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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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設置於民國35年,招收國文系及國文專修科學生各一班。48年國文系增為兩班,50年增為三班,60年增為四班,至今不變。國文專修科則時辦時停,今已停辦。

民國47年,開辦夜間部,招收四年制(含實習一年)國文師資專修班1班。50年招收六年制(含實習一年)國文系學生。52年又改招五年制國文系學生,逐年增班,至60年每年級各4班,共20班,直至67年全校夜間部奉令停止招收高中畢業生為止。

又自53年起,接受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委託,代辦國文專修科1班,至63年,擴充為4班。64年起改為四年制國文系,招收2班。66年停止招生,69年7月,完全停辦。

研究所設置於民國45年,招收碩士班學生5名,其後名額遞增。46年設置博士班。4年後第一位博士生羅錦堂先生獲文學博士學位。是為國內所培養的第一位文學博士。

80年,國文系與國文研究所合併為一,統由系主任主持全系事務。合併之前,歷任系主任為張同光先生、何容先生、高鴻縉先生、潘重規先生、程發軔先生、李曰剛先生、周何先生、李鍌先生、黃錦鋐先生。歷任所長為高明先生、林尹先生。合併以後歷任系主任為王熙元先生、邱燮友先生、賴明德先生、蔡宗陽先生、傅武光先生、陳麗桂女士、王開府先生、顏瑞芳先生、高秋鳳女士、鍾宗憲先生,現為許俊雅女士。

本系自104學年度起學士班縮減為3班,目前學士班一至四年級各3班,共12班,學生523人。碩士班各年級共112人,博士班各年級共72人。進修部設有國文教學碩士班,分夜間班及暑期班,另有在職國文碩士專班,共177人。總計全系學生共884人。另設國文輔系及雙主修共2班112人,不計在內。

