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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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學系
本系的前身為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史地學系,成立於民國35年,另設有三年制史地專修科一班,系主任兼掌科主任一職。民國38年,史地專修科第一屆學生結業,該科停止招生。民國44年,本校由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改制為師範大學,史地學系屬文學院。
民國51年,史地學系擴充為歷史學系和地理學系,仍隸屬文學院。歷史學系獨立之後,以事屬初創,頗費經營。幸首任系主任朱雲影教授多方擘劃,方漸就緒。民國54年夏,朱教授以事繁辭主任職,繼由戴玄之教授接任系主任。民國56年7月1日,台灣省立師範大學改制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仍隸屬文學院。58年,系主任戴玄之教授赴南洋大學講學,由朱雲影教授代理主任職。翌年8月,李符桐教授出掌系務。民國65年8月,王家儉教授接任系主任,68年夏,王教授赴美國哈佛大學進修,系主任職務由歷史研究所所長張朋園教授代理。69年2月,張教授接掌系篆,旋於同年8月赴美講學,系主任職務乃由文學院院長李國祁教授兼任。70年2月,郭為藩校長聘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林明德教授出任本系主任,迄75年7月期滿離職為止。同年8月,繼由鄧元忠教授出任系主任。81年5月,系務會議依據本系主任選薦辦法,推選王仲孚教授為系主任,呈梁尚勇校長核定,於同年8月1日就任。民國84年8月以來,由鄭瑞明教授、吳文星教授、廖隆盛教授、林麗月教授、陳豐祥教授、陳登武教授、陳秀鳳副教授相繼接掌系務,105年8月起,由陳惠芬教授接任系主任迄今。
本系在歷屆主任領導經營下,對師資之選聘均極為慎重,積極提倡學術研究風氣,並力求圖書、設備之擴充,因而系務得以蒸蒸日上。目前本系有專兼任教師30餘位,除教學研究之外,另定期舉行研討會,討論有關教學及研究心得。本系現典藏有圖書雜誌6萬餘冊,其他各國歷史掛圖、錄影帶、幻燈片、照相機、幻燈機、投影機、打字機、顯像機、錄放影機、擴音機、錄音機、螢幕、膠裝機、電腦、掃描器等教學設備亦日漸充實。近年來因科技日趨發達,電腦、網際網路等愈形重要,本系乃架設歷史學系系站,希望能與各區人士互相交流(http://www.his.ntnu.edu.tw/main.php)。歷屆畢業系友均能卓然自立,或執教鞭、或任教務、或掌校政,孜孜不懈為國家社會服務。此外,獲得碩士或博士而執教於國內外大學及在各學術機構擔任研究工作者不僅為數可觀,表現亦極為優異。
二、歷史學系碩、博士班
鑒於國內學術發展之需要,本校於民國59年8月成立歷史研究所。初僅設碩士班。創所之初,一切因陋就簡,幸經歷任所長及多位師長之奔走擘劃,刻苦經營,終能開物成務,奠下今日發展的基礎。首任所長為朱雲影教授,民國60年8月李國祁教授繼任所長,極力延攬著名學者至本所任教,並嚴格要求訓練學生專業研究之能力,對本所師資之充實及研究生素質之提昇有重要貢獻。民國66年2月張朋園教授接任所長,一本延攬名師、提昇學生研究能力之政策,對本所紮實學風之蔚成有重要影響。隨著研究成果的累積,師資的充實,學術水準逐年提高,並衡諸國內學術發展的需要,於民國66年8月增設博士班,對本所學術水準之提昇及發展有重大助力。69年2月,張朋園教授兼掌所系,此後所長由系主任兼任遂為定制。85年起實行系所合一制,直迄於今。在歷任所長的經營之下,繼續致力於海內外優良師資之延聘、碩博士班課程之充實及研究水準之提升,本所因能保持優良學風,日益求進。
本所成立之初,即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經濟研究所合作,聘請該院研究員至本所開課並指導學生論文。此外,又聘請國外著名學者來任客座教授,師資陣容極為堅強。研究及教學重心偏重於中國近現代史、社會經濟史,近年在台灣史研究方面,亦有長足進展。另外,在學術研究上,特重史學與各科間之科際整合,在國內各史學研究所間,以開課新穎、訓練嚴格而著稱。為擴大研究生見識,本所經常聘請國內外學者蒞所專題演講。本所碩士班修業限制二年至四年,至少須修滿28學分,其中必修課程四學分;博士班修業年限二至七年,必須修滿20學分。攻讀碩士者,須具備外國語文能力至少一種;攻讀博士者,須具備至少兩種,經考試及格認可,且兩種學位均須撰寫畢業論文。故歷年來本所畢業論文學術品質皆甚優良,在國內、外風評甚佳。
此外,配合本校進修推廣部之發展,為提升中等學校歷史教師教學品質,本系曾於民國67年7月開辦暑期四十學分班。繼又於民國82年9月開設週末四十學分班。民國92年7月,開辦在職進修碩士班課程歷史科學分進修班。民國88年7月,本系為加強中學教學專業知能與實務之研究,提供中學歷史教師進修學位管道,特開設暑期教學碩士班,現任歷史教師通過招生考試入學,修業年限二至四個暑期,通過論文口試後授予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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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17世紀東南亞諸國與明帝國關係研究--《裔乘》記載為中心( 2006-11-11) 邱榮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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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1860—1880年代俄國遠東地區的華人社會(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1998-06-??) 