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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臺灣文化啟蒙運動之研究─創新傳佈理論的觀點
(2011) 解令晴; Hsieh, Ling-Ching
日治時期(1895年~1945年)，臺灣人民遭受與世界上許多被殖民者類似處境－差別待遇，同時臺灣人民也和世界上許多被殖民者一樣，對殖民統治者有反抗與衝突，而這些反抗與衝突有部分是非武力的文化、政治社會運動，特別是在1920 年代，臺灣近代知識份子受到了日本大正時期民主自由思潮與世界「民族自決」等影響，面對臺灣人民的困境及文化的頹喪，效法西方啟蒙運動的真義，力圖改革以謀求臺灣文化之向上。臺灣文化協會乃臺灣史上第一個啟蒙臺灣人新思想文化的團體。臺灣文化協會結合了當時社會菁英及各階層人民的參與，並運用各式傳媒管道包括出版刊物、講演、電影及戲劇等方式，成功地在臺灣各地傳佈了新思想文化。創新的事件得以順利的傳佈，包括了五個要件：新事物、傳播管道、時間、社會體系以及人。本文研究即以創新傳佈理論為觀點，分析1920年代臺灣文化啟蒙運動的內外環境背景、臺灣文化協會於文化啟蒙的傳佈過程中，傳播媒介的運用與效果，並探究社會菁英(以蔣渭水為例)與傳播效果之間的關係以及臺灣文化啟蒙運動對臺灣社會的影響。雖然最終臺灣文化協會成員間因在運動方向上的歧異，導致分裂而至泡沫化，然而卻興起了臺灣繼文化啟蒙運動後，政治社會運動更廣泛的實踐熱誠，從追求臺灣文化主體性的認知面來看，「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已成為1920年代臺灣文化啟蒙創新傳佈的最大意義所在。
2000年台灣政黨輪替後社會運動團體之轉型-以台灣環境保護聯盟(TEPU)為例
(2008) 林冠妙; Kuan-Miao Lin
本研究以「政治過程論」為主要的研究途徑，輔以「利益團體」的角度，透過「個案研究」、「文獻分析」與「深度訪談」等研究方法，以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為例，探討台灣的政黨輪替對社會運動團體所造成的衝擊與其轉型等問題。由於相同的環保理念、統獨立場的接近，在政黨輪替之前，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和民進黨存在著友好的政治結盟關係，其共同的抗爭對象是國民黨政府所建立的威權體制，「社會運動政治化」可說是時勢所趨，必然的發展結果。 2000年總統選舉，政治機會結構發生變化，民進黨贏得大選成為執政黨，台灣完成了首次的政黨輪替，經由人民同意所產生的政府取得了正當性與合理性。民進黨的執政也開啟了社運人士進入決策體制的管道，台灣環境保護聯盟不再挑戰政治體制的正當性，抗爭的對象回歸環保議題本身，而採取議題式的抗爭策略，由「社會運動政治化」走向「社會運動議題化」。本研究發現，社會運動團體在政黨輪替後的轉型特質為：一、運動路線的轉變：從體制外抗爭走向體制內參與施壓二、抗爭對象的轉變：從對抗黨國體制走向反對國家政策三、政治結盟的轉變：從與在野黨合作走向與執政黨合作四、群眾運動的弱化：從街頭運動形式走向日常行動策略
2000年後台灣政黨的聯合
(2009) 湯雲騰; Tang Yunteng
論文摘要： 2000年後台灣政黨的聯合，幕起幕落，令政治觀察家目不睱給。本文列舉十個選舉聯合案例、五個立法聯合案例、四個執政聯合案例，除對各案例成功、失敗之因提出見解，並徵引聯合理論（最小獲勝標準）加以詮釋之，為國內首開選舉、立法、執政聯合三面向整合研究之著作。研究結果發現：台灣政黨聯合的經驗，成功比率最高為選舉聯合，其次為立法聯合，執政聯合則全部失敗。台灣政黨聯合多由政黨領袖峰會啟動。跨越意識形態的政黨聯合，尚無成功經驗。台灣政黨的聯合現象是最小獲勝標準的反例。本文研究台灣政黨聯合現象後，對聯合理論提出新修正觀點：「當政黨聯合符合政黨領袖利益時，則獲勝聯合出現」。文末提出台灣政黨聯合機制之研究建議，其程序為：召開政黨領袖峰會、發表共同行動綱領、簽署聯盟共同協議以及政黨執行協議四步驟。
2001年至2009年高中入學考試公民試題之研究
(2011) 趙彩杏
