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大台灣史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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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東艦隊〈偵察號〉上的日子(1884年11月-1885年10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20-12-??) 薩勒; A. Sal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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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校園景觀的形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20-12-??) 賴俊諺; Chun-Yen Lai
    日治時期近代學校成立以來,校園便開始出現花圃綠樹等植栽。本文旨在透過法規規範、教育期刊以及公學校檔案釐清與校園景觀相關的教育活動與意義。「學校園」可包括學校中各項植栽與畜牧園區。明治38年(1905),臺灣教育界開始討論「學校園」的設置,定位出培養「美的感知」、「勤勞道德」、提供「理科直觀教材」、「實驗適當植物」以及「提升農業技術」等教育目的。「實驗適當植物」為透過栽植實驗以改良在地作物,與嘗試種植自南洋等地引進的熱帶植栽。因此學校植栽成為總督府塑造臺灣熱帶意象的一環。「提升農業技術」明示公學校教育有意於培養農村基本人力,相較日本或臺灣的小學校著重栽花蒔草的教育,更具殖民色彩。 對於統治者而言,學校空間是有別於教科書的工具,透過視覺與勞作教化引導學生符合統治的教育理想。政權轉移之後,校園中農業實習的教育功能褪去,存在的造景仍舊保存著美感視覺規訓,以及等待被賦予新教育指標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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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到日治時期高雄地區學田的歷史變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20-12-??) 許佩賢; Pei-Hsien Hsu
    清朝時期,在今高雄市範圍內有臺南府儒學、安平縣儒學、鳳儀書院等教育機構所屬的大片學田,其中以鳳儀書院的田產最多。日本統治以後,臺灣總督府透過行政調查、土地調查、舊慣調查等一連串的調查,嘗試釐清清代以來公共土地的所有權利關係,再根據其來歷及土地調查權利認定的結果決定土地所有權問題。在數年的摸索之後,明治39年(1906)成立了全島性的學租財團,由臺灣總督府統一管理,大正12年(1923)成立財團法人學租財團,但仍在總督府的管理下運作。 本來管理大量學田的鳳儀書院董事們,在日本統治之後,因戰亂或新制定的法規,失去學租財產的管理權,而於明治30-31年(1897-98)間,試圖取回書院財產,用來再興書院。在再興書院的請願書中,可以看出他們對當時臺灣總督府的教育感到不滿,而希望能拿回原本即用於地方教育的書院財產,來支辦他們理想中的教育。雖然,在總督府的統一化管理政策下,最終沒有成功。但是,此一行動提示了日治初期,臺灣傳統士紳對「公共」以及「教育」的先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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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臺灣科舉制度的實施、弊端與特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20-12-??) 許雪姬; Hsueh-chi Hsu
