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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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宗旨與現況
本所於2004年配合國家本土化政策發展而成立，目標是培養具備本土關懷及國際視野的臺灣文史人才及優良師資。目前有5名專任教師及多位知名兼任教師。平均每年收15位台灣學生以及數名外籍生，外籍生以日本學生居多。目前共有50名左右在學學生。
國際交流
本所與多所國外大學訂有交流協訂。最受同學歡迎的是每年與日本山形大學的交流。寒假期間臺灣同學赴日本東北的山形大學，學習日本歷史、文化、街頭參訪、滑雪體驗。暑假則在臺灣接待山大同學。與廣島大學，有每年暑假的密集課程，也可以修習雙聯學位。其他也有歐美各國半年或一年的交換活動，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管道。
課程及活動特色
好吃、好玩、各式各樣豐富的課程內容，閱讀史料、歷史思辨、有效表達，進得了檔案館出得了田野，還能寫出得奬論文。課外辦理各種演講及學術研討會，把全世界重要臺灣史研究者請到教室。
如何入學
1.甄試入學：每年約9月報名，11月面試，準備研究計畫。通過者可提早於2月入學。
2.筆試入學：每年約12月報名，3月筆試，提供考試參考書目。
如何畢業
修畢規定的課程及參加學術活動外，須完成碩士論文。碩士畢業論文有多元選擇，可以撰寫學術論文，約3-6萬字。也可以用紀錄片、歷史小說、教案設計策展等多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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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識(2009) 莊勝全本論文運用再現(representation)、敘事的套式(narrative)與文化邏輯、集體心態(mentalities)等概念，操作清帝國文人的遊歷書寫，及奉派至臺的官員所留下的記錄這兩種文類，企圖勾勒清領時期帝國對臺灣的印象與認識。然而由於兩造不同性質的材料在數量上並不均質，因此在操作上，先自為數較少的旅遊記錄開始，企圖勾勒清代中國文人赴臺遊歷之歷史景況，以及他們所觀察到的多樣景致和諸般文化相遇的情境。至於在諸多赴臺任職的官員所遺留的日記、回憶錄、文集與奏議的處理上，本文計從同治六年(1867)出版的《治臺必告錄》談起，之所以選擇此著做為論述的切入點，原因在於此著不僅是集合十來位帝國官員言論的複合性文本，更特別的是此文本問世的時間，有兩個特別之處引起筆者注意。其一，本書付梓的時間距離臺灣納入清帝國版圖已逾一百八十年，在經過如此漫長時間的統治後，尚須如此一本治理上的教戰手冊來提點後進官員，它的出現本身就存在著不尋常的意涵。其二，《治臺必告錄》出版後，臺灣恰遭遇一連串的涉外事件，整體局勢走向與本書出版前完全不同，不僅清廷開始重新調整治臺方針，治臺官員關注的焦點亦隨之移轉。職是之故，本文先自此著的編輯、出版，和名列書中的官員對臺灣的認識與印象談起，經過將選輯的言論與原版著作的言論交叉比對後，來說明《治臺必告錄》的編選策略及文化意涵。之後，再以此著出版的時間為基準，重頭回溯自清帝國將臺灣納入版圖開始至本書出版前，其他赴臺官員的統治情形與心得，除了摸索官員對臺灣認識的變遷之外，並檢視《治臺必告錄》所言之內容，是否吻合當時官員的普遍認識。最後，將分析自《治臺必告錄》成書後至臺灣割讓為止這段時期，官員的記錄文本中對於臺灣認識的轉向。 本論文內容除了緒論與結論外，計分四章。第二章〈文人的臺灣遊歷及其觀察與認識〉，以非具官方身分赴臺的文人為對象，分析他們之所以遠渡重洋至臺灣這塊「瘴癘之地」，其中的動機、經歷以及書寫記錄中所顯露對臺灣的觀察。這些文人不全是以旅遊為目的，且居臺時間短則數月、多至數年，更因先來後到的時代不同，各自間對臺灣之認識實不盡相同。