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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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設置於民國35年,招收國文系及國文專修科學生各一班。48年國文系增為兩班,50年增為三班,60年增為四班,至今不變。國文專修科則時辦時停,今已停辦。

民國47年,開辦夜間部,招收四年制(含實習一年)國文師資專修班1班。50年招收六年制(含實習一年)國文系學生。52年又改招五年制國文系學生,逐年增班,至60年每年級各4班,共20班,直至67年全校夜間部奉令停止招收高中畢業生為止。

又自53年起,接受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委託,代辦國文專修科1班,至63年,擴充為4班。64年起改為四年制國文系,招收2班。66年停止招生,69年7月,完全停辦。

研究所設置於民國45年,招收碩士班學生5名,其後名額遞增。46年設置博士班。4年後第一位博士生羅錦堂先生獲文學博士學位。是為國內所培養的第一位文學博士。

80年,國文系與國文研究所合併為一,統由系主任主持全系事務。合併之前,歷任系主任為張同光先生、何容先生、高鴻縉先生、潘重規先生、程發軔先生、李曰剛先生、周何先生、李鍌先生、黃錦鋐先生。歷任所長為高明先生、林尹先生。合併以後歷任系主任為王熙元先生、邱燮友先生、賴明德先生、蔡宗陽先生、傅武光先生、陳麗桂女士、王開府先生、顏瑞芳先生、高秋鳳女士、鍾宗憲先生,現為許俊雅女士。

本系自104學年度起學士班縮減為3班,目前學士班一至四年級各3班,共12班,學生523人。碩士班各年級共112人,博士班各年級共72人。進修部設有國文教學碩士班,分夜間班及暑期班,另有在職國文碩士專班,共177人。總計全系學生共884人。另設國文輔系及雙主修共2班112人,不計在內。

教職員工部分,講師以上專任教師42人(教授29人,副教授9人、助理教授2人、講師2人),助教8人,工友1人。兼任教師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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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仰山書院文人及其制藝研究
    (2021) 黃文瀚; Huang, Wen-Han
    本研究曾通過109年度科技部「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計畫」,由仰山書院與師徒為出發點,逐一介紹宜蘭在地學子的作品,舉凡八股文、詩賦、散文等,由晚清至日本時代,探討其人活動對文學產生的影響,並剖析仰山書院文人群體的貢獻,架構出宜蘭地區科舉文學的研究。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研究方法與步驟、文獻分析等。在特殊貢獻方面,發現楊士芳會試同年齒錄、介紹李望洋萬人衣與誥命聖旨、蒐羅蘭地八股文與士人履歷書,以及採用日人編輯〈宜蘭移住民史〉,新增相關的史料,補充前人未及之處。第二章「仰山書院與師徒」,查考仰山書院的顛末沿革,瞭解其營運方式、經費來源、開銷支出,以及歷來地方長官對於它的增建,書院山長對於教育的推動,並探討該院畢業學生的發展。第三章「仰山書院八股文教育」,根據宜蘭縣史館典藏的清代課卷,研究仰山書院的課試內容,就其學生學歷、師長教學、研習科目、寫作策略以及獎勵方法等項,進行實證探究,逐一展開分析。第四章「從噶瑪蘭城至紫禁城─蘭士考試取仕之路」,介紹蘭境唯一的進士楊士芳生平與作品,分析其齒錄,如何突破三代務農的窮苦背景;解析其八股文,如何發憤讀書考上進士。楊士芳雖未如其所願當上官職,最終返鄉擔任仰山書院山長,循循善誘,提攜後進。與其不同的是,從小一起讀書的同窗李望洋,雖三次未考中會試,憑藉著大挑一等候補甘肅試用知縣,勇於前往回亂戰區,在試用期滿後當上正印官,旋受到左宗棠的賞識而快速升官,一十三年後以河州知州實任官銜返回宜蘭。第五章「文人型鄉紳的崛起」,仰山書院的讀書人大多未仕進,他們留在故鄉共謀善舉,攜手合作,舉凡創建孔廟、勸捐廟宇、造橋鋪路、水利設施、書院私塾等,創造諸多的地方貢獻。 