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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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邁向專業英文閱讀素養之旅：台灣中年人之生命敘說(2009) 李菁華; Beryl Chinghwa Lee中文摘要 台灣地區不少專業人士需要倚重良好的英文閱讀能力以勝任職場工作，甚或出人頭地，研究者因之選擇專業英文閱讀作為探討的主題。回首過去30 年，我們受惠於前人的研究，對於閱讀有更深入的認識，然而，閱讀研究亦因見樹不見林而為人所詬病。例如，我們對稱職的閱讀好手如何演變而來幾乎一無所。近年來，許多人呼籲閱讀研究視讀者為具有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的主動參與者，視閱讀為長期發展的歷程。有鑒於此，本研究首先借用Gee（2001）的社會認知閱讀觀點（the sociocognitive perspective on reading）作為透鏡；該理論提倡閱讀為社會實踐（the social practice）的一種，並楬櫫在語言社群（Discourse）中，語言使用和讀者的身分認同以及社會實踐三者關係密不可分。為了瞭解讀者的身份轉化，本研究又借用Wenger(1998)的社會環境認同理論(social ecology of identity)，試圖洞悉學習者在外語環境中如何轉變為經驗熟練的閱讀者。 本研究提出三個待答問題以瞭解中年專業英文閱讀者複雜的演化歷程： （一）在接觸專業英文之前，學習者有何語言學習經驗？ （二）專業英文閱讀如何立足於學習者的生活與工作經驗？ （三）學習者如何看待專業英文閱讀？ 主要的資料收集工具為研究者所發展的生命敘說訪談大綱，取材自Belcher& Connor (2001), Ivanic (1998), McAdams (1993), Lu (2005)，並參考2007年春、夏所做的先導研究結果設計而成。本工具含六大核心項目，分別為（一）自我描述，（二）英文學習的歷程，（三）英文閱讀發展的歷程，（四）專業人的寫照，（五）專業英文閱讀發展的歷程，（六）生命故事的主軸。研究者透過立意抽樣在台灣地區召募了六位具有豐富專業英文閱讀經驗的中年人作為研究對象。根據Erickson（Bee & Boyd, 2002）的心理社會理論，「中年」在本研究中定義為30 歲以上的成人。研究者利用敘說研究法（narrative inquiry）收集資料。每一位研究對象接受三至四次的中文訪談，每次相隔一個月左右，每次約兩小時，總共完成了二十一次生命故事訪談，內容隨後轉譯為逐字稿，總共收集了723 頁單行間距的文稿。為回答第一個與第二個研究問題，研究者以整個生命故事為分析單位，以時間順序為分析主軸；換言之，本研究以時間面向觀看原發語言社群（primary Discourse）到次發語言社群（secondary Discourse）的移動歷程。至於第三個問題，研究者擷取敘說者形容自己為專業英文閱讀者或形容自己專業英文閱讀經驗的隱喻（metaphorical expression），詳加分析以求解答。 研究結果首先顯示閱讀在敘說者之中、英文早期學習經驗中皆具樞紐地位。在中文語言社群中，「讀書」與物質回饋經由考試文化緊密連結，閱讀的顯著性因個人、父母及社會的挹注（investment）而增加。大抵而言，早期中文學習為具有永續性的周邊參與（peripheral participation），極有可能因為在母語環境中，參與（participation）唾手可得，得以與表徵（reification）調配得宜。另一方面，閱讀在早期英語學習經驗中同樣具有核心地位，唯原因不同。一如中國大陸的英語學習者，多位研究對象因外語學習環境先天不足，導致參與和表徵比例失調而體驗了所謂「又聾又啞」（Tsui, 2007）的現象。