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Permanent URI for this communityhttp://rportal.lib.ntnu.edu.tw/handle/20.500.12235/2
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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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兩岸高中國語文教科書編撰與意識型態比較研究 以2020年臺灣龍騰版與中國大陸部編版為例(2022) 黃容; Hang, Rong現代教育的奠定起源於學校教育的制度化，而學校教育的核心在於課程，課程的核心在於教材。為展望兩岸國語文教育之交流與溝通，本研究抽取了現行兩岸普通高中國語文教科書的兩個版本──中國大陸部編版和臺灣龍騰版為研究對象，通過比較研究和內容分析法針對其選文內容進行意識型態分析，探索兩岸在國語文教育實踐中的共識與差異。整體言，兩岸社會因為歷史、法制以及社會「共識」等方面的不同，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衝擊下，各自選擇了一條服膺於在地人民意願以及利益的道路：臺灣從適性教育出發，強調個人與自由，中國大陸則立足於集體主義，強調民族復興與國家意志。以最新兩岸普通高中國語文課綱/課標為例，在語文教育理念、課程性質以及學科素養上各有側重，表現在教科書選文的編撰與意識型態中，則是對於政治態度、國家期待、民族精神、族群關係及敵意態度等五個面向的呈現、描寫方式與態度不同。故兩岸有關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本土化與實踐並不一致，對國語文學科定位以及教學方式的選擇各有取捨：臺灣重視議題教學，中國大陸重視整體閲讀。綜上，本研究發現兩岸政治意識型態爭議根源並不在於「國族認同」，而是有關「現代性/現代化」的認識，並由此帶來的政治「去中心化」問題。Item 大陸、香港初中語文教科書「寫」、「說」能力編撰研究及其應用──以北師大《語文》、香港啟思版《中國語文》為例(2019) 洪慧君; Hung, Hui-Chun臺灣現行國中國文教科書以閱讀理解訓練為主軸，然而語文教育的四大能力訓練僅偏重於一項，稍顯不足，而新課綱上路，學生語文素養亟待語文能力工具性基礎加以累積厚實。本文旨在探究大陸北京師範大學出版之初中《語文》、香港啟思出版的初中《中國語文》(第四版)二套教科書，其「寫作」、「說話」能力訓練的編撰現況，可作為臺灣國中國文教科書編撰及課堂教學的參考。筆者也藉由二地教科書編撰內容，聚焦於「寫」、「說」二項能力訓練，融入臺灣翰林版《國中國文》七年級進行課程設計。透過本文探究結果，得出以下結論： 一、二地版本「寫」、「說」能力訓練編撰在教科書上呈現形式差異甚大； 二、二地版本「寫」、「說」能力訓練的學習目標與評鑑規準的設置不同； 三、二版教科書中能力訓練序列之聯繫連結與指導說明方式相異。 而在課程設計中，得到以下啟發： 一、工具性的能力訓練是人文性素養極重要的基礎之一； 二、學生潛力甚大，教師應多創造多元能力學習機會。 因此，對於臺灣國中國文教科書有以下建議： 一、內容編列應擴充語文能力訓練項目與練習活動； 二、語文能力應更重視實用性，明確設置語文能力學習目標與評分規準。Item 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理科教育之研究(2012) 周慧茹; CHOU, HUI-JU本文以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理科教育為研究主題，旨在探討公學校理科教育之課程沿革、師資情形、教科書編纂過程與內容、教學活動之實施等，藉此對日治時期的公學校理科教育有較適切的瞭解。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紛紛興起新教育運動，日本亦受此新教育思潮之影響，省思理科教育的問題，新聞、雜誌、教育研討會也常以「戰爭和理科教育」或「戰後的理科教育」作討論議題。