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大台灣史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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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代臺灣先覺者的精神遺產學術研討會紀實（2015 年11 月15 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5-12-??) 盧巧茹綜合整理
1960 年代樂生院醫療實驗事件、創傷與病患抗爭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5-12-??) 范燕秋; Yen-Chiou Fan
1960年代中期，樂生院與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合作執行一項醫療研究，為住院患者施行實驗性醫療注射。但實驗醫療執行半年之後，受試者出現身體各種副作用，造成嚴重的身體創傷。1966年7月，受試者在無法承受痛苦的情況下，發起集體請願、抗議，經院方採取各種安撫措施，才壓制患者集體的抗爭行動。本文探討此一醫療實驗事件的原委，採取以患者為中心的研究取向，首先分析該事件發生的背景因素，以及患者集體抗爭的意義及影響。其次，就晚近樂生院保留運動，分析院民如何將該事件轉化為其運動抗爭的資本。
「2009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概況（2010.12.16-12.1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1-09-??) 郭婷玉
Small Wars與臺灣北部漢人武裝抗日運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9-12-??) 近藤正己; Masami Kondo
殖民地統治是立足於軍事力，是依靠武力成立的。臺灣總督府到底是如何以軍事力征服臺灣，臺灣人又是如何抵抗這外來統治，是本文所要追求的課題。1840年代在非洲北部阿爾及利亞，法軍Thomas-Robert Bugeaud確立了稱為殖民地方式的Small Wars戰鬥方法。近衛師團、臺灣守備混成旅團等也以「討伐」之名，欲藉此Small Wars來殲滅殖民地的武裝抗日勢力。但在雲林事件發生後，這種作為戰術的Small Wars在當時帝國主義的國際監視下受到制約，無法再毫無顧忌的使用。且因日本殖民地軍隊的性格與英法不同，加上臺灣的戰鬥地域是山岳區，有兵站線（補給線）及風土病等的問題，Small Wars的戰術無法順利發揮機能，因而對「討伐」作了戰術與目標上的調整。本文以臺灣北部為例，漢人武裝抗日勢力在避開正面對抗Small Wars戰術的攻擊下，仍不屈地持續蜂起，但因被驅趕至內山、北山，失去地域社會的支援後呈現孤立化狀態。本文在探討以上諸問題後，思追究臺灣總督府與武裝抗日勢力雙方均在僵持不下的困窘局勢中，如何開始摸索對話。其中強勢的武裝抗日集團在透過「歸順」名義的交涉儀式後，轉化為地域開發業者、開發工及農民等地域經濟運作的一員，終而化為殖民地的開發經濟能量之一。
世界文明的興替與臺灣歷史的變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09-03-??) 蔡石山
二二八事件與國民黨政府在臺權力之鞏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5-12-??) 陳佳宏; Fupian Chen
傳統中國統治者對處理反叛事件，係以「鞏固權力」為出發點，縱使以不具正當性的「暴力」行之也在所不惜；徵諸中國歷史，暴力鎮壓所造成的人命傷亡對中國統治者而言並非鮮事。因此，二二八事件放置於中國歷史上來看，或許並非特例，但以民主化後的臺灣主體思維者觀之，恐怕難以忍受這場悲劇被淡然看待。近年來，國民黨政府官方曾以「官逼民反」為此定調，淡化其中的省籍族群衝突成分固然可以理解，惟掩飾鎮壓下之屠殺暴行的企圖實為昭然。直探事件本源，主因是權力不對等下，統治者對反抗者的武裝鎮壓，並蓄意清剿臺灣人菁英，以確保其政權；由於其中摻雜臺灣與中國今昔微妙的對應關係，使得「外來政權」、「省籍」、「族群」等浮面現象，有時凌駕於事件本質之上，不但窄化二二八的意義，也容易失焦。事實上，若鎖定中國統治集團對鞏固「權力」的迷戀與不惜代價，從其政權「價值（確保在臺權力地位）」，到展示權力的「平變機制（武裝軍事力量）」與「策略手段（先鎮後撫再株連）」為觀察點，並導入「統治者決策變遷」之過程──「從妥協到強硬」、「從地方有限武力到中央軍隊入臺」、「從血腥殘酷到表示寬容」──則很多對「中國性」本質的迷思就可豁然開朗。
