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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九學年度國中地理科段考試題分析研究報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等教育輔導委員會, 1991-01-01) 陳國川; 翁國盈; 吳進喜
六堆嘗會與地域社會：以瀰濃舊聚落為例(1736-1905)
(2012) 劉于銓
本研究選擇以位於臺灣南部屏東平原北側美濃平原上的舊聚落為研究場域，試圖利用施添福教授「地域社會」的概念，即試圖從「維生」、「宗族」、「信仰」等面向進行剖析，建構「瀰濃舊聚落」所屬的「地域社會」。本文的研究課題有以下三點：美濃平原上的開發；宗族的形成與串聯及嘗會的設立；嘗會的運作。美濃平原，位在荖濃溪之北，為屏東平原最北端，是由美濃河流貫其上的小平原，土壤利於發展農業，但受到雨量形態的影響，旱季時水源短缺，雨季時雨量大且集中。在漢人尚未進入時，可能為搭樓社、武洛社（鳳山八社）以及內優六社（南鄒族與魯凱族）活動的範圍，在康熙末年成為「番界」邊緣，雍正、乾隆年間，漢人逐漸向屏東平原北側開發，其中粵籍客家人在乾隆27年（1762）前，已大致上完成瀰濃四個舊聚落的開墾，並利用水利設施來適應雨量形態，雙冬稻作也逐漸在美濃平原上形成，其開發歷程中也多能發現嘗會的蹤跡。移墾初期，在屏東平原上所見採取季節性或週期性的方式，在瀰濃舊聚落開發時可能並不多見，多數人群可能已經在屏東平原上發展，才再轉往美濃平原上開發，或是藉著在屏東平原上已發展而成的「合約字」宗族來到美濃平原，以致於日治初期公業比例上相對較低，多數田業集中在私人家族，或是因家族「衍分」形成的「鬮分字」公業。因「融和」而形成的「合約字」公業，多數選擇遠祖或始祖為對象，並不單純侷限於男性祖先，以包容更多的人群，從現有美濃平原上可蒐集到的嘗簿，皆為來臺後才重組；因「衍分」而形成的「鬮分字」公業，多選擇來臺祖或壯大家業的祖先，有些是在分家產後形成，有些則是在祖先過世後。無論是「合約字」或是「鬮分字」，多透過土地作為經濟來源；在支出上除 ii 了應用在土地及祭祀的開銷外，還透過參與神明會、地方事務及公共事務，使得六堆內部人群更加緊密，也逐漸形成「瀰濃舊聚落」所屬的「地域社會」。
台中港特定區的發展
(2006) 許鐘云
政府投入許多資金於重大建設，期待建設帶動地方發展。本文為了進一步理解以港口作為區域經濟發展之成長中心策略的適用性，而以台中港特定區為例，檢驗港口與區域經濟發展之關係。並將台中港特定區的發展劃分為建港前台中港地區的發展計劃、開港後台中港特定區的發展現況、台中港特定區內部機能分區發展與都市計畫規劃之差距等三個階段來進行論述，並以人口成長趨勢、都市計畫、都市機能分區作為研究本區發展時的三個切入面向。台中特定區設置的意義，即在配合台中港的建港，及因應中部地區未來需要而決定開發。因其本身為港口，在規劃發展上又加入新市鎮的概念，使台中港特定區成為一個與眾不同的新興都市。為了確保計畫構想而不變質，台中港特定區計畫採用盛行歐美都市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制度，明定各使用分區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特性。台中港特定區計畫的發展策略，是以開闢港口，經由工程建設可提供土地發展工業，工業發展誘引產業人口移入，減緩本區人口外移，以達成自給自足新市鎮之目標。在這樣的思考脈絡下，明確界定本區為「工業都市」;在空間規劃方面，以西側港口作為規劃重心;而其外圍分別劃設為農業用地、非都市計畫用地及保護區等用地，防止都市用地漫無限制發展，充分展現「港口新市鎮」之特質。開港前本區為農業社會，長時間以來人口普遍外流。第三級產業就業人口比重偏低，經貿能力薄弱，缺乏港市應具備的條件。開港後本區經濟型態轉變，逐漸脫離農業社會的色彩，轉向以工商業為重，運輸倉儲及通訊業為本區重要且獨特的產業活動，以港口所在地的梧棲鎮受惠最多，此與台中港營運，提供航運服務機能有關。然而，本區人口發展並不隨台中港特定區的劃設及港口的興築而有顯著的成長，計畫區內人口僅約為二十三萬人(2004)，離五十八萬人口計畫目標甚遠 ; 土地使用效率偏低，工業區、商業區及住宅區皆有開發不足的現象。此外，由各類用地發展分析可知，本區發展深受當地歷史背景、產業結構、交通運輸、及台中市擴張等多方面因素影響，更甚於台中港的單一影響要素。台中港特定區三十多年的發展，其成效有限，顯然以台中港作為帶動區域發展目標並未達成。雖說本區都市計畫在規劃上及執行上有其矛盾與不完善之處，然而隨著產業結構變遷、運輸成本的降低、高科技產業發展、及產品日趨短、小、輕、薄等因素影響下，使得台灣地區海運量與空運量間產生了替代效果。換言之，奠基於傳統製造業進出口需求而規劃興建的台中港，已不符合現今台灣地區產業發展之需求，時運不濟，是本區難以有突破性發展之關鍵因素，而產業結構變化之快速更是當時規劃者始料未及的結果。隨著產業結構的變遷，港口不再是產業區位必然之選擇，港口的發展未必就能帶動人口與產業的進駐而成為區域發展之成長中心 ; 反之，台中港特定區的發展必須被放在區域發展脈絡中來探索。
