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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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兩宋金銀器人物故事圖像之研究(2019) 朱佑霖; Chu, Yu-Lin兩宋時期城市興起帶起手工業的繁榮，使用金銀器不再是貴族專屬，市場上流通著大量的金銀器，其中以素面無紋的實用饌器為主。若說唐代金銀器是富麗堂皇，那宋代的風格便是典雅樸素，但少數飾有精美人物故事圖金銀器的出土，讓我們一窺宋代金銀器在工藝高度與奢華程度上不輸唐代的一面。 過往研究多認為兩宋金銀器上的人物故事圖像，多取用宋代繪畫圖像。實際上，宋代金銀器上的人物故事圖不僅與宋代繪畫關係密切，亦與其他物質圖像互動頻繁。宋代文人地位的提高，促進了各類文學的蓬勃發展，同時以文學作品為主題的圖像應運而生，並且為各種物質媒材所使用。其中，金銀器的稀珍與高貴屬性，很好地說明了刻畫在其上的人物故事裝飾圖像，在兩宋流行與傳播程度的廣袤。 本文旨在研究兩宋時期金銀器中人物故事圖像的來源與其形塑過程。首先追溯金銀器中人物故事圖的發展，其次考釋兩宋金銀器中人物故事圖像的文本來源與圖文轉譯關係。兩宋時期金銀器中的人物故事圖，開始以當代流行文學內容，如踏莎行、裴航遇仙和赤壁賦等故事為題。明顯不同於前代金銀器中以漢至六朝時期一直流行的傳統儒家、道教故事傳統。文末探討兩宋金銀器中的人物故事圖像的形塑與組成方式，以及與繪畫、版畫、漆器、銅鏡等物質間圖像與工藝上的互動關係，進而說明到了南宋末期金銀器故事圖像中使用主題格套的傾向。Item 繪刻兼善:劉素明與明末版畫的製作(2019) 許詩敏; Hsu, Shih-MIn劉素明為明末時期繪刻兼善的版畫工匠，出身建陽，亦到金陵、蘇州等江南地區刊刻。本文透過劉素明來看明末的版畫是如何被製作出來的，並看版畫刻工、繪稿者是如何參與其中。同時，透過流寓各地的劉素明來看此時不同區域的版畫書籍出版狀況。 首先梳理劉素明曾參與製作的版畫書籍，透過留有劉素明款的作品，選取劉素明所繪稿的版畫，分析其版畫特色和成稿方式。檢視劉素明刊刻的作品後，發現到劉素明早年以刊刻師儉堂的版畫為主，故師儉堂對於劉素明刻工的養成勢必非常重要。大量檢視師儉堂刊刻版畫後，發現到師儉堂版畫多有借用杭州所刊版畫的情形，反映出此時建陽與杭州二地的書籍交流。從劉素明版畫生涯軌跡來看，劉素明於明天啓後轉至江南刊刻《三言》版畫，透過劉素明可以看到《三言》版畫的製作，如版畫工匠面對畫稿時可能面對的各種狀況，反映出明末版畫製作的工序遠比現在所理解的更為複雜。透過劉素明的案例，可以看到明末版畫的製作逐漸有標準化、重複套用並可重複生產的成稿模式。Item 長崎唐人屋敷的土神堂─自長崎土地公廟看在日本中國民間信仰建築的發展(2019) 詹佩瑜; Jan, Pei-Yu「土神堂」是位於日本長崎的土地公廟；華人聚落中土地信仰與土地開墾、發展的關係相當密切，土地公被認為是保護村落與居民的神祇，其廟宇多座落在村落之中為居民生活的一部份，富有濃厚地域性的土地公廟也出現於日本。由於江戶幕府採取鎖國政策，長崎成為日本唯一的對中國、荷蘭的港口，並限制來航華人與荷蘭人僅能在規範的區域內活動，這些規範的區域為出島蘭館與唐人屋敷。 居住於唐人屋敷中福建人於1691年向長崎政府請求建造土地公廟，土地公廟成為唐人屋敷中最初的信仰建築，並且持續保存至今。不同於觀音堂、天后堂，土地公、土地公廟與聚落之間具有緊密的關聯性，因此依據長崎土地公廟的持續存在，得知即便明治以後唐人屋敷的限制被取消，長崎的華人仍需要土地公廟。 為此本研究著眼日本長崎唐人屋敷的土地公廟的發展意義；從江戶時期的繪卷與屏風可以看到雖然土地公廟屬於中國民間信仰建築，外觀上似乎組合日本建築的要素；依據史料，得知於330年間歷經多次重修；此外根據江戶時期的史料也可發現日本人對土地公廟不只有一種稱呼方式。