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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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世界名歌集》歌詞翻譯研究
    ( 2013) 劉美慧 ; Mei-hui Liu
    《101世界名歌集》是台灣政府第一次引進世界名曲，亦是第一次主導的歌詞翻譯活動成果，自一九五一年暑假開始策劃、執行，經過了半年多，完成了譯詞與詞曲嵌合工作，於一九五二年三月推出《101世界名歌集》。歌詞翻譯與其他翻譯文體的最大差別在於入歌的必要性，歌詞翻譯不僅受到語言規則的限制，同時更須具備音樂特質。本文的目的即在探究《101世界名歌集》歌詞翻譯的語言現象、音樂特質表現，以及文化的蘊含，藉助Christiane Nord的文本分析層面內涵，探討文本的時空背景與其所負載、實踐的功能，並透過原詞與譯詞的比對，瞭解歌詞翻譯的策略與方法，以及譯詞改寫的程度，進而分析譯詞的修辭、音樂內涵，探討歌詞翻譯的特殊性，最後再討論文本内的文化範疇，瞭解歌詞翻譯之譯者對文化詞彙、意涵的處理方式。 文本分析的結果顯示，當時世界名曲的歌詞翻譯依循的規範包括了可在忠實與改寫之間自由詮釋、應用修辭表現文學性、必定有韻、具音樂特質，以及在文化上維持基本的異國性。就整體文字風格而言，並無一致的規範與表現，但對於歌詞的內容風格則有著淨化與莊重的規範，讓歌詞跨越到中文的語境之後，能夠更行強化這些經典歌曲裡正向、正統的藝術性。《101世界名歌集》的歌曲開啟了一扇世界之窗，為學子與大眾開展視野，培育音樂賞析的能力，提供跨文化、具藝術性的音樂活水來源，讓人在聆賞與唱和之餘，心靈得以清澈如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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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I 上海：探討張愛玲短篇小說英法譯本中的文化詞翻譯
    ( 2019) 海凱苓 ; Hayslip, Margaret Katherine
    一般而言，語言能反映出其根源文化，然而有部分詞彙單位（lexical units）仍無法擺脫文化的制約。本文中的文化詞（culture-specific items, CSIs）為指涉抽象概念或具體物件的字彙和語句，且這些文化詞僅存在於特定語言文化中，或是在譯入其他語言後，其意義（meaning）或意涵（connotation）可能背離原意。各文化詞的文化特殊性及涵義晦澀程度不一，有些文化詞較明顯、容易辨識，其餘反之；且文化詞無法單獨存在，必須依賴涉及的來源語（source language）和目標語（target language）組合、文本功能及出版脈絡等，文化詞才得以展現。 翻譯工作為跨越文化和語言隔閡，將所指內容精準傳達，筆者欲瞭解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是如何處理文化詞的翻譯不對等現象。傳統研究將譯者的處理手法分為兩類：異化（foreignization）和歸化（domestication）；但現今許多學者修正此過時概念，研究趨勢逐漸從二分法轉變為流動頻譜，並著重於中間的各種翻譯情形。 本論文探討中文的文化詞，如何在英文和法文譯本中呈現，是否如實保留、受到中性化策略（neutralization）影響，亦或由目標語文化中相對應的概念取代。過往研究分析多限於特定文化詞種類，本研究採取更全面方法，即檢視文本中所有符合條件的文化詞。另外，針對文化詞翻譯的處理手法，本論文提出新的架構，用以評析和分類各種翻譯方式；奠基於現有研究中的各模式，此一新架構將詞彙化（lexicalization）、語意規則（semantic regularity）及同義詞（synonymy）等納入考量，其中涵蓋的九種翻譯方式可大致歸類為三種翻譯策略，即異化、歸化、中性化策略。接著將資料進行量化分析，以判定文化詞翻譯方式的成效，以及各篇譯文的文化轉移（cultural transposition）價值。 本研究文本為張愛玲的短篇小說《等》和《桂花蒸阿小悲秋》，其英文和法文譯本為主要研究題材，共八部文本，其中四部是由張愛玲撰寫和翻譯，而蒐集出的文化詞最後彙編成三語文化詞語料庫。本研究發現，不論譯者或目標語為何，文化詞的翻譯方式多受到中性化策略影響，並極少出現極端翻譯方式。然而各譯者的翻譯手法仍有差異，英文譯者 Kingsbury 和 Patton 採用較謹慎且中性的方式，法文譯者 Péchenart 和張愛玲的自譯版本則傾向使用非詞彙化且不合乎文法的文字；又面對不同文本時，部分譯者處理文化詞的方式並不一致，其中又以張玲愛的情形較明顯。 本研究的學術貢獻在於證明文化詞翻譯量化分析的可行性，以及其成果可支持相關的質性研究。此外，本論文提出的新分類架構也能改編用於其他翻譯研究，進而促進不同語言組合、文本或作者等的對比文本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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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yed Skies and Sanguine Pools Annotated Translations of “The Cruelties of War” by Walis Nokan and “Eyes of the Ocean” by Syaman Rapongan
    ( 2021) 史天慕 ; Smith, Timothy L.