教職員工部分,講師以上專任教師42人(教授29人,副教授9人、助理教授2人、講師2人),助教8人,工友1人。兼任教師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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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民初科學小說研究(1902-1919)
    (2025) 莊釺釺; Zhuang, Qian-Qian
    本文將探討晚清至民初的科學小說敘事,並試圖指出:科學小說的書寫不僅止於展示西方新奇事物,也不限於對船堅砲利、物質文明的讚頌,而是在敘事之中蘊含著知識分子對社會多方面的關懷與自覺,這種態度既是對「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的回應,同時也是「與世界接軌」的嘗試。回到「小說期刊」這一原始的刊載場域,便可窺見知識分子在所表現的立場與姿態:一方面,在「救亡圖存」和「開啟民智」的雙重訴求下所建立的「科學救國」意識體系,使得小說文本中帶有強烈的啟蒙意味,知識分子不斷挪用、援引各式各樣的域外知識,並嘗試以此啟發讀者,塑造出新時代所需的國民形象,亦勾勒國富民強的未來圖景;另一方面,民初以來消費市場興起、印刷資本影響及編輯群體逐步成形,使小說文本逐漸流露出「消閒娛樂」的日常化傾向,在這樣的背景下,知識分子將科學知識與閱讀趣味相結合,創造出一種「寓教於樂」的新型閱讀方式。本文以「科學小說」為切入,意在重新探索知識分子在不同歷史背景下對科學的理解、表述與想像,其中透露的不僅是時代變遷所帶來的現代性認識,更是對自身文化的調適與反思。事實上,科學小說所呈現的,無論是扮演域外經驗,亦或是新知識的創造性表述,其目的都是在吸收、轉化或重組來自西方的科學話語,將其深植於新舊交替的時局之中,並以此為基礎,探索或想像中國未來社會的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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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遊記》中火的象徵意涵
    (2025) 許鈺豔; Sheu, Yuh-Y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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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言「志」辨
    (2025) 林俊岑; Lin, Chun-Tsen
    《易》為五經之首,「志」為儒家義理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然《易傳》多見「志」字,卻鮮有討論。《易傳》「志」字雖散見於卦爻中,然實自購出一內在系統,涵攝宇宙之秩序規律與主體之德性修養。本文以《易傳》「志」字為詮釋核心,採傅偉勳「創造的詮釋學」五層次作為進路,從語義出發,進入象數層次,再至義理體系,結合儒典傳統與理學心性論,嘗試釐清「志」在《易》學系統中所承載之義理功能與涵有的詮釋潛能。首先,在語義層面,《易傳》「志」字具備字義統一且分布廣泛的特徵,表明《易傳》對其有意識地使用;其次,在象數層面,析出「志」所顯現之主體、對象與目標三重面向,揭示其行動指向與價值內涵,顯現象數《易》學以「陰陽和諧」作為終極旨歸;最後,在義理詮釋層面,以「志」為中樞,貫通宇宙論的生成原理、政治論的教化實踐與心性論的本體工夫,由象數通達義理的內在張力,開闢一條從《易》理體系邁向心學詮釋的思想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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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棲隱、人脈、話語權—陳繼儒活動軌跡研究
    (2025) 簡妤; CHIEN YU
    陳繼儒(1558-1639)作為晚明著名的「徵君」,不但以文學家、書畫家、評論家的形象,在晚明文學場域之中有一定的地位及話語權。同時又兼具隱士、儒者等多重、複雜又矛盾的形象。而這樣的矛盾形象,也成為他在清代受到抨擊的主要原因。《四庫全書總目》以及蔣士銓《臨川夢》之中,皆針對陳繼儒展現出來的文士形象,以及陳繼儒以布衣身處權貴之中的舉動展開抨擊。對於陳繼儒「翩然一隻雲中鶴,飛來飛去宰相衙」這樣名不符實的「行為」感到不齒。為了探討陳繼儒的「行動」與「形象」之間的關係,本文擬從陳繼儒的「遊」與「棲」兩個面向著手,探討陳繼儒在行游及棲居兩個不同的樣態之下,如何呈現自己的面貌,進而塑造不同的形象特質,並取得相應的名聲。晚明是一個對名聲極其要求且狂熱的年代,「塑造名聲」,又或者是說「取得名聲」,是晚明文士藏在行為背後的具體動機。因此,本文擬透過陳繼儒的行動軌跡,建構出陳繼儒的人脈建立模式,透過陳繼儒與不同文士所展開的「集體活動」,覺察陳繼儒展開的社交策略。並且藉由分析陳繼儒展開的社交活動,在了解陳繼儒在其中扮演的腳色同時,也透過分析人物關係、人物形象,了解「名聲」在晚明文人之間的流動現象;並且以陳繼儒在棲居處的生活經營,探討陳繼儒如何透過標榜「文人文化」,塑造出自己獨特的生命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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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敘事分析應用於高中小說教學之研究——以高一多元選修課程為教學場域
    (2025) 蔡承君; Tsai, Cheng-Chun