本研究中以文字史料為基礎、從繪畫資料得知的建築外觀分析；接著分析代表土地公廟的各種名稱，從中看土地公廟如何在日本長崎發展。 現今在長崎被稱作土神堂的土地公廟，幾乎已經認不出來是華人民間信仰的土地公廟。本研究認為土地公最初由中國人帶來長崎；由唐通事創造出日本人也能理解的「土神」一詞；而後長崎政府從日本文化理解土地公廟並進行多次重建。這樣的過程中展現長崎的土地公廟一方面作為華人在日本根基的信仰建築，有效的維持華人的信仰；一方面其外觀與名稱更是如實表現出此為日本特有的土地公廟。Item Whose Cultural Identity? Michael Graves’ Architectural Collage and the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at Taitung(2019) 張純純; Chang, Chun-chun位於臺東的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是臺灣第一個致力於臺灣史前研究的博物館，此外，博物館研究領域還涉及臺灣原住民與南島文化。此建案為紐約建築師麥可·葛瑞夫（1934–2015）與臺灣建築師沈祖海（1926–2005）的跨界合作。 博物館建築工程於1997年至2001年期間進行，2002年開始正式營運。以保存與展示鄰近卑南遺址所發掘的歷史文物為出發點，設立臺灣史前史和自然史為主題的博物館，並將卑南遺址挖掘現場改為文化遺址公園。 史前文化博物館的建築概念是多樣化的結構和空間的複合體，博物館的設計顯示出建築師如何借鑒了各種早期作品中使用的建築語彙，以及材料和色彩的變化勾勒後現代建築，正如麥可·葛瑞夫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許多建案中的作法。關於史前館建築表達的象徵意義，尚有許多參考文獻未得到釐清與足夠的檢視。 在史前館建築群以目前的形式完成之前，博物館籌備處最初對在臺東設立大型史前博物館的計畫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展開了一段複雜的規劃過程。在葛瑞夫贏得史前館建案的競圖後，設計圖幾經修改。但到目前為止，這些面向都被忽視了。這篇碩士論文的目的是在已出版和未發表的原始資料的基礎上，盡可能精確地重建臺東國立史前史博物館的複雜歷史。再者，博物館的特色將被更深入分析，並與歐洲的後現代博物館比較，以便更深入地了解麥可·葛瑞夫對臺東史前館的想法。最後，葛瑞夫的想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博物館規劃的目標也會被審視。Item 乾隆朝《大閱圖》相關圖像之研究(2019) 林豔均; Lin, Yan-Jun本論文以乾隆朝（1735-1796）清宮製做的大閱圖像為中心，試圖描繪出乾隆如何以大閱圖像來建立其帝國形象。清代皇帝十分重視大閱禮的舉行，在關外時期就有大閱的記錄。但是製作與大閱相關的圖像卻是在乾隆時期才被大量製作，其中包含一套四卷《大閱圖》卷、兩件絹本《乾隆皇帝大閱圖》軸、一件油畫本《弘曆騎馬像》，以及由皇室宗親弘旿製作的《閱武樓閱圖》與大臣製作並上呈的《南巡盛典》中的〈閱武〉，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閱圖像製作的同時，鹵簿圖像的繪製也是在同一時期被製作，如《大駕鹵簿圖》卷。有趣的是，由乾隆皇帝主導製作的《大閱圖》卷，有很大一部分圖示來源是參考自歷代的鹵簿圖像─即強調展示與陳列的特性。本文即以這批描繪大閱相關的圖像，梳理其圖像製作與脈絡，以及乾隆皇帝所要展示的帝國武功形象。