本章的目的便在於梳分其個別過程與觀察後，分析其中的文化脈絡與視野，當中不僅有其特殊意義，也有沿襲自傳統中國奇幻想像的一面。 第三章至第五章，主要是以治臺官員的記述與回憶為重心進行考察，本文第三章〈《治臺必告錄》之編輯與意涵〉，是以丁曰健於同治六年自臺灣道卸任後付梓出版的《治臺必告錄》為分析核心，除了交代本書的編輯與出版過程外，探析書中所蒐羅自康熙末年至同治初年間，共計十三位作者之經歷及其臺灣印象和認識也是重點之一。此外，本書的編選策略，以及所選錄之言論是否真能再現原作者之想法，也是本章所措意之處。最後，本書的編輯與出版，在清帝國治理臺灣的過程又突顯什麼意義，也將有所交代。 第四章〈清領前期治臺官員的記錄與回憶〉，本章將持續處理在《治臺必告錄》出版之前，其他赴臺官員的統治情事與心得。除了摸索帝國內部對臺灣認識的變遷之外，也將從更大的時代背景來檢視《治臺必告錄》內容之所言，是否吻合當時官員的普遍認識與文化脈絡，以及書中所營造的共識與印象之所來由。 第五章〈清領末期臺灣情勢的描述與認識〉，將分析自《治臺必告錄》成書後的清領末期至臺灣割讓為止，晚清在臺官員的記錄文本。此時期隨著外國勢力在海峽兩岸進出這個因素加入之後，官員在統治上的言論與論述亦有所轉向。此時臺灣被更深刻地捲入清廷與外國的紛爭中，不僅清廷重新調整治臺方針，治臺官員關注的焦點亦隨之移轉，在對抗外侮之外，臺灣內部亦自開山撫番後，展開一連串統治上的變動與調整。Item 日治時期臺灣近代紀念雕塑人像之研究(2009) 李品寬臺灣近代紀念雕塑人像的出現，始自日治時期由向西方學習的日本引入臺灣，使得臺灣一改過去多為宗教性的神像，開始有政治性質的雕像出現。且立於公共空間，也使得民眾對於公共領域有了新的認知。而紀念雕像的發展，大致可粗分為三段時期，雖言如此，三段時期彼此卻有相重疊的部分。1900年至1917年所立的紀念雕像，大多為官方所主導的中央官僚型紀念雕像。由於往往向民間募集資金，因此尺寸上也是最為宏偉。官方更利用儀式、文本等散布其意識型態。而約莫1916年到1945年，則是民間向官方學習模仿立像，民間社會藉由社會團體的組織，開始有資源財力來為己為人立像。而臺人雕塑家的崛起，也使臺人仕紳基於贊助年輕藝術家的心理向其委託立像。此時期出現了技術官僚、教化師長、警察消防、殖產事業、宗教關係、地方建設、民間私人等多元類型的紀念雕像。1935年臺灣總督府因始政四十周年而有首任總督樺山資紀銅像的記念事業。隨著戰爭的迫近與時局的變化，官方又再次重視紀念雕像的功能。除「君之代少年」外，二宮尊德與楠木正成在學校內大量出現，更為配合紀元二千六百年，而在數量尚達到高峰。但又隨著戰事加劇，金屬資源的不足。官方遂頒布金屬類回收令，使得銅像紛紛獻納，應召出征。而日本戰敗後又由於政權的轉移，許多雕像遭到破壞，或是留存的基座換上新的像主。Item 日治時期台北高等學校之研究(2009) 徐聖凱戰前以帝國大學為頂點的高等教育，包括前三年的高等學校與後三年（至四年）的帝國大學之前後兩階段，高校與大學雖在形式上位階不同，且各自獨立，但實為一貫的過程。台北高校作為大學教育的前階段，為戰前高等教育應加以認識且不可欠缺的一塊。日治中期台北高校、台北帝大設立後，取代了日治前半期的總督府國語學校與醫學校，成為全台灣“頂尖菁英”的養成所，「台北高校─帝大」的學歷路徑，也就成為島內塑造近代頂尖菁英的重要途徑。從日本帝國的角度觀之，台北高校為日本殖民地中最早成立，也是長期惟一一所殖民地“高等學校”，學生畢業後可自由選擇日本各大學，同時也是全日本少數採「七年制」 ─以中高一貫與縮短教育年限為特色─ 的高等學校。 本文內容主要包含「舊制高校在殖民地的建立」與「知識菁英的塑造與發展」兩個部份： 舊制高校在殖民地的建立：台北高校設置的背景，為政友會推動日本高等教育擴張計畫，與在台日人籲請設置台灣大學的呼聲；1919年田健治郎來台，以設立大學為目標，先行籌設具有大學預備教育性質的台北高等學校。師資上，設校初期由台北一中支援；高等科設立前後，台灣總督府以高薪及海外留學機會，吸引日本具有高等學校高等科教員資格者來台任教，並成為高等科、尋常科共通的師資，且從1931 年起確立教授治校的原則。