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臺灣道德教育的發展(1945-1991)-以德目的選擇與詮釋為中心

Date
2015
Authors
李㛄靜
Li, Yi-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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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摘要   道德教育在現代國民教育中,擔負了理想國民品德培育之重任。而道德教育大多透過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兩種手段加以落實,如:透過媒體宣傳、社會運動之發起、課程標準的制定與課程德目的規劃等,而在系統化的國民教育之下,學校教育影響甚鉅,其中學校教育透過教科書中德目的選擇與詮釋來塑造個人與團體共同的道德觀念與道德規範。   戰後臺灣的政治、社會環境隨著政權轉移而產生截然不同的變化,一方面為去日本化,除去日本對臺灣推行皇民化教育的影響,一方面則以國民黨為主體施行黨國化的三民主義教育。政府遷臺後推行反共抗俄國策與戒嚴體制,而到了民國五十年代則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等,為因應以上政治目的,道德教育內涵亦產生重大改變。本文透過日治時期修身教育、政府遷臺前中國道德教育以及戰後臺灣各學習階段道德教育之政策演變、課程標準、德目選擇及其詮釋做一橫向歷史研究,進而探究臺灣道德教育的發展脈絡。   經由本文的分析,發現戰後臺灣的道德發展大致可分為四次變化,第一次為戰後臺灣脫離日本殖民後,在道德教育上延續了遷臺前中國時期以三民主義及新生活運所提倡的四維八德及軍事化精神,目的在去日本化、行中國化。第二次則是民國41年(1952)後為配合反共抗俄的國策需求,在原有的德目中再增加了傳統儒家強調的五倫觀,目的在藉此鞏固國民黨在臺的統治秩序及領袖崇拜。   到了民國55年(1966)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發起,則可視為第三次的變化,此一時期學校德育在德目的選擇與詮釋上皆與運動中的道德宣傳相互呼應,如忠孝德目之強化、五倫秩序之強調、文化復國之訴求以及領袖崇拜之鞏固等,在黨國威權體制下透過社會運動與學校德育進行社會控制,以型塑出官方的理想公民形象,充份顯現回歸傳統農業社會以家族倫理為中心的反動性。以上三次的德育變化大多針對國際局勢的變化以及黨國的政治目的,而無針對現代社會、經濟發展需求而做調整,調整目的十分狹隘,並且多以黨國道德目標性的灌輸於國民身上,而忽略了個人的主體性。   最後,動員勘亂時期結束後所做的道德教育課程調整可視為戰後臺灣德教育的第四次變化。隨著社會風氣開放以及教育鬆綁的提倡,在德目的選擇與詮釋皆與之前有極大不同,強調學生的自主性及道德行為的判斷、批判能力。另外,亦新增了尊重、民主、自由、公德等現代化工業社會中所必備的人際道德修養,使臺灣的道德教育漸漸脫離為政治服務的範疇以培育對於道德觀念能夠獨立思考、批判反思的現代公民為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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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目, 道德教育, 戰後臺灣, 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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