台東平原釋迦產業的產銷社會空間
(2007) 呂碧卿
本研究以台東平原為範圍，探究其成為全台最具規模的釋迦產地的原因。並以農業糧食鏈為研究概念，說明台東平原釋迦產業的產銷特色，及其呈現的社會空間。 1980年代台東平原釋迦產業的發展，是農民在本地二、三級產業就業機會不多、交通獲改善的情形下，考慮市場需求、自然環境、其他縣市的優勢果樹等，最後根據農作物比較利益之下的選擇。而1970年代後期到1980年代新品種的發現、栽培技術的創新，則降低天災、交通不便、勞動力不足所帶來的限制，造成釋迦栽培面積迅速擴張，使其成為全台釋迦栽培最為集中的地區。由於台東平原是釋迦栽培的集中地，使釋迦農與釋迦農、農改場間具有非貿易性相依的連結，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獲得創新的技術、訊息，整個台東平原釋迦產區有共同的學習過程，形成一個集體學習的學習型區域，而此種在地性的互動集體學習所形成的優勢，難以被其他自然環境適合釋迦生長的縣市取代，因此成為台東釋迦產業在自然環境以外的另一項優勢。釋迦栽培的出現代表受國家力量影響的農業活動—鳳梨、甘蔗，轉變成受到市場經濟影響下的農業活動。為使釋迦產銷活動順利進行，個別農人和產銷班必須各自運用其社會網絡資源，獲得產銷過程中的各種訊息與支援，並以之建立與農糧鏈成員間的合作關係，產、銷活動才得以順利進行。農業投入方面：個別農人與肥料行、生產資材行、農藥行、種苗行等單位的互動落實在地表上，展現的是以鄉鎮為範圍的社會空間；產銷班的生產規模大，可與外縣市廠商合作，故社會空間擴及台東縣以外的地區。農場生產所需的勞力方面：主要來自家人，主要是因為工資高，農人希望自行吸收工資成本，必要時才雇工、換工。台東平原的雇工主要來自初鹿地區，雙方形成跨區域分工的合作關係，釋迦農的社會空間已不再限於所在的鄉鎮。糧食消費方面：釋迦農的產、銷常因應消費者需求而改變，如：裝箱方式、使用套袋以減少農藥的噴灑、推行吉園圃認證、生產履歷的制度。換言之，生產怎樣的產品，農民不再是唯一的主導者，必須適切回應在農業糧食鏈尾端的消費者對其產品的要求，才能在眾多相似產品中脫穎而出。果品配送方面：與釋迦農有合作關係的貨運業者都在台東平原上，其形成的社會空間以台東平原為範圍。釋迦產出後，可販售鮮果或加工品。釋迦加工品的大宗為釋迦冰品，斑鳩產銷班和地區農會為區隔市場，分別有鳳梨釋迦和釋迦的冰品工廠可以生產，主要銷往地區農會的各超市或各觀光景點。鮮果的運銷則透過行口或攤商銷售、傳真或網路訂購再宅配到府、經貿易商販售到海外地區等方式。與釋迦農有合作關係的銷售單位，可依其所在位置分成兩大類：其一，產地（台東平原），包括產地市場、省道旁的攤商、東農超市等，與釋迦農的買賣關係形成以產地為範圍的社會空間。其二，台灣西、北部、海外地區，包括行口、貿易商、宅配到府等，與釋迦農的買賣關係形成超越產地的社會空間。上述產銷過程中，不論個別釋迦農或產銷班都將其產、銷活動鑲嵌於其既有的社會網絡之中，以便降低尋找過程中的成本、獲得較值得信賴的產銷連結。但個別釋迦農與產銷班的運銷社會空間有所差異，此即反映出支持個別農人與地區農會產銷班完成運銷的社會網絡之不同，前者主要靠地緣、血緣形成的社會網絡支持，後者對內可運用班員原有的地緣、血緣等社會網絡資源，對外可獲得農政單位、地區農會等社會網絡的支持，因此，其銷售社會空間較廣。然而，在全球化的時代，個別農人以地緣、親友關係建立起來的合作對象，無法與海外運銷所需的各單位建立合作關係，唯有透過產銷班可結合更多社會資源，讓農民只需單純生產，而行銷、運輸、資金流通等工作有其他企業化的組織可以代勞，才有可能拓展海外市場。目前產銷班海外運銷雖然可以順利進行，但仍屬剛起步階段，而且只靠部分產銷班負責提供貨源，在訂單量增加的情況下，恐有貨源不足的疑慮。如何整合全台東地區釋迦農，提供一個合作的機制，將是未來持續辦理外銷活動可以努力的一個方向。
命題技巧在地理教育評量中的應用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1984-04-??) 施添福; 吳進喜
屏東縣前堆地域的社會空間結構與變遷
(2007) 利天龍
清康熙四十年代後，客家移民大舉渡越下淡水溪，抵達今屏東縣長治與麟洛二鄉境試圖建立新的家園。兩地民人面對康熙60年的地方反動勢力，與其他客家移民合作抵禦，逐漸發展成為六堆中的前堆地域。本文將客家堆制組織的研究視為地理問題，企圖經由社會空間結構的門徑，透過文獻舉證、地圖應用與田野調查等方法，為清代以來台灣南部相對強勢的客家堆制組織，建立系統性的理解架構。在相對尺度的概念下，本研究將客家堆制組織視為大小不等、層級各異的地域單元，並擇定組織結構最為複雜的前堆地域進行探究。基於「堆域民空間的建構與解構如何成為可能？」此一問題意識，本文在國家與環境的視角下，對前堆地域的探究獲致以下成果：一、清領時期的邊區：此時期官治力量薄弱，環境威脅大，在求生存與保衛家園的需求下，百姓必須團結，社會的秩序乃取決於民間的自治。透過聯庄防衛行動，客家墾民逐步地建立堆域認同。堆組織吸納大租戶、小租戶與佃農的生產剩餘，將堆域內所有人民凝聚為生命共同體，創造出堆域民空間。在環境威脅下，傳統社會組織由於具有人力、物力動員的優勢，受到高度重視。在多個組織間交叉持股的堆民提高了彼此的整合程度。