臺灣亦受教育思潮之影響，1922年頒布新臺灣教育令，增加公學校理科的教學時數。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世界各國普遍急切的進行振興科學的活動，1941年，日本以「鍊成皇國民之基礎」為目的實施「國民學校令」，臺灣則廢除小學校和公學校，一律改制為國民學校，改理科為理數科理科。 日本理科教科書的調查與編纂，由「小學校理科教科書編纂委員會」負責，臺灣設有「臺灣公學校教科用圖書審查委員會」，未再單獨設置理科書編纂委員會，若遇有專業內容需審查時，再聘任理科學專家擔任臨時委員進行審查。臺灣公學校理科教科書，自第一期《公學校用理科帖》開始，即使用臺灣總督府編纂之版本，教材選定和內容與日本相異，究其緣由，在於日本與臺灣風俗習慣、環境生態、動植物樣貌皆不同所致。因此，將日本小學校理科教科書，與臺灣公學校理科教科書作內容分析比較後，得知臺灣理科教科書實具有因地制宜之特性。 過去研究日治時期教育史的論文，大多著重探討殖民地的同化教育、同化意識等如何透過國語、歷史、修身、體操等教科目呈現，進而達到塑造帝國國民之目標，然而尚未有關於理科教育之研究。設置理科教育的目的，在於獲得自然物和自然現象之相關知識，瞭解其與人類日常生活之關係，及培養觀察力與對自然的興趣。因此，探討公學校理科教育之定位，分析其內容，期望能看到殖民地教育體系下的另一種教育的樣貌。Item 戰後初期臺灣官方出版品與黨國體制之構築（1945-1949）(2007) 何力友; Ho-Li-You本文擬透過與構築黨國體制有關之概念，諸如去除「日本化」暨重建「中國化」，以及灌輸黨國意識、清除共產思想等，深入剖析戰後初期宣傳品、教科書等官方出版品在臺發行時所制定之政策、特色及其流通實況，藉以觀察國府在臺文教政策之更迭及其影響。 本文將當時發行之圖書分為教科用書、宣傳品、民間出版品等三部分。首先分析圖書出版政策與管理，探討官方如何制定圖書出版政策及管理民間出版之圖書，再以官方發行之中小學教科用書、宣傳品為研究範疇，探討官方如何發行上述圖書，闡明執行機關、出版模式、編印特色、流通管道等課題，並論及此一時期文教事業對臺灣社會之作用及其影響。 總括而言，戰後初期臺灣各項施政皆面臨極大之考驗及轉變。本文一則檢驗行政長官公署與省政府文教施政之效能，解明官方如何將新附之地建構成理想國土，文教設施如何依其構想進行建設。二則探討國府當局如何於五年期間，將充滿日本氣息及氛圍的臺灣社會，改造為合乎其要求之中國化社會，俾有利於其黨國體制及反共事業之開展。Item 兩岸三地高中歷史教科書中「冷戰時期」的書寫(2014) 王曉芸本研究主要在探究兩岸三地冷戰結束前後高中歷史教科書「冷戰時期」的書寫，瞭解三地教科書過去和現階段書寫的概況，透過課綱、教科書中的人物安排、議題上與學術互動的成果，梳理冷戰前後及時代的轉變，使得教科書內容中所隱含的意識型態轉變，呈現出不同的國家意識和國際觀。 由三地課綱的發展脈絡來看，已由側重國家意識，漸轉變為配合冷戰結束後的時代潮流，由濃轉淡，而較突顯出歷史的課程意識和符應多元時代的國際觀。 三地新舊版教科書中的人物安排，以類別來看，除政治類別人物比例仍不少外，新增許多經濟、社會文化類別，甚至台灣新版和中國大陸新版當中的社會文化類別的安排比例超越政治類別，顯見受到新文化史影響。早期側重國家意識，加強政治類別人物的比例、採負面方式書寫敵對陣營，諸此已被突顯歷史科的課程意識和重視多元文化的國際觀養成所取代。 對於議題的安排上，試將冷戰時期分為三期：初期的冷戰起源、中期的冷戰緩和、後期的冷戰結束，將三地新舊版對三個時期的界定、導因作一整理，再與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作對照，瞭解箇中互動情形。初期的起源問題仍較有立場上的維護色彩，當中較具突破的為香港新版，冷戰結束及政權轉移後的今日，對於英國在冷戰過程扮演的角色，已能將學術的研究成果加以呈現。中期的緩和問題，三地書寫轉變明顯由美蘇兩強為主政治事件改為中期的亞洲及各地的內部發展為主，較能一窺冷戰時期人們的生活概況，惟仍應以美蘇兩強中期控制力轉弱作一交待，且結合學術上緩和是種長期的發展態勢，中期即有形成後冷戰多元化的背景，才能明白教科書於冷戰中期如此編寫的原因。後期的冷戰結束，三地教科書的安排在事件及原因上較無爭議，然而較少提及結束的過程，香港新版當中安排兩個年份作為冷戰的結束，宜標示及強調冷戰結束的階段，凸顯書寫時分析的深度。 