Item Allegory of Sight: Multiplicity and Complexity in Majewski’s The Mill and The Cross(2019) 王樂雅; Wang, Lo-Ya由波蘭導演利亞˙馬耶斯基(Lech Majewski)所指導的電影 The Mill and The Cross《驚艷布魯哲爾》(2011)改編自藝術評論家(Michael Francis Gibson)所撰寫關於北方文藝復興藝術家布魯哲爾畫作 The Way to Calvary《前往骷髏地的行列》(1564)的研究。導演利亞˙馬耶斯基致力於使用不同媒材創造出新的視覺語彙，尤其是繪畫與電影。像是導演早期的電影 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 (2004), 《驚艷布魯哲爾》同樣致力於融合繪畫與電影的語言，並嘗試發展圖像中敘事元素，重新賦予繪畫新的生命。有鑒於此，此篇論文將關注解讀導演的視覺敘事手法，分析影像強調表現繪畫《前往骷髏地的行列》多焦點的結構以及藉由人物肢體動作、表情及眼神展開敘述的方式。首先，本論文試圖以分析藝術史脈絡中觀看者主題的角度去理解此電影，因劇中角色對於如何展開新敘事或交織多層次與豐富的故事內涵有著相當重要的作用。許多學者先前亦曾注意到人物的安排在電影敘事發展中的重要性，但並沒有進一步將其置於觀看者的傳統脈絡中討論，再者，也沒有分析電影中人物與場景、鏡頭運動對於觀賞者的引導作用。在接下來章節中，筆者嘗試將電影的主題與觀看者的傳統結合，探討作品中不同型態的觀看者、影像中多重景框所營造的對話與觀者的互動。最後筆者也將嘗試理解導演如何選擇不同圖像中的視覺語言以及象徵來建構一個不論是架構還是意義，都不斷在變動的系統，遊離在所謂的大數據與傳統線性敘事中狀態中。另外，藉由疏理電影中圖像與母題的選擇與詮釋，將進而追溯回圖像淵源以及其背後的意涵。Item 一個未決的概念：快照的誕生、發展與定義(2013) 劉玉雲; Liu, Yu- Yun今日關於日常生活的照片和影像非常普及。數位相片以及照相手機的出現等，已經使一般大眾所拍攝的快照(Snapshot)成為攝影中一種重要的美學類型。快照的流行，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近十年中，出現大量的針對此議題的研究和展覽。更早之前，根據藝術攝影的標準，因為快照缺乏藝術性表現和創造力，所以在攝影史的發展裡不被視作一項重要的類型。但是，快照也時常被指稱做另一種掌握瞬間時刻的攝影，例如拍下跳起的運動員，或是災難發生時的重要瞬間，且可能不是由業餘者所拍攝。人們是如此地經常使用快照一詞，但是經常忽略事實上這個詞彙存在著不明確與含糊的多種用法。 因此有必要重新著手關於快照的根本矛盾。原先，快照一詞是指狩獵時的快速隨意射擊，爾後是John Herschel 在1860年用來描述快速曝光下拍得的照片。快照攝影的希冀之一，便是將連續動作解構成一張張的靜止照片。不過，另外一種依使用者定義下的快照，卻未必強調在照片中提供任何的凝止動態。本研究將討論快照的演變，且將檢視不同定義下產生的快照圖像表現，以釐清這個普及使用卻充滿矛盾的詞彙。 第一章：快照的誕生和演變，將首先探討快照的歷史背景和演變，尤其是參與轉變過程的使用者與其態度。我也會檢視Herschel的意圖、他的科學背景，與其發明視覺器械的目的。本章的另一部分，將會討論這個詞語的不同用法。當柯達公司1888年起提供的嶄新相機與服務，使得攝影從專業與科學轉變到一群幾乎不知道任何攝影科技的業餘者(amateur)手中。 第二章：在專業攝影中的瞬間性與射擊/拍照(shooting)，將會討論快照是如何運用在戰爭攝影與狗仔隊(paparazzi)照片中。因為這兩種攝影類型，都意圖捕捉連續性的事件，且急速凍結在一張照片裡。而且這兩類攝影者，不懈地追逐可能有版面價值的照片，毫不遲疑地瞄準目標，也都體現了攝影作為一種射擊的隱喻。 第三章：快照的公式，聚焦於業餘者的快照格式，尤其是因為缺少技巧而意外造成的錯誤。而專業攝影師如Nan Goldin和Larry Sultan的作品也會受到關注，以便觀察他們作品裡和快照、日常生活相關的主題與美學表現。