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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共擴大接觸對兩岸關係的衝擊:2004-2006年
    (2009) 余莓莓; Yu,Meimei
    論文題目:國共擴大接觸對兩岸關係的衝擊:2004-2006年 畢業時間:2009年(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博士學位論文摘要) 研究生姓名:余莓莓          指導教授:陳延輝 博士 論文摘要: 二000年總統大選,代表民進黨參選的陳水扁、呂秀蓮在泛藍陣營分裂的情況下贏得最終勝選,台灣完成首度的政黨輪替。以民進黨鮮明的「愛台」本土形象,更挾以新勝之師的氣勢與執政位置掌握的權力和資源,陳水扁原本擁有絕佳的歷史機會,對內改變台灣政壇生態重整政治版圖,對外免於背負「賣台」的包袱而能大開大立擘畫兩岸新局。然而,「核四」停工事件的粗率操作,使得原已士氣渙散的國民黨、親民黨同仇敵愾重新集結成「在野聯盟」,藍綠自此失去互信合作的機會,並從而開啟陳水扁兩任任期間朝野無止境的對抗。 在兩岸關係上,則陳水扁上任之初雖刻意採取「新中間路線」,從「四不一沒有」到「大膽講話」一再遞出和平橄欖枝,然而北京當局緣於對台戰略的考量,復加以對陳水扁卻乏信任,竟在陳水扁就任民進黨主席的就職典禮上以挖走台灣的邦交國諾魯做為回應,備感羞辱的陳水扁在兩岸關係上處於進無法得寸功,難以爭取中間選民認同更飽受深綠支持者質疑的尷尬境地,遂轉向退而固守深綠路線,一邊一國、公投、正名、制憲,一連串帶有強烈彰顯台灣主體意涵的政策主張與作為,雖然滿足深綠支持者的期待,但於此同時卻也每每被解讀為有改變現狀之虞的冒進舉措,民進黨政府成為美、中、泛藍眼中的「麻煩製造者」,這使得陳水扁第一個任期並未能拉近與國共間的關係,卻更與美國的關係不斷惡化,兩岸僵局遲遲無法打開的困境,可以說也為「連宋登陸」提供了一個有利的空間。連胡甚至倡立了兩岸經貿論壇。 連戰、宋楚瑜高調訪問中國大陸,並分別與中共最高領導人胡錦濤簽訂「連胡公報」、「宋胡公報」,面對此一明顯違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觸法行為,民進黨政府既未予以事先強力的遏止,更欠缺事後執行法律規範的處罰,錯失先機的陳水扁政權由是自陷於不利的被動境地,只能眼見連宋登陸後紅藍的擴大接觸與合作,帶動兩岸民間社會與經濟更蓬勃的交流,兩岸「紅藍綠」小三角關係逐漸發展形成「紅藍制綠」的新結構,民進黨落入勢孤的一方。面對此一態勢,陳水扁決定在經濟上以「積極管理」取代「積極開放」,試圖減緩並降低中國大陸對台的磁吸效應,然而,從國會殿堂泛藍以過半優勢結合輿論造勢挑戰民進黨政府的兩岸經貿政策,到「兩岸經貿論壇」眾多台灣工商鉅子不避形跡地出席與表態,在在顯示民進黨政府的「積極管理」政策在因應新局方面的力有未逮;政治上,陳水扁以「終統」扳回向中傾斜的天平,卻招來美國、中共和泛藍強烈的不滿與反彈,華府、北京、泛藍對反獨採取一致立場,而民進黨成為對立的一方。民進黨在兩岸三邊四角的歷史舞台更見遠離,在整體結構上由「紅藍綠」小三角連動到「美中台」大三角,民進黨政府雙雙落入陷孤立與邊陲化的命運。由此結構發展趨勢觀察,連宋登陸一事,雖然只是歷史上小小的一個動作,但其對於「向中趨近」的動力,卻多少起了「轉轍」(switch)或「推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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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海兩岸和平整合模式之建構
    (2007) 邱垂正; Chiu,Chui-Cheng