由於學習者的英文聽、說經驗為不具永續性的絕緣參與（marginal participation），閱讀的重要性隨之提升。 有關專業英語閱讀如何立足工作與生活經驗中，研究者發現三個重覆出現的重要主題。首先，研究結果顯示讀者初期的專業英文閱讀為境邊經驗（boundary experiences），其間充滿重大的挑戰與困難。然而專業英文閱讀的境邊經驗大多為周邊參與，對讀者後來的專業英文閱讀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專業英文閱讀者得以成功跨越境邊的主要因素源自個人基於映像（imagination）及自主性（agency）所做的投資挹注。其次，職場中的專業英文閱讀並非出於個人抉擇，而是立足於身分協同（ the negotiation of identities ） 所牽涉的認同（identification）與協商（negotiability）之間的緊張關係，除了內在結構問題之外，尚需面對外在結構變化。因之，在地的專業英文閱讀者，其身分認同流動變遷的程度並不亞於具有長期居留他國經驗的讀者。此外，專業英文閱讀能力與專業身分交織結合為一。由於兩者之間微妙的依存關係，職場上的英文閱讀發展必須有相對應的專業發展方可得。因之，研究對象的生命故事屢屢見證語言社群中資深成員（old timers）展現其優異的專業英文閱讀能力；反之，新進社群人員往往有專業英文閱讀障礙。 最後，由敘說者使用的隱喻看出研究參與者對專業英文閱讀大抵抱持肯定的態度，並且認為專業英文閱讀是由境邊出發，朝向實踐社群核心移動的歷程，期間閱讀者得以施展自主性，並藉由映像去認同未來的語言社群，以轉化境邊經驗中的痛苦與障礙。 基於以上研究結果，研究者呼籲閱讀理論發展時程儘速納入讀者身份認同議題。閱讀理論家首先應該提出更具包容性的閱讀理論，以闡釋讀者身份認同之多元、活潑及混生的特質。其次，理論家應正視在地專業英文閱讀者以及專業英文閱讀教師的身分認同問題。唯有如此，我們才有機會在新的紀元洞察伴隨專業英文閱讀而來的諸多挑戰與機會。在教學上，本研究建議教師提供適當的課室活動以促進專業英文閱讀者的共同參與（mutual engagement）與身分協同。教師亦應整合聽、說、寫三種語言素養於閱讀教學課程中，並協助專業英文閱讀者瞭解自己在發展歷程中的定位與走向。Item 協同教學之中、外籍英語教師專業成長個案研究(2008) 陳瑋瑜; Cheryl Wei-yu Chen以社會文化理論(sociocultural theory)為基礎，本質性研究旨在探討參與協同教學(team teaching)的教師之專業成長(professional development)。此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針對四組來自三所新竹市國民小學的中外籍英語新手協同教師，進行一學年的研究。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對於協同教學的描述與看法皆不相同，研究者更藉由教師對於協同教學的隱喻(metaphors for team teaching)以及他們認為印象最深刻的教學事件(the most memorable teaching incidents)，進一步了解教師的協同教學經驗和感受。 大致而言，研究對象認為協同教學有助於他們對教學方法、教室管理技巧、以及外國文化和英語的學習與了解。他們從日常的教學當中，也學習到關於學生特質、學校文化 、以及社會文化的相關知識。而與同事的互動和參與如工作坊與研討會等活動，亦有助於他們的專業成長。本研究亦發現有助於教師成長的因素包括和諧的同僚關係、樂於嘗試新的教學方法、與對於工作的正面態度。而缺乏有效溝通、內向的人格特質、與缺乏教學熱誠皆會阻礙教師的專業成長。 本研究結果一方面支持教師的專業成長為情境性(the situated nature of teacher learning)與社會性(the social nature of teacher learning)的論點，另一方面也支持「分散性專業知識」(distributed expertise)和Tsui (2003)所主張的「多元專業知識」論點(multiple expertise)。