學生方面，該校台籍生不及總數的四分之一，原因除了未公開且對台灣人不利的內部審理機制，在進入台北高校之前的中、小學階段，對台灣人而言已是第一道難關，又台北高校的出題以國語科對台灣人極為困難，台灣人在難以通過入學測驗的情形下，「無試驗檢定」成為另一個重要入學管道。自由學風與自治學寮為全日本高校共同的特色，台北高校亦不外於此，該校校風建立過程係由日本中學校出身者引進，並在高等科首任校長三澤糾時期奠定，台灣人亦深受感染，自由校風在殖民地的出現尤顯其特殊性。 知識菁英的塑造與發展：台北高校課程以重視外語、人文科目與中高一貫為特色，此外，學生可不經考試直升大學，極端減少入學考試的弊端。課堂教學內容近於通識教育，一般教師以自身專長吸引學生產生興趣、訓練獨立思考能力與培養人文素養及鑑賞能力，往往開啟學生求知熱忱與閱讀興趣。校園存在自由摸索、積極閱讀的學習風氣，且為知識菁英快速吸收西方知識與文化的時期，學生在自由、自主的學習環境下，對感興趣事物展現積極學習之態度，可說是進入大學前的暖身運動；除了學校教育外，高校教育對菁英養成的重要性，尚包括外在世界的摸索，以及內在自我的探求。戰時校園管制強化，教學大抵持續進行，但學習環境不佳，1943年底起，在校生陸續被徵調。學生面對時局的態度，因族群、國家認同而異，大致而言，在戰爭不得不然的情形下，多數順應、配合著時局發展，惟知識人本性不欲投入戰場。無論戰前或戰後，台灣人的出路均受限制，然在時代變局下，猶見其菁英意識之作用，戰後台籍菁英憑藉自身條件與努力，活躍於各個領域，與近代台灣國家社會建立深厚關係。Item 日治前期臺灣郵政的建立(1895-1924)-以郵務運作為中心(2009) 陳郁欣臺灣近代郵政制度的建立，導源於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為了統治的需求與「文明開化」的目的，將日本國內的郵政制度加以引進臺灣。在日治時期長達五十年的發展下，臺灣的郵政制度除了郵務運作的功能外，陸續發展出儲金、匯兌、保險與電話等業務。故日治時期臺灣郵政制度的發展，除了以近代化的管理與施行方式，來強化郵政制度的功能，更達到各地普建局所的狀況，以增加一般民眾的使用率。 日治前期，臺灣總督府為了有效的在臺灣推動郵政制度，在制度面上，首先進行郵政管理官制與法令的確立，將日本國內的郵政母法沿用施行於臺灣，反映出兩地間在郵政制度上立即接軌的必要性。而地方局處的增建，在總督府節省經費與普及地方郵政機構的雙重目的下，大體走向以民間請負制為主的三等郵便局與郵便取次所為主要發展策略。 為落實郵政制度的發展，臺灣總督府主要進行郵政遞送程序的改善，與郵政普及使用上的推廣。在遞送程序的改善上，面對臺灣交通與衛生的狀況不佳、「土匪」與「蕃人」的郵件掠奪、民間信局與外國輪船會社的業務競爭，及郵政員工的數量與素質不足，臺灣總督府逐步著手改善。在郵政普及使用上，各式的官方宣傳活動，與教科書中的書信教育陸續展開。 而日治前期臺灣民間對於郵政制度推廣的反應，在報紙報導與違反＜郵便法＞的統計上，皆可看到制度推行之初民間的不適應。自官方的統計資料來看，日治前期除郵政局所數量的持續成長外，臺灣民眾在郵件及包裹的使用數量，已由民政初期的不足1％，達到郵件約占三成，包裹約占兩成五左右的比例。而民眾使用的實例，以豐原士紳張麗俊的日記來看，發現地區士紳在郵政制度建立下，透過書信經營日常生活網絡，並擴展到日本在亞洲地區的其他領地。此外，民間也常利用郵政來進行郵購，或各地文人用來連結彼此間的漢詩酬唱活動。而「郵趣」的風潮也隨日人進入臺灣，臺灣總督府長期發行紀念郵票、明信片與設計特殊郵戳，更促使「郵趣」活動於臺灣各地風行。Item 魏道明與臺灣省政改革(1947-1948)(2009) 夏良業二二八事件後，中央政府採納各界建議，將行政長官公署改制為省政府，任命魏道明為首任台灣省主席，深獲台人期待。本文旨在探討魏道明主政期間台灣省政府之各項施政，藉以比較與行政長官公署時期之異同，另也析論二二八事件對省政當局治台方式的轉變。 省政府成立後對二二八事件善後大致貫徹從寬處理原則，和陳儀主政時期強硬的處置態度顯著不同，但是，面對政府高層和軍事系統的持續介入則是無力禁止。另一方面，省政府透過出入境的管理、全台身份總檢查、在台日人的集中遣返和台灣共黨人士的控管等措施，企圖嚴密控制台灣政局。 