本研究旨在探討2001年高中入學考試制度變革後公民試題的發展方向及其對教師的影響，採用文件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研究結果發現公民試題的特色，在題型上以單題為主，題組與整合題具有跨科及整合精神，附圖題與附表題明顯增加，題幹字數增加；在命題取材上各主題分佈極不平均，明顯偏重政治、法律與經濟生活；在認知層次上以理解題為主；在難度上，多數試題屬中間偏易，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試題更趨簡單；在鑑別度上，試題有良好的鑑別力。此一試題發展方向確實影響到國中公民教師的教學與評量。在評量上，教師完全仿照入學考試的題型；因應題型發展，教師在教學與評量上，進行社會領域的跨科整合並增加圖表的使用量。命題取材的偏頗，使得教師調整教學時數，不利公民教育的完整性。試題重理解，使得教師在教學上更重視理解，強調生活實例的引用、活動參與與問答等，評量的命題則重理解輕記憶。此外，教師認為閱讀已是公民應試的重要能力之一。 . 最後，針對未來高中入學的公民命題及國中公民教師提出相關建議，並提供後續研究的方向。
2005年台北市國三學生國家認同與相關因素之分析
(2006) 洪裴璞; Hong, Pei-Pu
國家認同的議題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一直是呈現備受爭議的一個焦點，從早期的歷史中一直被遺忘與犧牲，到後來甲午戰爭時的戰敗，興起對此種結果不滿的抗議心聲，但此卻也凝聚了台灣人的意識，而在日本統治殖民之下，使得台灣人的意識更為堅定，興起了台灣民族主義運動，展開一場自我認同的追尋與摸索。但在國民政府收復台灣之後，因當時的統治方式不當，造成廣泛性的族群衝突，後來在蔣氏父子統治台灣時期，國民政府對於台灣民眾進行了國家形塑與整合的工作，也就是塑造了中國大一統的觀念，但是隨著民主化的開展，本土意識的崛起，社會有愈來愈多的不一樣聲音與主張，然而伴隨著選舉時惡性的炒作手法，使得族群之間呈現出更加嚴重的對立，如此模糊又分歧的情形促使得國家認同的危機更形惡化。基於上述歷史的發展與國內社會的現況，因此擬以問卷調查法針對西元2005年台北市國三學生調查其國家認同態度的傾向與政治社會化間相關因素的探討。此一研究所得到的研究結果如下有： 1.台北市國三學生認為中國此一名稱是不同於中華民國的，而中華民國的領土與人民被認為是指台澎金馬及其附屬島嶼的範圍比例占最高，但是儘管前項結果是獲得大多數國三學生的共識，但是對於台灣與中國大陸在關係上的認定，卻是呈現分歧的意見，有主張兩岸是毫無關係的，亦有主張儘管台灣是具有獨特性的，但是與中國大陸間仍然是有相連性。 2.台北市國三學生的統獨意識較為支持無條件獨立建國與有條件獨立建國，但是此種結果與未來走向有人主張是自行決定即可，亦有人主張應該將國際社會的意見一同併入考量。 3.台北市國三學生在國家認同上，情感的付出比行動的落實比例上來得更高，在付出行動時，較會考慮現實性的因素後再做決定的比例是很高的。 4.台北市國三學生在國家認同的類型上是偏向於支持制度認同為主，文化認同為輔的主張，在族群認同上較為兩極，影響也並具有非全面性。而文化認同基礎上亦將中華文化的認同包含進去。 5.關於國家認同的態度，在基本資料方面呈現顯著差異的有性別、政黨支持、職業與省籍的因素，但在教育程度上是看不出有顯著差異的，而母親的顯著差異又高於父親的影響層面。 6.國家認同態度與政治社會化因素所列出家庭、學校、同儕與傳播媒體的選項上，均是很關的。 7.台北市國三學生與父母或朋友在談論議題的互動上比例是偏低的。 8.台北市國三學生在獲取政治新聞的管道上與政治知識的獲得上均以傳播媒體的比例所占最高。 9.台北市國三學生以看電視或上網的方式來獲取政治方面的資訊在比例上是很高的。但是此部分僅止於單方面的接收而已，在參與電視上或是網路上有關於政治性議題方面的討論或投票是較少的。
2005年台灣土地稅賦公平性之研究－以約翰‧羅爾斯正義論為觀點
(2005) 梁崇偉; Liang,Chung Wei