京都帝國大學與臺灣舊慣調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07-12-??) 吳文星
傳播訊息的聲音—電話在黃旺成日常生活中的角色（1912-1930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9-12-??) 曾立維; Li-Wei Tseng
日治時期，各種近代通訊傳播工具先後傳入臺灣，這些不同的訊息傳播工具，在那時的訊息傳播市場中都占有一席之地。本文希望透過《黃旺成先生日記》（The Diary of Ng Ong-seng），來了解電話這個看起來普遍度有限的訊息傳播工具，在黃旺成的日常生活中具體扮演何種角色，或是發揮何種作用。在當時的時代脈絡下，因電話用戶大多非裝設於住宅，多是為了公務或商務所需而裝設於工作場所中，故能使用到電話的人們，並非侷限於電話擁有者而已。而黃旺成傳達訊息時使用電話的頻繁度，則會因他的職業別改變而有落差，其中以在蔡蓮舫家任職時使用電話最多。這並非個人習慣改變，而是該職業環境改變使然。另一方面，這樣使用數量的落差，又可反映出電話在不同職業別需求程度上的不同。此外，像是旅館這樣的住宿場所，已有相當比例裝設有電話來供客人使用，所以即使黃旺成離開了工作場所於外地住宿時，其還是可利用住宿旅館的電話與他人進行事務聯絡。若經由比較黃旺成在大正7年（1918）年整頓元豐商行和大正14年（1925）年組成友聯紡織時，其事業所在地有沒有裝設電話，雖然能否負擔昂貴的電話費用是要考量的點，但更重要的是這個事業經營運作時，需不需要常用電話這個訊息傳播的工具，很明顯從事物品批發買賣的行業，電話是經營上的必需品。另一方面，日記中也具體呈現像蔡蓮舫（Tsai Lien-Fang）這類在臺灣中部舉足輕重的士紳階級，儘管電話費用昂貴，但因為其常需與銀行或官方機構聯絡，電話看來已是其事業經營所需工具。此外，也因為透過日記細微的記載，才能了解為何在日刊形態報紙中，已是各地支局與本社編輯部門間重要通訊工具的電話，在週刊形態報紙的傳播訊息上，重要性及必要性就下降許多。最後，若真有需要利用電話來傳遞訊息時，黃旺成會利用當地核心夥伴（交友圈）所經營場所的電話，而由此也可看出黃旺成在當地的人際網絡。
再論日本治臺末期神社與宗教結社諸問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1-09-??) 蔡錦堂
本論文藉新近發掘的二份史料：「日治末期臺南州宗教檔案」與「昭和十九年度神社預算並決算檔案」，進行對日本治臺末期，特別是寺廟整理之後的臺南州之神社、寺廟、內地佛教、基督教、教派神道等各宗教結社的複雜糾葛情形，作再進一步的分析探究。在第一份的「日治末期臺南州宗教檔案」中，我們藉著檔案中要求對寺廟整理中止後的宗教結社調查，臺南州各郡市的調查回應報告內容，解析與傳統舊慣寺廟有關的北港朝天宮等五所寺廟，為何會出現在以非傳統舊慣寺廟、齋堂、神明會為調查對象的調查報告中。並再確認這些舊慣寺廟藉著與日本內地宗教，特別是臨濟宗、曹洞宗的聯絡關係，來「逃避」被整理的命運。而伴隨著寺廟整理，基督教的「進出」問題──即勸誘因寺廟整理失去信仰對象的臺灣人加入基督教的問題，也成為總督府警務局及文教局關注的議題。藉著史料中臺南州各郡市的各式各樣調查回復，我們可以瞭解寺廟整理已非僅神社與寺廟的相剋與對決而已，也牽扯上包含括基督教、佛教等各宗派間的教勢擴張問題，而寺廟整理運動中止後的臺灣人是否失去信仰對象？以及「寺廟復甦」問題亦迅速浮上檯面。第二份「昭和十九年度神社預算並決算檔案」，本文先作史料介紹，並初步從嘉義神社、開山神社、五間厝神社、新化神社等四所神社的昭和十九年度決算書中，特別是神社收入的神符、賽錢等數額，來分析日本治臺末年神社的信仰實況，並與同時期的一些臺灣寺廟作初步的對比，藉此瞭解神社與寺廟的信仰深厚與澆薄問題。
去奴化、趨祖國化下的書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1-09-??) 許雪姬
本文主要利用戰後所修的臺灣人物傳，如《臺灣時人誌》（1947），《中華民國人事錄》（1953）、《臺灣名人集》（1953），《臺灣名人傳》（1953）、《南臺灣人物誌》（1957）等來觀察，發現戰後人物傳有去奴化、趨祖國化的書寫內容。如將日治時期參加皇民奉公會的事蹟削除，易之以日治、戰後熱愛祖國的事蹟。不僅如此，一些有偽政權經歷者，在傳中幾乎不呈現，使戰後臺灣人物傳出現了斷裂，以謝文達、陳錫卿、吳敦禮三人為例，最能說明上述現象。基於上述，如何解讀現成的臺灣人物傳，又如何評價臺灣人物，是當前臺灣史研究必須嚴肅對待的問題。進一步說，臺灣人物的評價，不能依附於日、中，應有自己的立場。而日治時期在所謂偽政權工作的臺灣人，應與在重慶活動的臺灣人同樣被重視。