綿密的血緣與地緣網絡，遂在堆域民空間之內，建構出一種犬牙交錯的結構。堆域社會上層的管事，整合了下層的百姓，促使原鄉的社會關係逐步在地化，並實現領導階層的家族化，長期維持堆域上層的地位。透過仕紳的努力，前堆粵境的疆界變得模糊，最終促成社會空間的擴張，形成附堆組織。在這些現象的背後，耕作小農與福客紳商是彼此合作，各取所需，居間穿針引線的，很可能是「福佬客」的雙語能力。二、日清政權交替時期：前堆精英領導的抗日戰役失敗，民間武力已失，而國家統治實力未立。殖民政府為穩定政局，收編地方舊勢力，加速亂局的穩定。堆制組織也被收編，成為警察系統的末梢。不過，當局基於「閩粵比鄰和睦」的想法，在行政區域上刻意調整，瓦解了原本獨立自治的堆域空間。殖民政府經由土地調查等基礎事業所建立的地理空間系統和堆域空間並不一致，「堆」不再成為官與民思考和運用的對象。福客雙方的領導階層，則共同被納入到基層行政架構中，在清末的基礎上，展開更多實質的接觸與交流。三、殖民政權穩定後：國家相對強大，民間力量相對萎縮。當局的施政讓堆域民空間產生質變，以行政區域為基礎，逐漸地域化。傳統的社會組織在初期並未遭到打壓，仍能自主的參與公共建設，不過對於公共空間範圍的認定卻擴張到了堆外。大正九年行政區域調整後，當局使「閩粵比鄰和睦」的想法，進一步落實到「庄」，福客雙方得以經由公共事務的參與擴大彼此的交流。在當局逐漸貫徹施政的過程中，堆的自治領域漸趨模糊，取而代之的，是逐漸明朗的「街庄民」、「警察官」與「部落民」三層空間。地方仕紳在承接與貫徹統治者意志的過程中，發現了新的舞台，前堆客家領導階層開始悖離傳統務本的生活，轉而植蔗經商。傳統社會組織內部的矛盾逐漸激化，影響了組織的存續。不過，在舊時代仕紳主事的時期，領導階層以其雄厚的群眾基礎，圓融地將問題轉移到公學校的設置議題上，成功地在庶民和自身之間創造雙贏的局面。然而，隨著地方行政事務的運行與熟悉，協力者精英第二代逐漸能夠在行政框架內靈活的遂行自己的意志。以國家賦予的權力為後盾，這群新一代的領導者由於不再需要藉由群眾的認同來鞏固地位或維持利益，傳統社會組織的資源成了覬覦的對象，傳統社會組織的崩解，協力者精英第二代中的一部分人，可能責無旁貸。
彰化平原農業土地利用變遷與地區差異
(2013) 毛嬿媖; Yan-Ying, Mao
彰化平原作為台灣的農業重鎮，其農業土地利用方式亦隨著不同時期而有所差異。因此，本文透過 Weaver 的作物組合指數,並採用 1925年、1930年、1935年的《台中州統計書》以還原日本時代彰化平原的農業土地利用概況;而戰後則是以 1950 年始至2010年終，每隔10年的《彰化縣統計要覽》作為該時期的農業土地利用概況之展現。彰化的平原地形、氣溫高、雨量充足等，皆為本區的農業發展提供了一個相當優越的發展背景。不過,降水集中卻是本區農業開發之一大限制。因此，早期的平埔族聚落,多在取水方便之高地,農業發展較為緩慢。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康熙年間，以施士榜為首的開墾下，第一座大型的水利設施——施厝圳完工。亦帶動整個彰化平原的土地墾殖，使得彰化平原的土地開發達到第一波的飽和期。在清代末期，呈現極高度的水田化地景。而後，日本政府開始治理臺灣，透過一系列的政策使得彰化平原的農業土地利用呈現三個不同的發展脈絡：北部以水稻為主的單一作物組合、中部以水稻為主、蔬果為輔的複雜作物組合形態、南部則同時具有多種作物組合類型的形態。到了戰後，再次經歷政權的移轉,此時的農業土地利用亦產生極大的變革。戰後初期，整個彰化帄原呈現極為複雜的土地利用形態，區域化不明顯。直到 1990 年始,平原內部開始轉向以水稻為主的農業土地利用方式,農業土地利用分區亦大抵出現。此時則呈現四個不同的區域發展：北部水稻單一作物組合、中部水稻複合區、南部水稻單一作物組合、西南部高雜異度作物組合。從彰化平原的個案中可發現：本區的農業土地利用，與不同時期、不同人群使用下，所產生不同的農業地景，也使得整個彰化平原的農業區劃有所差異。另外，即使至今日，整個彰化平原的農業土地利用仍深受自然環境與其過去發展脈絡的影響，且本區的作物種類有明顯朝向專業化發展之趨勢。
戰地政務解除前後金門中地系統的變遷
(2006) 董毓雯; Tung Yuwen
本研究根據「中地理論」的系統架構，以「中心性指數」為指標，為各中地劃分等級，觀察系統內各級中地數量、機能與市場範圍分佈特色，以比較戰地政務解除前後中地系統的變遷。藉此，凸顯不同時空脈絡下金門特殊的區域發展特色，並為中地系統變遷研究的比較基礎。戰地政務時期的中地系統，在數量上與空間上，並未呈現理論中的規律性與幾何性，而是高級中地寡、機能雜異，兩兩以山海為界，位居各分區中心；中級中地數量漸增，位置緊鄰大型軍營，機能以軍需為導向；低級中地數量最多，位置緊鄰小型軍營，因應軍人非假日時活動時空間受限的特性，機能以雜貨店、小吃店最為普遍。由以上中地系統特色可知，戰地政務時期，軍人為左右中地系統的主力，其消費特性、分佈規模差異影響了各級中地數量、機能與分佈特色。戰地政務解除後，中地系統仍與理論模式有所差異。其中，高級中地在行政、商業機能交互增強作用下，中心地位維持不變，各中地機能完備，且多以當地居民為導向，市場範圍囊括全島；相較之下，中低級中地失去了軍人消費力，其中心性大減，機能雜異，消費對象包括軍人、居民與觀光客，空間分佈上，集結成群的現象則由重軍駐紮地，轉為鄰近高級中地與交通幹道兩側。