但本研究亦發現協同教學對於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效果並不如預期顯著。而因為此研究之研究對象剛開始從事協同教學，便賦予核心成員之重任，因而並無法如「實踐社群」(the community of practice)理論對新成員學習過程所預期的慢慢地從「合理的邊際參與」(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進展到「完全參與」(full participation)。本研究亦發現，為了充分了解教師成長，研究者需全面考量實踐社群中核心及非核心成員與活動所扮演的角色。最後，根據本研究的發現，研究者提出相關的建言與反省。Item 接合差異：庫雷西後殖民故事中的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2009) 廖高成; Kao-chen Liao庫雷西的早期後殖民故事—《我的美麗洗衣店》、《郊區佛陀》、《黑色唱片》、《山米與蘿西上床》—同時也呈現了晚期資本主義的各個面向。這是因為在這些作品中，非白人的角色參與了二十世紀七、八零年代倫敦的文化生產與消費，證實了擁有文化資本的邊緣主體也能在不友善的英國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接合差異讓這樣的立足方式成為可能，因為晚期資本主義不但鼓勵族裔的差異被「表達」，也歡迎有族裔身份的個人和不同的社會團體互相「連結」，其中包含了作為東道主的英國白人社群。 本論文的序論依序討論庫雷西對於資本主義的曖昧態度、評論家對於庫雷西故事中多元議題的探討、作為晚期資本主義邏輯的文化的商品化與商品的文化化、這四個故事中讓後殖民性與晚期資本主義扣連的（文化）差異的接合。第一章以《我的美麗洗衣店》中的次文化成員、亞裔企業、主流生產模式的接合來例示晚期資本主義的霸權。這個霸權確認了大英帝國光輝的消褪，以及一個新的資本主義的帝國的興起。第二章強調表演在《郊區佛陀》中的重要。這是一種讓不同階級與族裔主體展現其文化資本，並在特定的文化生產場域中相互串連的方式。第三章論述《黑色唱片》中消費主義與回教基本教義派的對立。這兩種立場的相互頡抗，促成與轉變八零年代晚期英國的各種認同。藉著小說主角在文學上的努力，庫雷西找到了逃離無深度消費主義，以及令人窒息的回教基本教義派教條的途徑。第四章分析藉著解離與反對他者，接合差異的過程在《山米與蘿西上床》所產生的排他行為。這些鬥爭在不同權力地位的主體爭奪空間時最為明顯。結論檢視了庫雷西強調接合差異是晚期資本主義中的生存策略，以及他批判接合差異過程中，意圖接合的主體忽視他者與自我間的差異性與同一性。作者認為這種忽視會造成人們和世界的複雜性相脫節。Item 利害關係、需求與回沖效應:以台灣之大學英文畢業門檻為例(2009) 朱秀瑜; Hsiu-yu Chu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英文畢業門檻之回沖效應(washback effect)、相關之「利害關係」(stakes)，以及其他可能之中介因素 (mediating factors)。此外，基於「將學生需求納入考試，有助於產生正向回沖效應 (positive washback)」的假設 (Saif, 1999, 2006)，本研究亦對學生之英語需求(needs)進行調查，以期進一步了解學生之英語需求、英文畢業門檻，以及大學英文教育三方之間的關係，是否符合產生正向回沖效應之條件。本研究並試圖以 Green (2007)的model of washback 作理論上之驗證及整合。 本研究進行之場域為台灣兩所設有相同英文畢業門檻及類似配套措施的科技大學。研究方法則採取質性與量化並用。