「台瀉近代史」と四人の日本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09-03-??) 春山明哲
「台瀉近代史」と四人の日本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09-03-??) 春山明哲
嘉義農林學生的修學旅行─以1937年滿洲、朝鮮、日本內地的旅行論述為中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9-12-??) 蔡錦堂; Chin-Tang Tsai
昭和9年（1934）4月進入臺南州立嘉義農林學校就讀、昭和14年（1939）3月底畢業的嘉農學生蔡石埤，在四年級開學後不久的昭和12年（1937）5月7日起，展開為期一個月，到滿洲、朝鮮、日本內地的「修學旅行」。本論文主要以筆者因緣際會取得的該屆學生蔡石埤，於盧溝橋事變發生兩個月前參加嘉農「海外」修學旅行的寫真、旅行途中於各參觀景點或機關所蓋的戳印，作為論述主要軸線；但是也佐以相關資料，例如當時的公學校國語、修身、國史教科書內容，以印證參觀的滿洲、朝鮮、內地景點，之所以成為具「教育意義」的修學旅行，而非只是純旅遊標的之理由。另外，蔡石埤在嘉農就讀的五年期間，除了四年級參加上述「海外」修學旅行外，二年級時（1935年）也曾與學校師生赴臺北參觀始政四十年臺灣博覽會；三年級時（1936年）學校也於4月20日起舉辦「全島一周」修學旅行；甚至蔡氏畢業（1939年）後不久，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兩個月的1941年10月8日起，也由服務的新市庄役場派出，再度赴日本內地進行將近一個月的優良農村「農事視察」。這些都將在論文中作交代。論文中也將參酌證書（如劍道一級與「劍道寒稽古」證書）、獎狀（如「皆勤獎」、嘉農農林產物品評會獎狀）、學科筆記繪圖，以及畢業紀念冊等，追述戰爭白熱化前嘉義農林的學生生涯。
國策會社與日本移民事業的開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09-03-??) 張素玢
「土牛」作為一個車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8-12-??) 席名彥
在諸帝國周緣活下去－臺灣史中的「邊境動力」與地域主體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6-12-??) 若林正丈; 許佩賢; Masahiro Wakabayashi; Pei-hsien Hsu
本文從臺灣原住民墓碑上幾種不同的文字及名字，留意到臺灣歷史中不斷被重新粉刷的邊境動力經驗。所謂的「邊境動力」，是指帝國勢力投射在其邊境而引起的歷史性變動。臺灣在近代被清帝國、大日本帝國以及戰後的世界帝國美國等三種不同種類的帝國勢力影響，因此說臺灣位於「諸帝國周緣」，現代臺灣正是在這些不同的邊境動力斷絕與連續、破壞與繼承的反覆過程中成立。透過考察清代以來臺灣社會、國家、國民形成的過程，試論臺灣「在諸帝國周緣活下來」的歷史過程，同時展望面對新邊境動力的現在，臺灣會如何應對。
地方美食與臺灣肉品市場的供需關係――溪湖羊肉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2-12-??) 張素玢; Su-bing Chang
本文的重點在研究地方美食溪湖羊肉爐與臺灣肉品市場經營的供需關係，尤其是1990年代羊隻公開拍賣制度施行之後，地方美食如何影響肉品市場的消長。基於本文的研究可瞭解，彰化縣溪湖鎮羊肉爐的龐大肉品需求量造成幾個重大影響：1.使彰化縣肉品市場設立羊隻拍賣制度。2.促使彰化縣肉品市場設立臺灣第一個專業羊隻屠宰線。3.維繫臺灣土羊畜殖產業的經營與交易。4.使臺灣進入WTO之後，本土羊肉仍能與國外進口的低價羊肉產品競爭。由此可知，溪湖羊肉爐不只是一種具有特色的地方美食，也成為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機制，更是臺灣進入全球市場以後，本土羊隻畜產業的試金石。
地方農識的書寫與呈現：以十九世紀北臺地區稻米品種變遷為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3-12-??) 蔡承豪; Chang-Hao Tsai
