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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日治前期臺灣縱貫鐵路設備與材料之研究（1895～1926）(2024) 陳宛琪; Chen, Wan-Chi日治前期臺灣縱貫鐵路以「速成延長主義」為建設方針，以具有鐵路建設經驗的日本技術人才為主，顯示臺灣鐵路設備和材料深受殖民母國日本的影響，並與日本的鐵路工業技術發展密不可分。本文擬就1895～1926年日治時期臺灣縱貫鐵路的發展、政策的變化、設備和材料的來源及轉變，究明1895～1926年間臺灣鐵路設備和材料的發展及其特色，並透過與日本國有鐵路的比較，探討兩者的關聯與異同之處。由本論文探討的結果可知，1899～1911年間日本的機關車技術尚在起步階段，因此縱貫鐵路的機關車仰賴外國進口，鐵路車輛國產化政策確立之後，以日本民間鐵路車輛公司為主要供應者，且與日本機關車型制漸趨相同，反映出殖民地臺灣配合鐵路車輛國產化政策，也顯示日本的鐵路車輛技術逐漸走向獨立。貨車和客車方面，係鐵道部工場擁有足夠的車輛製造技術和設備，得以鐵道部工場為主要來源，並另向日本民間鐵路車輛公司購買。貨車和客車的數量和種類具有因地制宜的特徵，以鐵路實際運輸情形增減車輛的種類和數量。軌條方面，1899～1910年代中期依賴國外進口，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與日本製鐵技術的進步，臺灣軌條轉為從日本進口。縱貫線採用窄軌，而清領鐵路、日本鐵路同為窄軌，使得縱貫線能沿用清領的鐵路車輛，也便於臺日之間機關車的調動與支持日本民間鐵路車輛公司。隨著運輸量增加，鐵路車輛數也隨之增加，但長期發生滯貨問題，反映出車輛數的成長跟不上運輸量的變化。此外，鐵道部工場反覆修繕及使用舊機關車，加以1910年代至1920年代車輛難以徹底檢查和維修，因而影響到鐵路的營運。Item 影視教材在國中台灣史的素養教學運用─以《灣生回家》為例(2024) 廖翊伶; LIAO, YI-Ling日治時期的台灣，除了台灣人之外，也有生活在同片土地上的日本管理者及日本移民。「灣生」議題在2015年前以「遣返者」一詞較為熟知，直到紀錄片《灣生回家》的出現，才讓灣生一詞廣為人知。本研究於國中素養課程中，使用影視教材來做運用，導演黃銘正於2017年因書籍作者造假身分，澄清書籍與紀錄片之間應有所區別，勿忽略還有這樣的灣生真實存在。關切紀錄片中的灣生心態，經歷過的童年與被遣返後的區別對待，促成灣生的追尋之旅。本研究集中於當代的時空背景及灣生的身分認同感，再分析導演的理念及呈現手法，最後透過本紀錄片設計課程教案，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對於這樣的影視教材的確有提升對議題的認識，進而化為行動，也展現他們的同理心，符合108課綱要求的素養精神。Item 日治時期臺南州的社教團體與社會變革－以共榮會為中心（1925-1934）(2022) 蔡寧遠; Tsai, Ning-Yuan本文旨在探討日治時期臺南州的社會教化團體共榮會之成立及其運作，究明其與殖民當局的社會教化、地方社會變革之關係。初步探討結果如下：1915年受放足斷髮運動的成功之鼓舞，總督府當局鼓勵臺人士紳成立社會教化團體，推動國語普及運動和風俗改良運動，全臺各地社教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成立，臺南廳士紳成立國語夜學會、臺南習俗改良會，嘉義廳則有嘉義同風會、嘉義國語獎勵會。