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大台灣史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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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校園景觀的形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20-12-??)日治時期近代學校成立以來，校園便開始出現花圃綠樹等植栽。本文旨在透過法規規範、教育期刊以及公學校檔案釐清與校園景觀相關的教育活動與意義。「學校園」可包括學校中各項植栽與畜牧園區。明治38年（1905），臺灣教育界開始討論「學校園」的設置，定位出培養「美的感知」、「勤勞道德」、提供「理科直觀教材」、「實驗適當植物」以及「提升農業技術」等教育目的。「實驗適當植物」為透過栽植實驗以改良在地作物，與嘗試種植自南洋等地引進的熱帶植栽。因此學校植栽成為總督府塑造臺灣熱帶意象的一環。「提升農業技術」明示公學校教育有意於培養農村基本人力，相較日本或臺灣的小學校著重栽花蒔草的教育，更具殖民色彩。 對於統治者而言，學校空間是有別於教科書的工具，透過視覺與勞作教化引導學生符合統治的教育理想。政權轉移之後，校園中農業實習的教育功能褪去，存在的造景仍舊保存著美感視覺規訓，以及等待被賦予新教育指標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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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遠東艦隊〈偵察號〉上的日子（1884年11月-1885年10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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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清代到日治時期高雄地區學田的歷史變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20-12-??)清朝時期，在今高雄市範圍內有臺南府儒學、安平縣儒學、鳳儀書院等教育機構所屬的大片學田，其中以鳳儀書院的田產最多。日本統治以後，臺灣總督府透過行政調查、土地調查、舊慣調查等一連串的調查，嘗試釐清清代以來公共土地的所有權利關係，再根據其來歷及土地調查權利認定的結果決定土地所有權問題。在數年的摸索之後，明治39年（1906）成立了全島性的學租財團，由臺灣總督府統一管理，大正12年（1923）成立財團法人學租財團，但仍在總督府的管理下運作。 本來管理大量學田的鳳儀書院董事們，在日本統治之後，因戰亂或新制定的法規，失去學租財產的管理權，而於明治30-31年（1897-98）間，試圖取回書院財產，用來再興書院。在再興書院的請願書中，可以看出他們對當時臺灣總督府的教育感到不滿，而希望能拿回原本即用於地方教育的書院財產，來支辦他們理想中的教育。雖然，在總督府的統一化管理政策下，最終沒有成功。但是，此一行動提示了日治初期，臺灣傳統士紳對「公共」以及「教育」的先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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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清代臺灣科舉制度的實施、弊端與特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20-12-??)有關清代在臺實施的科舉制度，是影響臺灣社會發展的重要制度，也是清廷治臺期間首要的惠臺措施，因此向來對科舉的研究不少，舉凡科舉制度的變遷，有多少人考上進士、舉人？乃至科舉弊端的冒籍、科舉移民，都是研究的重點。然而由於過去相關材料的使用不足，以及較少由京師、省城的角度來看臺灣，並且僅就制度的變革，未由科舉社群（童生、生員、舉人、進士）、教官、提調官（知府、知縣）、學政（主要由臺灣道兼理）的角度來觀察執行面，因此尚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本文介紹一些臺灣舉人《鄉試硃卷》的史料、2位有童試經驗者的詩稿與略歷，並討論過去相關的研究主題與成果；其次探討生員學額、舉人保障名額、進士的特定名額的變遷，第三討論上述科舉社群、教官、學政，即應考者、教育管理者、決定錄取名單者各自不同的角色，第四討論科舉制度在臺灣的特色。經如上討論得以了解，以臺灣道等人兼理學政的角色不一定稱職，而早期學額多、考生少，造成終清治臺期間無法遏止冒考的現象，形成弊端的主要來源。至於舉人給的保障名額，有些是禮部給的配額3、粵1，有3名是利用捐例，用一名15萬兩「買」來的。臺灣進士的名額到了道光3年（1823）在有10個舉人進京會試下，取得1名進士的名額，這也是朝廷給臺灣特別優惠的處置。至於學額中的粵籍名額，雖皆由在臺官僚代為爭取而得，但閩粵間學額的爭奪，是否也是清中葉前閩、粵械鬥的原因之一，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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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理蕃之舟：警邏船「扇海丸」之研究（1908-191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20-12-??)明治40年（1907）年總督府發現東海岸南澳、太魯閣很多部落接近海岸線，軍艦砲擊，成效良好。隔年向陸軍省借入扇海丸砲艦，改裝為速射砲，負責取締走私、威嚇砲擊、隘推人員物資運輸等，對原住民產生心理威嚇，提高隘勇線推進效率，在臺灣理蕃史上，扇海丸是第一艘專為理蕃改造的砲艦，故稱「理蕃之舟」，反映總督府因時地制宜思維，具特殊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