資料之收集包括: 訪談(老師、行政主管、學生及雇主)、教室觀察、教材、全民英檢考古題，以及學生及教師之問卷調查。資料來源多元化，以利於進行各項分析及交互驗證(triangulation)。 結論發現英文畢業門檻對教師及學生之回沖效應均低，且多為負面。藉由Green的model of washback 和Saif的假設檢視研究結果後，發現相關之「利害關係」太低，以及門檻不符學生對英語之實際需求實為主因。除此之外，儘管台灣社會對於實施英文畢業門檻已具相當程度之共識，但各方關係人(stakeholder) 對此政策仍有不盡相同的意見及看法。 根據上述發現，本研究提出具體之建議: 大學英文畢業門檻不同於一般之入學考試，應著重於學生之多樣性及未來畢業後之考量。因此統一之考試標準，如通過全民英檢某級數，恐不符合目前實際狀況，學生應該給予更大之彈性以通過畢業門檻(如採用分級制，不同程度者有不同之進步要求)。而教師們在配合學生需求上則需要花費更大之心力，將學生需求透過測驗及教學之改進，以達到最佳之回沖效應(strong and positive washback)。Item 比較台灣大學生對中文及英文閱讀信念與閱讀策略之研究(2009) 許麗媛; Li-Yuan Hsu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是在比較學生的中文及英文閱讀信念與閱讀策略，及探究兩者之間的關聯。共有432位臺灣的大學生參與此研究，本研究所探討的閱讀信念以兩個閱讀信念模式為主軸─情意建構模式及知識傳遞模式。 研究者提出四個研究問題，第一個問題試圖比較及了解學生對中文及英文的閱讀信念，第二個問題則是比較及了解學生對中文及英文的閱讀策略，第三個問題企圖探討中文及英文閱讀信念和策略兩者之間的關聯。針對以上的三個問題，資料蒐集採取問卷調查的方式。至於第四個研究問題，研究者試圖針對不同閱讀信念模式的學生，觀察他們閱讀策略實際運用的情況，來進一步了解中文英文閱讀信念和閱讀策略之間的關聯，針對學生的實際閱讀策略運用，研究者是採用放聲思考的方法來蒐集資料。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為：(一)整體來說，學生在中文閱讀信念量表的得分顯著高於英文量表。並且學生對中文及英文抱有不同的閱讀信念模式，在閱讀中文的時候，學生普遍抱持較強的情意建構信念模式；然而在閱讀英文的時候，學生只有對情意建構模式中的個人解讀部份之得分高於知識傳遞模式，至於情意建構模式中的另一類別─情感的投入，在學生閱讀英文時，則和知識傳遞模式的得分無顯著差別。(二)閱讀策略量表的分析結果顯示，學生的中文及英文閱讀策略之間有明顯的相似以及差異之處。就相似處而言，學生不管在閱讀中文或英文時，都普遍喜歡使用的閱讀策略有三個：運用圖表來幫助理解，將內容與已知的相連結，以及來回重讀。就差異性來說，學生在讀中文時會使用較多的閱讀策略，並且會用較高比例的統整型策略；但是在讀英文時，則使用較少策略，並且對非統整型策略的運用比例較高。(三)研究結果顯示學生中文及英文的閱讀信念和閱讀策略兩者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此外雖然研究中發現，情意建構模式信念較強的學生會使用較多的策略，而知識傳遞模式信念較強的學生則使用較少的策略，但是各組學生之間的差異未達統計上顯著之標準。(四)放聲思考的資料分析結果顯示，不管在閱讀中英文時，有著不同閱讀信念模式的學生，會展現出不同的策略運用型態。情意建構模式信念較強的學生容易運用較多高層次的閱讀策略，而相反的，知識傳遞模式信念較強的學生則容易使用較多低層次的閱讀策略。然而研究發現此一差異性，在學生閱讀中文時比閱讀英文時明顯，因為學生在閱讀英文時，不管那一類型信念模式的學生，都過度局限於使用少數幾種區域型的閱讀策略。Item 英語老師在以省思為基礎的電腦輔助語言教學工作坊中之專業成長研究(2008) 曾俊傑; Jun-jie Jack Tseng過去很多研究都著重在教師對一般語言教學的認知，比較少注意到他們學習電腦來教學這方面的認知。