第六章「儒學教育的轉化─鸞堂與鸞書」,全臺鸞堂在清末至日初時期盛行,諸多信息顯示,其源頭皆指向宜蘭。鸞堂可視為傳統書院漢文教育的延續,鸞書也帶有科舉文體轉化的痕跡,進而釐清全臺第一本鸞書的歸屬,以及鸞賦何以出現與消亡的情形。 第七章「仰山書院文人抗日行為之辨正」,過去研究多視楊士芳、李望洋等人,以碧霞宮作為秘密基地,塑造其不事二主的忠貞形象;也將鸞堂戒煙不合作運動,歸至喚醒堂楊士芳,吹響抗日反攻的號角;更有甚者,不惜偽造史料與增刪作品,如碧霞宮建廟榜文與〈開生路論〉,力求洗白。然而,在檔案、報紙資料公開的時代,過去想掩蓋的歷史黑幕已然揭去,上述種種抗日的情事,純屬後人安排情節,天馬行空想像而來,與歷史上的楊士芳、李望洋等仰山書院士人的真實事蹟是大相逕庭的。 第八章「結論」,闡述本論文的總結與研究價值。 以上,宜蘭仰山書院的文人活動,大致分為「科舉時代」與「後科舉時代」二類,依循清代噶瑪蘭廳設治至日本接收宜蘭城的順時序列,來規劃章節內容,本研究架構也就具有了編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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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王》《廣韻》一字多音現象比較研究
    (2021) 林義翔; Lin, Yi-Siang
    《切韻》系韻書是反映中古語音系統的重要材料,上承古音下開方言,對漢語音韻學研究的價值持續不墜。其書由最初陸法言所編的一萬一千多字擴展至宋代的《廣韻》,字數已逾兩萬五千之譜,每一代的作品都錄有許多重複出現的字形,按韻書體例的安排,這些相同字形的音讀必然有所區別,屬於廣義的一字多音現象,再搭配韻書本身的又音注,實為研究漢語一字多音現象的絕佳材料。本研究即以唐寫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全王)及大宋重修《廣韻》兩全本作為語料,探討韻書中多音字的內涵及現象。首章談一字多音的定義問題,並進行前人研究回顧與研究方法探討。 第二章以韻書編纂者用以標示一字多音的「又音注」為討論重點。首先闡述又音注所具有的特色、功能以及價值。透過前後代版本的比較後可以發現:又音注原先僅為輔助正切標音之用,體例單調而不嚴謹,然而隨著韻書的功能逐漸增強,其本身具有的較高自由度使它開始承擔了許多標音以外的任務,例如發展各種術語,標明出處來源,或詮釋字際關係等,是為語言文字學於唐宋成長發展中別具意義的一項指標。其次,本文對於各類又音注的形式、內涵和流變進行了全面的整理,並指出了又音注「橫向連結」典籍或異體的現象。 第三章是將語料進行數位化整理後,以窮盡式歸納法、算數統計法和概率統計法對兩書中所有的多音字進行通盤分析。首先發現,在具有一定規模的樣本數時,多音字在韻書的分布是大致平均的,而影響多音字佔比多寡的因素往往和該劃分音類的總收字數有關,其次才是語音結構的因素(例如入聲)。再者,將《全王》和《廣韻》利用相同的統計手段分析並進行比較後,發現多音字在聲和韻上相配的頻率(次數)與趨向展現出「音近相配」和「比例固定」兩種現象,說明從《全王》到《廣韻》,韻書收字的成長屬於基本結構相同下的「等比放大」,即各音類的發展是大致均衡的,可發現一些小的音類消長,不過整體《切韻》系韻書在語音上的發展仍遵循「保守」路線。而音類相配的趨勢亦顯示多音字以雙聲、疊韻等具有一部分相同音節為最多,不過異音類也有一些接觸較為頻繁的例子,多能和目前諧聲研究所得之結果相呼應。 第四章為結論,主要歸結前兩章研究重點,以及對未來韻書及一字多音研究的展望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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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旺霍爾語時、體、示證、情態範疇的形態句法
    (2021) 楊之帆; Yang, Chih-Fan