論文摘要：我國地價與土地稅制度主要是遵照當初國父平均地權的精神與理想所訂定的，這套制度雖歷經多次修正及調整，最後終究以達成國父平均地權理想為宗旨。而我國土地稅制度實施多年之成果卻為人所批評，不但與國父平均地權的理想差距過大，重要的是，我國土地相關制度與稅賦的實行在社會正義上也不斷受到詬病，而平均地權的理念與內涵在實際施行上也受到挑戰。本文從二十世紀美國著名的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1921～2002）「正義理論」（A Theory of Justice，1971）的真義與內涵為衡量標準，從法令與政策面來探討我國土地價格與稅賦制度迄今實施的結果，試圖找出其問題與原因所在並提出建議。　　第一章緒論，說明撰寫此文之動機及研究之目的、研究的範圍、研究的方法，最後再闡述說明研究的步驟與流程。　　第二章回顧地租稅理論基礎與相關文獻，針對中外學說有關地租與租稅公平原則的論點加以說明、歸納與分析。　　第三章說明西方相關公平正義觀念，並進一步就羅爾斯理論核心「兩個正義原則」等相關理論加以論證與說明，並敘明採取羅爾斯正義理論的理由，將「公平正義」之精神與原則確定，作為衡量土地租稅法令與政策的標準。　　第四章對我國土地稅立法公平性的檢驗，先對平均地權條例有關土地稅相關規定沿革加以瞭解，在進一步對於土地稅立法趨勢加以研究，進而對地價稅與土地增值稅之立法規定加以批判，同時說明我國土地稅的問題所在。第五章探討與檢視我國土地稅政策，並以兩個重大案例為實例研究，由此觀察並預測社會公平正義的走向。　　第六章為全文之總結，將前六章所提之內容作成本論文之結論，檢視臺灣現行土地稅賦制度在公平性之缺失，加以綜合並提出研究發現與後續研究方向及建議。
2010年台中市第一屆直轄市長選舉之研究—從派系視角分析之
(2011) 賴冠丞; Lai Kuan-cheng
1949年以來，國民政府播遷來台，舉辦全國性地方選舉來，地方派系即逐漸壟斷與主宰地方經濟、政治等國家事務，進而干預中央權力的分配。在一黨獨大的威權時期，地方派系勢必與政治、經濟利益相結合才得以壯大。地方派系與國民黨之間，儼然是個生命共同體，彼此是相互依侍的關係。它對社會民主化的過程、轉型，固然有其重要性，但是其所衍生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卻是極為深遠，且值得分析研究的。在2010年台中縣、市正式合併升格為直轄市，台中市第一屆直轄市長選舉，對於國民黨台中縣地方派系紅、黑兩派的整合成功與否攸關著市長大選是否可以勝選，從原本台中縣地方派系的政治生態可觀察到，地方派系仍是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其中影響力的大小以及影響的程度如何，將於本文中會有重點論述。關鍵詞：地方派系、台中縣市合併、台中直轄市長選舉
21世紀臺灣國家公園發展策略之分析
(2014) 蔡倩傑; Chien-Chueh Tsai
國家公園成立的目的，在保護國家特有的自然風景、野生動植物及史蹟，並提供國民育樂及研究之用。臺灣的國家公園法自1972年公布施行，並自1982年起陸續規劃設置了墾丁等九座國家公園，迄今30多年來，除保育成果有目共睹外，亦是國人乃至國際訪客喜愛造訪的戶外休憩場所。然而在邁入21世紀後，政治上已出現過政黨輪替，經濟上國民所得提高，休憩需求大幅增加，且民眾對生態環境更具高度的自主意識，國家公園當前在經營管理上面臨諸多挑戰。如何使自然生態永續發展、生物多樣性、空間利用和文化多元性等各種價值保持平衡或提升，已是國家公園當局無法輕忽的問題。　　本研究全面觀照21世紀政治經濟環境對國家公園制度所帶來的威脅與危機，同時也關注其所帶來的轉變契機，運用SWOT分析及策略矩陣等方式，提供一些經營管理上的因應策略，作為國家公園當局在政策規劃及執行上的參考。
WTO架構下兩岸經貿互動之研究
(2009) 陳小坪; Chen, Shiao-Ping
兩岸分別在2001年底與2002年初正式成為WTO第143個會員與第144個會員，兩岸分別加入WTO後，使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經濟更融入於世界經濟體系。在WTO架構下，各會員國都必須在WTO規範的制度下，進行所有的貿易活動，當然台灣與中國大陸也不例外，本研究主要以新制度主義中的理性選擇論分析在WTO架構下，兩岸貿易政策的轉變過程，與對兩岸經貿所產生的影響。