    摘要: 兩岸關係如果要確保和平穩定避免戰爭,唯一的途徑就是透過和平整合。過去有許多學界與政界提出兩岸和平整合建議,所提出的兩岸整合方案,絕大部分屬於應然式的建言,而缺乏建立在實證資料的基礎,以致於兩岸關係理論化研究顯然不足,本文即以實徵研究為基礎,期待能建構兩岸和平整合模式,作為資料蒐集的分析架構,進而得以解釋兩岸整合現狀與預測兩岸和平未來發展。 首先本文論證,兩岸現階段經濟整合對兩岸和平的影響,有威脅也有機會,從威脅的角度而言,兩岸處於非正常化、非制度化的整合關係,使得台灣內部朝野掀起對中國政策的爭議。從機會角度而言,兩岸「經濟互賴」現狀是「兩岸共構全球商品供應鏈」,從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將是台灣最佳的安全防衛機制,問題是台灣如何對「兩岸共構全球商品供應鏈」繼續保持優勢,本文以「兩岸共構全球商品供應鏈」作為觀察兩岸和平的重要變項。 從「新自由制度主義」的途徑,「國際建制」是影響國際和平安全互動重要的分析面向,本文以兩岸「制度整合」等制度性安排,作為觀察影響兩岸和平的第二項重要變項。從「建構主義」途徑,強調觀念認同與知識共享的重要性,認為國際體系的物質性結構只有在觀念性結構的框架中才能有意義,兩岸基本價值分享與互動對和平帶來重要影響,本文以「民主價值共享」作為第三項觀察兩岸和平的觀察變項。 結合「經濟互賴」、「制度整合」、「民主價值共享」等三者與兩岸和平關聯性,以及任一者與其他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建構出「兩岸三角和平」理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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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經國人格特質與臺灣政治發展(1972-1988)
    (2008) 邱騰緯; Chiu,Teng-Wei
    影響「政治發展」的因素甚多,尤其在開發中國家,當民智尚未完全開化,現代化的制度和秩序尚未穩固之際,政治領袖的「人格特質」、知識和領導技巧,往往對一國的「政治發展」產生鉅大而深遠的影響。蔣經國擔任國家領導人,他的「人格特質」對於臺灣「政治發展」必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本文首先探討蔣經國的「人格特質」,分別以「人格特質」之形成背景、「人格特質」之內涵,以及「人格特質」之評價,一步一步切入蔣經國的「人格特質」核心;第二部份則嚐試以蔣經國的「人格特質」來探討臺灣在1970 及1980 年代的「政治發展」,內容包括:「政治本土化」、「政治自由化」、「政治參與」及「兩岸關係」等4 個面向。 蔣經國推動「政治本土化」政策與其「務實」的「人格特質」有關,因為在他的政治認知中,中國「必然統一於自由民主的三民主義制度之下」,臺灣與大陸的競爭在於制度之爭,而制度推動的關鍵在於人才,他在1970 年代末期大量任用本省籍的政治菁英參與中央政府決策,有效疏導與整合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政治歧見,奠定政治安定的基礎。此外,他也希望任用的臺籍人士具有中華民族的思想,「本土化」的長遠目標就是追求中國必將統一於三民主義之下。 蔣經國在推動「政治自由化」的過程中,發揮「強烈的國家、民族及歷史使命感」的「人格特質」。雖然政府已確定「解嚴」的大方向,但他認為國家安全仍需獲得保障,因此他指示制定《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待國家安全有法律保障後再宣佈解除戒嚴。即使「解嚴」前的國內、外情勢「暗潮洶湧」,不過蔣經國發揮堅定的「決心」與「勇敢」面對挑戰的「人格特質」,毅然決然推動「政治自由化」。 蔣經國在擔任行政院院長時期,以發掘人才為目的,發揮「務實」的「人格特質」,持續推行地方自治,並辦理有限制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而在擔任總統時期,除進一步推動中央及地方選舉外,並著手改造中國國民黨為競爭性政黨,為將來「解嚴」及「開放黨禁」預作準備。蔣經國準備以逐步鬆綁威權體制的方式,達成臺灣民主和平轉型的目標。 「兩岸關係」自1949 年以來由武力對峙到1987 年開放大陸探親,有其歷史發展的自然演變。1979 年「中美斷交」,正當風雨飄搖之際,擔任國家領導人的蔣經國,其個人的政治認知與「人格特質」,應是我國能由危轉安的重要因素。1987 年政府開放大陸探親,雖然導因於許多國內、外的客觀環境,但蔣經國此時所發揮的「人格特質」,對於政府決定開放大陸探親應具有關鍵性的影響。