1920年地方制度改正後，臺南廳和嘉義廳合併為臺南州，州當局決議廢除舊有的社教團體，頒布「關於國語普及施設及青年會處女會設置之標準」，統一規範基層社教團體。為了強化社教團體間的聯絡統一，進而成立臺南州共榮會，並在各郡、市、街庄設立支會和分會。臺南州共榮會成立後，和地方的基層社教團體共同致力於國語普及、青年組訓、風俗改良、地方振興等事業，鼓勵未就讀公學校之臺人學習日語，對未升學的公學校畢業生施行補習教育，培養農村青年的農業技術和修養，改善臺人冠婚喪祭的舊慣，推廣良好的休閒活動，以及協助街庄當局振興農村發展等，使臺南州的地方社會產生變革。Item 影視教材在日治臺灣史的教學運用：以紀錄片《跳舞時代》為例(2023) 戴雅婷; Dai, Ya-Ting日治時期的臺灣歷史一般被簡化成兩個階段，一個是臺灣人武力抗日，遭受鎮壓屠殺；一個是日治末期的戰爭狀態、軍國主義、皇民化運動，這兩者合起來便是日治臺灣的歷史。但日治時期卻是臺灣由傳統進展到現代社會的關鍵時代，且有許多改變都與現在日常生活習習習相關。 本文以《跳舞時代》作為影視教材，在國民中學七年級進行日治臺灣史教學運用，讓學生瞭解日治時期帶來很多西方流行文化與觀點。筆者先分析古倫美亞唱片公司對於發行臺灣流行歌的重要性，以及日治時期社會文化與女性地位的轉變，將歷史紀錄片設計成影視教材，得出的研究成果是學生一方面在日治時期總督府改良臺灣傳統文化的陋習，建立許多現代化制度的觀念有加深、加廣的認識；一方面學生能比較出日治時期與清領時期文化變遷的異同所帶來的影響，進而提升自己的歷史思維。Item 日治時期森永製菓株式會社的廣告行銷—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中心(2020) 徐愷謙; Hsu, Kai-Chien森永太一郎出生日本佐賀縣伊萬里町的伊萬里陶器屋，經一連串生意挫折後，決定赴美學習西洋製菓技術，帶回日本發展，使森永製菓誕生，並成為當今日本製菓界的龍頭企業。隨著19世紀末日本報業及報紙廣告逐漸盛起，森永決定投入以報紙廣告作為產品主力宣傳，並參與日俄戰爭後政府在各地舉辦的就業博覽會等活動，使名聲遠播。隨著口碑及資本的累積，配合市場對產品需求的增加，逐漸擴建工廠、研發新製品。對報紙廣告的設計態度也日漸積極，插圖的設計、繪製及文宣內容，皆較以往更加細緻。進入大正時期，森永透過大正博覽會，使牛奶糖成為日後的熱門主打商品。資本增加後，森永擴建工廠製造更多產品，從事多角經營，並開發海外市場。 而森永在臺灣報紙的廣告宣傳，起初是與特約店共同宣傳森永產品，1914年，森永的市場及規模逐漸穩定後，即投入更多的資金，直接在臺灣的報紙刊登廣告。1925年，設立支店後，可直接了解臺灣市場之需求，擴大對臺灣市場之經營。然而在九一八事變與第二次戰爭時期，公司為因應日本政府的統制經濟，改變生產及宣傳方針。在臺灣經營方面，森永也配合總督府南進政策，進而影響產品宣傳與支店經營方式。Item 日治時期臺灣的口腔保健(2020) 曾柏陽; Tseng, Bo-Yang口腔保健為個人在生活中，每日應進行的保健項目，清代時臺灣居民之潔牙習慣不佳，口腔衛生知識仍屬貧乏。進入日治時期後，日人將現代化之衛生、醫療傳播至臺灣各地，欲改善本島居民之衛生狀況。 首先，日本領有臺灣後，隨即展開改善臺灣之衛生、醫療條件之工作，增進民眾健康與公共衛生。在齒科醫療方面，以臺灣齒科醫師令與相關法規規定在臺齒科醫師執業，並鼓勵臺人前往內地學校取得正式齒科醫師資格。 