    巴旺話分佈於四川省甘孜州丹巴縣巴旺、聶嘎兩鄉,隸屬於漢藏語系羌語支嘉戎語組霍爾語群的中部霍爾語。本文是首次對巴旺話進行深度描寫的第一手研究,主要致力於時、體、示證、情態四個範疇的探討。第一章揭示本文的研究動機與方法,並回顧既有文獻。第二章是歷史背景,主要對「霍爾」的名義作詳細的考察,也兼及「嘉戎」族群的簡介,並概述丹巴縣和巴旺鄉的沿革。第三章音系,窮盡式討論巴旺話的複輔音與韻母結構,同時也述及少數的超音段特徵。第四章形態,略陳名詞的幾種構詞形態,分析代詞的內部結構,並兼述附於此二者之數與格標記;至於較複雜的動詞形態,則分構形、構詞兩節詳說。第五章時與體,在田阡子、孫天心(2019)對中部霍爾語格西話的研究基礎上,以構式為綱領充分考察巴旺相關詞綴或助動詞所具有的功能。時範疇方面,由於非完整體可區分過去與非過去,因此從原則上說巴旺話具有時態。體範疇方面,巴旺的特點之一是定向位移動詞保留了完整的異根交替現象。第六章示證,巴旺話共有「後知」、「新知」、「親歷」三個後綴,本文除致力描寫其本身功能外,也嘗試探討示證標記與時—體範疇的互動關係。第七章情態,實質分為語氣與情態後綴兩部份,前者包括陳述、疑問、非實然三種語氣,後者則論及五個情態後綴及其相關構式。第八章結論,總結全文成果並提出未來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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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文字聲符變化與上古音系統研究
    (2021) 楊濬豪; Yang, Chun-Hao
      就漢字為方塊字的特點來看,其書寫形式相較於拼音文字的表音性質較弱,在構擬上古音系時,需要綜合運用同族語言歷史比較與域外借詞譯音對勘,以及切韻音系內部構擬與漢語文獻材料等,以突破漢字表音性較弱的限制,窺探漢語上古音系的面貌。   然上古音研究中也存在著明顯的問題,即時代分期與語言分域的不確定。所幸近世出土文獻絡繹不絕,這些出土文獻藉由科學考古與系屬判別,大多能區分時代與地域。從出土文獻中的通假、異文、聲符變化等現象,我們能夠觀察古代語言演變軌跡及地區性語言特色。上古音的研究過去受限於傳世文獻較少,諧聲分析法的層級內部對應問題,域外對音的成分不確定以及古音構擬的分歧。近世古文字材料的陸續出土,使上古音研究有了新的進展。由於古文字材料的豐碩研究,我們已經能夠運用古文字學的研究成果對上古音作分期及分域進行研究,並用以驗證、修正上古音研究的成果。   本文將以古文字的聲符變化材料為主要探究對象,探求古音的演變。所使用的材料以《古漢字字形表系列》為主要材料,參照《說文新證》的安排方式,分別羅列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篆體,以觀察古文字聲符的變化,古音系統使用王力、李方桂、鄭張尚芳及白一平─沙加爾的共構體系,並在例字下注明聲母、等第、開合、韻部。對於古文字聲符與音韻的認定,本文將綜合比較古文字學界的考釋成果及古音學界的研究成果,以提升分析的可靠性。   由本文分析主要可以得出以下幾項成果,常態的聲符變化條件為「開合口的互通」除唇音外皆是音變的結果。「牙喉音互通」主要來自牙音聲母K-類與喉音聲母Q-類發音部位相近的互通。「以母互通」則至少可分為舌尖音與舌根音兩類來源,古文字聲符變化材料顯示與前人研究一致。   特殊聲符變化模式有「CL-型複聲母變化模式」、「唇塞音聲母與唇鼻音聲母變化模式」、「舌根音聲母與小舌音聲母變化模式」、「塞擦音聲母與擦音聲母變化模式」四類,本文更進一步檢驗新構上古音系統的「圓唇元音假設」與「前元音假設」。   特殊詞根與字因音變字例分析為非常態互通之字例,這些字例並無太多的諧聲材料可以支持,造成此類現象的成因也較為複雜,或因共時音變或因歷時音變而造成聲符變化。此類字例皆屬於非常態互通字例,屬於封閉性的互通字例,即一對一的關係,所以並不適合用為類推的例證。   本文使用的古文字聲符變化材料是確認古音系統、上古音變以及協助古文字釋讀的重要依據。本文結合上古音的各家構擬體系與古文字釋讀之成果,希望對於上古音研究及古文字考釋都能提供一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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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雅各與《詩經》英譯