冷戰時期的教科書，教科書中的冷戰時期，同樣事件卻有不同的書寫方式，因各地的國家意識、國際觀以及本身的課程意識轉變，都將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藉三地新舊版高中歷史教科書的書寫概況作一比較，取其長避其短，使歷史教科書更能傳達出具包容性的國家意識和適切的國際觀。Item 電影《被出賣的台灣》對台灣民主運動的再現（1945-1990）─兼論教科書敘述威權體制的意涵(2012) 洪慧霖現行中學歷史教學，若要詳述戰後台灣政治發展史，其內容和所牽涉的一連串政治與國際關係，顯得相當錯綜複雜，並且充滿爭議。爭議的不只是歷史事件的表述，更隱含表述背後的思維和國家主體性認同。因此，歷史教學課程綱要希望教師能著重於台灣民主化歷程的介紹。然而，民主化歷程的推演應該包括哪些因素？其敘事鋪陳則不免又關係著史事的選擇、記憶與遺忘的競逐。尤其是戰後歷史教科書的編、審、定，始終存在受政治目的干預的鑿痕。因此，戰後台灣威權時期歷史論述，成為意識形態之爭的場域，而忽略追求歷史真相與事實的重要性，導致錯失反思歷史價值的機會。 因此，筆者藉由電影《被出賣的台灣》，探討戰後民主化運動中，從威權體制的壓迫、控訴，進而思考威權體制存在時代的因素、實施的手段與支持其存在背後所涉及的國際利益；並檢討電影中隱含台美人意識的論述，從而探索該社群集體記憶的建構與對台灣主體性的關懷。同時，本文也討論電影中再現「台灣想像」的符號意義與爭議。 另外，關於戰後台灣史的論述，不同時代中歷史教科書版本的詮釋角度，反應當時代的問題。本文也探討論述的轉變所呈現的時代需求與變化。最後，歷史教育如何解讀「威權時代」與台灣民主化的關係？如何將影視史學視為一種由下而上的大眾史學記憶立場，分析與書寫史學的各自侷限，並尋求歷史多元思考與省思的機會，希望藉此研究能有助於讀者對戰後台灣歷史民主化歷程的珍貴性、特殊性與未來的挑戰提供反省的視角與辯證的對話空間。Item 何炳松的史學理論體系與教學實踐(2011) 張鈺彩本研究以史學研究法和比較分析法進行分析。先以史學研究法分析何炳松的著作和論文，以了解他的經歷、史學理論和歷史教育思想，並想了解他對我國「歷史課程標準」的指導。再以比較分析法來分析何炳松的《復興初級中學外國史》和其他版本的《外國史》教科書，以了解何炳松的史學和教育思想在外國史教學現場的實踐情形。本文與前人的不同點在於不強調何炳松的史學理論並非自創，而著重分析他對我國「歷史課程標準」的影響和他的《復興初級中學外國史》教科書。他將史學觀點應用於教材的嘗試，更能凸顯他在我國外國史教學的貢獻。 章節編排上，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和目的、研究回顧、範圍和限制、方法和架構。第二章何炳松的生平與時代背景，分析他的經歷與所處環境。第三章何炳松的史學理論與我國「歷史課程標準」的演變，分析他的史學思想，以及他對編訂我國「歷史課程標準」的影響。第四章何炳松《外國史》與他版《外國史》之比較，比何炳松《外國史》和其他的《外國史》教材，以尋出何版教材的特色。第五章結論。 本研究認為何炳松與編「歷史課程標準草案」，對建構我國初級中學的歷史教育，發揮不少影響。此外，他的教材特色有以下八點： 一、重視教材來源，是我國外國史教科書編輯之先。 二、重視「先史時代」，展現了魯濱遜新史學引用社會科學的作用。 三、注意黃白勢力消長，強調亞洲黃族尊嚴，不盲附「尊歐抑亞」的風氣。 四、注意史事的演化關係，呼應他的歷史演化概念。 五、增添中古亞洲文明的教材，是實施正式「歷史課程標準」後的創舉。 六、融入多學科知識，跳脫蘭克學派的政治史，並實踐了魯濱遜新史學善用「歷史的新同盟軍」的概念。 七、提供大量生動圖片，達到「書圖相符」的水準，是實施正式「歷史課程標準」後的成功典範。 八、文字簡潔順暢，沒有過多情緒或道德批判的用語。 目前全球化、多元化的潮流下，我們的外國史教科書也應順應潮流，提供更貼切目前世界的現況。而何炳松教材的三大嘗試，一、嘗試跳脫「尊歐抑亞」的心態，增加中古亞洲教材。二、嘗試建構一個民族的整體史和文化史，以及強化亞洲和歐洲民族往來的敘述，欲意塑造一種文化交流的動態歷史。三、嘗試建構世界史或稱全球史的創舉。以上的嘗試，值得做為目前新編外國史教材的參考。