綜而觀之，戰地政務解除前後金門中地系統的變遷，有高級中地中心性成長、中低級衰退。若進一步以各中地中心性變化率為指標，可將中地劃歸「衰退型中地」與「成長型中地」兩類型，前者比例高、鄰近昔日重軍駐地者衰退比率大；後者比例低，有鄰近後浦、新市與交通幹道的空間特色。為一解上述中地系統變化的因素，本研究由地理學之空間觀點切入，對當地居民的消費地點偏好進行調查，描繪出目前中地市場範圍，結果發現市場範圍有兩層級，底層以後浦、新市、沙美、東林為中心，兩兩以山海為界、規模相近；上層以後浦、新市為島東、島西兩大中心，市場範圍囊括全島。以上是消費主體--當地居民在交通易達性提高的背景下，基於中地規模、營業場所規模考量，對高級中地消費地點偏好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兩大中地強大中心性籠罩下，仍存有不少小型中地，或憑藉人際網絡、彈性經營模式，或仰賴外來觀光團消費力而得以殘存。以上兩時期中地系統的變遷，是不同消費主體之消費習性與空間分佈差異的結果，它反應的是兩岸關係由緊張到緩和的過程中，不同政策取向下，消費者與販售者的調適與回應；與其他中地系統變遷研究成果的差異，則凸顯了金門做為夾峙兩岸島嶼，在戰地政務實施下特殊的區域發展特色。
戰後大園鄉土地利用的變遷
(2007) 黃淑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碩士論文摘要研究所別：地理系教學碩士班論文名稱：戰後大園鄉土地利用的變遷指導教授：吳進喜研究生：黃淑潔論文內容：(共一冊，文約六萬五千餘字，共分六章二十一節，並以一千六百餘字的摘要說明。) 摘要本文將大園鄉從戰後到現代的土地利用，以民國58年和民國85年為界限，分為傳統農業社會、工業化時期以及全球化時期三個階段，將土地利用分為耕地(水田及旱田)、建地(住宅及工業用地)與其他用地三類，先瞭解各個階段三類土地利用的情況，再透過三個階段三類土地面積的消長，以及農業生產的轉變，歸納影響戰後大園鄉土地利用轉變的因素，探究土地利用與城鄉關係的變化。戰後在一連串的復舊與建設，以及農業政策的提倡下，民國42年臺灣的農業回復到戰前的水準，農作物的產量更勝以往。大園鄉農業土地面積廣大，民國42年至57年間，耕地面積維持在6200公頃左右，水田佔6000公頃，作物生產以兩期稻作為主，複作指數維持在200以上，農業發達。鄉內的住宅集中於大園鄉街，其餘則散佈於田野間；工業不發達，多數是集中於鄉街的小型農產品加工業；其他用地中，以農業灌溉的溜池及軍用機場佔地廣大。民國58年初至93年底，耕地面積減少了2182.20公頃，主要是轉為機場、工廠及設施用地為主。除了民國63年國際機場動工，及民國65年與68年兩處工業區的開發，共轉用1394.38公頃的土地外，以鄉內建築物擴張的情況來看，戰後至今大園、竹圍、菓林地區住宅均有明顯的擴張，且多呈住宅區的塊狀分佈。在工商業的發展上，除了工業區外，大園與五權地區一般工廠分佈較多，而且工廠的設置逐漸趨向於集中。竹圍與大園地區好幾家的倉儲物流業，佔地面積廣大，以及菓林地區沿著臺4線一連出現近十家的出國停車場，是鄉內相當醒目的兩項產業發展。民國73年後，農業複作指數開始明顯降低，農作物種植面積不斷減少，至民國93年僅剩16.4，耕地粗放化的情況相當嚴重。雖然五權地區的耕地利用有部份朝向溫室蔬菜、園藝及觀光休閒產業發展，但零星分散，看不出明顯的規模，多數的耕地均呈現拋荒或休耕。本鄉的土地利用，由單純的農業生產，到耕地面積減少，及農業發展的粗放，反應了戰後臺灣地區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都市擴張對鄉村造成的影響。民國42年起，政府致力追求「以農業培養工業」的目標，工業迅速發展，民國50年，臺北市二、三級產業發達，為全臺第一大都市，製造業的發展逐漸向臺北縣、桃園縣擴張，桃園縣內工商業分佈集中於桃園市與中壢市，兩市發展為地方中心。受都市工商業發展的影響，民國50年代後期大園鄉逐漸出現人口外流的情況；民國60年代，面臨沿海防風林大量死亡，農業灌溉水源遭受工業廢水污染，使得本鄉農業生產的自然環境改變，造成廣大耕地收成不佳，加上國際機場開發，內外環境的轉變，影響農業的發展。民國65年起本鄉陸續開發了兩處工業區，除了將污染性工業集中管理外，也藉以緩和人口外流的情況。民國68年機場啟用後，飛航安全及噪音的管制，降低土地利用的價值。然而，機場開發對陸運交通的需求，使本鄉的聯外交通迅速發展。機場設立所引進的關聯型產業，尤其是高科技產業，大量集中於臺北縣及桃園縣，產業的聚集，人口的集中，使得都市用地持續的擴張。對於地狹人稠的北部地區而言，土地便宜而交通便利的大園鄉，對住宅及工商用地有需求者而言，無疑是一項拉力。因此，本鄉除了工業區開發引進的工廠外，鄉內各村也陸續有個別工廠及私人工業區的設立，甚至在民國80年後，本鄉除了工業的發展外，也成為桃園縣內人口移入的地區。由大園鄉土地利用的變遷，可以看出在傳統農業時期，鄉村配合經濟發展之所需，提供都市農產品及勞動力；到工業化時期，成為都市擴張，都市用地延伸之地。鄉村地區受都市化的影響畢竟有限，農業仍是許多農民賴以維生的產業；因此，在全球化的衝擊下，農民生計面臨危機，紛紛尋求農業轉型及技術提升。有別於一般鄉村的發展，大園鄉作為國際機場的所在地，是北部地區的空運門戶，受到工業發展與都市擴張的影響，以及發展空運中心的規劃下，逐漸成為期待都市化地區，機場是帶動大園鄉持續發展，擺脫全球化對農業衝擊的重要建設。