    (2021) 陳韋縉; Chen, Wei-Chin
    英國傳教士暨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窮盡一己之力將中國典籍譯為英文,其主事《中國經典》系列(The Chinese Classics)與稍後參與的《東方聖典叢書》系列(Sacred Books of the East)自出版以來即備受學界重視。本文試圖以經典翻譯史的角度,來討論理雅各與《詩經》翻譯的問題。本文先將理雅各置放於《詩經》翻譯史的早期脈絡中,探究他繼承的觀點;其後則將以理雅各《詩經》英譯為中心,一方面在中國經典詮釋體系中探究理雅各所繼承的注疏傳統,另一方面則注重理雅各對《詩經》翻譯在西方世界的開創與延伸,以更完整地呈現理雅各在《詩經》翻譯史上留下的面貌。 中國經典詮釋傳統從捍衛保守政教精神的漢唐注疏走向勇於疑古的宋代經說,卻皆以揭示聖人之說為依歸;而從宋代到清代的《詩經》學者們漸次朝聲韻考據的方向前進,希冀進一步楬櫫文本意涵。這發展的過程或可視為中國經學傳統中理性精神的發揚。但中國經典的西洋譯者除了以己身對經文的理解做出種種翻譯抉擇外,尚不免為其他目的服務,甚或受己身文化背景的影響,對中國經典進行誤讀與解構。本文試圖揭示翻譯經典此一工作除了繼承傳統外,也是延續經典詮釋傳統的一種方式。本文一方面討論、比較不同譯文的優劣缺失,另外一方面也試圖以譯文本身做為證據,檢視譯者在對中國經典文獻的理解中,所表現出的文化與歷史性意義,藉此表現出經典翻譯的主觀性與客觀性。 《詩經》翻譯是理雅各中國典籍翻譯事業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本文的目的,在藉由分析討論理雅各的翻譯性質及其時代背景,呈現其翻譯成果的意義與特殊性。理雅各鑽研中國經說,試圖於其《詩經》譯本重現中國傳統注疏格式,引進當時法國學界最新的《詩經》研究潮流,並認定《詩經》與「上帝」間存有關聯,這些特點讓理雅各的《詩經》英譯同時雜揉中西觀點。因此,理雅各《詩經》譯本的歷史定位,在於以另一語言延續中國經注傳統,同時也延續了利瑪竇以來透過中國古籍所創建的「古已有之」傳教精神。然而隨著文化與歷史背景變遷,宗教殖民與傳統經說勢力相繼消褪,理雅各取逕的翻譯路線遂可一而不可再。惟理雅各深具經學色彩的《詩經》翻譯亦激發出反動與生機,新譯本與相關研究至今仍方興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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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明時代回鶻文文獻與漢語近代音比較研究
    (2021) 莊子儀; Chuang, Tzu-Yi
      本文比較元、明時期的回鶻文文獻的漢語對音及漢語近代音,以歷史語言比較法研究漢語及回鶻語當中的語音現象。本文強調分類材料性質、檢視翻譯語與被翻譯語、分析對音層次等概念的重要性,並據此探析了元代的回鶻佛教文獻、契約類文獻、碑銘類文獻,以及明代的回鶻譯語類文獻。   本文發現,文獻會因其性質的不同,影響其對音的表現。回鶻佛教類文獻反映的語音現象,明顯較同時代其他類型的文獻來得保守,並表現更多唐、五代西北方言的特色;相對而言,元代回鶻契約類、碑銘類文獻所反映的語音現象,則更接近《中原音韻》的格局。而佛教類文獻的內部,亦可進一步劃分出佛教注音及漢語借詞兩種類型的對音,這二者的語音表現亦存在若干差異,而佛教注音的語音現象最為保守、存古,包括大批鼻音聲母塞化、宕梗攝韻尾的丟失、唐陽韻開口字以圓唇元音來注音,以及保留入聲韻尾等。   明代回鶻文獻,則反映了若干漢語語音現象,包括:1)聲母顎化;2)聲母捲舌音化;3)山攝唇音字異化;4)-m韻尾消變,且會與-n、-ŋ混淆;5)「昆」、「哈」等字讀音的改變。   本文並指出,元代以降的回鶻文文獻中,存在回鶻語「t>d/詞間」的音變規律;這個規律不僅出現在回鶻語內部,亦影響了漢回對音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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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樓夢》賈寶玉眼淚的「情」詮解