    本論文分析兩部作品的英文翻譯與註釋，分別是從瓦歷斯．諾幹所著之《戰爭殘酷》摘錄的四章，以及夏曼．藍波安所著之《大海之眼：Mata nu Wawa》的第一章。筆者在分析中探討翻譯臺灣原住民文學的選詞用字、研究與策略，與該領域的其他譯者及學者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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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Initial Investigation of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Personality Prefile and Anxiety Level
    ( 2005) 施彥如
    摘要 本研究目的為調查台灣地區自由會議口譯員之人格特質及職業焦慮現況。 研究工具為麥布二氏人格類型量表(Myers Briggs Type Indicator)與情境特質焦慮 量表(State-Trait Anxiety Tests)，參與之會議口譯員計三十名，研究資料經 ANOVA、線性迴歸、Stepwise 多元迴歸、Student’s T-test、Pearson 相關係數統計 分析，得以下結論： (1) 受試者於人格方面偏內向型(Introversion, 66.7%)、感覺型(Sensing, 73.3%)、 思考型(Thinking, 77.7%)、判斷型(Judging, 70%).。最多的人格類型為ISTJ (內 向-感覺-思考-判斷, 43.3%) 與ESTJ (外向-感覺-思考-判斷, 16.7%);； (2) 受試者之四種心理傾向或最多之人格類型都與台灣地區整體大學生及不同 行業專業人士相似； (3) 受試者最多之兩種人格類型-ISTJ 及ESTJ-佔全體之60%，表示會議口譯此職 業別吸引許多實事求是、認真專心之人格類型，他們責任感強、貫徹始終、 注重事實與邏輯、不易退縮或分心，與文獻中針對會議口譯員之描述有許多 共通之處； (4) 受試者之特質焦慮與常模未有統計上顯著之差異，表示受試者之平時的焦慮 程度並未比人口常模低，且受試者之特質焦慮(平時人格中焦慮傾向)對情境 焦慮(做口譯時之焦慮程度)之影響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其人格類型對口譯 時之焦慮程度之影響也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5) 唯有受試者之口譯年資與其口譯時焦慮程度呈現負相關且達統計上顯著水 準。結果顯示口譯應著重後天之累積經驗而非過度強調先天特質。 本研究結果可供口譯員、口譯學生、口譯教師、訓練機構等相關人士作為 生涯規劃、學程設計、及學生篩選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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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東南亞裔社區口譯員的自述
    ( 2014) 張睿耘 ; Jui-Yun Chang
    本文藉由一位東南亞裔新移民社區口譯員口述回溯其生長歷程、因婚姻移居台灣進而從事社區口譯的過程，探討社區口譯這項在台灣尚未制度化的職業之於這位社區口譯員的影響。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的敘事研究，文中強調研究參與者與研究者共同參與並互動的研究過程。一方面由研究對象口述回顧生命歷程，另一方面研究者也以自身的經驗參與互動與反饋，使得研究本身不只是現象的研究，而是生命經驗的映照與反思。 透過研究參與者實際社區口譯經驗的分享，可得出以下發現： （一）新移民擔任社區口譯員的動機多是出於幫助其他新移民與自我成長，其中家庭的支持對於新移民能否外出工作與否扮演關鍵因素 （二）台灣的醫療院所仍缺乏通譯資源，且能服務的語種也不夠多元 （三）台灣的東南亞裔的社區口譯員社會地位低落，不受服務單位或服務對象尊重，原因在於多數人並不清楚社區口譯員在醫病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四）電話口譯應是在公部門預算與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可提供最及時通譯資源與運用有限人力的方式 文末提出本研究未竟之處，以及提供未來可進行後續研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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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劇兩吃：從《量‧度》談跨文化改編