    有關清代在臺實施的科舉制度,是影響臺灣社會發展的重要制度,也是清廷治臺期間首要的惠臺措施,因此向來對科舉的研究不少,舉凡科舉制度的變遷,有多少人考上進士、舉人?乃至科舉弊端的冒籍、科舉移民,都是研究的重點。然而由於過去相關材料的使用不足,以及較少由京師、省城的角度來看臺灣,並且僅就制度的變革,未由科舉社群(童生、生員、舉人、進士)、教官、提調官(知府、知縣)、學政(主要由臺灣道兼理)的角度來觀察執行面,因此尚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本文介紹一些臺灣舉人《鄉試硃卷》的史料、2位有童試經驗者的詩稿與略歷,並討論過去相關的研究主題與成果;其次探討生員學額、舉人保障名額、進士的特定名額的變遷,第三討論上述科舉社群、教官、學政,即應考者、教育管理者、決定錄取名單者各自不同的角色,第四討論科舉制度在臺灣的特色。經如上討論得以了解,以臺灣道等人兼理學政的角色不一定稱職,而早期學額多、考生少,造成終清治臺期間無法遏止冒考的現象,形成弊端的主要來源。至於舉人給的保障名額,有些是禮部給的配額3、粵1,有3名是利用捐例,用一名15萬兩「買」來的。臺灣進士的名額到了道光3年(1823)在有10個舉人進京會試下,取得1名進士的名額,這也是朝廷給臺灣特別優惠的處置。至於學額中的粵籍名額,雖皆由在臺官僚代為爭取而得,但閩粵間學額的爭奪,是否也是清中葉前閩、粵械鬥的原因之一,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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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蕃之舟:警邏船「扇海丸」之研究(1908-191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20-12-??) 吳政憲; Cheng-hsien Wu
    明治40年(1907)年總督府發現東海岸南澳、太魯閣很多部落接近海岸線,軍艦砲擊,成效良好。隔年向陸軍省借入扇海丸砲艦,改裝為速射砲,負責取締走私、威嚇砲擊、隘推人員物資運輸等,對原住民產生心理威嚇,提高隘勇線推進效率,在臺灣理蕃史上,扇海丸是第一艘專為理蕃改造的砲艦,故稱「理蕃之舟」,反映總督府因時地制宜思維,具特殊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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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後臺灣醫師赴日本無醫村行醫資料調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9-12-??) 范燕秋; Yen-Chiou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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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ll Wars與臺灣北部漢人武裝抗日運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9-12-??) 近藤正己; Masami Kondo
    殖民地統治是立足於軍事力,是依靠武力成立的。臺灣總督府到底是如何以軍事力征服臺灣,臺灣人又是如何抵抗這外來統治,是本文所要追求的課題。1840年代在非洲北部阿爾及利亞,法軍Thomas-Robert Bugeaud確立了稱為殖民地方式的Small Wars戰鬥方法。近衛師團、臺灣守備混成旅團等也以「討伐」之名,欲藉此Small Wars來殲滅殖民地的武裝抗日勢力。但在雲林事件發生後,這種作為戰術的Small Wars在當時帝國主義的國際監視下受到制約,無法再毫無顧忌的使用。且因日本殖民地軍隊的性格與英法不同,加上臺灣的戰鬥地域是山岳區,有兵站線(補給線)及風土病等的問題,Small Wars的戰術無法順利發揮機能,因而對「討伐」作了戰術與目標上的調整。本文以臺灣北部為例,漢人武裝抗日勢力在避開正面對抗Small Wars戰術的攻擊下,仍不屈地持續蜂起,但因被驅趕至內山、北山,失去地域社會的支援後呈現孤立化狀態。本文在探討以上諸問題後,思追究臺灣總督府與武裝抗日勢力雙方均在僵持不下的困窘局勢中,如何開始摸索對話。其中強勢的武裝抗日集團在透過「歸順」名義的交涉儀式後,轉化為地域開發業者、開發工及農民等地域經濟運作的一員,終而化為殖民地的開發經濟能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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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播訊息的聲音—電話在黃旺成日常生活中的角色(1912-1930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9-12-??) 曾立維; Li-Wei Tseng