    (2021) 黃子殷; Huang, Tzu-Yin
    《紅樓夢》無論創作意圖,其中「大旨談情」顯而易見,以「眼淚」為全書核心亦無庸置疑,然而過去研究卻鮮少將二者聯繫,並由小說主角──賈寶玉為此命題討論對象者。「眼淚」是「情」的具體呈現,又是小說作者有意選取的符號,更貫串整部小說之內涵。「眼淚」之起點為「甘露」,而「甘露」的給予者是寶玉的前身──神瑛侍者。那麼,此一環環相扣的系統下,小說所反映的「情」當作何解?本論文以「神瑛侍者∕賈寶玉」之「甘露∕眼淚」為脈絡,意在回到文本語境詮解《紅樓夢》「情」之論題。透過先秦以降之文學作品,乃至各地域之神話傳說中的「眼淚書寫」,梳理其中的「情」──「抒情精神」,再討論賈寶玉「眼淚」對先行文本的繼承,以此奠基,詳細分析文本中每一次賈寶玉「眼淚」情節中的時間與空間設定、人際互動模式形成、情欲觀點建構,回應「大旨談情」之立意。「神瑛侍者∕賈寶玉」之「甘露∕眼淚」的書寫,實際上不僅是人物形象塑造,更不只闡發悲劇意識,是作者「抒情」展現,扣合「意淫」概念,彰顯「情欲」辯證,並體現「世情」屬性。從「甘露」開始,賈寶玉一次次「眼淚」建構的「情」,是真正闡揚中國文學的情本思想,更以此在情與欲間展現流動性,在世俗認同與浪漫理想間如實反映矛盾不安,進而在神話與寫實的悖反間、詩學與敘事學的文類融合上,取得實際意義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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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樸月「重寫型小說-文學家系列」研究
    (2021) 廖彥婷; Liau, Yen-Ting
    樸月的第一本小說《西風獨自涼》出版於西元一九八〇年代,而第二本文學家系列的歷史小說《來如春夢去似雲》出版於一九九〇年代並持續創作不輟,雖然樸月並不常被研究者討論,但她的作品不只在台灣出版,在中國也有相當的影響力。一九八〇、九〇年代以降,是台灣迅速發展的時期,文學創作的面相更加自由多元。樸月歷史小說中的文學家系列,展現了透過愛情視角重新書寫歷史人物的意圖,透過納蘭容若、蘇軾兩位詞人的愛情故事,展現她所認同的價值觀,並試圖透過「重寫型」的小說回應自己所處的社會、時代問題。 樸月以「詞本事」的模式建構她的歷史小說,因此詩詞以及文學典故在樸月的小說中佔據相當大的比例,兩部小說皆非常有系統的將詞人之詞作織羅其中。將詞作中的情感「本事化」,為那一闋詞鋪陳一個故事,這種作法自古有之,然而樸月的作品中透過詩詞與小說情節的互相渲染,比傳統「本事」以情節證實詩詞作品之間的情感層次更加豐厚。 在樸月筆下女性角色所共同擁有的性個特質是繼承自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說當中的佳人的「真情」與「定情」,對所愛之人從一而終,而不惜受苦、犧牲。樸月以歷史作為載體,其重點書寫愛情和兩性關係,相比有情人歷經磨難而終成眷屬的情節,樸月所強調的愛情觀是一種透過愛情所呈現的美好人格特質。 雖然學界關於樸月作品的研究比較少,然而樸月以詞本事的模式演繹小說,以愛情視角詮釋歷史人物的寫作模式非常特殊,關於樸月的研究還有許多空白等待填補。而透過觀察樸月的「文學家系列」與社會思潮的關係,發現樸月的創作附著在性別與族群的論述架構之下,與時代的氛圍與背景息息相關,都呈現了當時的時代特色,除了召喚讀者對中華文化的喜愛與懷念之外,族群意識也成為小說成功的背景因素。樸月的書寫策略讓其作品處於通俗小說與嚴肅小說的模糊地帶,讓兩種閱讀傾向的讀者產生共鳴。而樸月身為女性,對於愛情、家庭的想像雖然趨向保守,然而樸月所提倡的,乃是透過對於愛情、道德嚮往的心志,支持人們在充滿限制的現實世界生活。在愛情以及性別關係當中,也帶來了一種新的思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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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臺灣離散戲劇研究──以《西出陽關》、《寶島一村》、《快雪時晴》為例
    (2021) 林承遠; Lin, Cheng-Yuan