由於兩岸貿易往來逐漸頻繁，經常會產生貿易衝突，在未加入WTO前，兩岸因無適當的官方溝通管道，只能依賴民間單位加以協調，且中國大陸一向認為台灣是隸屬於中國大陸的一部分，並不認為台灣有對等的地位可與中國大陸協商，導致協調的結果往往不如欲期，在加入WTO後，兩岸可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讓台灣與中國大陸可在對等的地位下展開協調，對兩岸貿易將更有保障，本論文也將探討在運用爭端解決機制時兩岸的理性選擇。兩岸經貿交流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彼此間的投資與貿易日與劇增，投資規模與金額也不斷的增加，經濟互賴的程度越來越緊密，但官方的溝通管道仍然欠缺，至今仍以民間交流互動為主，加入WTO後，兩岸越益密切的經貿互動是否能夠帶動政治上的互動，及尋求兩岸關係正常化的解決機制，也是眾人所期待之目標
「一國兩制」下的社會運動與黨國回應：以香港行政長官普選爭議為例
(2016) 林敬堯; Lin, Ching-Yao
在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時期，由於英國確知即將退出香港，因此開始在香港主導一系列民主化與代議政治改革。北京在香港建立以行政長官為首的政府，直接聽命中央，由行政長官總攬大權，是為行政主導的政體。如此制度設計就是為了要一方面讓香港維持原有制度與生活，同時中央又得以完整的領導與監督。總的來說，回歸以後香港的政治體制，特別是民主的發展，可說處處受制於北京。在這種新舊矛盾的引爆點，是擁有公權力的政治社群和公民對於美好社會的理解衝突，也是雙方對於社群--公民關係，即公民身份觀的理解衝突：前者通過自上而下的界定向社會推行自由主義的公民身份傳統；而後者則通過自下而上的公民實踐，以一種反對傳統自由主義教義的方式，尋找和重新界定政治社群和公民的概念及其關係，並逐漸發展出一種社團主義的公民身份概念。香港衝突不斷，何去何從？本文認為「撕裂」其實是「溝通」的開始，名義上北京沒有取消一國兩制，雨傘運動從量變到質變，本質上北京中央直接對香港行使管治，其實一國兩制就不復存在了。民間若沒有展現政治力，不論是通過選票或是其他手段，獨裁政治不會主動改革本文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入手，學界關於社會運動產生和發展機制的研究有變遷、結構與話語三大視角。針對香港規模性社會運動再現的事實，通過具體事件分析，將之置於社會變遷背景之下，對香港經濟、社會與政治轉型等結構性因素進行考察，並嘗試構建結構分析之下話語（社會規範及其不同形態，如認同感、合法性等）分析路徑，也即嘗試構建一個融合變遷、結構與話語三大視角的綜合性解釋模型。研究表明，問題解決因應的思路在於理順國家和社會關係，以使得中央和香港共持身份認同話語權與詮釋權、共同提升政府政策合法性，以期借此推動社會運動社會制度化建設在香港更好地運轉。底層不斷發酵的社會情緒，反映香港這個社會不願在中國負面影響下討生活，這種感受已經擴散到一部分中產階級。這本質上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不解決，直接而自發的公民行動，只會不斷湧現。反對者思考面對中共的強權政治，沒有抗爭就會有真普選嗎？沒有真普選、沒有民主，就可扭轉這種局勢嗎？香港民主運動面對的困局主要有三方面：一、中央擊碎民主夢，全面打壓將至；二、民主改革失敗，管治困局無從解決；三、雨傘運動過後，社會全面撕裂。
一國兩制下的中港關係（1982-2007）－從整合理論的角度分析
(2009) 張仕賢
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中港關係有了新的開始。在前過渡期，中英雙方關係基本上是融洽的，中英雙方基本上是以合作為主。中共確立以一國兩制作為理論基礎，透過制定香港《基本法》實現一國兩制的對港政策，成為這個時期中共對港政策的重點。六四事件後，中共對港政策出現改變。在制度面上，《基本法》在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設計上，突顯了中共的意志與對香港民主化的懷疑。六四事件確實影響了中國對香港的態度，而中國透過《基本法》樹立起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架構。香港回歸後，香港的政治氛圍與港英時代不同，隨著港人治港的政治訴求在香港落實，港人要求特區政府能對香港人民負責。