Item 高中歷史教科書研究-以臺灣史教材為中心(1948~2006)(2006) 郭淑美論文摘要 歷史研究的趨向，牽引著歷史教育的潮流，進而影響到教科書內容的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民國50年代，國民黨政權極力推行「中國化」政策，期間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在一片政治肅殺、詭譎的氛圍下，各界對於臺灣本土研究噤若寒蟬，教科書內容也是以加強民族精神為訴求，意圖將臺灣塑造為反共復國的基地。繼之，民國60年代，一連串的外交頓挫，使臺灣在國際間孤立無援，遂有臺灣歷史文化淵源之教育的加強；民國70年代，尤其是76年解嚴後，政治的解禁，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與急速變遷，使得臺灣史研究日漸活絡，相關碩士論文也持續成長，而教科書中的臺灣史比例也略微增加，最大的改變莫過於將「二二八事件」納入教材中；民國80年代，則因推動各種改革，政治更加民主化，使得本土意識再強化，反應在教科書上的是八十六學年度國中「認識臺灣」課程的實施，以及八十八學年度高中課程審定本的施行。此後，國中第一個「臺灣史」課程正式成立，而高中歷史有關臺灣史教材的比例提升為22~25%；民國90年代，臺灣主體意識的再深化，臺灣史研究熱度不減，已形成所謂的顯學，投射在教科書的內容，則是九十五學年度即將實施的高中「臺灣史」課程，是第一部以臺灣為主體論述的高中教科書，並順應全球化的趨勢，論述的角度並不以臺灣為限，而是臺灣與中國、世界的互動關係。同時，高中歷史課程的學習順序，依次為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比例朝向1：1：1調整。 本文的目的是希冀經由探討臺灣中學歷史教育的發展，以及高級中學教科書中有關臺灣史教材的演變，藉以觀察高中臺灣史教育的成型，進而探究臺灣歷史教育的轉型。 本文章節架構安排如下：除了第一章緒論和第五章結論，共分為三章。第二章「臺灣中學歷史教育的發展」，簡述中學歷史教育的由來、歷史教育功能與目的，以及高中歷史教育發展歷程的討論，並介紹歷次高中課程標準修訂的背景。第三章「高中歷史教科書之臺灣史教材」，是民國84年版之前臺灣史教材內容的節摘比較。至於民國94年版的臺灣史，則對其設立的背景、歷史課程暫行綱要草案的修訂及其所引發的爭辯至最後的定案，逐一作說明。第四章「高中臺灣史教材分析」，本章分三個階段討論臺灣史教材內涵的變化，探究臺灣歷史教育的轉型。 另外，分別就課程發展、教學、教科書內容、教師進修、歷史教師與決策者的溝通平臺等方面，提出個人拙見（列於附錄）。Item 歷史、性別與教學：高中歷史教科書中的婦女及其敘寫之研究(2007) 楊露萍本文的研究方法，採取教科書文本分析，經由歸納、統計、比較，進行現象解釋並得出結論。所採用的文本分別為88年新舊交替之際統編本和審定本的本國史、中國文化史教科書，統編本係依據72年公布之〈高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含選修科目中國文化史課程標準，72年修正公布，73年實施)編定的《歷史第一冊》(87年8月版)、《歷史第二冊》(88年1月版)、《歷史第三冊》(88年8月版)、《中國文化史上冊》(89年8月版)、《中國文化史下冊》(90年1月版)；審定本則係依據84年公布之〈高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含選修科目中國文化史課程標準，84年修正公布，88年實施)編定的，筆者選擇自己任教的學校較常採用的三種版本作為文本，包括三民版、南一版、龍騰版的《歷史上冊》(88年8月版)、《歷史下冊》(89年2月版)、《中國文化史》(90年8月版)。 比較末期統編本和初版的審定本，主要是扣住其新舊交替的歷史點，藉以觀察二者變化的趨勢，並且審定本內容雖然逐年進行些許修訂，但是在婦女歷史編寫方面則未有明顯改變，故採用初版、再版、革新版並無差別。至於目前已經實施95年〈高級中學歷史課程綱要〉，但是本文完成時各家僅有高一使用的《歷史一》台灣史和《歷史二》本國史，高二高三尚未編寫完成或通過審核，無法完整掌握台灣史、本國史、中國文化史在婦女歷史敘寫方面的全貌，故本文未將最新版的高中歷史教科書列入研究範圍。 