其次，總督府在各級學校課程安排教授口腔衛生知識，舉辦衛生展覽會與齲齒預防日，報刊中亦以專欄或廣告論述衛生知識。齒科醫師相繼開業，將醫療傳播至臺灣各地。 最終，在臺居民購買口腔保健產品，並在生活中落實清潔習慣，或前往齒科醫院就診。雖然政府與民間合力積極宣傳，但齲齒率仍因飲食習慣改變居高不下。儘管齲齒問題無法根除，且隨著文明進展愈加嚴重，不過遲至1930年代，臺灣居民已將潔牙作為習慣之一，瞭解如何維持自身健康。Item 日治時期臺灣啤酒專賣之研究(2010) 岩村益典政府專賣制度向來都是挹注財政的重要手段。日治時期台灣所實施的酒類專賣，為總督田健治郎推動各項新政和建設提供所需財源。然而，1922年起所推動之酒類專賣，一開始並不具普遍性與一般性，其中，啤酒作為酒類項目之一，並未與其他酒類同時實施專賣，1933年才正式實施，且實施方式採收購專賣，異於本地酒類採製造專賣。顯示日治時期台灣之啤酒專賣，有其獨特性。 本論文藉由台灣當時所推動之酒類專賣制度，究明日治時期日本及台灣釀酒產業發展歷程，以及私人產業與政府在專賣制度上的競合關係，尤其是探究當時啤酒延後實施專賣之原因、影響啤酒專賣制度之因素，進而探討啤酒專賣在當時台灣財政收入上所扮演之角色，以及對戰時台灣人民生活所帶來之影響。Item 臨時臺灣糖務局與臺灣新製糖業之發展(1902-1911)(2011) 莊天賜1902年總督府發布糖業獎勵規則及設立糖務局作為執行機關，根據本論文對之初步探討的結果，有幾項要點： 其一，糖務局糖業獎勵以外經費增列「臺灣糖業改良及獎勵費」項目辦理，糖業獎勵費則自勸業費項目中編列。整體經費與砂糖消費稅具正相關性。糖務局的專兼任技師北海道色彩十分濃厚，專長偏重農學，多主張小製糖工場主義；技手階層以九州出身者佔半數以上，同樣偏重農學。絕大多數受過近代農、工高等教育，可說是適才適所。 其二，糖務局成立初期製糖改良採取漸進政策，有補助資本額、補助購置製糖機械、貸借機械3種獎勵方式，同時趁獎勵時機發布命令項目確保糖業獎勵成果。 其三，糖務局在前期並未具有決定性的決策地位，經費同樣具侷限性。在小規模新式製糖發展失敗及大新式製糖排擠經費效應下，糖務局排除獎勵新設小規模製糖工場，同時鼓勵自由設立改良糖廍，促成1905年改良糖廍設立潮。糖務局有意透過設立改良糖廍先行整合原料採取區域內舊式糖廍，配合原料採取區域制度實施，為日後大型製糖會社出現建立基礎，亦規劃出新式製糖會社設於平原區，改良糖廍設於河谷近山丘陵地帶的新式製糖空間配置方式。 其四，糖務局後期製糖部門的獎勵僅限於補助既設製糖會社，金額亦大幅減少，但若將改良糖廍撤廢補助、原料消費補助、原料製造補助等經費加入考慮，糖務局投注的經費超過前期，加上行政和金融方面協助，使臺灣的新式製糖改革較前期有更大的進展。 其五，糖務局成立初期蔗作獎勵和製糖獎勵各行其是，無政策上連結。1905年實施原料採取區域制度，提供糖務局結合蔗作獎勵和製糖獎勵媒介，並據此結合製糖和蔗作部門，同時透過劃設原料採取區域掌握對新式製糖業較大的管理權，與地方官廳形成新式製糖和傳統製糖分工管理。為維持對新式製糖業的管理機制，糖務局改以劃定原料採取區域對新式製糖會社頒布命令項目，並將蔗作獎勵責任下放到新式製糖業者身上。大多數製糖業者都制定蔗作獎勵辦法。 其六，糖務局存立近十年，達到的糖業改革效果至少有以下幾點：(1)臺灣蔗糖產量接近日本國民消費量總額；(2)蔗糖品質大幅改善；(3)製糖方式幾乎全面近代化；(4)有效幫助總督府財政獨立；(5)新式製糖版圖超出原來濁水溪以南的平原地帶。 其七，糖務局裁撤後，獎勵事業轉由新設立的殖產局糖務課執掌，業務項目和人員編制大為縮減。