然而一場亞洲金融風暴，港人積累對特區政府的不滿，北京重新審視對港政策，改採主動介入策略。香港遭遇金融風暴的襲擊，經濟受到嚴重打擊，北京及港府為了挽救香港的經濟，加速香港與中國的經濟整合成為必要的方向。面臨亞洲金融風暴、SARS及港人對港府的信任度跌落谷底的情形下，北京方面為了挽救香港經濟以及董建華在香港的威信，毅然決定與香港簽訂CEPA，透過經濟上的整合，試圖復甦香港經濟。在CEPA的簽訂與談判過程之中，對北京與香港雙方都有利及各有考量的情形下，談判過程可謂順利。CEPA的簽訂也標示著中港雙方的經濟整合由市場自行整合擴散到了政治菁英的合作。經濟整合在雙方互蒙其利的情況下進展快速，CEPA的各項補充協定也陸續出爐，加速中港的經濟整合，亦使香港經濟逐步內地化，香港經濟已不可能脫離中國，故在經濟的整合上，中港之間可說日益密切。回顧本文，吾人可以發現整合理論在中港整合過程中的適用性與侷限性。從整合理論的三個面向：聯邦主義、功能主義、新功能主義來看，聯邦主義主要適用在一國兩制以及《基本法》的制定過程上。從功能主義的角度來看，在整個中港的整合過程中，似乎只有前過渡期由於中英雙方的關係較為平穩，故雙方在經濟面上的合作才能擴散到政治的整合。而後過渡期與回歸之後，儘管雙方在經濟整合的步伐上從未停止，經濟的整合似乎並未有效地擴散到政治面，故從功能主義的角度來看中港整合，似乎侷限性大於適用性。最後，從新功能主義的角度來看，中共的政治菁英對於中港整合的態度較為一致，而在香港的政治菁英方面，除了民主派的人士之外，對與中共進一步整合的態度基本上是支持的，中港政治菁英的態度使中港整合更加快速，故新功能主義的適用性大於其侷限性。最後，筆者認為，綜觀整個中港關係可說分成制度、政治與經濟整合三軌進行，制度建立、政治整合失敗但經濟整合成功，可說是自一九八○年以來中港關係的總結。未來的中港關係可能亦會如此發展，即港人對進一步與中國的經濟整合充滿期待與信心，但對政治整合則敬謝不敏。因此，對北京與香港的政治菁英而言，如何將經濟整合的成果再次擴散到政治面，重拾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加速中港之間的整合進程，才是北京與香港雙方要思考的地方。
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以政黨輪替2000-2012年經驗為範圍
(2013) 侯世傑; Shih-chieh Hou
1997年憲法增修條文將憲法第55條之規定「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停止適用，配合總統直選改為「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不須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造成立法院多數黨所屬不一定能擔任行政院院長，只要由總統任命即可擔任行政院院長。此一憲法的變革造成2000年政黨輪替後，民主進步黨在立法院雖是少數，卻可任命行政院長，成為分立政府之局面，而民主進步黨在執政的八年中一直未能在立法院中取得過半的席次，其國會黨團運作處於相當艱困的情況，直到2008年政黨再次輪替，國民黨贏得總統選舉，並任命黨籍人士出任行政院長，且在立法院擁有過半的席次，成為一致政府之局面，而國會黨團運作又進入另一種局面。民主政治中「服從多數，尊重少數」是很重要的原則，國會中席次的多少代表政黨之實力，在法案爭議時，多數黨可經由表決取得多數支持以貫徹其意志，但也可經由協商對於少數表示尊重，減少政黨間對立與抗爭，使得國會議事進行順利，故國會的「黨團運作」便日益受到重視。立法院議事透過黨團運作能化解立法審議過程的紛爭，縮短冗長的議事程序及減少朝野之間非必要的議事抗爭，增進立法議事效能，使法律案、預算審議及議事進行順利；相對的它也會遭少數人或團體操控及杯葛，癱瘓議事進行或阻撓法案的通過。研究旨在就「政黨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角色與功能理論建構」、「我國政黨輪替（2000-2012）之政黨競爭模式分析」及「我國國會黨團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決策運作」等方面加以探究、分析與研究，比較民主先進國家有關黨團運作方式，及比較立法院各黨團之組織規程，並再舉立法院黨團運作之實例說明，另外配合深入訪談相關人士對黨團協商制度進行了解，並建構競爭與合作國會黨團運作理想型機制設計，期能對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方式有一明確的研究結果，並將其結果供各界參考。
