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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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在戒嚴中「教娃娃講中國話」——三毛譯作《娃娃看天下》之研究(2023) 樊博聞; Najar Ramal, Francisco Javier結合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和贊助者（patronage）概念，本論文分析臺灣著名作家三毛的譯作《娃娃看天下——瑪法達的世界》的第一個中文譯本。原作為阿根廷漫畫家季諾（Joaquín Salvador Lavado Tejón）的Mafalda， 全世界最著名的西班牙語漫畫。本論文將透過中西版本對照的方式，試圖揭示三毛在翻譯《娃娃看天下》時採用的有時自相矛盾的翻譯策略，一方面考慮到漫畫對兒童的適用性，另一方面考慮到強迫自我審查和遵守翻譯期間存在的政治敘事和嚴酷條件，即台灣戒嚴時期。對於翻譯理論家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來說，翻譯作品在一般情況下被認為是邊緣文學（peripheral literature），是動態的多元系統（polysystem）中處於次要地位的文學。這意味著譯者被賦予了更大的自由度，並允許在一定程度上操縱文本以適應目標讀者的文化規範。 對於超邊緣文學的作品，例如針對成人和兒童雙重讀者群的翻譯漫畫書來説，這種效果可能成倍增加。此外，無論採用何種翻譯策略，都可能須要遵守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的贊助者（patronage）概念。該概念被理解為在特定時間和地點的主導意識型態（ideology），並以強大的機構或個人的形式具體化，這些組織或個人來自文學系統之外，卻大幅度影響翻譯行為，並以不可忽視的方式限制文學作品的翻譯內容和方式。Item 黑眼珠看藍眼睛：從文化研究視角看摩里森The Bluest Eye之中譯本(2010) 林侑青翻譯並非來自真空，譯本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改變其面貌，探討並理解其背後的操縱因素能讓譯本更真實地呈現。本文擬從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提出的文化翻譯途徑出發，從贊助者（patronage）、意識型態（ideology）及詩學觀（poetics）三重面向分析摩里森的作品The Bluest Eye在華文世界的中譯狀況。本文第一章先介紹摩里森及其作品The Bluest Eye，簡陳該作品在華文世界的中譯狀況，並簡評主要研究對象─陳蘇東及曾珍珍的中譯本。第二章探討贊助者如何影響翻譯過程與其形塑的譯本形象，並討論摩里森作品中譯的延宕現象及摩里森與學術圈的緊密關聯。第三章則分析譯者有（無）意的意識型態如何影響並操縱譯本，並將焦點轉移至曾珍珍，分析曾珍珍台語翻譯策略背後的書寫意圖。第四章從詩學觀切入，討論摩里森筆下的黑色美國是否能成功在華文世界再現，分析兩岸譯者如何處理原文豐富的黑人語言文化及摩里森獨特的文字風格，最後聚焦曾珍珍的譯本探討其台華互滲風格的詩學效果。第五章則為全文總結。Item 《作為上師的妻子》翻譯自評──操縱過程與形象塑造(2009) 吳茵茵; WU, Yin-Yin藏傳佛教大師邱陽‧創巴 (Chögyam Trungpa, 1939-1987)是一位備受爭議的人物。他於一九六○年代末期到西方弘揚佛法，方式顛覆傳統，吸引並啟發了許多追求靈修的人士，是美國金剛乘佛教的拓荒者，但他也因為行為不符合佛教戒律和世俗價值觀而飽受批評。 筆者所譯的《作為上師的妻子》(Dragon Thunder—My Life with Chögyam Trungpa)是其妻黛安娜‧木克坡 (Diana Mukpo, 1953-) 的自傳。她從妻子的角度呈現邱陽‧創巴，以及他們共結連理的十七年歲月。筆者在翻譯過程中，發現如果把邱陽‧創巴的相關敘述進行佛教化與正面化的操縱，會創造出一個更符合譯入語文化的佛教大師形象。 本論文以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提出的影響翻譯過程的三大因素──贊助者 (Patronage)、詩學 (Poetics) 和意識型態 (Ideology)，探討促使筆者佛教化與正面化的外在因素與內在機制，擬定具有一致性的翻譯準則，並確證美化創巴的翻譯策略是合理且適當的。接下來列舉並解析佛教化與正面化的翻譯實例，最後檢視如此操縱的必要性與意義。Item 追尋舊中國：由The Chinese Maze Murders看翻譯的運作(2007) 林俊宏; Oscar Chun-hung Lin自九○年代起，翻譯學界興起「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翻譯研究逐漸由文字上的分析轉由以文化面向解釋。如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便表示翻譯並非來自真空，而必然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他提出翻譯過程有三大影響來源：贊助者（patronage）、意識型態（ideology），以及詩學觀（poetics）。本文以此文化翻譯研究途徑出發，研究高羅佩（Robert van Gulik）以中國題材寫成的The Chinese Maze Murders在不同時空下的翻譯背景，並為譯本中所呈現的面貌提出可能的解釋。 本文主體分三個面向。在贊助者面向，探討出版歷史、贊助者造成的形象，以及各種準文本的意義。評論譯作時往往著重譯文本身，但譯作的包裝卻會影響整部作品的意義及形象，甚至與作者或譯者的原意都有所不同。同樣一部The Chinese Maze Murders的譯本，在不同時空下就有了不同的包裝模式，呈現出不同形象。在意識型態面向，由譯者背景及時代因素，討論各譯者如何還原翻譯心中的「中國」：高羅佩要塑造理想中國，陳來元要回歸傳統中國，而姜漢森與姜漢椿則是帶入了英文版的中國。而在詩學觀方面，則是先比較中西修辭的概念，探討西方修辭學在中國文本的應用，找出中西之間修辭的共同點，並點出翻譯是文本變化的動力。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高羅佩的The Chinese Maze Murders在翻譯過程中深受勒菲弗爾所提出的三項因素影響，各譯本所呈現的中國形象各有不同。隨著各中譯本的傳播而與讀者互動，譯作塑造的世界便在中文讀者心中成形，等到讀者完全接受之後，又有誰能說這不是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