    ( 2015) 鍾佩真 ; Chung, Pei-Chen
    莎士比亞Measure for Measure一劇，因情節充滿情理法的拉鋸，劇中道德命題直到最後都沒有明確解決，多被專家評為問題劇（problem play）。人物情節的矛盾以及食色性也的背景設定使本劇歷久彌新，西方時有將之改編演出的紀錄。2011年，臺大戲劇系學期製作首演由彭鏡禧教授譯本改編的話劇《量‧度》；隔年，臺灣豫劇團使用同一譯本，由彭教授與師大陳芳教授共同編劇，聯合呂柏伸導演推出豫莎劇《量‧度》，是為三人繼2009年改編《威尼斯商人》為《約／束》後第二次合作。 本研究旨在探討基於同一譯本產生的兩種詮釋作品，其個別的跨文化改編歷程。為了探究戲劇翻譯流變的過程，本研究首先著手比較彭譯本與臺灣讀者歷來接觸到的譯本，探討各譯者的翻譯策略與譯筆風格異同，並以角色經營與喜劇元素的處理作為品評譯本之標準。之後分別探討話劇及豫劇版的《量‧度》在上述面向上運用了哪些改編策略，將原劇「翻譯」給觀眾欣賞，並分析其效果如何。最後搭配訪談，印證並充實上述研究分析，期能詳細紀錄此學術與實務合作之跨文化劇場操作，以供譯者或其他研究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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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種西方《道德經》學術詮釋中「道」的「厚實翻譯」──文本、副文本、脈絡
    ( 2020) 陳致宏 ; Chen, Chih-hong Rudy
    　　《道德經》（Tao Te Ching）是翻譯數量僅次於《聖經》的文本。然而，《道德經》的眾多重製（reproductions）、改編（adaptations）和「偽譯」（'pseudo-translations'）作品，也已納入西方流行的智慧文學（wisdom literature）或「新時代」（'New Age'）文學，其中不少由中文能力有限或全無的「偽譯者」製作。若干權威漢學家（如 Girardot、Goldin、Kirkland、Mair、Moeller）已提出此現象中的翻譯真實性問題，尤其考慮《道德經》複雜的形成歷史、作者身份、文本傳統、詮釋史與翻譯史，以及譯本類型。 　　相對於「偽譯」，謹慎的學術型譯者們荷擔著盡其所能地透過詮釋，以復原《道德經》本義的責任：對某些看似簡單的概念提出最真實的詮釋，是極具挑戰性的，例如此經典中原始的（primal）、具文化特異性的（culture-specific）宗教哲學概念──「道」。本研究選擇了三種西方《道德經》譯本中「道」的學術詮釋，並在「厚實翻譯」（'thick translation'）的概念下，觀察其原始意義在各自特定學術領域中的復原。文化理論家阿派爾（Kwame Anthony Appiah）的「厚實翻譯」強調將文本（text）置於其豐富的文化和語言脈絡（context）當中，並稱之為一種附有註釋和注解的「學術翻譯」（'academic translation'），而這些註釋和注解可視為文學理論家簡奈特（Gérard Genette）所稱之為副文本（paratexts）的內容。翻譯理論家赫曼斯（Theo Hermans）的「厚實翻譯」進而強調對原始文本的意義和脈絡的跨文化深度探索，他認為這種深度無法單獨在譯文中傳達，需要額外的文本機制，如附註（notes）和其他評論性注釋（critical apparatuses），而這些在本研究中也視為副文本。此外，翻譯理論家張佩瑤（Martha P.-Y. Cheung）進而認為，「厚實翻譯」是一種文化再現形式（cultural representation），它是通過「意義層次」（'layers of meaning'）展現具中國文化特異性概念的異己性（Otherness）。 　　有鑒於此，本研究將（1）文字學家梅維恆（Victor H. Mair，1990年）、（2）歷史詮釋學家邁可．拉法格（Michael LaFargue，1992年），以及（3）比較哲學家安樂哲（Roger T. Ames）和大衛．霍爾（David L. Hall，2003年）所譯之《道德經》第一章經文起始句，通過三個意義層次觀察，即「詮釋層次」（interpretive strata）：（1）文本（text）：包括譯者在原文不同版本中的首選原文文本、用於支持其詮釋的其他古代或現代文本，以及這兩者如何幫助形成各自的譯文文本；（2）副文本（paratext）：譯者使用於譯文之外的文本篇章，即以前言、序言、後記、附錄、詞彙表等形式傳達對「道」更加全面的詮釋性文本；（3）脈絡（context）：以大量副文本形式傳達的、特定學術領域的詮釋脈絡（interpretive contexts）和手法，是由以上三種譯本的學者型譯者們，根據自身研究為基礎的翻譯中表現出來的，展現其來自不同學科在《道德經》研究中的卓越和高學術標準。結果發現，《道德經》的文本意義被各種因素所影響，例如原文版本的選擇和副文本中傳遞之各種不同的詮釋脈絡──即文本在詮釋過程中並非無改變，而是帶有譯者意圖，因而譯文結果亦受影響。