行政改革方面，省政府對人事的安排，基本上是以廣用台人為原則，使台籍人士在重要職務的比例顯著增加，但其中仍以「半山」集團為主。其次，省政府和省參議會的關係較行政長官公署時期更為緊密，呈現良好又日益頻繁的交流。此時期省政府雖舉行不少選舉活動，亦制定許多地方自治法規，不過缺乏較大魄力的革新，仍未能落實地方自治。 財經整頓方面，省政府順應民情，撤銷專賣和貿易局，展開公營企業民營化等措施。另由取得資金、重建交通、加強水利工程，以及增產肥料等途徑，顯著提升農工商業的產值，但也加深台灣和中國大陸經貿的關連性。此時受中國大陸惡性通貨膨脹的影響，導致台灣物價上漲的現象日益嚴重，省政府不僅無法抑止通貨膨脹的速度，其強硬控制市場的措施更是招致民怨。 「中國化」政策推展方面，國語運動和愛國教育乃是省政府文教政策的主軸，其推行方式和行政長官公署時期相較更顯激進和強烈。另外，省政府對新聞出版事業，一改二二八事件後的嚴格取締，乃藉由積極管理和分別確定各出版事業的權責機關，使得出版事業能進而成為政府推行施政的有利工具。 文官出身的魏道明在軍事系統為主的政治環境中，權力方面受到明顯的約束，因此許多層面仍是無法一展抱負，導致省府施政未能符合台人深切的期待，尤其在地方自治、物資和市場的嚴格控制等，更只是「延續」行政長官公署時期的政策，缺乏更大幅度的「改革」，實為其施政嚴重不足之處。Item 「丈量台灣」－日治時代度量衡制度化之歷程(2008) 陳慧先「度量衡」按字面上來解釋，度為量長短的標準，量為計體積的標準，衡為計輕重的標準，在傳統上指對長度、容量以及重量的測量。 目前台灣使用的度量衡單位中，留有許多歷史的痕跡，舉例來說「甲、坪到平方公尺」的出現，橫跨荷治時代到戰後，而民間所慣用的「台斤」，則是從日治時代留下來的。 戰後台灣，政府曾兩度強制推行公制度量衡，但時至今日，卻仍可見台式、英美式與公制度量衡三者混雜使用。然就台灣史來看，公制度量衡的推行，實際上早在日本統治下的1920年代即已展開。 本文的內容，將說明日治時期度量衡制度的推展歷程。分1895-1923年與1924-1945年兩階段論述，說明日本政府如何以「尺貫法」統一全台度量衡，並又是如何嘗試全面推行改採「米突制」(公制)度量衡。Item 臺灣筏具排仔之研究(2009) 謝佳珍臺灣身為一個海洋國家，海洋史研究是重要一環，排仔是台灣漁民所熟悉的水上交通工具，直至今日在各港口中亦常見排仔的身影，自然是海洋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項；本文便以排仔為主題，藉由文獻整理、口訪調查等，試著釐清臺灣排仔的歷史發展與區域特色。 本文共分七章，除了第一章為緒論外，又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為「排仔的歷史演變」，主要著重於排仔的歷史發展脈絡，其中按照排仔的發展而將其分為第二章發韌期、第三章延續與衝擊時期以及第四章轉變期三大階段。在發韌期部分，主要著眼於早期臺灣排仔的發展，一方面利用目前考古發掘資料與南島民族的研究來推測，另一方面則從早期西人、漢人及民間傳說中來建構當時臺灣排仔的樣貌與使用情形。在發展與延續期部分，則是利用清代與日治時期留下的大量文獻的整理、耙梳，進一步指出當時排仔在清代臺灣社會使用的多面向。在轉變期部分，主要藉由報紙記載、口訪調查，探討排仔在面臨戰後動力漁船的衝擊下，如何尋求自身的蛻變，結合石化工業，一方面復古出擊、一方面配合地利，使得排仔在今日台灣社會中依舊佔有其一席之地。 此外，鑑於臺灣地理環境與人文環境的差異，第二部分主要探討「排仔的區域特色」，由於沿岸與內水面自然環境、條件不同，使得其所使用的排仔自然在造型上也有所差異，因此將其分為第五章沿岸排仔以及第六章內水面排仔兩個段落。在沿岸排仔部分，依臺灣沿岸的環境不同，又分為北、西、東三部分，進行討論，說明區域自然條件對排仔使用、製作有一定的影響外，亦討論區域居民使用排仔的方法以及排仔與居民生活的關係等。在內水面排仔部分，因河川、湖潭、水庫的自然環境與沿岸有所差異，因此影響所及，使得內水面所使用的排仔在製造方式、樣式以及使用方式上，均都沿海的排仔有所差異。 