Item 由曲宴觀看宋徽宗延福宮(2015) 黃子恩; Tzu-En Huang本文試圖透過曲宴，來瞭解宋徽宗的延福宮。延福宮建於政和三年，為徽宗時期重要的建設之一。近年來對於延福宮的研究，大部分關注在其內部配置、範圍，從這些研究可知延福宮有宮殿群和園林的設置，不過對於內部配置，尚未有一致的看法。 再者，延福宮如何被使用，學界尚無詳盡說明。研究者發現在延福宮中有多筆的曲宴記載，顯示曲宴對於延福宮來說，是重要的活動。 為說明延福宮的特色，將選擇同為曲宴的重要場所—後苑作為比對對象，透過兩部分比較來說明，在比對的過程中發現，延福宮在設置上以七殿十五閣為主的設計與曲宴有關，延福宮中曲宴的「私」與「小」，有了深入和突破。Item 平安時代平安宮儀式空間之探討──以9世紀儀式書《貞觀儀式》切入(2015) 林文瑛平安時代(794-1192)，密切與唐朝的交流，在此潮流之下，當時日本的政治、文化、建築多方面可見學習唐朝的跡象。9世紀後，政治體系則有轉變，變為大臣輔政的攝關政治。本文之目標，即為探討在此變化下，平安宮中儀式空間的轉變。 平安時代開始，除了史書，尚可見到儀式書的所留下的儀式相關紀錄，儀式書中詳細記載了當時宮中各儀式之流程。目前，由儀式書來分析儀式空間的儀式相關研究較少，然而，鑒於儀式空間與平安宮空間關連密切，因此，此研究將以儀式書的人員移動紀錄，分析平安宮的儀式空間。本文由9世紀儀式書《貞觀儀式》為切入點，探討此書中之人員參入的方式，可分為三種儀式空間系統，分別為：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東西軸入儀式空間系統與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由儀式的歸納，南北軸入儀式空間系統為天皇宣示自身時使用，東西軸入儀式空間系統則多用於進獻天皇的儀式，東入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則多用於饗宴儀式。由此三個儀式空間系統的人員參入，天皇使用南北軸，東方、東西軸多為身分高之官員進入，可見到當時南北軸與東西軸有不同的應用方式。並且，由9世紀後的儀式書《西宮記》、《江家次第》紀錄，南北軸儀式系統之儀式減少，更見東西軸的儀式空間與東方漸受重視。從分析9世紀儀式書的記載，以及比較9世紀後儀式空間使用的轉變，藉此討論平安時代平安宮中儀式空間的特性。 由上述分析，可得知平安宮儀式空間的以下特性：第一，從9世紀的記載，由地位高人員參入方向，可知當時應重視東方。第二，從平安宮中儀式空間的變化，南北軸儀式空間系統的儀式數量減少，可知東西軸儀式空間至9世紀後，逐漸受到重視。Item 由《墨妙珠林》集冊看乾隆初期對漢文化傳統的整理(2014) 王明玉; Wang Ming-yu乾隆十至十三年間（1745-1748），乾隆皇帝製作了一套名為《墨妙珠林》的巨幅冊頁集。全套共有十二冊，分別由十二位畫家按「二十四」之數演繹而成的主題進行繪製。《墨妙珠林》不僅尺幅巨大、畫幅眾多，十二項主題內容更具有類書「天、地、人、物」之分類特性，應當是套別有用心之作。本文以《墨妙珠林》為核心，藉由作品本身的基礎討論，將發現乾隆選擇了當朝一時之選的製作團隊，製作眾多與乾隆、清廷密切相關的主題；其再利用康雍朝漢籍編纂的成果作為對開文字，《墨妙珠林》彷彿是一套以視覺方式所製作之「類書的類書」，也展現出乾隆總集文化成果的野心。而透過《活計檔》的爬梳，更發覺到另一套乾隆元年畫片集《墨妙珠林》的存在，從而連結起二本《墨妙珠林》間的可能關係。加之二套作品皆有著龐大單元組合為一體的特性，前者是舊有畫片的整理；後者則是新製的視覺物品，從中得以窺探到乾隆上位之初，如何從整理既有集合的建立，邁向系統化創造物與收藏的過程。因此，二本《墨妙珠林》將是一個具體微縮的案例，用以觀察乾隆初期的收藏之道，以及康雍乾三帝對漢文化的歷時性整理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