三民主義價值論之研究─從價值哲學觀點論三民主義價值體系之建構
(1982) 徐國銘; Xu, Guo-Ming
本論文之研究，旨在從價值本身之探討，歸納出基本的價值原理，然後以價值原理來嘗試建構三民主義價值體系。第一章和第二章，乃以歷史的觀點，以哲學家為範圍，來敘述中西價值思想、價值哲學之源流與發展。第三章價值基本問題之探討，以價值主客觀，分類問題，價值次序和價值選擇原則問題為討論對象。第四章價值理論建構，以價值之定義，價值內容和價值體系為基本理論。第五章至第八章，為三民主義價值論之存在基礎，內容架構，基本原則和目的取向。大體上，吾人把三民主義視為一種價值思想，有其一貫的價值取向、價值判斷標準（價值原則）和價值內容。結論部份，則綜合上述，提出三民主義價值體系，使吾人可以清楚地明瞭三民主義之整體價值。
不動產政策與都市開發之研究-以信義計畫區為例
(2008) 紀乃翔; Chi,Nai-hsiang
不動產政策係政府對於不動產之管理作為，屬於公共政策之一部分。本研究將探討不動產政策之性質以及形成、發展、執行。政府對於都市不動產之管理，將為討論之重點，同時將探討都市開發此一主題，探究其中之缺失以及改進方式。台灣之都市開發，存在著許多問題。如以都市開發為名進行不動產價格之炒作、以都市開發為名進行不動產所有權之改變。都市開發原為關心市民利益，卻成為部分開發商獲得利益之藉口。本研究以信義計畫區為例進行探討。信義計畫區之開發特色，為都市設計制度之實施。本研究將對信義計畫區進行個案檢視，從信義計畫區之開發經驗檢驗台灣地區之都市開發。對於信義計畫區之個案檢視，本研究將以深度訪談法訪問學者專家，以其意見為論述之佐證。以信義計畫區之開發經驗分析，都市開發事實上並非全然為政府不動產政策運作之結果，而是經濟的繁榮、社會的發展及文化的建構所造成之結果。本研究之發現包括：信義計畫區係政府主動開發之重要案例，都市計畫對新市鎮之規劃尚欠周全，而都市開發經常成為土地所有權人改變土地用途之結果，都市計畫尚欠缺專責機關，台灣之都市開發亦欠缺對環境與公共政策間之互動關係。
中共和平發展思維下軍事發展戰略之研究
(2007) 吳政霖; Wu Cheng Lin
本文所探討的議題是中國大陸自從2003年起提出「和平崛起」論述後所成形的「和平發展」思維下的軍事發展戰略，檢視的時間自2003年至2006年，透過蒐集其官方施政及國內外相關報導資料之方式，將相關論述加以分類歸納，進一步瞭解「和平發展」思維對其「軍事發展」影響及執行情形，以求能正確詮釋其「和平發展」內容及瞭解其在軍事發展上之推行情況與阻礙。本文嘗試藉由國家發展理論的角度，僅就其軍事發展方面觀察，探究中共面對國際間競爭合作環境，在無法超越現實主義權力平衡框架限制下，試圖歸納依據「和平發展」論述，中共應採取何種軍事發展走向之內涵及限制。輔以與美國、日本等歷來有崛起經驗之大國與之比照，並透過歸納中共和平發展的論述與其現行軍事發展之狀況，從其國防政策、軍費預算、軍事科技等三個面向觀察找出其與美、日等崛起大國過程上有何異同之處。本研究依照其異同之歸納整理類別，本文觀察到：一、中國大陸和平發展主要論述的提出是為了讓自身迅速崛起，減少或避免崛起的過程中國際大國及周邊鄰國因受到其崛起的預期威脅所採取的種種制衡及阻礙作為；二、中共要推動和平崛起會遭遇的障礙，除了國際間各國的反制作為，其國內政治、經濟及社會能否隨之適應快速崛起的變遷、自然資源及能源的供給能否供應無虞皆為其要面對的挑戰。三、本研究亦觀察到除了中共軍事發展之「硬實力」需要密切關注之外，其因「和平發展」思維所推展之文化、外交等方面之「軟權力」滲透全球，發揮影響力的情形亦應加以重視。
中共對台宣傳的政策、作為與途徑
(2007) 杜聖聰; Shengtsung Tu