由此進而發現，三種譯本在三個詮釋層次中對「道」的理解均有異處：原文文本其不同意義之產生，決定於其起源於不同的語言、歷史、社會、文化或哲學脈絡，透過附加到其相應之不同譯文的、帶有譯者意圖的副文本進行傳達──換句話說，副文本即為一種文本和脈絡之間的交互作用物（interactant）。整體來說，本研究認為《道德經》中「道」的「厚實翻譯」，可理解為其詮釋性表徵，其呈現不同之脈絡化的意義，在不同詮釋層次之間，以及透過不同譯者之間對話的二維相互作用中產生，從而塑造其產生之各種相異的本體論（ontology），並顯示出「道」的翻譯之必然性（necessity）、層次性（layerity）、多重性（plurality）和共同創造性（co-creativity）。然而，雖然詮釋各有不同，在這三種譯本中也發現了一個意義的匯合點，即本研究中認為是「道」的非教條性（non-doctrinality）。從此發現所延伸出來的觀點是，由於「道」的意義是共同創造的，故無普世的制高點來談論「正確的」或「最好的」翻譯，並合理化了對「道」的多元共同創造的詮釋，以譯者和文化之間對不同世界觀的建設性對話為其形式。上述發現提供了以下啟示，來重新思考翻譯研究中的若干概念：（1）「道」的一對一、字對字的「對等」（'equivalences'）；（2）有關「神話」與「真實」的「巴別塔」（'Tower of Babel'）問題；（3）從《道德經》遠古的口傳文化（oral culture）演變成至今未曾間斷傳遞其脈絡化的注釋、解經和翻譯，來重思《道德經》的「文本」（'text'）性質；（4）翻譯研究應進一步向跨文化人文學科的多樣性和豐富性開放；以及（5）從《道德經》的透明並易於閱讀的「虛薄翻譯」（'thin translations'）中看到的語言和文化之間的不兼容性（incompatibilities）。正是《道德經》翻譯的「厚實」（'thickness'）促進了對自身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反思理解，這在當今加速的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和文化同質化（cultural homogenization）中具有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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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兒童文學：伊索寓言功能流變
    ( 2015) 林憶珊 ; Lin, I-Shan
    伊索寓言為家喻戶曉的兒童啟蒙讀物，故事多以動物為主角，敘述淺顯易懂、篇幅精簡、清晰，再利用故事的內容闡明一則則人生道理。但是伊索寓言在上古世紀卻非只是兒童讀物，而是辯論家在論說時用以隱射、舉例的修辭材料，有些故事甚至兒童不宜。伊索寓言在中古世紀被作為神職人員講道時的證道故事，文藝復興時期成了文法學校的語言學習材料，啟蒙時代的伊索寓言更扮演著啟發孩童想像的讀物。如此多變的功能，變的不是伊索寓言的本質，而是不同時代、不同翻譯的作法。本論文以時間作為主軸，闡釋各階段伊索寓言的形貌，分析出版品的形式與內容，描述伊索寓言的功能轉變。第一章探討伊索問題以及寓言體，第二章為修辭材料以及證道故事，第三章分析六本十七世紀出版之伊索寓言，探究語言學習材料的內涵，第四章分析六本十八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中葉的伊索寓言，進一步描述、分析伊索寓言在啟蒙時期的轉變，第五章綜覽二十一世紀的伊索寓言，包含其功能、形式以及應用。最後一章結論針對先前的論述加以重整。不同時期的翻譯，針對其預期的使用者需求，都會加以調整內容、形式。本研究認為伊索寓言的功能轉變也呼應了歷史的時間線，其內涵也從最早的修辭功能，不斷擴大、增加、改變。未來研究可朝文本之廣度、深度以及語言、地區著手。本研究透過描述、解析不同時期的伊索寓言，進一步剖析被挪用、刪減、變形的文本，看見翻譯如何被創造、被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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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視角下的臺灣： 臺灣史相關文本之翻譯贊助者研究
    ( 2014) 江昀蓉 ; Yun-Jung Chiang