蔣經國的兩岸政策,其終極目標是希望中國統一於三民主義的制度之下。 總結本篇論文研究發現,蔣經國於1972 年至1988 年擔任行政院院長及總統時期,臺灣的「政治發展」正處於由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政治的關鍵時刻。蔣經國推動的政治改革,包括:「政治本土化」、「政治自由化」、「政治參與」,以及「兩岸關係」的開展,為臺灣此後的「政治發展」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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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八年總統選舉前後台灣媒體對兩岸關係的建構
    (2009) 鍾政儒; Zheng-Ru Zhong
    主流國際理論,諸如: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等「理性主義」,在探討國與國間關係時,往往以軍力的優劣、資源的充沛與短缺、經濟的富足或貧困等「物質性力量」做為權衡的依據。這種思維模式也常存於兩岸關係的主要論述裡,例如,將積極強化軍事作戰能力的中國,視為一種根本上無法解決的「威脅」存在。 而建構理論的出現,則提供了有別於上述主流理論的另類思考模式。建構主義自身內部存在著極大的差異,而本研究主要受到其中代表學者溫特一派(Alexander Wendt)的啟發,強調「觀念的力量」將決定物質性力量的實際意義。亦即,觀念是共有知識所構成,而國與國之間乃至於國內社會形成的「認同」則是重要的共有知識部分,需要詳加探討。鑑於此,本研究焦點著重在國內認知建構的過程,並以兩岸關係為對象,企圖表明國內對於身分與利益的論述建構,也足以產生對外關係的解讀與改變。 另外,本研究追溯兩岸關係的形成源自於國共分裂的歷史,國民黨或共產黨之間意識形態的基本差異導致兩者的對立衝突,終致隔海分治,寇讎以對,互不承認。國府遷台後,隨著國際環境與兩岸內部的變遷,兩岸間互動模式也不斷地在改變。先是蔣經國故總統執政後期的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政策以降,有了鬆動的跡象。直到李登輝前總統執政,進一步結束動員戡亂,並且任內促成了「辜汪會談」,兩岸間似乎呈現一片和解的氛圍。然而隨著李登輝前總統的訪美,以及「兩國論」出現,兩岸關係再度陷入低潮。陳水扁前總統執政時,同樣初期釋放許多對「中國」善意的言論,例如訴諸兩岸人間共同的血緣、歷史、文化背景等,但後期卻又致力於有別於中國的「台灣主體意識」創建。在這短短的二十年間,兩岸關係變化如此劇烈,實是有必要深入探討原由與過程。 為了呈現國內影響兩岸關係走向的共有知識建構過程,本研究進一步以二○○八年台灣總統選舉前後的媒體論述為資料,運用「共詞網絡分析」,呈現不同的政治氛圍、權力結構與政黨主張之間,台灣社會所經歷的一段有關對於兩岸關係,尤其是涉及主權議題的論述建構及其內涵上所產生的變化。並在這一基礎上以「江陳會」與「外交議題」做深入研析,探討新舊兩岸關係的論述建構中,國內藍綠二方如何就「主權」問題加以安置與重塑,並企圖表明諸如「主權」這類兩岸互動上的癥結點,建構論的思維模式來看,也並非僵固不可變,只要兩岸互動足以在國內形成有效可觀的「共有知識」,那麼兩岸「和平」結構與文化,是可以寄予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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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執政時期中國大陸政策之研究 (2000-2008)
    (2009) 許民澤