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夠對這方面的研究文獻有所貢獻，其目的在於探索語言教師在參加以省思為基礎的電腦輔助語言教學(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CALL)教師成長計畫之後，他們的省思力、信念，以及科技教學學科知識(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的發展。 有四位在職英語老師最後成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因為他們成功地完成了為期十二週的電腦輔助語言教學(CALL)教師成長工作坊，在這期間他們必須每週透過討論區來省思回應一個資訊融入教學的問題，以及在工作坊結束前寫出一份教案。研究者收集所有十二週的回應省思文章，根據修訂過的Bloom的分類等級表(the revised Bloom’s Taxonomy scale)，來評量老師們的省思力發展；並且以這些回應省思，加上訪談記錄，利用質性資料分析的方式來找出老師們對CALL的信念；最後分析老師們的教案以及刺激回憶法的文字稿來統整出他們的科技教學學科知識。 研究結果顯示，四位老師們的省思力大致上都有所提升。在工作坊初期，老師們只能夠瞭解科技在教學上的意義，以及應用科技於特定的教學情境中；但是在工作坊後期，老師們則都進步到能夠分析一些CALL的實務，進而以理論概念來評鑑這些實務。 在教師信念方面，發現四位老師對CALL持有一些共通與正面的信念：CALL可以協助老師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以及發展學生的自主學習；現成的CALL資源可以讓學生有機會接觸到真實與可理解的語言輸入，以及使用目標語；數位教材編輯軟體可以幫助老師們（一）更有效率地管理傳統的視聽教材、（二）強化語言輸入、（三）提供學生練習目標語的機會。除此之外，四位老師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亦即老師可以在CALL的環境下扮演各式角色：課前的CALL教材設計者與評鑑者，課堂中主導大部分教學活動的舞台主角，課後將自己的角色邊緣化，由電腦（指網路和家教式的CALL光碟軟體）扮演知識提供者的角色。對比之下，他們相信學生可以是主動決定者，自主選取學習資源；相信學生可以是一位自我學習的評鑑者。最後，所有四位老師都認為，有限的硬體設備以及製作與維護數位教材所耗費的龐大時間會阻礙CALL實務的發展。 至於四位老師的科技教學學科知識，雖然還是有一些不同，不過大致上他們都瞭解如何融入資訊在英語教學情境中。他們知道電腦，尤其是PowerPoint、Hot Potatoes和網路（用來搜尋補充教材），可以有效地呈現文法與字彙；他們也知道，這樣的教學組合，可以運用一些教學策略來強化：引出（elicitation）、概念處理（concept processing）、遊戲（game）、家教式活動（tutorial）、反覆練習（drill-and-practice）等。最後，老師們的科技教學學科知識也包含對教學實務上情境束縛的瞭解，認為學生接觸電腦受到侷限，以及老師們自己低落的資訊能力，都會對實務教學有所影響。 本研究所發展的CALL教師成長計畫似乎對四位老師的專業成長有所貢獻，分別是強化批判思考科技與教學的關連、發展正面的CALL信念、以及擴增科技融入教學的知識。基於以上研究發現，本研究對師資培育提出一些教學啟示以供參考，而且也對未來的研究提出建議，特別是研究設計與工作坊設計。Item 台灣大專院校學生外語語用策略使用及教學成效之研究:以抱怨為例(2007) 陳媛珊; Yuan-Shan Linda Chen自1980年起，外語語用學研究發現語言學習者在言語行為的表現和母語人士有相當的差異。其區別可能顯現在所用的策略、用詞或是內容上。