    本研究試圖探討贊助者對臺灣歷史文獻史料中譯本的操縱與運作。臺灣歷史文獻史料為了解臺灣歷史與人文最直接的途徑之一。過去荷蘭人、西班牙人都曾佔領臺灣，1860年因北京條約臺灣開港通商，吸引許多商人、傳教士、探險家等來台，日本人更殖民臺灣長達五十年之久。過去曾到訪臺灣的人士留下許多珍貴的史料與對臺灣的研究結果，這些作品便成了現代人了解臺灣歷史的重要媒介。本研究試圖從三個贊助者，政府部門出版機構、民間出版機構與教會出版機構，探討各贊助者在翻譯臺灣歷史文獻資料時，對譯本的操縱與其譯本中暗藏的意識形態，與各贊助者出版譯本的目的。希望透過對譯本的分析，探討譯本在戒嚴時期與解嚴後等不同的時空背景下的樣貌，找到有系統的方式討論臺灣史相關文獻史料的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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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少年文學選集」與「兒童文學傑作選」的附文本研究
    ( 2017) 孟令函 ; Meng, Lin-Han
    東方出版社與國語日報出版社為臺灣兒童文學史上的兩大兒童文學出版社，歷史悠久且出版品極多，時至今日仍發行許多出版品。兩家出版社在六零年代各自推出了許多翻譯兒童文學套書，其中頗具代表性的有國語日報出版社的「兒童文學傑作選」及東方出版社推出的「世界少年文學選集」。兩套叢書規模、出版時期相近、皆為翻譯兒童文學作品，其時代意義、在兒童文學出版史上的地位都相當重要。 　　本研究選定東方出版社的「世界少年文學選集」與國語日報出版社的「兒童文學傑作選」進行研究比較。透過查找、收集這兩套叢書的初版作品，選取其豐富的附文本資料（包括給讀者的序言、人物介紹等等），針對兩家出版社的附文本進行比較。 　　東方出版社的「世界少年文學選集」與國語日報出版社的「兒童文學傑作選」，分別表現日本、美國兩大兒童文學勢力對台灣兒童文學的影響，且兩套叢書的附文本內容、譯者、出版者之文化背景都有明顯差異，本研究針對兩套翻譯兒童文學作品的附文本進行比較，並分析譯者背景及其翻譯策略，呈現兩家出版社各自引介兒童文學叢書的不同手法，並讓譯者在引介翻譯兒童文學作品的過程現身，展現翻譯外國兒童文學作品對臺灣兒童文學帶來的文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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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到英新聞翻譯探析：以《台北時報》言論版翻譯為例
    ( 2005) 李儀芳 ; Lee, Yi-Fang
    新聞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傳遞訊息並溝通文化。而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翻譯的重要性不容忽視，若放在訊息溝通的框架下來探討，新聞翻譯本身就是研究文化交流與語言交換的有力文本。目前大多數的新聞翻譯研究都受到語言和樣本的限制，大都探討英翻中的新聞編譯，而非純粹的翻譯活動。本論文以「台北時報」的言論版翻譯為研究對象，試圖以既有的新聞翻譯策略為基礎，探討中翻英新聞的策略問題，並與英翻中新聞翻譯策略相互對照，期能描述中翻英新聞內容的翻譯狀況與實際應用的策略。本文以文本分析為基礎，配合深度訪談，試圖由文本分析的結果探討中翻英新聞翻譯工作者應用的策略，並輔以訪談內容，進一步描述新聞內容翻譯的現象，討論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會受到哪些層面的因素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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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版的「心靈雞湯」：《于丹〈論語〉心得》及其英譯研究
    ( 2017) 涂宇祺
    近年來不少中華傳統典籍的現代解讀本面世，當中最為轟動的當屬2006年在中國大陸出版的《于丹〈論語〉心得》。有別於傳統一板一眼的《論語》解讀本，該書用通俗的語言，結合當時社會現實解讀《論語》，出版後隨即風行全國。然而，有不少學者認為該書誤讀《論語》，只是利用《論語》來表達作者于丹的「心靈雞湯」。因廣受歡迎，2009年該書英譯本Confucius from the Heart出版，為建國後為數不多的版權輸出範例，後來出版的二十多種語言譯本亦以此英譯本為源文來翻譯。從《論語》到《于丹〈論語〉心得》，這是文言文翻譯到現代漢語，在時間上跨越了中國的古與今；從《于丹〈論語〉心得》到Confucius from the Heart，這是由中文翻譯到英文，在空間上跨越了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本研究審視《于丹〈論語〉心得》及其英譯本如何挪用勵志書的模式重新「翻譯」了《論語》。 本研究採用描述性研究，透過文本分析，以勒菲弗爾的翻譯理論為架構，從蜜琪•麥克吉，珊卓拉•K•多爾比和海蒂•瑪莉•里梅克三位學者的勵志書理論出發，分析上述兩度翻譯中意識形態及詩學特徵的轉變，檢視相關贊助人在兩書的翻譯及出版過程中的角色。研究發現，《于丹〈論語〉心得》在意識形態及詩學特徵上帶有明顯的勵志書色彩，從該書的包裝和行銷可看出其勵志書的特色及贊助人的作用。Confucius from the Heart亦有反映甚至強化源文的勵志書色彩，但在呈現源文詩學特徵上既有佳譯亦有文學性丟失之處。作為中書英譯，其版權輸出的過程更加突顯贊助人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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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口譯能力考試英語測驗題型適用性研究