在中共對台工作裡，除了過去軍事衝突或外交競逐外，兩岸主要的戰場就是在宣傳戰上。長期以來，中共對台宣傳外界諱莫如深。本研究採取決策研究途徑、政府傳播研究途徑，並配合前往兩岸三地進行相關新聞守門人及學者專家訪談，希望釐清中共對台宣傳時，包括傳播者、傳播內容、傳播管道、反宣傳及宣傳效果等相關環節。本研究發現，外界往往忽略胡錦濤辦公室、中共中央辦公室、中央書記處等單位的「幕僚代決策」角色；在2004年中共對台發表「五一七聲明」後，對台宣傳攻勢轉趨靈活。及至《反分裂國家法》公布後，中共「以法遏獨」策略奏效，在圈定對台政策「紅線」之後，使得「一個中國」原則、「聯美制台」、「反獨促統」、「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宣傳策略輪廓更加清晰。中共同時兼用「視覺行銷」等概念，提升宣傳滲透的力度。在宣傳管道部分，本研究發現中共涉台部門多陷於「團體盲思」氛圍，兩岸媒介透過新聞合作，各自發展出一套「趨吉避凶」策略，致力於收視率的提升，並避免踏入雙方忌諱的政治誤區。至於中共對台宣傳效果部分，在大陸境內凝聚其內部共識有其成效；近年來在國際媒體視聽中也逐漸有所斬獲，原因在於台灣領導人政策多變，外界難以掌握。另外，台灣致力於「去中國化」，放棄外籍人士華語養成培訓工作也讓國際難見台灣視聽。整體而言，中共對台宣傳主體—台灣民眾對其宣傳效果評價不高。主要在於台灣民眾認知大陸對我敵意甚深，成為既定的「認知框架」，使得相關宣傳內容失效。儘管台灣官方並未投資反制中共對台宣傳資源，但透過半官方機構抽取廣告，形成媒體報導時的「寒蟬效應」，以及台灣本土媒體強化仇中、恨中的反制論述，甚至地下電台散播謠言，這些刻意的傳播行為在台灣早已形成「反中」的防禦網，讓所謂中共對台宣傳「績效卓著」，成為一場「國王的新衣」的荒謬劇。
中共對台心理戰之研究（2003-2009年）
(2009) 蔡承棟; Tsai Chen-Tong
2003年12月5日中共公布《中共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明確賦予解放軍對敵進行「三戰（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兩岸經貿近年雖然往來頻繁，但是彼此間仍然是處於敵對的狀態；所以中共所謂對敵進行「三戰」的作為，實際上就是針對台灣為對象，而「三戰」中心理戰為其核心。中共自始至終不因局勢的和緩，放棄對台心理戰，這是必須認清的事實。雖然戰略環境及決策者的改變，確實造成中共對台心理戰的調整；但中共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及胡錦濤「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指示下，否定台灣為主權實體國家，刻意繞過台灣政府，單方面宣布水果登陸零關稅、台生學費調降等措施，分化民眾對政府向心，以達到「以民逼官」目的。另運用「和戰兩手」策略，以「軟」擊破台灣人民心防，以「硬」武力威嚇台灣，以「入島、入腦、入心」的心戰企圖，希望台灣民眾在潛移默化下認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因此，我們應建立「全民國防」共識、厚植「精神戰力」、強化「防衛武力」、落實「資安防護」等積極作為，以因應中共對台之心理戰。不可否認自2008年5月20日馬英九總統就職後，兩岸有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願景，人民也希望雙方能摒棄成見，攜手開創雙贏的歷史環境。但是，要達到這個理想，中共首先應放棄「一個中國」原則、廢止《反分裂國家法》、停止國際間打壓及撤除針對台灣的軍事部署等善意回應，彼此朝著「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的崇高理念方向邁進，務實檢討兩岸未來的方向，以追求區域與世界永久和平，這是兩岸未來應積極努力的目標。
中共政治繼承佈局與菁英甄補之研究—以「十七大」政治局為例
(2013) 蔡明宏; Tsai, Ming-Hung