日治時代玉井盆地的農林土地開發
(2002) 陳怡碩; I-Shuo Chen
本文以土地開發過程的角度，瞭解位處臺南淺山邊區地帶的玉井盆地，自清代至日治時代墾拓的空間差異，並以日資會社為主體，說明其在盆地內的進駐過程、經營內容與開發成果，以檢視一個具封閉性的山間盆地，在日人五十年的統治後，呈現的區域特色及其影響。清末玉井盆地的區域特性，其自然環境，呈現常年高溫、夏雨集中、乾濕分明、易生乾旱的氣候，嚴重影響水資源的分配與農業活動的經營；而逼近內山、地勢叢雜、大河貫流、階地廣布的盆地地形，使之對外交通不便，形勢較為封閉。盆地內的土地利用，除田園耕地與聚落主要分布於盆底河階，廣大的淺山坡地淪為採集、放牧、濫墾的場所，荒地遍佈。整體而言，盆地之總耕地率偏低，土地贍養力不高，土地具有低報酬性的環境特質，以及耕地零碎，以傳統自給性經濟為主的經濟型態。盆地的歷史發展，由原屬於平埔族原住民族群的生活領域，在清初原住民內附而納入清帝國的統治後，隨著漢人不斷入墾，盆地原有的社會經濟結構乃逐漸轉變，復因林爽文事件的影響，在設官治理與軍事佈防下，遂成為臺灣的邊防重地之一。此後，盆地內的區域發展，是傳統漢人社會組織與聚落的成形，與原住民族群的衰弱、退卻，長久作為清廷治臺的邊區，在清末開山撫番事業的刺激下，私人墾殖風潮再起，而土地清丈事業的施行，可視為國家體制引入的前奏。日資會社進駐的時代背景，則是日治初期盆地附近成為抗日武力與日本軍警相互襲殺的場所，在總督府施以武力討伐後，國家權力終於掌控盆地，有助於土地調查事業的迅速推展，也為後來日本內地資本的投入奠定基礎。明治31年（1898）由北臺開始施行的土地調查事業，確立田園耕地的業主權，促進臺灣的近代化與資本主義化，也建立了一套有助於國家統治的地理系統。明治43年（1910）開始施行的林野調查，則是將廣大的山林原野地也納入國家掌控，不但全面建立林野地帶的地權關係，在林野地幾乎全屬國有的情況，有助於總督府誘導日人資本投入墾殖，達到資源開發的目的；繼而大正3年（1914）開始施行林野整理，將國有林野施以區分與處分調查，逐步建立臺灣現代林業經營的基礎。至於日治時代玉井盆地的產業發展方向，在臺灣作為日本之殖民地，呈現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與集權統治，納入日本資本主義再生產的結構中，以及臺灣西南部利於蔗作生產的經濟條件，成為日人資本之新式製糖業與旱作大地主資本集中地的影響下，玉井盆地存有大片國有林野的條件，與總督府頒佈有利於日人資本取得大片土地利權的優厚獎勵，使日資會社得以進駐施以大規模的農、林、牧業與新式製糖廠的經營。因此，在日俄戰後日本國內景氣熱絡引發日人在臺投資熱潮的1910年代，當臺灣西部平原紛紛出現以銀行資本為主力，設置大規模新式製糖工廠的同時，玉井盆地也以三千餘甲可耕地的地理環境，於明治末期吸引臺灣人資本在此設置機械製糖工廠，後因財力不足而轉讓與日人經營。新式製糖場為確保原料來源的充足，不但擴大原料採取區、獎勵植蔗、興修水利、贌耕民有地、開設自營農場以外，更在總督府的優厚獎勵下，在大正時期開始在盆地周緣的淺山丘陵進行經濟造林與坡地旱園的墾殖活動。另一方面，依總督府制訂的林野新規獎勵，玉井盆地周圍的淺山地帶也因此同時存在著其他具大規模特徵的山林業（臺南農林、渡瀨同族株式會社）、畜牧業（川原牧場、柏尾牧場）經營。在這波墾殖浪潮下，盆地內的淺山地帶已全面性地被日資會社圈佔殆盡。不過日資會社的土地墾殖，深受乾旱頻仍、林火不斷、地勢叢雜、疫癘盛行等自然環境的制約，以及余清芳事件與經濟不景氣等外在環境的影響，導致墾拓不順、經營困難，也造成各會社的墾殖成果，在經營內容、資本能力、歷史因素、與甘蔗原料採取區制約的差異下，呈現區域差異。結果顯示墾殖成功地主要集中於盆地東西兩側的淺山坡地，土地利用以相思樹造林地為主，除代表耕地開墾極受限制以外，大規模的林地利用為獲取國有林野所有權的最佳方式。至於非會社資本的土地開發，除受到會社進駐的制約，尚有開墾規模較小，土地規模零細的特色。而盆地內未處分的國有林野地，則施以國營造林，因此，玉井盆地的淺山丘陵的地表景觀，經由民營與國營造林活動，漸由昔日荒廢禿山，轉型成具現代性林政管理下的林產空間。此外，以日資會社為主體的墾殖，也改變盆地內土地分配、土地利用與農業生產關係。在日資會社積極的土地佔有下，已改變傳統漢人在玉井盆地的農業經營與土地所有的分配結構。整體而言，盆地內的耕地經營，呈現土地墾耕空間較大，耕地不足的問題較為和緩，但以佃耕為主的區域特徵。農業生產方面，盆地的耕地面積呈擴張趨勢，尤以昭和後期之旱園墾殖日熾，顯示國有林野的整理處分，具體呈現於土地開發的成果上。綜觀整個時代的生產內容，大正初期蔗作面積快速增加，顯示在鼓勵植蔗的環境下，將盆地的蔗作面積推向一波高峰，但大正4年（1915）的余清芳抗日事件，不但造成當地人口流失，也打擊到盆地的經濟，除了蔗作以外，整個生產停滯約持續至大正10年（1921）。