺軍事要地及貿易中心,其間因港道淤塞而經歷數次興衰,最後終在地理形勢改變及新式產業的衝擊等因素之下,退而為臺南市的邊陲地區。四百年來多元化的歷史發展,積累了豐富多樣化的文化景觀,呈顯於安平的地表上。 由於文化景觀乃是一地文化群體歷經長時期與自然環境間的互動所產生之具體表徵,乃是其對於自我文化、社會全體認同的方式,並由此彰顯出該地的地方性。 因此本文嘗試以歷史發展脈絡為進路,首先透過文獻史料的追溯,探究各歷史時期所呈顯之文化景觀。再將各時期所累積而並置於當今安平地表上的文化景觀分為四類,包括歷史紀念性景觀、宗教景觀、商業景觀、居住景觀,透過對此四類文化景觀的發展歷程、目前景觀概況和象徵意涵的轉變三部分的分析,來探討其所形塑出來的地方性。由此分析過程中,發現海洋文化性格深深引領著安平的歷史發展,進而影響其文化景觀的塑造,充分說明了文化景觀乃是各地方自然環境與人文活動長期地互動之下,最具體的表徵,而其地方性也在此過程中逐漸地形塑出來。 然而不同風貌文化景觀的呈顯,象徵主導地方發展的力量有所不同,進而直接影響了地方性的確立和地方風格的塑造。文末藉由兩項近年來深刻主導安平文化景觀變遷的力量-老街的拓寬、改造與維護,以及觀光業的迅速興起,發現它們造成了安平文化景觀間的衝突性在擴大與緩和中拉鋸。從延平街的拓寬事件到觀光業的興起,而至「安平港國家風景特定區」計畫的進行,可以發現傳統古老的象徵景觀由遭受鄙棄到漸受重視,現代化景觀由一味地追求流行、時髦到今日開始講求復古、本土,足見失落的地方性有回復的跡象,然觀光業所帶來的無地方性景觀,卻使得其地方性的維繫產生了危機。因此如何在經濟發展與歷史文化保存間尋求平衡點,成為安平當前最重要的課題。 作為臺灣歷史發展源頭的安平,在文化景觀的塑造上若能回歸到地方歷史發展的軌道,將使其成為一個深具歷史價值、文化內涵與地方特色的生活博物館,其地方性亦必能得以保存與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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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國家與邊陲社會--林屺埔大坪頂的地方性詮釋
    (2009) 黃素真; Huang, Su-Chen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論文 論文名稱:土地、國家與邊陲社會—林屺埔大坪頂的地方性詮釋 指導教授:潘朝陽博士 研 究 生:黃素真 論文內容:共一冊,二十一萬七千餘字,分六章 中文摘要 後現代的地理學「地方」研究,走向折衷路線,視「地方」為人們賦與意義以及經驗世界的方式,亦是在資本、權力作用下產生的社會空間,本文依此角度探討南投縣鹿谷鄉大坪頂之地方性及其形塑因子。 大坪頂原即平原與山地族群的勢力緩衝帶,在清代開發過程中,此處成為漢人移民與鄒族、布農、邵族等原住民的族際緩衝帶,其中東側布農族較具長期威脅。此族際緩衝帶區位,使大坪頂地方社會發展較緩慢,並創塑出許多對抗異族威脅的地方文化。 大坪頂最初由施世榜家族承墾,約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許廷瑄」墾號承買了本處墾業,招徠各籍墾民入墾定居,溯溪向源頭拓墾,墾成了十多處村落。由於區域空間隨拓墾推進而不斷變動,且拓墾時間由乾隆延續至光緒,落差極大,區域經濟的累積與區域社會的整合皆受影響。 道光年間業戶經營不順,出售了數處大租權,形成業戶—管耕主—現耕佃人三層租稅及社會關係。咸豐、同治年間,地方文人成立彬彬社並設聖蹟亭,儒家社會終於建立,地方領導階層由文教型人物取代了業戶,此外,豪強型亦成為地方自治領袖,顯示本地社會的特殊適應法則。 本地移民以漳州南靖籍最多,多同鄉相攜進墾,並有一些客裔移民,是西部平原移民的擴散區。兼以血緣及地緣為認同依據的合約字宗族組織,長期存在於本地,非常特殊。宗教信仰有區域及村落兩個層次,由於緊臨番界卻欠缺防禦設施及組織,「慚愧祖師」轉化為具有強大防番能力的武神信仰,為本地最普遍的庄神。「慚愧祖師」具閩、客合祀性質,易為本地各籍移民接受,具結合社群功能。