    ( 2009) 林逸欣 ; I-Hsin Lin
    有鑑於口譯考試施測及評分過程，所耗費的人力與時間頗鉅，多數口譯考試係以第一階段的英文能力測驗作為篩選機制，先篩選出可能具備口譯能力的考生，再進入口譯實務測驗階段。然而，英文能力考試能否確實篩選出具有口譯能力的考生，實取決於題型設計能否充分反映口譯工作所需之特定能力。本研究首先整理兩岸三個較具代表性的「中英文翻譯能力考試」第一階段使用題型，再以文獻回顧評估各題型，篩選出「聽寫填空」、「聽力簡答與筆記」、與「聽寫摘要」三個可能適用於翻譯能力考試第一階段測驗的題型，以及「逐字聽寫」與「聽力簡答題」兩個對照題型。本研究以實驗的方式，對「受過口譯訓練」及「未受過口譯訓練」的受測者施測，以瞭解受測者的成績表現是否受到不同題型的影響。 實驗結果顯示，「未受過口譯訓練」的受測者，在「聽寫填空」題型的表現較「逐字聽寫」差，但「受過口譯訓練」受測者在兩題型的表現沒有落差；「未受過口譯訓練」的受測者，在「聽力簡答與筆記」題型的表現較「聽力簡答」差，但「受過口譯訓練」受測者在兩題型的表現沒有落差；「未受過口譯訓練」受測者在「聽寫摘要」題型的表現明顯低於「受過口譯訓練」的受測者。據此推論，「聽寫填空」、「聽力簡答與筆記」、與「聽寫摘要」三個題型，除可測試語文能力之外，亦能反映逐步口譯所須具備的部分「非語言」能力，能夠篩選出「具有口譯能力」的受測者，可能較適用於口譯考試第一階段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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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會議口譯聯合專業考試對考生之意義及影響
    ( 2015) 王啟安 ; Wang, Chi-An
    現代人的生活幾乎無法避免考試，而考試所帶來之焦慮、緊張等負面情緒，常為考生帶來諸多影響。此種面對考試到來，伴隨而生的各種負面情緒反應，稱之為考試焦慮（test anxiety）。除了影響考生以外，考試也會影響，甚至改變老師的教學方法與學生的學習方式。原本該是為了檢測教學及學習方式的考試，若反過來影響老師的教學及學生的學習，這種情況稱之為回沖效應（washback或backwash）。以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聯合舉辦之聯合專業考為例，該考試是否同樣帶來考試焦慮與回沖效應？換言之，該考試如何影響考生的心情？如何改變教學與學習方式？由於目前針對聯合專業考之研究，多以技能習得、考試背景、考題設計等面向出發，並無文獻以考生的角度出發來探討聯合專業考。因此，本研究以考生的觀點，透過焦點團體（focus group）訪談和一對一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探究考生對聯合專業考的主觀看法、考試如何影響考生心情及學習方式，以及考試通過與否對未來口譯工作之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多數受訪者表示聯合專業考對其心態及學習方式都有影響，指出考前常有緊張、焦慮等情緒，而且從二年級開始的練習，幾乎都以通過考試為前提。另外，多數受訪者亦指出，雖然考試通過與否並不能保證未來口譯工作順遂，但通過考試是進入職場的重要入場券，對於初期進入市場的口譯員而言相當重要。惟受訪者對於考試規則與目的之看法較為不明且分歧。多數受訪者對於考試辦法中明文規定之通過標準表示疑惑，並同時針對應考資格、評分機制、成績公佈等考試規則提出修正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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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軍事口譯員角色與工作現況
    ( 2020) 呂紹華 ; Lu,Shao-Hua