後因製糖業的不景氣，導致蔗作、稻作互為消長，昭和4年（1929）後，在昭和製糖的銳意經營下，蔗作生產日益躍升，地方經濟趨於穩定；日治末期，因戰爭環境的需求，盆地內再度出現新一波的墾殖、生產高峰。是故，日治時代盆地內的農林土地開發，在國家力量的強勢掌控，與日資會社的進駐墾殖，兩者相互作用的機制之下，形塑出玉井盆地的區域特色： 1.土地開發將淺山坡地納入國家的經濟體制位於盆地周緣淺山坡地，在逐步建立以日資會社為首的民營墾殖，與國營造林經營雙軌並行的策略，改變清末以來荒蕪遍佈的地表景觀，消除以往掠奪式農林業的弊端，轉而圖謀土地之改良發達，納入國家的整體經營策略之中。 2.新式製糖廠對盆地內生產活動的區域整合盆地內隨著新式製糖廠的設置，以原料採取區域、蔗作獎勵制度的運行，自作農場的開設、贌耕民有地、開墾山坡旱地，以及水利、交通設施的建構，加深糖業資本的生產空間支配，因此，盆地內的可耕平坦地亦被納為一個整合的區域。 3.聚落、人口的變遷以及區域交通的改善發達盆地內的人口，因日治前期的社會浮動，人口數長期陷於停滯，至日治後期，在常年高度的人口流動、土地墾拓漸具成效，與衛生條件改善的影響，日治末期進入一波人口增長的高峰。此外，因會社墾殖引發的人口移入，則有新聚落的出現與舊聚落的轉移，而玉井市街，在糖廠生產擴增引發勞力移入，與交通設施改善，市街範圍進一步向外擴展。 4.生活與生產的整合強化隨著玉井市街的成長，與日治後期生產活動穩定發展，地域社會逐步建立，在參與地方事務的領導人往往身兼數職的情況下，促成社會空間的整合，並在製糖會社具有的生產空間相互運作下，合而為一，形塑以盆地為腹地，以糖廠所在的市街為核心的整合區域。簡而言之，日治時代玉井盆地在土地開發下的區域發展，乃是將清末盆地內各自獨立而鬆散的傳統生產、生活空間，強化整合至背後有國家支持、掌控，具現代資本主義雛形的社會經濟體系，造成區域的重組。
林口特定區的地方發展
(2007) 胡竣詠
開發新市鎮自第二次大戰結束以來，成為顯赫一時的都市治理的理念之一，且亦是國內政府參照並欲藉此以達到都市治理與區域平衡之目的，而陸續有一連串的新市鎮開發計畫。其中的林口新市鎮，是國內於1960年代以降第一個人口規模較大的新市鎮規劃與試驗，欲將之建設成一個自給自足的新市鎮，而有「林口特定區」的都市計畫。林口特定區計畫的出現，實也與林口地區的自然環境與人文背景之因素密切相關，而被選定為此番計畫的試驗之處，是一個以都市計畫的形式呈現，並配合都市規劃、防洪措施等時政問題及與作為國際交流關聯的新市鎮開發計畫。整個林口特定區計畫，從1968年決議施行，1970年完成初步計畫，在經歷過許多波折後，最終於1978年落實之。整個林口特定區計畫包括了都市化地區（新市鎮開發區及林口舊市街）與非都市化地區（農業區、保護區、區域公園等）等部分，前者依新市鎮理念建設之，希望塑造成為一個具較高自給自足性的新市鎮，並能紓緩洪水平原與大台北都會的發展壓力；而後者則配合新市鎮的都市發展，在土地利用上有所限制，以作為綠帶與保護區域。林口特定區計畫中的新市鎮開發工作自1978年落實以來，至今日有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其人口與大批集合式住宅是在晚近的十餘年間才大量成長，始出現都市化景觀。在開發工作落實的最初十年，政府一度努力建設之，但成效不彰，也無法面對當時台灣所處的時代環境變遷，而終致開發工作一度長時間停擺。但隨著1980年代晚期以降台灣整體經濟社會環境的變遷，及交通等地理要素，新市鎮地區深受來自台北都會內部結構變遷的影響，而有不同於往昔的發展動力，帶動晚近以降的部分發展。至此林口新市鎮變成台北都會區的一部分，未如預期達成自給自足，仰賴台北都會甚深。林口特定區中的非都市化地區，深受原有都市計畫中對於當地土地利用的種種管制，居民為跳脫管制而出現種種的盈利行為之土地利用，包括高爾夫球場、鐵皮建物等等。對當地百姓而言，這些管制原本是相當嚴格的，但卻有大企體幾乎不受此管制，反受惠於此，屢屢提出都市計畫變更以作為其事業擴充用地，且官方也幾乎都同意之，是一種對其他受管制者不公平的特許。在居民跳脫管制的盈利行為下，與官方及財團間「管制–特許」的開發行為，終形成非都市化地區無可挽回的不斷開發之狀態，與管制之初衷背道而馳。綜觀整個林口特定區的發展，表面上雖是因新市鎮開發而出現的都市計畫為主導因素，實際上則深受外部環境，包括台灣整體經濟社會環境的變遷，與越趨重要的大都市機能等因素之影響，加之當地大企業體在此地的許多開發作為，才形成今日之發展樣貌。
澎湖縣西嶼鄉的漁撈活動與村落海域領域的變遷
(2011) 衡寶龍
