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總歸儒林──《明史.儒林傳》與清初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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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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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司馬遷《史記》創設〈儒林列傳〉,而為班固《漢書》、范曄《後漢書》等所繼承之後,〈儒林傳〉便成為歷代紀傳體正史中所必備的列傳之一,並反映了一代學術的發展,成為討論中國學術史時,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儒學發展在宋代出現重大的變化,《宋史.道學傳》的設立,一方面標誌著儒學發展的轉變;另一方面,也打破了紀傳體正史中,以〈儒林傳〉為核心的學史論述模式。《宋史.道學傳》與〈儒林傳〉的安排方式,及其所表現出的道統意識與次序等差,雖然是元代史官有意的安排,以彰顯程朱之學的重要地位,卻也為日後的正史纂修,埋下了爭議的伏筆。明代中葉以後,王守仁與陽明學的興起,挑戰了程朱之學的地位,並引發了朱學王學的學術道統之爭。這場爭議自明代中晚期一直延續到清初,爭論的範圍不僅表現在學術思想上,同時也出現在官私學史著作之上。而清初的《明史》纂修,則是這場爭論當中,最後以及最重要的角力場域。 沿著上述的思想脈絡,本文以清初康熙朝至乾隆初年纂修的《明史.儒林傳》為核心,探討《明史.儒林傳》纂修過程中所引發的爭議,及其所代表的學術意義,並以此來側面觀察清初官方學術文化政策的建構過程。相較於歷代的正史纂修,《明史》不僅纂修時間最長,所得到的關注,以及保留下來的史稿、各類史料等,亦相對豐富。長久以來,受限於史料的分散,學者們多將焦點放在康熙十八至二十年前後的〈理學傳〉爭議,並以「一切總歸儒林」作為結論。本文則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延伸觀察視角,利用所蒐集的眾多史稿,檢視在總歸儒林「之後」,《明史》館如何實際處理〈儒林傳〉的問題,及其所反映的學術、政治意義,並論述《明史.儒林傳》在中國史學史、學術史上,所確立的「新儒林傳」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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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統, 王守仁, 明史, 儒林傳, 理學傳, 道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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