    日治時期,各種近代通訊傳播工具先後傳入臺灣,這些不同的訊息傳播工具,在那時的訊息傳播市場中都占有一席之地。本文希望透過《黃旺成先生日記》(The Diary of Ng Ong-seng),來了解電話這個看起來普遍度有限的訊息傳播工具,在黃旺成的日常生活中具體扮演何種角色,或是發揮何種作用。在當時的時代脈絡下,因電話用戶大多非裝設於住宅,多是為了公務或商務所需而裝設於工作場所中,故能使用到電話的人們,並非侷限於電話擁有者而已。而黃旺成傳達訊息時使用電話的頻繁度,則會因他的職業別改變而有落差,其中以在蔡蓮舫家任職時使用電話最多。這並非個人習慣改變,而是該職業環境改變使然。另一方面,這樣使用數量的落差,又可反映出電話在不同職業別需求程度上的不同。此外,像是旅館這樣的住宿場所,已有相當比例裝設有電話來供客人使用,所以即使黃旺成離開了工作場所於外地住宿時,其還是可利用住宿旅館的電話與他人進行事務聯絡。若經由比較黃旺成在大正7年(1918)年整頓元豐商行和大正14年(1925)年組成友聯紡織時,其事業所在地有沒有裝設電話,雖然能否負擔昂貴的電話費用是要考量的點,但更重要的是這個事業經營運作時,需不需要常用電話這個訊息傳播的工具,很明顯從事物品批發買賣的行業,電話是經營上的必需品。另一方面,日記中也具體呈現像蔡蓮舫(Tsai Lien-Fang)這類在臺灣中部舉足輕重的士紳階級,儘管電話費用昂貴,但因為其常需與銀行或官方機構聯絡,電話看來已是其事業經營所需工具。此外,也因為透過日記細微的記載,才能了解為何在日刊形態報紙中,已是各地支局與本社編輯部門間重要通訊工具的電話,在週刊形態報紙的傳播訊息上,重要性及必要性就下降許多。最後,若真有需要利用電話來傳遞訊息時,黃旺成會利用當地核心夥伴(交友圈)所經營場所的電話,而由此也可看出黃旺成在當地的人際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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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後期臺中州季節保育所的發展—以政策施行為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9-12-??) 高木友規; Yuki Takagi
    本文主要以日治後期發展的臺中州季節保育所為例,從其發展過程、服務內容與戰爭體制下的變質三個面向,就歷史學的角度,探討農村社會事業的保育事業,以呈現其與殖民政策相關性。1920年代起,臺灣總督府與日本中央政府同步推動社會事業。不過,在農村地區的社會事業發展比都市受到更多限制。至1930年代官方才開始討論農村社會事業的必要性。季節保育所的前身是農忙托兒所,也是農村特有的社會事業,在臺灣則於昭和7年(1932)以後開始發展。第一個以臺灣人為對象的農忙托兒所,是設立於昭和7年(1932)6月新竹州銅鑼庄(今苗栗縣銅鑼鄉),由當地地主開辦,其目的以保護農忙期幼兒及提高農民的勞動效率為主。其後,臺灣的農忙托兒所逐漸普及各地。尤其,在臺中州以臺灣社會事業協議會臺中州支部為中心推動設置農忙托兒所,並且昭和10年(1935)以後,在臺中州將農忙托兒所稱為季節保育所,各地部落振興會成為主要營運團體,做為農村幼兒公民化及農村家庭教化的單位推動開設,亦即將季節保育所視為進行農村部落社會教化的策略。進入到戰爭時期後,季節保育所則成為推動兒童皇民化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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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臺灣北部的三官大帝信仰源流小考──以新竹縣新埔鎮的大茅埔三元宮為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8-12-??) 陳志豪; Chih-Hao Chen
    臺灣的三官大帝信仰盛行於北部丘陵地區,特別是今日被視為主要由客家族群開墾的新竹縣,三官大帝信仰的分布數量與密度更是高於全臺。這個現象曾讓部分學者將三官大帝視同三山國王,歸類為客家移民的祖籍神。然而,翻閱清代廣東與福建的地方志後,卻發現廣東一帶幾乎沒有三官大帝的信仰紀錄,反而是福建一帶的方志紀錄中,可以找到三官廟宇的紀錄。即使在今日,新北市一帶的三官大帝信徒,也曾前往福建漳浦地區的三官大帝廟參拜,將該廟視為臺灣三官大帝廟宇的祖廟。由此可知,客家地區的三官大帝信仰與發展,實值得重新討論。本文將以新竹縣新埔鎮內的大茅埔三元官作為個案,一方面從現有的歷史文獻討論臺灣的三官信仰發展,另一方面結合地方社會的實證考察,釐清三官信仰與客家族群移墾活動之間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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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甘為霖:英國數位歷史檔案的蒐集與運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9-12-??) 邱大昕; Tasing Chiu