因此,大坪頂的地方社會,是複合了業緣、地緣、血緣及神緣等多重關係的社群結合。 因應山區地形,移民經營茶、竹林等經濟作物,但兩項產業命運截然不同。茶業在日治之後因殖民政策扶植,加上民國六、七十年國民政府政策及行銷策略成功,凍頂茶成為臺灣優良茶的象徵,地方經濟迅速累積。竹林產業卻因殖民政府林野政策與東京帝大主張下成為演習林,居民自此喪失業權;光復後台灣大學又承繼此處管理權,因而地方居民展開長期抗爭。這個衝突、對立「過程」,成了大坪頂地方性的一部分。 由文化歷史發展過程發現,大坪頂具多重邊陲地方性,呈顯於地形、族群分布、政府政策、產業發展、社會組成等方面,其地方特性來自內、外因子共同形塑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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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性在現代性衝擊之下的轉變─以蘆洲市信仰為例
    (2008) 李健次
    宗教在漢人世界之中,代表著象徵該民族文化的宇宙觀與世界觀,漢人藉由儀式、寺廟的座落中展現出中心四方的宇宙觀念。藉由這種宇宙觀的空間顯現,使人民能在聚落之中有安居的感覺。 然而面對今日人口快速流動之下,漢人宗教信仰的意義遭到扭曲、質變。漢人的儀式、寺廟座落所表現中心四方神聖空間的意義遭到變動,筆者試圖去探究現代都市化底下,信仰空間會遭到何種改變。而台北縣蘆洲市正是快速都市化底下的最佳代表地方,由傳統的農村短短數十年之間,產業由第一級產業轉變為以二、三級為主的土地,空地快速縮減,外來移入人口大增,蘆洲傳統地方性遭到消解。蘆洲本屬於一級產業為主,且血緣意識濃厚的地區,到了民國60年代面臨快速都市化之下,外來大量人口移入,對於蘆洲的宗教信仰方面產生重大的影響。筆者發現到蘆洲在快速都市化底下,蘆洲宗教空間產生了以下現象:1.寺廟祭典節慶化。2.寺廟運作透明制度化。3.湧蓮寺信仰圈脫域化。4.政治力介入。5.中心廟宇跟地方廟宇信仰發展極端化。6.舊有廟宇角頭的破壞。 這些宗教信仰現象的轉變的關鍵時間點就在於民國74年的二重疏洪道的興建。政府對於蘆洲、三重淹水問題雖然因為此項重大建設而徹底解決,但是卻對於蘆洲的地方性產生重大的影響。自民國74年此時間點以後,蘆洲的產業發展、宗教發展都脫離了蘆洲的地方性,取而代之是包容且多元的宗教信仰文化。外地信仰的輸入蘆洲、蘆洲中心信仰湧蓮寺的信仰脫域化、濃厚地方性角頭寺廟的沒落,種種信仰現象都顯示出現代化底下的蘆洲寺廟必須吸收多元的信徒,廟宇需呈現出神聖性格,信仰圈脫域化方能生存。 然而這項信仰空間的轉變乃為不可逆的現象,也不能說此項的信仰空間轉變就是不好,但最重大的差異乃在於導致蘆洲的地方性不在濃厚,取代的是多元的價值信仰文化,廣為吸收信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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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的抗爭、地方的形塑—以臺灣師大樂智大樓興建案為例
    (2006) 陳杏姿; Hsin-Tzu Chen
    大學發展對空間需求,與校園歷史建物保存、老樹保護,兩者之間並非只能存在「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關係。但是在臺灣師大校方依循工具理性思維,歷經數年所策劃的樂智大樓興建案未能做到透明化,與積極主動公開規劃過程中各階段性的發展訊息提供給校內師生,致使1996年校內通過規劃案到2003年,7年多後才爆發此校園文化抗爭,反映校園文化體制於進行規劃時,總是在會議室裡菁英主義式的做出決議,決策單位與執行單位一條鞭的運作,直接執行,可以不經公開討論,且長久以來這樣地決策過程也沒有被強烈聲浪質疑,伴隨著一直以來所缺乏的校園公共論述,直到2003年碰巧因為一張老樹攝影海報引發校內少數師生好奇,從好奇心進而引起心中疑團,以致對樂智大樓興建、文薈廳、建地上老樹群深表關切,最終演變成一場與校方對立的校園文化抗爭。 