研究人員編制和經費則增加，糖業試驗場研究成果較隸屬糖務局時期優異，與新式製糖會社間互動更為密切，新式製糖會社擔負蔗作獎勵大部分責任雖提高成本，也研擬出適合會社的蔗作獎勵方法，較糖務局中央集權式蔗作獎勵有效率。糖務局裁撤後縮減的獎勵，實際上指的是糖業獎勵規則規定下的獎勵項目，此外，製糖業仍受到當局相當保護。 其八，日俄戰後至糖務局裁撤前後11家新式製糖會社中，有7家製糖會社創立或改組初期聘請糖務局技師、事務官或囑託擔任常務董事、專務董事、經理等要職，並主導草創時期會社的經營方向Item 日治時期艋舺龍山寺信眾的變遷(2012) 黃慧禎; Huang, Hui-Chen漢人移民來臺，營造地方性的公共空間，主要是建立在宗教寺廟的神權之上，以共同的祭祀活動，帶動族群的認同，以神明的神聖性來爲人民消災解厄，祈求平安、降福，因此寺廟的神權成為民間的權力中心，是民眾共同承認與信賴的所在。龍山寺建寺至今已逾二百七十年，其中歷經三個不同的政權，其功能也隨著政權的更迭而轉變。 日治時期是臺北由早期移墾的農業社會，邁向現代化工商企業組織的過渡期。臺北作為日本政府殖民統治的中樞，在日本計劃性的建設下，交通、市容、經濟、社會都隨之改變，使臺北成為現代化的都市，臺北鄰近的市鎮也隨之發展。日據時期的臺北社會已逐漸脫離地緣、血緣色彩，走向社會功能或社會需求的取向，由閉鎖而開放。艋舺也由地域濃厚的移民街庄，逐漸轉變為臺北市的一部份，龍山寺也因交通的便利，神明的靈驗，歷史的悠久，信眾的廣佈，突破地域的界限。 日治時期，艋舺龍山寺不僅跨越地域、漢人族群，甚至是超越種族。日本官方人員基於政治動機，而日本民間人士因佛教信仰與地方傳統的特性，親身參於龍山寺的宗教活動並慷慨捐贈，與其他寺廟的信眾來源相比，顯見日治時期艋舺龍山寺信眾的異質特性。 關鍵字:艋舺龍山、日治時期、宗教、祭祀、地緣Item 邁向地方大廟─經濟發展與日治時期屏東慈鳳宮之宗教變遷(2012) 林怡秀本文以日治時期屏東慈鳳宮的發展為研究主軸，探討屏東街市的經濟發展與宗教變遷之關係。本文從祭祀圈、寺廟管理組織、社會領導階層以及迎神賽會等四大指標，分析日治時期屏東慈鳳宮邁向地方大廟的過程。 慈鳳宮創建於乾隆年間，主祀媽祖，祭祀圈範圍從清領時期的阿猴街，經漳泉移民的捐金獻地，延續香火，使慈鳳宮持續成長，日治時期已擴張至整個屏東街市，在地方社會上扮演政治、經濟、教育等角色，是屏東街市重要的信仰中心。 屏東街市因新式糖廠的設立，導入交通革新、現代商業等變革，使工作機會增加，移入人口增多，經濟快速成長。在此發展背景下，促使屏東街市成為屏東平原的政經中心，取代原先的東港，而位居屏東街市中心的慈鳳宮，隨著屏東街市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影響下，從清領時期的阿猴街小廟，經歷日治時期殖民政府的各項建設，其地位逐漸成為地方大廟，信眾分佈範圍逐漸擴大，超越屏東街市的行政區劃，打破原先的祭祀圈，部分信眾甚至遠及新竹一帶。這樣日益擴張的信仰範圍，也反映在每年盛大的迎神賽會中，經由宗教活動的熱絡，可看出地方社會繁榮的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有餘裕，才能持續支持地方宗教活動。反之，迎神賽會的盛大，亦可吸引更多人潮的聚集，有益於地方經濟發展與慈鳳宮信眾分佈範圍的擴大，由此可知，經濟發展與宗教變遷是相輔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