文獻中亦顯示相對於其他的言語行為諸如抱歉、請求或恭維，學生的抱怨行為較少被探討。有鑑於此，本研究有三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為了解中國人及美國人的抱怨行為。第二個目的為比較學生及美語母語人士在抱怨行為上的差異，並進而解釋差異的源由。第三個目的則是教導學生美語抱怨的策略，同時檢視教學的成效。 本研究共有四組受試者，分別為中文母語人士、美語母語人士、高成就的學生及低成就的學生。每組各有二十位受試者，所以共有八十位受試者。為了達到第一個目的，中文母語人士及美語母語人士分別填寫語文完成測驗，這測驗共有八種情境，根據不同的上下及親疏關係來設計。資料分析發現受試者運用七種不同的策略，包括「退出」、「不責備」、 「間接抱怨」、 「間接指控」、「直接抱怨」、「修復」及 「威脅」。結果顯示美國人和中國人策略運用的分佈情形很類似，但是他們在 「間接指控」及「修復」策略上的用詞有差異。同時在「間接指控」加「間接抱怨」以及「間接抱怨」加「修復」的混合策略的內容上亦有所差異。這些差異究其原因是由於中美文化的不同所致。 為了達到第二個目的，學生亦填寫相同的語文完成測驗。他們預期會轉移中文及美語相似及差異之處。然而，研究結果顯示這種預測並不一定會發生，此乃由於學生的語言能力所致。高成就的學生傾向於正轉移策略及用詞，但負轉移其母語文化資訊。反過來說，低成就的學生不如高成就的學生會正轉移策略及用詞，但是他們亦不會負轉移其母語文化資訊。 為了達到第三個目的，教學上採取七個步驟，包括提昇認知，介紹社會情境和抱怨策略，要求學生從事語文完成測驗及角色扮演及給予課外練習等。教學結束後，學生的成績顯示他們在策略、用詞及內容方面皆有進步，但於某些方面仍無重大改變。這種情形可歸諸於教學所導致的失誤及持續的母語轉移。同時，教學似乎對於高成就的學生較有效。雖然如此，學生的自我報告對於教學皆抱持著正向的態度。他們認為教學改進了他們用美語來抱怨的能力。 除此之外，本研究亦探究語文完成測驗及角色扮演的異同之處。四位高成就的學生及四位低成就的學生被要求接受這兩項測試。研究結果以學生的表現及態度來做分析。在表現方面，結果顯示這兩種方式引導出類似的策略分布情形，但是在文法、禮貌程度等方面仍有所不同。在學生的態度方面，他們提到最主要的困難在於缺乏字彙及不熟悉情境。他們亦提到雖然語文完成驗較容易，但他們較喜歡角色扮演。 本研究的結果有下列貢獻。第一，美國人及中國人的抱怨策略分布情形也許類似，但由於文化的差異，在用詞及內容上有所差異。第二，高成就的學生較低成就的學生較常從事正語用語言轉移及負社會語用轉移。第三，學生可從教學中獲得進步。最後，學生在語文完成測驗及角色扮演的表現及態度各顯示出相似及相異之處。Item 全球流行文化中文化身份的跨國想像(2009) 何有田; Ho, Yu-Tien本論文旨在探討當代文化全球化的趨勢下，在地文化如何在全球流行文化的操作中被挪用、重組與重新包裝，使其可以在跨國的流動中具有吸引力。論文中以杜林（Simon During）所提出「全球流行」（the global popular）的概念出發，以四部與「全球好萊塢」（global Hollywood）的運作模式有關，且十分賣座的電影為例。目的在說明文化全球化的趨勢下，這些雜揉不同跨國文化元素的電影，如何再現文化身分（cultural identities），讓原本看起來地域侷限的文化表現，可以在全球的流通中被想像。 在文化全球化中，全球流行文化常以「差異性」（difference）標榜文化商品的特殊性，藉此殺出全球流行文化的競爭重圍。本論文處理二○○○年後在好萊塢（Hollywood）的機制下，透過跨國合作生產的四個電影文本。論文中第一章以兩部《BJ單身日記》為例（Bridget Jones’s Diary與Bridget Jones: The Edge of Reason），說明以好萊塢再現邏輯的浪漫喜劇如何重新包裝「英國性」（Britishness）討好全球觀眾。