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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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追尋舊中國：由The Chinese Maze Murders看翻譯的運作(2007) 林俊宏; Oscar Chun-hung Lin自九○年代起，翻譯學界興起「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翻譯研究逐漸由文字上的分析轉由以文化面向解釋。如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便表示翻譯並非來自真空，而必然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他提出翻譯過程有三大影響來源：贊助者（patronage）、意識型態（ideology），以及詩學觀（poetics）。本文以此文化翻譯研究途徑出發，研究高羅佩（Robert van Gulik）以中國題材寫成的The Chinese Maze Murders在不同時空下的翻譯背景，並為譯本中所呈現的面貌提出可能的解釋。 本文主體分三個面向。在贊助者面向，探討出版歷史、贊助者造成的形象，以及各種準文本的意義。評論譯作時往往著重譯文本身，但譯作的包裝卻會影響整部作品的意義及形象，甚至與作者或譯者的原意都有所不同。同樣一部The Chinese Maze Murders的譯本，在不同時空下就有了不同的包裝模式，呈現出不同形象。在意識型態面向，由譯者背景及時代因素，討論各譯者如何還原翻譯心中的「中國」：高羅佩要塑造理想中國，陳來元要回歸傳統中國，而姜漢森與姜漢椿則是帶入了英文版的中國。而在詩學觀方面，則是先比較中西修辭的概念，探討西方修辭學在中國文本的應用，找出中西之間修辭的共同點，並點出翻譯是文本變化的動力。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高羅佩的The Chinese Maze Murders在翻譯過程中深受勒菲弗爾所提出的三項因素影響，各譯本所呈現的中國形象各有不同。隨著各中譯本的傳播而與讀者互動，譯作塑造的世界便在中文讀者心中成形，等到讀者完全接受之後，又有誰能說這不是中國？Item 「反共大業」：由《天讎》看翻譯運作(2018) 林俊宏; Lin, Chun-hung Oscar本論文為一項台灣翻譯史的個案研究。透過回溯從 The Revenge of Heaven 到《天讎》的成書及翻譯歷史，將這項個案放回原先的歷史脈絡，討論這兩本書籍的社會成因。藉由討論《天讎》這一部曾為當年熱銷作品、但在台灣文學史上幾乎不可能提及的作品，期盼能將某些過去曾經發生、但未成為史實的事實也提升至史實的地位，讓我們回顧過去的觀點更為完整。 講述文化大革命當中個人經歷的 The Revenge of Heaven 一書，是透過紐約布魯克林學院心理學倫敦教授（Ivan D. London）主持的研究計劃，由倫敦夫人（Miriam London）執筆，將凌耿（假名，真名郭坤仁）所提供的中文底稿經李大陵翻譯，並參酌透過劉昆生、吳炳鍾等人協助的訪談口譯內容，於1972年在紐約由G.P Putnam’s Sons出版，是一部具備學術嚴謹研究方法的大眾讀物，希望讓讀者瞭解郭坤仁眼中看到的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然而因為當時美國的政治局勢已經不再強調反共，讓這部著作的傳播及影響遠低於倫敦夫婦預期。 但與此同時，台灣經過1950年代的反共文學、1960年代的現代文學時期，雖然仍在戒嚴時期而有反共需求，但作家的重點並不在此主題；而面對1970年保釣、1971年退出聯合國、1972年《上海公報》及台日斷交，反共題材有其市場、也有其政治需求。於是，曾創辦《婦女雜誌》、《綜合月刊》的張任飛策劃，交給已有合作經驗、也與倫敦教授熟識的丁廣馨、劉昆生兩人於加州翻譯，特地以香港為名目上的發行地點，希望擴大影響力。其中以丁廣馨為實際譯者，劉昆生從旁提供輔助，翻譯原則大致上就是依據原文信實翻譯，以準確、表達清楚易懂為重點，並由曾擔任郭坤仁底稿英譯的李大陵再次確認。這樣產出的中譯本《天讎》，經過張任飛對國民黨政府警總及文工會的兩面操作，於1972年8月初版，11月再版並開始在台銷售，在未確實獲准出版的狀況下熱賣據稱達六萬本，也曾由蔣經國多次推薦。然而，由於書中對共產黨的敘述為研究訪談所得的實際情形，並不如過去國民黨所敘述的那麼負面，讓國民黨擔心情況失控，而禁止再於台灣發行《天讎》。在不同的情境下，原文與譯文雖然內容上幾乎沒有不同，但有了完全不同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