    過去臺灣有關甘為霖生蹟的認識和記載,多偏重於他在臺灣的宣教事蹟。少數對甘為霖個人生活描述,經常會有錯誤或語焉不詳之處。不過自從2002年英國「資訊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2002)通過後,許多歷史資料皆已公開,加上現在數位網路科技的發展,透過網路可以輕易取得相關資料,增加對早期宣教士家庭背景的了解。本文將介紹如何透過ScotlandsPeople和Ancestry這兩個數位資料庫,輔以其他資料來重建甘為霖的個人與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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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建構出的「古坑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9-12-??) 張素玢; Su-bing Chang
    日治時期的1895到1920年之間,因治安考量,臺灣的行政區域頻頻調整,過去討論行政區的變革更動,大抵為府縣、縣廳、支廳、州廳層級行政區的變革,不過最基層的街庄則甚少研究者。本文以今日雲林縣古坑鄉為研究對象,試圖了解古坑庄成為今日行政範圍之前,歷經怎樣的行政區調整?這樣的行政區被建構出來的可能原因為何?文章首先回溯清代古坑地區自然村落的發展,根據古地圖觀察到清中葉以後,古坑地區才劃入清代版圖之內,而其行政轄區更要到光緒20年(1894)《雲林采訪冊》才有完整的記載;在日治時期臺灣每一次行政制度變動,古坑地區的行政區域或轄屬都有所調整。本文耙梳文獻史料,配合長期的田野調查,發現明治31年(1898)草嶺收入打猫東頂堡、明治34年(1901)3縣4廳時期崁頭厝分署設立、明治42年(1909)12廳時期打猫東頂堡與他里霧堡部分村庄併入崁頭厝區、大正9年(1920)街庄改正設立「古坑庄」等等,古坑地區基層行政空間的每一次調整,幾乎都與「雲林事件」的發展有關。作為雲林事件主戰場的古坑地區,由於山區地形複雜險峻,幅員又遼闊,民軍足以負隅頑抗。日方與民軍兩方長期纏鬥的實態,一一反映在古坑地方行政的調整。1920年代被建構出古坑庄,更以警察空間、文教空間和教化空間的交疊,達到日方社會控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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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建構與歷史書寫:臺中石岡劉文進家族與義渡會的創建源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8-12-??) 詹孟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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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麗島林宅血案」輿論情勢之分析──以國內主流平面媒體為中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8-12-??) 陳佳宏; Fupian Chen
    當「美麗島林宅血案」倏忽襲來,輿論初期的緝兇方向,除了鎖定外籍人士家博外,並指向美麗島陣營之窩裡反,以撇清當局涉入的可能性;之後輿論將血案定調為黨外連結海外臺獨勾串共匪,此三合一敵人作為血案「理想的兇手」。不過,由於血案被害人無論在人倫、世代、性別、權力等位置上,「弱者」的形象過於巨大,且很自然地引發社會上廣泛的溫情氛圍,動搖許多民眾先前對美麗島人士既有的偏見,使國民黨政府在輿論戰場上可能不利。為避免輿論反轉,當局乃順此溫情之輿論風向,對林家釋放具時效性的特殊權力,並在林義雄被認證為符合當局的政治正確後,當成政治宣傳的樣板。只是,林家這段期間之權力或道德光環,係為蔣總統的恩給,且隨時可以收回。血案的悲劇固然誕下苦果,但也讓數月來的輿論激情冷卻,進一步緩和輿論對美麗島人士的攻擊;血案效應亦迫使當局作出對美麗島人士較為有利的政治決定,使得被告們能在一種相對溫和的輿論情勢下,走向軍法大審的另一場歷史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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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語與手印:新港⽂書的清代歷史學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8-12-??) 李⽂良; Wen-Liang Lee