    本研究以敘事學理論為基礎,探討其應用於高中小說閱讀教學的可行性。因應108課綱對閱讀素養之重視,研究者據此設計教學方案,期望引導學生建立小說的閱讀方法與分析策略,進而深化其文本理解與詮釋能力。本研究針對臺灣高中小說教學現況提出反思,發現教學多著重人物、情節,對敘述形式的探討相對不足,然小說閱讀需兼顧內容與形式的融合,方能深入理解主題意涵。為此,本研究採用文本分析與質性分析的方法,於高一多元選修課程中實施「敘述者」、「視角」與「時間」三個教學單元,分別選用艾西莫夫〈真愛〉、芥川龍之介〈竹藪中〉與白先勇〈遊園驚夢〉為教學文本,藉由敘事分析、提問引導,並蒐集各單元學習單之作答資料,以檢視學生閱讀理解與文本詮釋的表現。研究結果顯示:一、敘事分析能提升學生的文本理解與分析能力;二、敘事分析的引導性提問能強化學生的思辨與詮釋能力;三、以敘事學為教學策略,能作為小說選修課程的教學模式。最後,本研究提出敘事研究與教學實踐的省思,期能作為高中國文教師推動小說教學之參考依據,亦為未來敘事學應用研究與小說教學發展提供實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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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課綱與108課綱高中國文教科書現代文學選文之研究—以翰林版與龍騰版為例
    (2025) 劉暄; Liu, Hsuan
    本文探討99課程綱與108課程綱要國文科教科書中現代文學的選文情形,以現行普通高中國文科龍騰版與翰林版教科書為例,分為現代散文、現代小說與現代詩,進行選文的分析與整體比較。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現代文學、課程綱要探析;第三章為翰林版教科書現代文學作品編選探析;第四章為龍騰版教科書現代文學作品編選探析;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以下為結論: 一、新、舊課綱教科書編排架構按課綱規範大致相同,例如:題解、作者、課文、注釋與問題討論。就內容而言,課後的問題討論,兩家出版社的新課綱教科書版本皆有重新設計題型以符合素養導向。 二、在新課綱提高現代文學的比例規範下,其中在現代散文的部分,兩家出版社皆有新增許多臺灣作家作品與收錄新的作品選文,題材也較為多元豐富。 三、在現代詩的選文篇數上,新課綱翰林版維持各冊一課兩首詩的編排;新課綱龍騰版收錄現代詩篇數則大幅減少,且皆為男性詩人作品。 四、在現代小說的選文與編排上,兩家出版社在新課綱版本的選文與編排大致沿用舊課綱版本;相較於現代散文,現代小說的收錄篇數較少,且各家有較多重複選文。 五、新課綱版本相較於舊課綱版本,兩家皆有新增未收錄過的作家作品或者收錄同作家的其他篇章;而在相同的A類選文上,可以發現選文標準仍注重作家在文壇的代表性。 六、新課綱的兩家教科書在選文主題與題材上,不同以往較偏重於浪漫唯美的文學選文,新增較多實用取向性質的選文,貼近學生生命經驗;在議題思考上也注重社會關懷與批判,呼應新課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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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判體公案小說《廉明公案》文學敘事研究
    (2025) 林惟萱; Lin, Wei-Hsuan
    本文聚焦於書判體公案小說《廉明公案》,旨在探討其如何由法律案判過渡為具有敘事藝術性的故事文本,進而發揮文學中介功能與審美價值。作為明代書坊主余象斗編撰的作品,《廉明公案》融合法律文書與小說敘事,不僅繼承法家書與文學傳統,更開創後來公案小說發展的書判模式。本文從三方面切入:首先從發展背景出發,關注公案小說型態的變化,其間如何形成公案小說特徵;其次透過敘事結構與內容分析,揭示作品如何運用非文學素材進行轉化和改寫;最後,探討小說中的人物敘寫,特別是審案官員、告狀者與被告等角色,如何影響讀者對角色的認知與文本主題的理解。本文認為,《廉明公案》是一部具備審美價值的過渡性文本,在敘事上展現出從法家書走向文學表述的轉變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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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學系譜下的注莊方法論
    (2024) 方冠中; Fang, Kuan-Chung
    本研究以方法論的角度,討論歷代注解《莊子》的著作。「方法論」一詞是當代學術規範下的詞彙,指面對研究對象所採用的策略或手段。然傳統注解《莊子》的思想家們,並未對自身的注解策略進行反思,缺乏對本身著作的後設性思考。因此,本研究採用「方法論」的角度,以探析傳統注《莊》著作中所蘊藏的思維方式。本研究將傳統的解《莊》著作,分為黃老、道教、玄學、佛教、理學五個面向進行探討,以這五種時代思潮作為注解思想家的方法基礎,進而在時代思潮的框架下,產生各別著作對《莊子》的不同理解。因此,以《莊子》一書的注解與詮釋,來探析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並提出五種關於《莊子》用語方式,作為傳統的方法論思維。除了從傳統思維中提供當代學術的方法論思考外,亦可由以《莊子》為核心的思考方式,來調整當代方法論思維對「意識」的過度側重。在「方法論」思考方式中,實則是蘊藏著關於「本體論」的理論圖式。「氣」是莊子思想的核心,同時也是中國傳統思維的基礎。故本研究藉由對傳統解《莊》的研究來提出方法論思考外,同時也以「氣學本體論」提供對傳統思維的本體論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