過去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曾憑藉著革命經歷和個人特質為其帶來無人能敵的政治威望，直接指定在其之後的接班人選，致使政治繼承在這個時期不僅充滿了高度的人治色彩且派系鬥爭激烈，導致政治局勢動盪不安，嚴重耗損中共政治菁英。為了讓接班過程能夠平穩和順暢，權力繼承與菁英甄補在鄧小平「有意」的推動之下，開始有了些許的「規範」。隨著時代的變遷與政治老人的逐漸凋零，已讓政治強人逐漸退出中國政治。而且，在客觀環境因素的考量下，未來出現政治強人的機率也已經大幅降低。因此，我們注意到的是，胡錦濤和前代的江澤民都是由「政治強人」鄧小平所指定的接班人選，未來中共的領導人將會如何產生，是一個相當值得研究的問題。2007年10月，中共召開了「第十七屆全國代表大會」，會中除了施政報告和制訂未來方針外，另一項重點就是人事的安排。按照慣例，胡錦濤會於「十八大」時，卸下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職務，而提前安排下一代領導梯隊進入權力核心，是中共培養接班人的作法，這無疑說明了「十七大」的重要性，所以本文將在此前提之下進行研究。但是，若僅憑「十七大」的人事安排來探究中共菁英甄補的規範，將無法全面性地了解中共菁英甄補的演變，以至於容易出現以偏概全的缺失。所以本文將透過歷史的回顧，探究中共自「十四大」以來，政治菁英甄補規則的發展或制度的累積，再以此分析「十七大」的人事安排有何意涵，而欲進入中共權力核心需要何種條件或是受到哪些規範限制，都是本文的研究重點。
中共江澤民主政時期對台政策之研究(1989~2003)
(2005) 陳宜亨; I-Heng Chen
自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來，兩岸因存在許多的矛盾與結構上的差異，而一直處於敵對的狀態。兩岸關係的好壞，非但攸關中華民國的生存與發展，更加牽動美中台三方的關係；不但影響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生存空間，亦將影響的範圍擴及亞洲與世界的和平和繁榮。中共政權的對台政策一直以來是以「一個中國」(one china policy) 為其政策制定的主要基調。隨著中華民國在1987年開放台灣居民到大陸探親，1991年正式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啟動了兩岸民間的交流，兩岸之間開始有了民間的交流。江澤民主政時期的中國，便在這樣錯綜複雜的環境中，有國內及國際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制定對台政策，欲研究中共江澤民主政時期的對台政策，必須考量中共本身國內的各種問題，也必須去衡量美國所制定的對華政策，更需要將台灣的政治環境、人民所希望的加入政策制定的環節中，了解江澤民時期的對台政策制定，可以鑑往知來，避免誤判。
中共菁英甄補之制度化研究－以「十七大」政治局為例
(2010) 曾彥衛; Tseng, Yen-wei
在民主國家，政治菁英係採公民直接選舉或間接選舉方式產生，其甄補則以內閣更迭或由定期的政黨選舉所形成，威權體制國家由於制度因素及其特殊歷史背景，政治菁英除不由公開的公民選舉或間接選舉產生之外，其甄補過程亦迥異於民主國家。中國執政之政黨為中國共產黨，故中國之政治菁英即為中共菁英，中共菁英成員之產生方式及甄補過程皆於中共內部所發生，而中共菁英的決策對於中國的發展亦具有直接且深遠的影響。中共在由毛澤東、鄧小平所領導的時代，由於領導人具有領袖魅力，其權力轉移和菁英甄補過程帶濃厚人治色彩，到了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由於接班梯隊缺乏建國功勛及革命事蹟，權力繼承的正當性雖仍帶有人治色彩，但漸漸轉向制度化發展。在中共權力結構的分佈當中，以中央政治局的政治局常委為最高領導核心，依次為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全國黨代表，其成員之甄補方式雖有中共黨章所明訂之條文可依循，但由於產生過程多採合議制及非公開方式，故研究中共的菁英甄補，須從中共的歷史發展脈絡，及菁英成員的背景、派系和經歷進行分析，以找出其於甄補過程中所形成之制度化因素。本研究以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所產生之政治局為主，以政治局委員為主要分析對象，並進一步分析政治局內成員的分佈情形、及中央委員進入政治局之客觀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