水稻經營是清代臺灣土地開發中最重要的項目，除涉及民生溫飽，更含括租稅、貿易及土地環境變貌等課題，故論述者眾。然水、陸稻並非僅有單一次品種，在尚無強大國家力量或商業機構可主導品種配置的時代，種植何類稻種，常是基於多重考量下交會的結果，另品種隨著種植日久，亦會產生雜交變異，再衍化出新品種，故數量常甚龐雜，種植相異品種的田地，也產生差異的稻浪景緻。但對於時人採用何種稻種，其特色為何，又如何進行配置，現今研究探討卻相對欠缺。稻種既攸關層面甚廣，往往於地方志中〈物產〉篇內，有一定的篇幅加以記載，在若干檔案、契約中，亦有所提及。這些被記錄的品種，所呈現的特性及運用狀況，可成為觀察清代農事經營的切入指標，也一定反映了當時官員文士等編纂者的農業知識。北臺灣地區在人文與地理環境上有其特殊性，在十九世紀期間並有數本方志出版，正可資作為一獨立觀察的區域，瞭解稻作品種的變遷中所呈顯的農業開墾技術的部分樣態，及官員文士對地方農業品種之書寫概念體系。據本文之研究，十九世紀北臺灣方志共記載47種品種，雖與20世紀初的回溯調查相較，數量係屬偏低。且方志中記錄品種的方式，多以外觀、時節及栽植環境進行描述，尚乏系統性的篩選標準。然當中記錄33種新增稻種，比例甚高，突顯此一地區之特色；且無論新舊品種，被記載者多為質佳量豐或高適應性的品種。故其書寫仍可資反映十九世紀北臺灣稻作經營時，尋求豐產、因地制宜，以及季節調配等地方農業知識特色。
地方農識的書寫與呈現：以十九世紀北臺地區稻米品種變遷為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3-12-??) 蔡承豪; Chang-Hao Tsai
水稻經營是清代臺灣土地開發中最重要的項目，除涉及民生溫飽，更含括租稅、貿易及土地環境變貌等課題，故論述者眾。然水、陸稻並非僅有單一次品種，在尚無強大國家力量或商業機構可主導品種配置的時代，種植何類稻種，常是基於多重考量下交會的結果，另品種隨著種植日久，亦會產生雜交變異，再衍化出新品種，故數量常甚龐雜，種植相異品種的田地，也產生差異的稻浪景緻。但對於時人採用何種稻種，其特色為何，又如何進行配置，現今研究探討卻相對欠缺。稻種既攸關層面甚廣，往往於地方志中〈物產〉篇內，有一定的篇幅加以記載，在若干檔案、契約中，亦有所提及。這些被記錄的品種，所呈現的特性及運用狀況，可成為觀察清代農事經營的切入指標，也一定反映了當時官員文士等編纂者的農業知識。北臺灣地區在人文與地理環境上有其特殊性，在十九世紀期間並有數本方志出版，正可資作為一獨立觀察的區域，瞭解稻作品種的變遷中所呈顯的農業開墾技術的部分樣態，及官員文士對地方農業品種之書寫概念體系。據本文之研究，十九世紀北臺灣方志共記載47種品種，雖與20世紀初的回溯調查相較，數量係屬偏低。且方志中記錄品種的方式，多以外觀、時節及栽植環境進行描述，尚乏系統性的篩選標準。然當中記錄33種新增稻種，比例甚高，突顯此一地區之特色；且無論新舊品種，被記載者多為質佳量豐或高適應性的品種。故其書寫仍可資反映十九世紀北臺灣稻作經營時，尋求豐產、因地制宜，以及季節調配等地方農業知識特色。
大正民主與臺灣留日學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3-12-??) 陳翠蓮; Tsui-Lien Chen
一般認為1920年代臺灣興起近代政治運動，是受到大正民主風潮的影響。但是，何謂「大正民主」？大正時期有何重要思潮？又如何影響臺灣的反殖民運動？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卻很少。本文梳理大正民主時期的各種思想流派後發現，當時的主流思潮是折衷的自由主義、有限的民主主義，妥協於日本帝國架構與天皇體制，強力批判日本帝國主義擴張政策被視為過於激進。這些被稱為右派的保守派人士關心殖民地問題，要求改善殖民地統治，使之永遠為帝國領土。相反的，社會主義者因為錯誤的判斷，以為俄國革命成功、日本群眾運動興起，認為實現階級革命即將實現，因此，對殖民地問題並不關心。在此情況下，臺灣留學生較接近右派的自由主義者，並且從中取得思想資源。同時，大正民主時期日本言論界批判殖民壓迫，關切的焦點是朝鮮、滿洲、中國，臺灣問題極少受到關注。臺灣留學生的回應戰略是，儘可能擴大聯合對象，左派走國際主義路線，與日本、朝鮮、菲律賓、印度等亞洲各國人士互動，更與朝鮮、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攜手組織團體；右派也與朝鮮人合作辦刊物、相互聲援。20年代反殖民運動中的跨國合作情形，超乎想像，值得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