第二章與第三章則以李安的兩部電影為例，分別是《斷背山》（Brokeback Mountain）與《臥虎藏龍》（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說明《斷背山》如何以美國西部文化為基礎再現同志議題，並在全球市場奏捷，其背後操作全球與在地想像的邏輯為何？而武俠片《臥虎藏龍》在全球廣受歡迎之餘，令人好奇的是李安如何再現華人世界中的武俠文化，賦予原是地域性十足的文化具有跨國的吸引力。 乍看之下，這四部作品似乎沒有必然連結的關係，然而這四部影片代表的是千禧年以來好萊塢電影工業在窮途末路下，透過跨國合作、尋找其他文化素材的例證。上述的電影文本不斷在東方與西方之間、在保守與開放之間，混搭早已行之多年的文化傳統，重新包裝成為當代文化全球化的炙熱商品，其背後所隱藏的文化身分如何得以被跨國想像正是本論文所要探討的重點。Item 戰後離散英國小說的英國性研究(2009) 洪媖媖; Ying-ying Hung本論文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小說中的英國性，以離散英國小說家為例，選讀三位英國加勒比海裔及英國亞裔作家的七本小說為例，以移民所帶來的人口流動、文化變遷的面相來討論戰後英國性的改變。本論文著眼於移民者第一代及第二代的離散經驗，研究戰後英國離散小說所呈現的家園與歸屬感如何挑戰或改寫既已成型的英國性。 第一章討論戰後早期移民作家塞姆．塞爾文 (Sam Selvon)的四部倫敦作品，探討塞爾文以諷刺的方式描述加勒比海移民者藉以擬仿英國人的方式來界定他們在英國的地位。第二章討論哈尼夫．古雷希(Hanif Kureishi)的《郊區佛陀》以及《黑色唱片》中對於1970年代及1980年代英國種族主義高漲、白人與黑人對立、新族裔出現的情勢下，移民第二代如何尋找他們的身份認同，並且著重於古雷希筆下主角的混雜性(hybriditiy)，探討遷移及混雜所凸顯的英國社會之改變。第三章討論新銳英國小說家莎娣．史密斯(Zadie Smith)的《白牙》，本章著眼於史密斯筆下的一連串隱喻手法暗示、象徵尋根及尋求英國性的意義和價值。 本論文嘗試以小說中所呈現的移民角度，探討戰後英國社會的變遷，以及移民者如何改寫英國國家認同及種族主義交錯下所建構的英國性。Item 史伯丁．葛瑞、安娜．德維爾．史密斯與艾瑞克．伯格森等三位單人獨白劇中的表演策略(2007) 張嘉怡; Philip Chang本論文藉由班雅明(Benjamin)的「歷史概念」(history)、列維納斯（Levinas）的「他者的倫理責任」（ethic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other）與利普茲(Lipsitz)「相對記憶」(counter-memory)的概念探討史伯丁．葛瑞(Spalding Gray)，安娜．德維爾．史密斯(Anna Deavere Smith)與艾瑞克．柏格森(Eric Bogosian)等三位美國劇場界中單人獨白劇裡的表演策略。此一探究表演策略主要是分析三位表演者如何運用外在的模仿，例如肢體動作、言談模式、服裝與聲調等，再現社會／政治／文化他者。此社會／政治／文化他者是指於主流社會中被排擠至社會邊緣不具任何發聲機會的邊緣人。由於三者的作品，不論是在內容與形式上，均承襲由30至60年代發展出的紀錄劇場(documentary theater)。因此，第一章除了追溯紀錄劇場的歷史背景外，亦探討其對史伯丁．葛瑞、安娜．德維爾．史密斯與艾瑞克．柏格森等人於創作上的影響。此外，筆者亦彙整評論家對此三位表演者的批評，並點出批評者於分析三位表演者作品時的盲點。 第二章著墨於史伯丁．葛瑞的《泳至高棉》(Swimming to Cambodia)與《盒中怪物》(Monster in a Box)二齣劇中如何藉由敘述與表演策略(narration and performance strategies)學習歷史真相過程中如何呈現劇中所謂社會/政治他者(social/political Other)。兩部作品均是以主人翁葛瑞敘述他自己的記憶(memory)為主軸。