    使用羅馬字母拼寫原住民語言而製作的新港文書以及添蓋有掌印的土地交易契約,是現存龐大清代臺灣契約中最引人注意的兩類。本文在方法上試圖將契約視為一個整體,來觀察兩類契約的關聯及其歷史意義。主要結論認為:新港文書與其說是為了保障作為賣方的熟番,毋寧說是買方的漢民;熟番在與漢民的土地交易中特別添寫番語,因此也就不是他們考量己身權益的自發行為,比較可能是18 世紀上半葉漢民面對官府日趨強化的恤番政策,以及隨之而來的頻繁糾紛,為了凸顯熟番自主賣地意願而來。「新港文書」反映的歷史並非原住民地權意識及其文化復興,而是乾隆朝積極的番地保護措施以及番界整備運動。正因為如此,面臨類似問題卻又在荷蘭東印度公司殖民教化之外的中北部熟番,就只能被迫使用更原始卻也因此被認為更接近其意願的手摹腳印,來展示他們典賣土地給漢民的自主意識。同樣的道理也是,現存新港文書的數量在乾隆朝達到頂峰之後,卻突然在接下來的嘉慶年間快速消失,造成其數量急遽轉折的原因,也就不是傳統研究所暗示的熟番文化衰落說,而是清朝的熟番保護政策有了變化,渴求土地資源的漢民們也找到了新的地權控制手段。這就是19 世紀的番屯制度,及以屯、隘制作為界外開發的新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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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的臺灣⾼等⼥學校學生與臨海教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8-12-??) 林玫君; Mei-Chun Lin
    大正年間,開始流行於女學生間的臨海教育,是透過居於海濱附近的建築物,在師長的指導下共學、共食、共寢,實踐規律課表,進行日本泳法的動態游泳活動和涵養智識的靜態學科複習。這種透過集團生活實施的戶外教育,並非臺灣自然生成,而是日本殖民者因應熱帶地「風土馴化」的憂慮,進而強勢實施的。女學生開始學習游泳和進入海水浴場,實非線性的歷史發展過程,教育單位因應女學校規則、游泳池建設以及多種殖民意圖而來,形塑出複雜且多重的特殊面貌。尤其是臨海教育採取傳統的日本泳法,是適應不同水(海)域環境而發展出來的泳法,其特色是頭位於水面上,以便認清視野內的海面狀況和波峰的形狀,此種注意風浪特性加以應對的泳法,實用性很高,頗能對應臨海教育安排學科學習的實學思想之落實。參與的日臺籍女學生回應雖然不多,但她們對於臨海教育充滿著新鮮感,對觀看周遭的海岸地理環境產生好奇,多半持著正面看法。日治時期臨海教育從制度化的教育體制開始,不僅是夏期休養之道,更是一個鍛鍊體格、愛鄉愛土和教養品德的多元場域,頗有「德、智、體」三育並進之意涵,恰當地傳遞出健康、鍛鍊、避暑、實學、文明、帝國等多元的殖民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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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農林學生的修學旅行─以1937年滿洲、朝鮮、日本內地的旅行論述為中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9-12-??) 蔡錦堂; Chin-Tang Tsai
    昭和9年(1934)4月進入臺南州立嘉義農林學校就讀、昭和14年(1939)3月底畢業的嘉農學生蔡石埤,在四年級開學後不久的昭和12年(1937)5月7日起,展開為期一個月,到滿洲、朝鮮、日本內地的「修學旅行」。本論文主要以筆者因緣際會取得的該屆學生蔡石埤,於盧溝橋事變發生兩個月前參加嘉農「海外」修學旅行的寫真、旅行途中於各參觀景點或機關所蓋的戳印,作為論述主要軸線;但是也佐以相關資料,例如當時的公學校國語、修身、國史教科書內容,以印證參觀的滿洲、朝鮮、內地景點,之所以成為具「教育意義」的修學旅行,而非只是純旅遊標的之理由。另外,蔡石埤在嘉農就讀的五年期間,除了四年級參加上述「海外」修學旅行外,二年級時(1935年)也曾與學校師生赴臺北參觀始政四十年臺灣博覽會;三年級時(1936年)學校也於4月20日起舉辦「全島一周」修學旅行;甚至蔡氏畢業(1939年)後不久,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兩個月的1941年10月8日起,也由服務的新市庄役場派出,再度赴日本內地進行將近一個月的優良農村「農事視察」。