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教育改革與高中歷 史教科書的編寫」，探討教科書統編本與審定本的歷史變遷，以及88 年起全面開放審定制度的背景與意義，並說明從72年公布的〈高級中 學歷史課程標準〉到84年公布的〈高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教材大 綱內容架構變動的原因，以及88年採用審定本之後從朝代史轉變為大 時代段落的專題史在教學時面臨的問題。第三章「新舊版高中歷史教 科書中的婦女形象」，將教科書內容述及的婦女教材，依政治史、社會 文化史以及其他關於婦女生活等類別加以介紹，並且探討教科書敘寫 內容所呈現的婦女形象。第四章「新舊版高中歷史教科書婦女敘寫的 特色及其意涵的變遷」，嘗試從多角度觀察並依據歸納、統計結果，來 檢視和分析新舊版本的婦女敘寫內容及其意涵的變化，包括女性人物 在教科書出現的數量及其變化，女性人物的姓名、形象是否更為具體， 女性人物是否被公正客觀地敘寫，而不流於傳統女禍史觀的窠臼，以 及女性的文藝才能、思想是否獲得關注與呈現，還有近、現代女性在 家庭之外各領域的努力與表現，是否受到重視。第五章將探討「婦女 史研究與歷史教學的關係」。第六章結論與建議，歸納本文研究的發現 與結果，期盼能夠提供未來教科書編寫的參考。Item 戰後臺灣道德教育的發展(1945-1991)-以德目的選擇與詮釋為中心(2015) 李㛄靜; Li, Yi-Ching摘要 道德教育在現代國民教育中，擔負了理想國民品德培育之重任。而道德教育大多透過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兩種手段加以落實，如：透過媒體宣傳、社會運動之發起、課程標準的制定與課程德目的規劃等，而在系統化的國民教育之下，學校教育影響甚鉅，其中學校教育透過教科書中德目的選擇與詮釋來塑造個人與團體共同的道德觀念與道德規範。 戰後臺灣的政治、社會環境隨著政權轉移而產生截然不同的變化，一方面為去日本化，除去日本對臺灣推行皇民化教育的影響，一方面則以國民黨為主體施行黨國化的三民主義教育。政府遷臺後推行反共抗俄國策與戒嚴體制，而到了民國五十年代則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等，為因應以上政治目的，道德教育內涵亦產生重大改變。本文透過日治時期修身教育、政府遷臺前中國道德教育以及戰後臺灣各學習階段道德教育之政策演變、課程標準、德目選擇及其詮釋做一橫向歷史研究，進而探究臺灣道德教育的發展脈絡。 經由本文的分析，發現戰後臺灣的道德發展大致可分為四次變化，第一次為戰後臺灣脫離日本殖民後，在道德教育上延續了遷臺前中國時期以三民主義及新生活運所提倡的四維八德及軍事化精神，目的在去日本化、行中國化。第二次則是民國41年（1952）後為配合反共抗俄的國策需求，在原有的德目中再增加了傳統儒家強調的五倫觀，目的在藉此鞏固國民黨在臺的統治秩序及領袖崇拜。 到了民國55年（1966）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發起，則可視為第三次的變化，此一時期學校德育在德目的選擇與詮釋上皆與運動中的道德宣傳相互呼應，如忠孝德目之強化、五倫秩序之強調、文化復國之訴求以及領袖崇拜之鞏固等，在黨國威權體制下透過社會運動與學校德育進行社會控制，以型塑出官方的理想公民形象，充份顯現回歸傳統農業社會以家族倫理為中心的反動性。以上三次的德育變化大多針對國際局勢的變化以及黨國的政治目的，而無針對現代社會、經濟發展需求而做調整，調整目的十分狹隘，並且多以黨國道德目標性的灌輸於國民身上，而忽略了個人的主體性。 最後，動員勘亂時期結束後所做的道德教育課程調整可視為戰後臺灣德教育的第四次變化。隨著社會風氣開放以及教育鬆綁的提倡，在德目的選擇與詮釋皆與之前有極大不同，強調學生的自主性及道德行為的判斷、批判能力。另外，亦新增了尊重、民主、自由、公德等現代化工業社會中所必備的人際道德修養，使臺灣的道德教育漸漸脫離為政治服務的範疇以培育對於道德觀念能夠獨立思考、批判反思的現代公民為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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