第七章結論則是對於前面幾章的研究成果作一總結。Item 日治時期臺灣沿岸命令航線(1897-1943)(2008) 游智勝臺灣為一海島，且河流多為東西向，除了將地表切割外，亦造成陸路交通之不便，故島上居民使用船隻往來於臺灣南北各地、互通有無可謂司空見慣之事，文獻上亦多有記載。1895年日本統治臺灣，初期苦於島上陸路交通不便，為便利郵務與軍事運送而開辦「陸軍御用船航海」與「郵便航路」等官用沿岸航線，1897年正式以命令書的方式，委由大阪商船株式會社開設臺灣沿岸命令航線，至1941年因戰爭需要，而轉由南日本汽船承包，至1944年因用船不足而被迫取消。該航線除了使用機械動力的汽船以外，也引進了近代化的管理方式；雖然臺灣沿岸早於1877年便有汽船航行，然而總督府以命令書詳細規定承包沿岸命令航線在內所有「臺灣航路」的大阪商船所應負擔之義務，再以補助金彌補會社因履行命令書義務而可能產生之虧損的作法，應為臺灣海運史上的創舉。 本論文首先探討總督府對沿岸命令航線的規劃，並將該航線長達47年的營運時間分為「全島迴線期」、「東西雙線期」、以及「太平洋戰爭期」三個時期，藉由探討各個時期航線的規劃及其特色，整理出總督府對於該航線規劃的總體思考。再者除了探討沿岸命令航線的客貨運輸量及運費擬定政策以外，亦探討總督府如何以命令書管理該航線，以及大阪商船為執行命令書上的義務所產生營運困難等問題，以期較全面的看出總督府及大阪商船對於這條航線的經營與管理。最後以新港（今成功漁港）以及安平兩個沿岸命令航線停泊港為例，除了探討該航線對於這兩個港市的發展以外，也試圖反映出東西沿岸命令航線的不同性格。 由本論文的探討可知，臺灣沿岸命令航線對於東部的意義遠超過西部，其主要原因在於東部的陸路交通機關整備不若西部完整，故必須仰賴該航線以運輸人員物資。而大阪商船雖然必須經營此條「赤字航線」，但仍能從其它獲利較多的航線（如日臺航線）等的收入與補助金來彌補損失，而總督府也能因此推行其海運政策，如此兩造互蒙其利，可謂「雙贏」。是故，臺灣沿岸命令航線在當時雖然並非總督府「臺灣航路」中的重點航線，到戰後也未延續，但就臺灣海運史，特別是日治時期而言，仍是值得一書的。Item 2008年臺灣政治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三)(2009-12-18) 陳佳宏Item 日治中期至二二八事件前後臺灣之認同糾葛(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09-03-01) 陳佳宏日治初期臺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絕大多數的人無奈地選擇現實認同，但有些人的情感認同上還是遙遙託付於祖國原鄉（清帝國→中國）。到了日治中期，臺灣精英領導社會運動向日本爭取權利時，或者由於本身自信不足，或者日帝國的力量過於巨大，一些臺灣精英常必須援引中國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來與日本抗衡。然而，這類存在慨念裡的祖國圖像，畢竟與中國實體差距頗大，臺灣人往往對中國政治的詭譎與深沉，諱莫如深，甚至一無所知。因此，除非遠離臺灣，前去中國發展，否則臺灣人歸結還是僅能與日本人合作。不過，隨著日本與中國之衝突不斷加溫，日本當局自不能容忍包括臺灣人在內的帝國子民懷有貳心。於是在「皇民化」－日本認同之集體催眠的氣氛中，不惟中國認同頓遭扼抑，戰時的臺灣主體性同等面對沉重的壓抑。二戰的結果，使得臺灣人的「日本化」功敗垂成，但新的中國政府又以極其強勢的姿態君臨臺灣，臺灣主體性不是遭到再次的重擊，便是在中國認同的羽翼遮蓋下而被遺忘。未料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發生，翻轉了這股臺灣人的認同歸向，將日治中期以來「自治」的訴求，重新導引至追求臺灣主體性的臺獨認同。本文便試圖以「二戰結束」與「二二八事件」爲兩個歷史轉折點，以臺灣精英爲討論重心，分析其間臺灣之認同糾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