    2008年3月22日的總統副總統選舉,代表國民黨的馬英九、蕭萬長先生以7,658,724的票數,58.45%的得票率,大幅領先代表民進黨的謝長廷、蘇貞昌先生的5,445,239的票數,41.55%的得票率,以極大的差距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二屆總統副總統 。選民投票的行為在競選期間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然而由於代表國民黨的馬英九,競選期間主要政見均環繞在加強對中國大陸經貿交流來改善台灣經濟環境,所以這次的選舉結果,未來兩岸關係的主流,將是以與中國大陸改善關係,做更緊密的經貿交流為主。而謝長廷與民進黨的失敗,雖然最大原因陳水扁總統執政八年已不受台灣人民的信任,但是否也代表著民進黨政府執政八年來中國大陸政策路線全盤失敗,值得進一步去探討。然而2004年陳水扁總統以些微差距贏得總統勝利,是否也代表著其第一任總統期間的中國大陸政策即獲得大部分台灣人民的支持,還是已經顯示出陳水扁政府中國大陸政策以出現問題?或許還有待更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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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政府危機處理之研究-以一九九九年「兩國論」危機處理為例
    (2005) 劉宜友; Liu, Yi-Yu
    戰爭未曾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中間斷過,回顧歷次重大的國際戰爭中,探究戰爭的起因,多因和平處置不當而造成戰爭。所謂和平處置不當,就是未能妥善處理和平與戰爭之間的衝突與冗機而發生戰爭。因此,學者為了研究防此衝突與危機變成戰爭,遂發展出「衝突研究」(Conflict Studies or Research)或「危機研究」(Crisis Studies or Research)。古巴飛彈危機後,西方國家為防止情勢失控引爆核戰,而花費大批人、物力研究「危機處理」(Crisis Managing)的理論、方法和準則。 綜觀歷次的臺海危機,不僅關係中華民國的生存發展,也涉及美國的國家利益,更牽涉到整個亞太地區的穩定與和平,所以這個危機基本上是屬於「國際衝突」類型的危機,同時也是我國、美國與中共三邊的衝突危機。1999年李登輝總統「特殊國與國的關係」一詞出現後,顯見兩岸在「一個中國」的主權爭議下,政治下的歧見仍然存在,外交上的競爭並未稍歇,運事上的對峙也沒有鬆緩。儘管兩岸間的經貿往來與民間文化交流,更加熱絡頻繁,但這並不意味兩岸末來「相安無事」,反而可能因較多的接觸,而產生更多的利益衝突或危機。因此,在順應國際潮流局勢,考量國情發展,預期國家安全威脅及並顧「經濟」與「安全」的兩岸關係發展上,建構兩岸關係的「危機處理機制」,實為當前刻不容緩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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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關係對我國公民投票法影響之研究
    (2005) 羅際芳; Lo, Chi-Fang
    兩岸關係對我國公民投票法影響之研究 摘 要 公民投票是自由民主世界實踐「主權在民」理論的重要機制,也是參與式的民主理論興起後,各民主國家為落實直接民主制度,而以人民的直接參與來彰顯國民主權原則,並藉以彌補代議制度缺失的重要制度。 儘管我國憲法僅明文授權人民對於創制權與複決權的行使,並未提及「公民投票」的字眼,但創制權與複決權實分別為公民投票的一種形式,也可以說公民投票權的行使,實際上涵蓋著創制權與複決權的行使。我國憲法第二條明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即是確認國家權力係源自於國民主權之原則。準此,透過公民投票法的制定與施行,一則既可藉以深化民主、落實國民主權之原則;再則也可讓台灣實施民主的經驗與世界民主先進國家的主流價值接軌,成為台灣對抗共產專制與避免被赤化的有效屏障;三則經由全球化的效應,希望能讓台灣地區的民主化成果,成為華人世界的共同資產與榮耀,進而成為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催化劑,甚或至少對於中國大陸的民主化產生一定程度的燈塔效應,最終透過民主制度中的理性、理解、尊重與包容,和平解決台海兩岸的爭議。 然而,公民投票法的制定與施行,在台灣有其不可避免的潛在困境。