這些社會/政治他者是指《泳至高棉》劇中主人翁葛瑞於泰國拍戲時，所遇到在越南戰爭中存活下來的高棉人與泰國當地人。藉由與這些人的接觸，劇中人葛瑞得之關於高棉的歷史、美軍介入越戰的經過與美軍秘密轟炸高棉的活動。過程中，劇中人葛瑞了解到歷史真相的殘酷。《盒中怪物》則是描述主人翁葛瑞於尼加拉瓜為電影公司找尋拍攝題材時，經由與當地人接觸而得知美軍介入尼加拉瓜內政過程中，如何凌虐當地戰犯的歷史。 第三章探討安娜．德維爾．史密斯之《曙光:洛杉磯，1992》(Twilight: Los Angeles，1992)與《鏡中火》(Fires in the Mirror)二劇中史密斯如何運用她的受訪者的話語為其二劇的素材。除了探究史密斯如何以劇作者與表演者此二身分客觀地挪用訪談者的話語呈現他者之外，本章亦分析史密斯如何藉由模仿其受訪者的肢體與語言來呈現這些受訪者。《曙光:洛杉磯，1992》與《鏡中火》二劇均紀錄人們對於種族暴動後的想法與態度的作品。前者是紀錄於1992年發生於洛杉磯的暴動，導火線是一支為新聞媒體播放錄到白人警察毆打黑人的影帶；由於事後白人警察被宣判無罪而引起暴動。為了解造成暴動真正的原因，史密斯訪問了與此一事件有直接或間接關聯的人的想法。《鏡中火》則是一齣關於1991年發生在紐約黑人區暴動的作品。原由是猶太人駕駛闖紅燈導致一位黑人男童死亡與一位黑人女童嚴重受傷。數小時後，一群年輕黑人於街角刺死一位來自澳洲的猶太人。暴動於焉產生。如同《曙光:洛杉磯，1992》，此一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史密斯所訪問的人。 第四章討論艾瑞克．柏格森的《性、毒品、搖滾樂》(Sex, Drugs, Rock& Roll)與《歡樂屋》(Funhouse)兩劇中柏格森如何經由模仿所謂社會／文化他者(social/cultural Other)的肢體與話語來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下各眾生相之生活百態。《性、毒品、搖滾樂》紀錄了九零年代人們對於性、毒品與搖滾樂的態度；藉由此一態度與社會低下階層人物的描繪柏格森批判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社會問題，例如毒品氾濫、性濫交、勞工剝削與犯罪問題。《歡樂屋》一劇則可被視為《性、毒品、搖滾樂》一劇的雛型，此一作品的重心在於描繪資本主義中上層與下層社會裡人們的生活百態，包含勢力的商人、流浪漢、假博愛主義者與失意的藝術家。如同葛瑞與史密斯的表演策略，柏格森的策略亦是模擬這些現實生活中人的語言、體態、行為舉止與聲調。 第五章除了指出三位表演者於呈現劇中社會／政治／文化他者時無意識地將這些他者化約為語言，肢體與外表的元素之外，筆者亦探討「自我」（self）如何壓抑「他者」（the Other）的發聲，而「他者」又如何在壓抑、被動中尋得發聲的機會，展現與「自我」的不同。這種獨白往往因為政治意識或其他的意識形態而剪裁、選擇，甚或編纂了自己原先所經歷的事物，導致無法原始地呈現出歷史事件與切斷了人與自我、人與人、人與社會與人與自然等四面向於共時以及歷史的關聯性。所謂他者的生存境遇，是指他者在人與人，社會與自然等方面獲得的整體性認識和體驗。可以從共時性地解釋生存境遇與戲劇語言的關係，從理論上分析他者境遇是引起戲劇語言發生變化的主要動力；與歷時性地描述戲劇語言的變化，在實踐中核對總和考察他者境遇對戲劇語言的影響。因此，社會性（social context）與歷史性（historical context）時為探討他者再現(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時必須考量的面向，而不能只專注於作品本身忽略當下的政治與社會情境，以避免如同葛瑞、史密斯與柏格森等人，於探討他者再現時所可能面臨的盲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