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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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蔣經國人格特質與臺灣政治發展(1972-1988)(2008) 邱騰緯; Chiu,Teng-Wei影響「政治發展」的因素甚多，尤其在開發中國家，當民智尚未完全開化，現代化的制度和秩序尚未穩固之際，政治領袖的「人格特質」、知識和領導技巧，往往對一國的「政治發展」產生鉅大而深遠的影響。蔣經國擔任國家領導人，他的「人格特質」對於臺灣「政治發展」必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本文首先探討蔣經國的「人格特質」，分別以「人格特質」之形成背景、「人格特質」之內涵，以及「人格特質」之評價，一步一步切入蔣經國的「人格特質」核心；第二部份則嚐試以蔣經國的「人格特質」來探討臺灣在1970 及1980 年代的「政治發展」，內容包括：「政治本土化」、「政治自由化」、「政治參與」及「兩岸關係」等4 個面向。 蔣經國推動「政治本土化」政策與其「務實」的「人格特質」有關，因為在他的政治認知中，中國「必然統一於自由民主的三民主義制度之下」，臺灣與大陸的競爭在於制度之爭，而制度推動的關鍵在於人才，他在1970 年代末期大量任用本省籍的政治菁英參與中央政府決策，有效疏導與整合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政治歧見，奠定政治安定的基礎。此外，他也希望任用的臺籍人士具有中華民族的思想，「本土化」的長遠目標就是追求中國必將統一於三民主義之下。 蔣經國在推動「政治自由化」的過程中，發揮「強烈的國家、民族及歷史使命感」的「人格特質」。雖然政府已確定「解嚴」的大方向，但他認為國家安全仍需獲得保障，因此他指示制定《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待國家安全有法律保障後再宣佈解除戒嚴。即使「解嚴」前的國內、外情勢「暗潮洶湧」，不過蔣經國發揮堅定的「決心」與「勇敢」面對挑戰的「人格特質」，毅然決然推動「政治自由化」。 蔣經國在擔任行政院院長時期，以發掘人才為目的，發揮「務實」的「人格特質」，持續推行地方自治，並辦理有限制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而在擔任總統時期，除進一步推動中央及地方選舉外，並著手改造中國國民黨為競爭性政黨，為將來「解嚴」及「開放黨禁」預作準備。蔣經國準備以逐步鬆綁威權體制的方式，達成臺灣民主和平轉型的目標。 「兩岸關係」自1949 年以來由武力對峙到1987 年開放大陸探親，有其歷史發展的自然演變。1979 年「中美斷交」，正當風雨飄搖之際，擔任國家領導人的蔣經國，其個人的政治認知與「人格特質」，應是我國能由危轉安的重要因素。1987 年政府開放大陸探親，雖然導因於許多國內、外的客觀環境，但蔣經國此時所發揮的「人格特質」，對於政府決定開放大陸探親應具有關鍵性的影響。蔣經國的兩岸政策，其終極目標是希望中國統一於三民主義的制度之下。 總結本篇論文研究發現，蔣經國於1972 年至1988 年擔任行政院院長及總統時期，臺灣的「政治發展」正處於由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政治的關鍵時刻。蔣經國推動的政治改革，包括：「政治本土化」、「政治自由化」、「政治參與」，以及「兩岸關係」的開展，為臺灣此後的「政治發展」奠定基礎。Item 外在威脅與內部凝聚⼒—以臺灣北部⼤學⽣為探索性研究對象(2016) 魏曼如; Wei, Man-Ju因過去特殊歷史背景，中國被視為是臺灣的敵人。在1995-96年及1999-2000兩次台海危機讓李登輝和陳水扁高票當選，以及陳水扁時期利用中國作為轉移國內政治爭議的對象，都可看出中國身為敵對的「他者」對於臺灣的領導人而言，似可作為轉移國內危機以及凝聚內部支持度的對象。 依照社會認同理論，個人基於對我群的認同以及向心力，會對我群做出有利的行為，本研究基於社會認同理論的論述，欲觀察中國身為「他者」的狀態下，臺灣人基於「我群」的意識，對自己所屬群體產生凝聚力如何，以及抱持不同我群意識所產生凝聚力的差別。本研究用問卷與實驗研究法，來分析大學生遇到中國的政治和軍事威脅時，是否會因此增加對於領導人以及國家的凝聚力，以及此一凝聚力之變化程度是否會因其自身國家認同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大學生是社會未來的主力，了解大學生的國家認同和大學生對外在威脅的反應，對於了解臺灣的政治態度會有很大的助益。而本研究關注個人層面，探討個人國家認同對於威脅反應之影響，希望能更進一步地的瞭解情感因素和外在威脅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