這些都將在論文中作交代。論文中也將參酌證書(如劍道一級與「劍道寒稽古」證書)、獎狀(如「皆勤獎」、嘉農農林產物品評會獎狀)、學科筆記繪圖,以及畢業紀念冊等,追述戰爭白熱化前嘉義農林的學生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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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牛」作為一個車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8-12-??) 席名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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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濁水溪下游的開荒拓野與製糖產業的發展(1900-193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6-12-??) 張素玢; Su-bing Chang
    本文以濁水溪北岸沖積扇平原為研究空間,探討濁水溪下游荒地的拓墾與製糖產業發展的關係。1900年代以後,沙害與洪患嚴重的彰化南區,因海岸地區防沙與濁水溪堤防工程相繼進行,而產生廣大的保安林解除地與河川浮覆地。這些荒地逐漸具備開墾的條件時,臺灣總督府正積極推動糖業發展,獎勵開墾官有地種植甘蔗,亦鼓勵個人或會社開墾官有原野,勸業銀行也來臺經營,提供有意投資相關事業者必要的融資。在土地、資本有利條件的激勵下,有著臺灣西部最廣闊荒地原野的濁水溪北岸沖積扇平原,遂成為活絡的新墾區。20世紀初,臺灣的蔗作區跨越濁水溪北移,臺灣本島與日方資本也開始在彰化平原建構起糖業版圖。1905-1910年,製糖產業主要為在地資本所設立的改良糖廍,蔗作空間分布於舊濁水溪兩側,1905年以後,由於總督府糖業政策轉向獎勵大製糖廠,又規定新式製糖設立區內的改良糖廊必須撤除,改良糖廊紛紛被新式製糖會社吞沒,小型糖業資本也被大型資本兼併;1910-1920年間,臺灣板橋林家、鹿港辜家和日資源成農場取代了在地中小糖業資本,重構彰化南區的糖業版圖。1927年以後,臺灣本島資本企業在糖業規模生產的競賽中逐漸敗陣下來,終不敵日本內地資本的競爭而被兼併,濁水溪以北的彰化平原盡為明治、鹽水港、源成、新高等製糖會社所瓜分,再構糖業版圖。濁水溪以北之所以成為糖業資本競爭的一級戰區,是因1920年代以降,濁水溪北岸沖積扇的荒地原野廣達5千甲以上,成為新式製糖會社最佳的「獵地」場域。位於新墾地中樞的二林地區,迅速發展成糖業重鎮,區域內有三個日資會社的二林地區,使蔗農容易比價而凸顯林本源製糖的價差;原料、肥料比價產生的不滿情緒和動作,從而爆發了二林蔗農事件。濁水溪下游的開荒拓野,有如「蝴蝶效應」,看似與事件無直接相關,仔細探問,卻是導致製糖原料收購價的差異化而激生事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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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與動物:臺北圓山動物園的社會文化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3-12-??) 鄭麗榕; Li-jung Cheng
    本文主要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臺北圓山動物園的案例,從動物宣傳、動物殺害與動物紀念三個面向,就歷史學的角度,探討戰時與動物相關的宣傳、「猛獸處分」政策以及動物慰靈祭,以呈現戰時動物被國家軍事資源化利用的情形。戰爭時期動物園被納入軍事動員,作為提升官方所欲形塑的「戰爭道德」(war moral)的場所,成為精神動員工具,動物展覽、愛護與追悼都是愛國活動的展演。宣傳上巧妙地透過動物強化軍人家族情感,將前線和後方都聯結在愛國的目標下。猛獸處分政策則顯示動物的犧牲被國家合理化,在戰時食糧有限、空襲陰影下,此一政策甚至可能成為心理戰的工具。動物慰靈祭則是透過儀式,強調動物對人類的貢獻,戰時著重對軍用動物的追悼,戰後則轉化為肯定動物帶給人們的歡樂。在戰爭中,動物的價值被國家重新定義,有助於戰力的動物被珍視、被繁殖,無助於戰爭者則被屠殺處理,對動物的紀念儀式,也是為強化利用的目的而舉行,因此剝削愈多,紀念儀式也舉行愈頻繁。因此可以說,動物也參加了人類的戰事,而人與動物的關係在戰爭時期也被重新改寫與形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