    某地的社會實踐深受當地文化約束，會影響口譯員的道德準則、他們對自身的角色的認知、招聘和口譯員品質、以及口譯員的口譯策略（Rudvin, 2007），因此，探討口譯員外在的工作環境，有助於了解譯員角色定位與其口譯策略的選擇。為了解我國軍事口譯員角色與所處的環境現況，本研究針對譯員環境現況、譯員角色定位與對應之口譯策略、以及譯員應有認知與能力等三方面進行討論。筆者採半結構式訪談法，與國內10位具豐富經驗的軍事口譯員進行個別訪談。研究結果顯示，軍事口譯員正面臨譯員身分認同缺乏、口譯訓練與部隊歷練不足、譯員短缺、行政庶務繁瑣與肩負溝通緩衝功能等窘境。但即便如此，口譯員們在執行口譯任務時，仍透過「增譯」、「減譯」、「摘譯」、「釐清」、「參與」、「人稱轉換」與「忠實翻譯」等口譯策略的靈活使用，扮演「訊息傳遞者」、「文化調節者」、「溝通促進者」與「立場傾斜者」等角色。而軍事口譯員自身能力上不斷精進的自我期許、對譯語語域的適切度認知、以及自身工作與口譯任務的平衡，則是確保譯員能稱職扮演上述四種角色，幫助溝通雙方有效溝通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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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前《悲慘世界》故事中譯的底本研究
    ( 2014) 強勇傑 ; Ivan Yung-chieh Chiang
    　　五四以前，中國出現了九個法國雨果《悲慘世界》相關故事（包括《悲慘世界》、《克羅德‧葛》、〈芳婷之源〉三篇作品）的中譯本，但這些中譯本並非都是根據雨果的法文原文所翻譯。本研究旨在探討這九個中譯本所根據的底本為何，探究方式係從譯者背景及譯文內容來判斷，如譯者背景不詳，則僅依賴譯文之蛛絲馬跡，在檢視譯文內容時，採跨語言之文本比較方式，將中文譯本與先前的日譯本、英譯本、及法文原文加以對照比較，從中尋找可能的傳承關係，進而推斷出可能的底本，若無法確認翻譯的原本，則退而求其次，推斷所可能根據的語言為何。研究結果，發現中文本譯自英譯本者最多，其次是日譯本，直接譯自法文原文者最少。由此可知，英文與日文的譯本在悲慘世界相關故事的傳播方面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英譯本。此外，不管在法、英、日、中各語言當中，節（譯）本所佔的比例皆不容小覷，有些中譯本所根據的底本即為節（譯）本，而此時期的日譯本與中譯本皆為節譯本，由此可知節譯本對於《悲慘世界》相關故事在中國早期的傳遞功勞很大。最後，從追本溯源研究中，發現五四前《悲慘世界》相關故事的翻譯有明顯的重譯接力現象，不僅是跨語言的接力（從法文透過英文、日文而成中文），也在同種語言中接力（例如英譯本與中譯本各自內部的前後傳承關係所形成的接力），為接力翻譯史上值得注意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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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地理學概論-發展地理學/經濟地理學二部分譯評：
    ( 2002) 石尚久
    本篇論文是對我在2001年9月至12月間所翻譯的「人文地理學概論」（Introducing Human Geographies）一書第二部分「主題」中「發展地理學」及「經濟地理學」的中文翻譯所做的譯評。在此次的譯評中，作者首先就「人文地理學概論」一書的寫作編輯及翻譯者的背景作大致的介紹。接下來引用劉宓慶教授「翻譯與文體」一書中對各類文體的界定，來給「人文地理學概論」作文體上的分類和分析，並企圖找出面對此類文體及其特性時所應採用的翻譯策略。同時，也針對譯文中的錯誤和誤解之處作出批評和改正。在「問題與討論」的部分，則對在翻譯時發現的語調筆法問題，以原作─譯者─讀者之間的關係來試圖進行新的思維和討論。最後則總結意見，根據此次翻譯的經驗，探討翻譯者在面對如「人文地理學概論」類型文章的翻譯時，所應採取的策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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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中進英口譯策略訓練提升台灣大學生英語口語能力之探討
    ( 2017) 吳茵茵 ; Wu, Yin-Yin
    口譯的本質在於溝通，英語教學的近年主流「溝通式教學觀」也強調培養學生的溝通能力。口譯員在認知限制、時間壓力及口譯規範等制約之下，採用策略解決問題、預防問題及提升溝通效果，箇中訣竅或許值得英語學習者借鏡。 本研究有兩個主要目的。一是從教學的角度爬梳口譯策略文獻，整理出適用於大學部英語課堂中教授的口譯策略，並搭配第二語言學習理論，設計策略教學之教材與流程。二是檢視這些口譯策略是否能成功應用於學習者的英語口語輸出，幫助他們在表達心中思想時更為靈活變通、條理分明而提升口語能力。 本研究採前、後測準實驗設計與質性訪談和資料收集，以臺灣北部某大學67位中高程度之非英語系大一學生為研究對象，分為實驗組43人及控制組24人。實驗組接受三個月的中進英口譯策略訓練，包含策略教學、六步驟口語訓練，以及口語作業三大面向。