首先就台灣的社會外部環境而言,台海兩岸因意識形態的差異,造成兩岸對政治、經濟、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的不同選擇。因此,無論兩岸在武裝對峙時期,或冷戰結束時代,台灣都必須依賴美國才能避免中共的併吞。也因此,美國與中共之間的關係,就成為美台關係的溫度計。換言之,台灣處於美、中、台兩岸三角關係的架構中,除了必須考量美國的兩岸政策外,中共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及中共對台灣的政策,也都會成為影響台灣內政、外交政策決策的重要因素。 再就台灣的社會內部環境來說,國內藍、綠陣營,由於對於國家未來發展的不同認知與期待,在台灣民主化的決策過程中,除了必須重視外部環境的輸入內容外,也各自形塑了不同的政策規畫與理想目標。問題是藍、綠陣營這些因對未來不同想像,而形塑之各自不同的政策規畫與理想目標,會在追求或尊重普世民主價值的前提下,取得適度的妥協與共識?抑或將因意識形態的差距過大,及各自在競逐大位、取得執政權之選票極大化的考量下,分別動員各自支持群眾並深化彼此對立的意識形態,馴至犧牲了公民投票制度應有之中立的工具性格,而將公民投票制度扭曲或濫用,藉以遂行各自特定的政治目的,使公民投票不但不能成為民主社會中定亂止紛的民主機制,反而成為民主過程的亂源或不幸,致引人質疑公民投票制度之於民主體制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本研究除逐一檢視可能影響我國公民投票法之制定與施行的各項社會內、外部環境因素外,更將探討在這些因素下所具現的我國公民投票法之可能缺失,並以我國第一次實施的全國性公民投票為例深入體檢,以為日後修法定制的參考。 關鍵字: 公民投票;創制權;複決權;直接民主制度;國民主權;兩岸關係;兩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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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海兩岸統合關係研究—以歐洲聯盟經驗為例
    (2004) 童慧玲
    人類進入廿世紀的前半期,就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歐洲與中國都處在劫難的中心。1945年,第二次大戰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建國,導致中國以臺灣海峽為界,兩岸分裂分治的局面。臺海兩岸歷經卅年的敵對,十年的熱交流,又十年的經濟熱、政治冷的矛盾交流。臺灣以海島外向型經濟,如何在全球化區域統合的經貿趨勢下,突破中共的外交封鎖,求國家的安定與人民的幸福,是為當前重要課題。 歐洲各國戰後,從煤鋼共同體發展到經濟共同體,因為擴大合作帶來的外溢效果,再擴大合作成為歐洲聯盟,現在已發展到共同貨幣,2004年5月1日起,又加入中、東歐的新成員國,成為25國的聯盟,目前正朝向擬定歐盟憲法的方向發展。歐盟的統合經驗,不是一蹴可幾的,中間也曾經有疑慮,但是,透過菁英份子的努力,促成合作的繼續發展。歐洲人民享受合作帶來的成果,並未因超國家組織職能擴充,而減少對國家忠誠。 本論文嘗試以歐洲聯盟統合的經驗,探究兩岸統合的可行性。本研究採用歐盟統合理論的最新分析途徑,包括辯證功能主義、歷史制度主義以及政治經濟研究途徑。在理論層面,從修正的統合理論分析臺海兩岸困境及緊張情勢,並以新功能主義和「核心-邊陲」變動理論角度切入兩岸關係,提出兩岸共同市場的統合初步。在事實層面,本論文提出以臺灣為中心的地理研究,並以經貿板塊的形成切入議題,說明兩岸地緣及經貿關係親密,政治關係疏離,甚至處於戰爭邊緣的乖離現象。兩岸地緣接近,加以同文同種,如何共存共榮,是當前最大挑戰。 本論文研究結果,兩岸長期經貿往來熱絡,貿易依存度逐年提高。近年來又透過民間智庫交流,致力於各種介面的統合,大中華經濟圈已然成形。建議兩岸政治領導人,「存異求同」坐下來談,中期目標訂在兩岸共同市場的推動,俟兩岸社會、文化及政治制度的差距逐漸縮減後,依新功能主義溢出效果之發展,再進入遠程目標的政治統合。兩岸統合有進度表,沒有時間表,完全依兩岸的善意及進展向前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