澎湖縣西嶼鄉位於澎湖群島的西部，受到地理環境的影響下，自古以來島民便以陸域旱作農業及海域漁撈活動兼營的型態為其主要的維生方式，在依海維生的島民生活中，漁撈活動象徵著人的生活空間與生產空間分離的狀態；因此，由海域漁撈活動所建構出的領域及領域性，勢必將呈現出另一種風貌。在「漁撈活動的特性對村落海域領域的變遷有何影響？」的問題意識下，本文以領域性為研究核心，試圖以各時期漁撈活動的特性，透過方志及官方統計資料的印證與田野調查等方式，探討自清領時期以來，經過日治時期及光復後本區海域領域制訂的內涵及其時空變遷的意義，並據此建構島嶼村落海域的領域。具體的研究成果如下：一、清領時期國家消極的管理，限制漁撈活動的發展，村落海域領域較小。清領時期國家行政體系，在地區軍事佈防及海防的需求下，採取消極性限制的漁業管理政策，一昧的限制沿海地區的居民出海從事漁撈活動，避免民眾成為劫掠的盜匪，而增加治安的問題，故於沿海地區並未全力的發展漁撈活動。在國家並未積極的制訂海域領域管理政策下，村落海域領域的形成，是建構在聚落開發的基礎上，以先佔先贏的方式，佔有海域領域並進行開發，並透過各種沿岸漁撈活動的經營維持其領域性；同時，為了有效阻止其他聚落居民進入，必須將聚落內各血緣團體結合在一起，而使地緣社會的特性日益顯著。二、日治時期國家積極的開發，帶動漁撈活動的成長，村落海域領域擴大。日本殖民政府為了達到殖產興業的目標，透過各項調查工作的推行，確認研究區內具有豐富的漁業資源後，在國家力量的帶動下，一方面引入新式的設備及技術，促進漁撈活動及水產加工業朝向現代化的發展，二方面更透過相關漁業法規條文的頒訂，以成文法保障了村落海域領域，將清領時期透過沿岸漁撈活動的經營所維持之領域性，具體的提升至法律位階的層次，使聚落間的領域衝突得以獲得實質的解決。三、光復後國家政策的引導，帶動漁撈活動積極的轉型，村落海域領域逐漸被忽略。光復後，沿岸漁撈活動受戰事影響較小，適時的彌補了產量低迷的近海漁業，日治時期具有法律效力的海域領域，在沿岸漁撈活動仍受重視的情況下，得以繼續維持。民國50年代中期以後，國家為了振興漁村經濟，提升漁村生活水準，以各項政策引導漁船動力化、漁具機械化、漁撈技術科學化，這一連串的過程，使得近海漁業得以迅速復甦；相對的，在勞動力缺乏，以及漁產量及產值無法提高的狀態下，沿岸漁撈呈現明顯的衰退，再加上維生資源日益多樣化，依附於沿岸漁撈活動所建構之海域領域及其領域性亦隨之被忽略。
產業移民聚落的發展-屏東縣鹽埔鄉大山寮與三十座的個案研究
(2006) 李宜萍
本文以位於屏東平原隘寮溪沖積扇面上的鹽埔鄉本島會社寮「大山寮」與日本菸草移民村「三十座」作為研究對象，探討日本殖民政策下的產業移民聚落在戰後的發展特性，並藉由移住居民來源、地權取得方式、生產內容的變化及社會關係網絡變遷等指標，探討影響兩個不同性質的移民聚落其發展異同的關鍵因素。本研究得到以下結論：日治時期兩移民聚落在本質上的差異，在殖民政府的「國家政策」與「經濟生產」的相互作用之下，主要體現於不同族群的移民所建構出來之聚落性格。「菸草專賣」的各項獎勵制度，是直接實踐於從事菸草生產的內地移民，在菸作生產保證收購的「工作機會」及10年繳清地價即可取得「土地所有權」之誘因下，內地移民皆有永住於此的信念；而「糖業獎勵」政策，則是鼓勵投入糖業生產的資本家，對於受雇於會社的本島糖業移民而言，移住於此只為了尋求謀生的機會，也因此造成了日治時期「本島會社寮」的游離不定與「菸草移民村」穩定發展之聚落差異。歷經戰後初期至今日台灣糖業發展漸漸式微的歷程，大山寮糖業聚落卻從游離走向穩定，乃因人與人、人與地之間的情感，經過了共同爭取交通改善及土地所有權的歷程，並透過每年的祭祀活動而更緊緊相繫。從昭和11年(1936)至民國66年(1977)，三十座的移住居民、生產內容及地權取得，實可謂「國家政策」強力主導下的發展。當菸草生產停止之後，即代表國家政策對於此區的影響限制逐漸抽離，一旦三十座的地權可自由買賣後，聚落才漸由游離分裂走向穩定凝聚。然本區居民畢竟缺乏共同生產、共同凝聚彼此向心力的事件參與，人與人、人與地的關係，在社會變遷的洪流之下，便逐漸疏離。從本文的論述可知，不論是糖業或是菸業產業移民聚落，政府力量與國家政策一直扮演著促進與限制發展的背後推手，然「土地所有權」的取得乃真正影響聚落發展的關鍵因素。但在現代工商業發展的大環境背景下，遠離屏東平原核心的位置，導致大山寮與三十座兩聚落的未來發展有限，並具備了明顯的「邊陲」特性。
竹仔門發電廠對美濃地區的影響
(2017) 劉彥均; Liu, Yen-Chun
水利開發即是土地開墾重要協助之因，由於臺灣自然環境的區域差異，致使各地的水力開發程度不一。臺灣雨量充沛，水力是臺灣主要的自然資源，極具開發價值，水利發展與水力發電，兩個關係相輔相成。迄今能兼具兩種功能者甚少，位於高雄美濃地區的竹仔門發電廠即兩者同時兼具，百年發電廠依舊持續運轉。竹仔門發電廠的設立除了自然環境因素的輔助外，該電廠設立亦對打狗築港興建工程帶來所需的電力，而發電之後剩餘的尾水，注入獅仔頭水圳再行灌溉，為廣大的美濃地區帶來豐沛的水資源，以及更多的經濟效益。本文的研究從「水力─水利─南隆農場─農業」，四項主題的發展進程中，就殖民政府的角度而言，竹仔門發電廠的設立的興築目標已超乎預期目標，使得美濃地區的地景樣貌漸次轉變，逐漸邁向現代化的過程，該地區亦因相關的水利設施興築及殖民事業的發展，族群間的消長有了不同程度的轉變。本研究的主題即以竹仔門發電廠設立後，水力與水利的連結，漸次為此區帶來的轉變及影響作探討。
羅漢門地區的開發與中心移轉
(地理學系, 2000-11-??) 吳進喜