    臺灣戲劇於1949年後曾有數十年與中國戲劇發展產生歷史性上的暫時斷絕,但接受西方思潮的臺灣戲劇卻仍持續發展,在涵納新歷史及多元文化的元素下,不斷創生新的命題與演繹手法,走出屬於當代戲劇的自我定位。在臺灣特殊的歷史情境下,1949年撤退來臺的人士,在文化上於原鄉中國及留居地臺灣間產生了離散(diaspora)的情感與認同(identity)的拉扯。此類的議題展現在各種藝文形式上,即是臺灣「離散書寫」的內涵之一。離散,研究人們或群體漂流於「源」(roots)與「流」(routes)之間的生命動向,關乎小我,亦涉乎家國。而離散主題的文學書寫,在戲劇的表現亦有相當程度的發揮,故本研究以離散觀點進行戲劇考察。筆者觀察,八○年代起,身處後離散時代的臺灣,在世紀之交陸續出現了數齣以時代離散背景為主題的戲劇創作,某些程度上反應了臺灣身處的時代命題。本研究擬藉由屏風表演班的《西出陽關》、表演工作坊的《寶島一村》及國光劇團的《快雪時晴》等三劇為主要討論對象。試圖取徑離散理論的部分觀點,從敘事結構、家國文化、藝術手法等面向進行探討,用以觀察劇作中所示現的離散諸項內涵,並藉此作為離散主題在當代戲劇研究上的初步嘗試。 本研究考察三部離散戲劇,認為在敘事結構上,三劇各具特色,但均可概括在「分/合」迴環的結構下開展情節,並且都運用了「時空跳躍」等手法,用以示現不同時代的離散演進及意義。這些敘事安排展現了離散戲劇在形式與內涵上的相互照應。其次,本研究從文本中一一提取離散的各項內涵進行討論,如:戰爭、家國、政治、文化、語言、混雜及離散反省等,並認為離散戲劇的討論非僅是文學成果,兼具有社會、政治、文化的反省功能。最後並從三劇的表現手法,進行藝術形式的討論,其中演員身體展演的特質、舞臺藝術的輔助,均能有效發揮主題,建構離散戲劇的整體性。   本研究盼以離散戲劇的初步分析,作為此類戲劇系統性觀照的開端,也期望在離散戲劇的反思中,能有助於臺灣社會回顧過往、釐清現況、展望未來。在歷史抉擇的當口,得以堅定而凝聚,讓島國的子民,不再漂泊離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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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先儒黃敬《易經初學義類》研究
    (2021) 林芷羽; Lin, Zhi-Yu
    提要 《易經初學義類》標明為清咸豐年間淡水關渡文人黃敬(1806-1888)先生所撰,且為黃敬先生目前僅存能見之《易》學著作。此書現存兩個版本,其一為范教璿道長於民國45年(1956)得之於舊書肆,後整理並集資付印的民國54年(1965)版本。其二為鄉人陳鐓厚為之輯佚,後由周超擔任發行人之臺北「萬有善書出版社」於民國62年(1973)10月印行。 其書博採程朱及其後學《易》學家與《易》學書籍之說,內容大致以義理為主,並以「六爻之義本一理,四聖之旨本一貫」為核心觀念。此書是臺灣《易》學史上現存最早之史事《易》學存目專著,故本論文以此書為題,期望留下初步的研究記錄。 第一章〈緒論〉下分三節,第一節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回顧前賢的研究文獻。因學界早前將《易經初學義類》定位為已佚失之書,故目前以此書為討論主題的文章極少,由此亦能看出本研究的迫切性。第三節介紹本文的研究方法與步驟。 第二章為〈黃敬生平事蹟考述〉,分別從其生平事蹟、為學處世、著述考述與《易》學淵源等角度切入,試著使黃敬其人的形象更加清晰。與黃敬相關之記載內容大多雷同,然其中相異之處可再延伸並挖掘出更多資料。 第三章為〈《易經初學義類》治易方法〉,分別從〈觀易十例〉、下經上釋、博採群籍、博引前人《易》說等面向,探討黃敬此書的編寫體例與解《易》方式。第四章為〈《易經初學義類》援史證易〉,首先簡要整理史事《易》學研究之重點,並整理其書內援史證《易》之條目,後下分四小節探討其援史類型、援史切當性、援史動機、援史史觀,以試圖釐清其史事《易》學之傾向。 第五章為〈結論〉,下分「黃敬《易》學之時代意義」、「黃敬《易》學貢獻」、「黃敬《易》學地位」、「檢討與未來展望」共四節,總結本文的研究成果並分析得失,同時提出未來可以繼續研究的方向供有興趣的學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