2003年沸沸揚揚上演的文化抗爭,實際上參與其事者佔校內師生比例少之又少,反映了多數師生的冷漠,所謂公共論述在校內也僅是少數師生與校方的參與。因此公共論述機制是否真的建立起來,似乎沒有,校方決策方式仍然照舊,溝通機制仍未能確立。 另一方面臺灣師大校園空間的地方性明明可見,藉由硬體的自然、文化景觀展現,也透過軟體的人群活動形塑其氛圍,從古典價值、傳統精神、節慶、活動獲得彰顯。以一所具有悠久歷史的大學而言,展望未來在校園規劃上,從建築而言,透過既有古老建築景觀在校園空間的整體性與古典性,並透過不同時期師生歷時性地醞釀又積累其深厚歷史記憶,成為校園空間裡無可取代的地方性表徵,也持續生成其地方感及認同。思索建築的需求絕對不能只建立在功能性思考,更要重視建築背後代表的意涵以及與周遭地方的緊密聯結。諸多未能總是明明可見的無名之道,可能是一種文化氣息、一種人地情感關係、或是建築本身的經年累月後的意涵與價值會隨著景觀拆卸或遷徙後不復存在,即便日後再重新組裝或移植,那股原有的地方氛圍將就此失了味。 故思索臺灣師大校園規劃,最重要的不只是空間分配與使用,或具體景觀的呈現,規劃的背後必需要有對校園歷史縱深有一定了解,且站在校園原有地方性上進行整體性、一致性、與延續性的規劃,方能使地方感獲得累積,打造深具地方特色的景觀。 關鍵字:文化抗爭、地方性、地方感、古蹟保存、校園規劃、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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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夜三部曲>>之地方性詮釋
    (2005) 李秀美
    文學作品描述並揭示空間現象,因為空間或地域不僅是開展作家筆下故事的基壤,更是孕育作家生命經驗的土壤。而近幾年來文學與空間或地域的相關論述在文學界蓬勃發展,以空間、地域為核心的第理學研究文學作品偏重外部性研究,忽略內向性研究,少由文學作品發現問題,往往淪為地理學理論的驗證,因此本文乃著手進行文學作品地方與空間構成之內向性研究,以人文主義地理學「存在空間」與「地方」的概念作為文學作品意義理解的進路,試圖詮釋作家所形塑的文學世界〈物理環境〉中,小說人物在不同的位置經驗與地方經驗〈活動〉,如何生成與改變地方意義,造成人在著根與失根間的來回擺蕩〈意義〉,因此進一步透過具有時間縱軸的大河小說《寒夜三部曲》詮釋其空間橫軸的建構,各章依序就三不小說不同時代背景下的地方形塑,加以詮釋主體人與地方之間的互動關係,以掌握及地方意義呈現。 首先,第二章以彭阿強與劉阿漢為主體,詮釋移墾社會中人為求安居於是所投注的努力,以及在家安居如呵成為人的期待與前進的動力,其中彭阿強移墾蕃仔林從定居、開墾到抵禦墾戶侵佔,而劉阿漢則從無家而游離在隘勇身分到娶妻生子著根於蕃仔林,彭劉二人的主體行動使蕃仔林由入墾的空間成為定居的地方;其次,第三章以劉家為主軸,詮釋殖民社會中為求生存與理想,因土地而起的農民運動,以及家如何成為人的寄託與阻力,其中劉阿漢父子向外抗爭,使其地方意義由蕃仔林擴及全台,燈妹則維繫家庭,成為抗爭行動立基與依歸之處,於是透過劉家展現台灣既是抗爭者行動的空間,也是深具意義的地方;最後,第四章仍以劉家為主軸,詮釋在戰火中的故鄉如何成為遊子歸返的標的,以及物質貧乏下蕃仔林母土的形塑,其中劉明基遠赴南洋,空間的出離使代表著不同尺度的地方-母親、蕃仔林、台灣融為一體,成為歸返的寄望,同時蕃仔林生存困境中,阿漢婆逐步昇華為地母型人物,母親與土地得以形成緊密吳建的意象,於是透過劉家所彰顯的是人與土地不合分割的緊密關係。 因此,文學作品中地方性由物理環境、人文活動與地方意義所構成,《寒夜三部曲》是以蕃仔林、台灣時空的特殊性作為社會和經濟等人文活動的背景,彭劉兩家為主體人在其中活動,與土地的關係由生存的依據、理想的著力,到歸返指引,顯示人的地方經驗由物質性逐漸精神化,地方意義的呈現也隨之由小地方的蕃仔林擴及大地方的台灣,於是地理學的空間觀點予以《寒夜三部曲》兼顧時空要素與核心主題的閱讀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