羅漢門位於台灣府城東方的山區，因自然環境不佳的關係，是台灣南部漢人較晚進入拓墾的地方之一。叢雜崎嶇的惡地地形，使該地經常成為清初台灣南部抗官份子藏匿的處所，因而威脅到台灣府城的安全。這種位置特徵，讓清初的治台官員不敢忽視本區的戰略價值，西元1720年代以後，相繼在本區設立番界、置官經理、駐兵守禦。連串的措施，不僅在羅漢門的北半部為原住民保留了大片的生活空間，為今日本區的族群分布定下基調，也將內門(羅漢內門)打造成本區的發展中心，成為清朝中葉台灣南部山區最重要的中地。但隨著羅漢門地區的日漸開發，不法份子遂轉往內山藏匿，作為治理內山重要據點的戰略位置，也跟著往東移轉至旗山(羅漢外門)。地區發展中心的轉移，成為今天旗山的發展遠勝於內門的根本原因。本文以羅漢門地區的發展歷程，深入闡釋「地點」與「位置」對地區的發展與區域特色塑造的影響。郡東萬山?，形勝羅漢門。其內開平曠，可容數十村。雄踞通南北，奸宄往來頻。近以逋逃藪，議棄為荊蓁。此地田土饒，山木利斧斤；移民遷產宅，兵之亦齦齦，何如設屯戌，守備為遊巡？左拊岡山背，右塞大武臀；既清逸賊窟，亦靖野番氛。府治得屏障，相需若齒唇。藍鼎元「臺灣近詠十首，呈巡使黃玉圃先生」
臺北區公立高級中學聯合招生考試地理科試題評鑑（民國七十一年度～七十六年度）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988-01-01) 陳國川; 吳進喜; 施添福
臺南縣倒風內海人境化之研究（1624-1911）
(2002) 陳岫傑
本文的主要目的係針對臺灣西南部的一個潟湖（倒風港、倒風內海），進行歷史地理的研究。倒風內海的存在最早可以回溯至荷蘭統治時期，歷經內海環境的變化，今日僅存魚塭，以及一些地名可以證明。由於河道的變遷，尤其是急水溪與八掌溪兩條河流的輸沙，導致倒風內海在某些時段的浮覆程度不一。本文透過地球物理學的成果，配合方志等記錄去釐出內海範圍，尤其是康熙58年（1719）左右的內海範圍。大致可知，十八世紀期間的陸化可稱為初始時期。十九世紀期間為加速陸化時期，並且陸化地區呈現明顯的區域差異。由早期麻豆社原住民的生活領域，到漢人的農墾漁殖活動，逐漸確立生產空間與生活空間。透過荷蘭古地圖、文獻，可推測倒風內海形勢，其中某些地點、地名的釐清，和歷史的變化而逐漸清晰。在研究時間斷限中，倒風內海為一個陸、海間雜區域，而相對於不同的環境基礎，維生方式各有不同。內海中魚塭眾多，陸化土地含有水田、旱園、荒地、草地。其中不乏水利設施興建，惟地力不高。內海中的土地贍養力的差異，正可與陸化的先後，人為拓墾進行的時間、方式，相互印證。海域維生方式有淡水魚塭、看天魚塭，透過水層、魚種生態特性進行。陸域活動則有旱園、水田，以及水田、養魚兼營的方式。倒風內海生活空間的建構，以聚落的形成為代表，亦即「人境」形成。由聚落性質、空間分佈得出的特色是，內海聚落形成時間，同陸化的過程，有契合之處。隨著主要河流的改道、延長，鄰近地區較早有建立。相對內海中央的聚落，形成時間較晚，其中與地質構造亦有關連。聚落的居民來源，亦多來自鄰近聚落。內海聚落的規模、血緣類型，與聚落形成時間、來源有關。倒風內海地區海、陸交通路線，對某些內海聚落在商業、交易活動上，有決定性影響。再從倒風內海的空間分割情況中，透過通婚圈、日治前期的行政區劃，以及早期購物活動的範圍，發現倒風內海此一自然環境單元，在整個歷史發展中，並無形成一個均質區域，而是在各個面向上，由周遭的數個大聚落所分割，也形成日後分屬數個鄉鎮的結果。同時，這種空間分割情況，在整個歷史演變、自然環境基礎的差異中，似乎可以窺見其端倪。本文對倒風內海的研究，對於臺灣西南部的開墾，提供一個較不同的觀點。臺灣並非一均質島嶼，臺灣西南部地區也非一完全平坦地帶，至少仍存有大小、數量不一的內海（潟湖），對於這些不同於陸地的環境，拓墾方向與過程，維生方式的內容，以及拓墾時間上的差異，可以提供日後對於內海研究的一個參考。
臺灣省高中聯合命題地理科試題評鑑（民國七十一年度～七十六年度）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988-01-01) 陳國川; 施添福; 吳進喜
飲料茶產業與名間鄉茶葉產銷體系的變遷
(2011) 蘇怡如
本文以名間鄉西側台地面上的茶葉種植地區為研究區，試圖透過「農業糧食鍊（agro-food chain）」探討名間鄉地區茶業發展的狀態，以及飲料茶產業興起後對於名間鄉茶葉產銷所帶來的影響。以名間鄉地區的生產體系而言，民國74年（1985）以前，仍是小型茶作戶林立的狀態，後來由於栽種面積日增，出現專業分工現象，加工製造體系逐步走向大型化、機械化。民國74年（1985）以後，飲料茶產業的興起，具體展現於加工體系上，出現專做飲料茶的製茶廠，亦有許多製茶廠開始在夏秋兼做飲料茶，或是製茶的次級品流入飲料茶市場，也順利的解決名間鄉夏茶滯銷的問題。以名間鄉地區的運銷體系而言，民國74年（1985）以前，已有轉售茶菁的茶菁販，以及收購粗製茶精製茶的茶商出現；當時名間鄉尚未成為臺灣主要茶葉產區，外地茶商到此收購的比例不高。民國74年（1985）以後，茶作戶逐漸消失在茶葉生產體系中，生產體系趨於專業分工，純茶農委託茶菁販代為銷售茶菁的比例日增，加上名間鄉茶葉產量增加，外地茶商到此收購的比例增加，此地成為全台茶葉重要的集散地，茶葉副產品的數量增加，亦成為大量袋茶的原料來源。飲料茶的興起，使得名間鄉當地夏茶秋茶茶菁價格趨於穩定，多數的飲料加工廠至此收購的成品以粗製茶階段為主，茶葉副產品亦成為飲料茶原料之一。名間鄉的茶葉生產體系龐大，茶葉從業人員甚多，對於市場反應相當靈敏，如今不再僅製作烏龍茶式的茶乾，亦製作綠茶紅茶等各式產品，隨著飲料茶產業的興起，消費者的年齡層向下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