控制組未接受口譯策略教學，但接受相同或對等的口語訓練及口語作業。 針對第一個研究目的，為了便於學生記憶與應用，口譯策略以四大原則歸納。原則一、「靈活變通」：包含「往上搜詞」、「橫向搜詞」、「解釋」、「換句話說」四大策略。原則二、「分段處理」：包含「斷句」、「順譯」、「簡單句」。原則三、「條理分明」：分為「重整思路」與「加銜接詞」。原則四、「簡潔扼要」：分為「去蕪」與「存菁」。策略教學以真實口譯語料為實例，透過回譯練習、小組討論、反思清單及口語作業等來啟動認知、後設認知及社會情意的學習機制。問卷資料顯示，口譯策略對於英語口說的幫助，以及學生對於回譯活動的喜愛，皆達中高的程度。 針對第二個研究目的，資料分析以量性方法為輔、質性方法為主以檢驗教學成效。量性方面，兩組前、後測的英語口試成績分為總分與細項進行組間與組內比較。組間比較顯示，口譯策略訓練顯著提升實驗組在描述/記敘題型的流利度。組內比較方面，控制組有顯著進步的項目為整體辭彙變換、整體精確度，以及描述/記敘題型的精確度。實驗組顯著進步的項目遠多於控制組，除了整體精確度之外，還包含總分、整體流利度、整體連貫性、一般談話的流利度、申論題總分、申論題的連貫性及精確度，以及低成就者的總分。實驗組組內顯著進步的項目與口譯策略訓練有相關性。 質性資料則是針對九位實驗組參與者後測及自我口譯作業的逐字聽打稿、課堂討論的逐字聽打稿、事後回想訪談、個別訪談、焦點訪談及反思清單進行分析，以便瞭解學習者策略使用的情況及心路歷程。訪談及反思資料顯示，三大原因限制口譯策略在英語口說上的廣泛應用：個人使用策略的本能、腦中思緒的不定性，以及中文出現於腦中的情況與程度。然而，參與者也認為口譯策略訓練提升靈活變通的能力、加快策略應用的速度、讓他們更為聽者著想，而回譯練習讓他們更意識到自身的盲點，進而更留意母語人士的表達方式。 本研究試圖在口譯與英語口語教學研究上搭起另一座橋樑。研究結果顯示中進英口譯策略訓練有助於提升部分面向的英語口說能力，也頗受學習者的歡迎，為英語課堂增加趣味、挑戰及多元性。本研究整理的口譯策略及設計的教學流程也能應用於大學部口譯課程，以提升學生語言靈活度及溝通效果。研究生則可根據自身需求及弱點進一步延伸本研究的口譯策略分類，將之個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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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放聲思考法探討中英雙向筆譯過程差異之研究
    ( 2015) 李雨衡 ; Lee, Yu-Heng
    本研究以放聲思考法探討中、英母語譯者在翻譯過程所面臨的難題及解決策略差異。受試者共八位，皆為受過三年訓練的翻譯研究所學生，其中英文母語者三位，中文母語者五位。中、英兩篇經濟主題的實驗文本取自教育部中英翻譯能力檢定考試。 結果顯示，無論譯入或譯出母語，受試者皆面臨搭專有名詞轉換、複雜句型轉換和配詞選擇的難題。在譯入母語時，受試者面臨的主要難題是來源語的字詞理解，在語言轉換時較傾向倚賴母語知識；譯出母語時面臨的主要難題是譯入語的字詞轉換，且較傾向使用外部資源判斷譯文是否正確。從翻譯品質來看，譯入母語翻譯的品質不一定較譯出母語來得好。 本論文可能為台灣首篇以英文母語受試者為實驗對象的放聲思考研究。結果顯示三位受試者的翻譯過程明顯不同，可能與受試者的中文能力以及對翻譯主題的了解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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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案例分析談東西方翻譯轉換理論之差異與適用性
    ( 2022) 石鴻岳 ; Schwanberg, Patrick
    本論文之目的為研究「對照語言學理論」在中英翻譯中之適用性。研究重點以兩個相似卻不盡相同的語言學翻譯理論為主，其一為Vinay和Darbelnet（維奈和達貝爾內）的翻譯轉換分類法，其二則為Loh Dian-yang（陸殿揚）的翻譯理論與技巧。Vinay和Darbelnet 的分類法幾十年來一直是公認為翻譯理論中最重要的語言學理論之一，而Loh Dian-yang同時期所產出之理論與技巧則一向被忽略，直到最近幾年才受到西方學者的關注。而Loh Dian-yang的研究之所以益受重視，部分原因是因為它與Vinay和Darbelnet的分類法相比，似乎更適合用來分析中文的翻譯。Vinay和Darbelnet的分類法經常遭受批評，指其過度注重歐洲語言。筆者將以吳明益小説《複眼人》英譯本中的四個章節為研究文本，比較上述兩個理論，以期釐清： a) Vinay和Darbelnet 的分類法是否真的不適合分析非歐洲語言之翻譯？ b) Loh Dian-yang的理論與技巧是否確實更適合解釋中進英翻譯之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