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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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1897年之日本水產博覽會對日治初期臺灣鹽業政策的影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5-06-??) 黃馨瑩博覽會的概念由歐洲興起,在近代日本派出外交使節團與歐洲各國商討外交問題,並學習西方新知、技術和制度時,由外交使節團將該概念帶回日本,對於急需富國強兵的日本來說,博覽會正是一項能夠殖產興業的利器,但基於在國力不足以保護國內產業的前提下,日本捨棄舉辦當時蔚為風潮的萬國博覽會,取而代之的是能夠刺激日本國內產業競爭的內國博覽會。然而在第一次及第二次的內國博覽會中,水產業被劃入農業一項,為了能夠提升水產業的技術、交流各地的漁業資訊,日本決定在1883年舉辦水產博覽會。1895年,臺灣因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在剛接收臺灣的臺灣總督府為了收攬民心、母國的經濟利益,決定將臺灣食鹽專賣制廢除,但沒想到臺灣鹽業貿易習於專賣制度,突然的廢除不但未讓人民獲利,反而使得臺灣鹽業崩潰,中國鹽大量輸入臺灣。另一方面,日本國內原本食鹽生產過剩,急需尋求外銷市場以穩定鹽價,但在經過甲午戰爭後,反倒從生產過剩的情況,轉變為國產食鹽成本大漲,同時低價的外國鹽趁機進入日本國內鹽業市場,導致日本國內鹽業經營條件惡化。在第二次水產博覽會上,總督府將臺灣從接收日鹽的市場定位,轉為提供臺鹽給日本,積極推廣臺灣鹽業,並邀請日本實業家前往臺灣投資。水產博覽會結束後,日本迅速地擬出食鹽專賣規則的草案,送交給內閣大臣,在與農商務省幾經衝突後,臺灣鹽業從自由貿易再度變回了專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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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1897年之日本水產博覽會對日治初期臺灣鹽業政策的影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5-06-??) 黃馨瑩博覽會的概念由歐洲興起,在近代日本派出外交使節團與歐洲各國商討外交問題,並學習西方新知、技術和制度時,由外交使節團將該概念帶回日本,對於急需富國強兵的日本來說,博覽會正是一項能夠殖產興業的利器,但基於在國力不足以保護國內產業的前提下,日本捨棄舉辦當時蔚為風潮的萬國博覽會,取而代之的是能夠刺激日本國內產業競爭的內國博覽會。然而在第一次及第二次的內國博覽會中,水產業被劃入農業一項,為了能夠提升水產業的技術、交流各地的漁業資訊,日本決定在1883年舉辦水產博覽會。1895年,臺灣因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在剛接收臺灣的臺灣總督府為了收攬民心、母國的經濟利益,決定將臺灣食鹽專賣制廢除,但沒想到臺灣鹽業貿易習於專賣制度,突然的廢除不但未讓人民獲利,反而使得臺灣鹽業崩潰,中國鹽大量輸入臺灣。另一方面,日本國內原本食鹽生產過剩,急需尋求外銷市場以穩定鹽價,但在經過甲午戰爭後,反倒從生產過剩的情況,轉變為國產食鹽成本大漲,同時低價的外國鹽趁機進入日本國內鹽業市場,導致日本國內鹽業經營條件惡化。在第二次水產博覽會上,總督府將臺灣從接收日鹽的市場定位,轉為提供臺鹽給日本,積極推廣臺灣鹽業,並邀請日本實業家前往臺灣投資。水產博覽會結束後,日本迅速地擬出食鹽專賣規則的草案,送交給內閣大臣,在與農商務省幾經衝突後,臺灣鹽業從自由貿易再度變回了專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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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1913至2000年花蓮菸草產業之研究( 2010) 李美惠菸草原生長於美洲,究竟何時風靡全台?雖然確切年代不明,但無庸置疑的大航海時代菸草已現蹤寶島。清領後期劉銘傳首開官方獎勵或協助種菸之先例,日治時期進而將菸草納入專賣,逐漸形成台中、屏東、嘉義、花蓮、宜蘭等五大菸區,其中,又以隸屬屏東菸區之高雄縣美濃鎮菸業最為人所熟知。 然而,同處全台五大菸區之ㄧ且係全台最早栽培黃色種菸草的花蓮,卻因相關研究付之闕如,而鮮為人知,令人有不勝欷噓之感。有鑑於此,筆者希望透過本論文,探討近代花蓮菸草產業的興衰及其對地方社會經濟變遷之影響。 本篇論文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探討花蓮地理條件不佳且勞力短缺,但透過田間栽培管理技術之輔助,如育苗盆的發明與推廣種植春菸,都獲得不錯的成效,不過仍難敵大環境的變遷。 第三章為日治時期花蓮菸草產業情況。黃色種菸草在1913年最早於花蓮官營移民村—吉野村進行試種,1930年以後推廣至全台,1937年起凌駕中國種菸草,成為全台最普及的菸草品種。而菸草為現金作物,對三移民村之經濟確實有實質的幫助,其中,又以對林田村的影響最顯著。第四章則敘述戰後花蓮菸業之興衰,1968-1969年期菸田面積為秋菸1371.7甲、春菸376.4甲,創歷年最高峰,但受到颱風和病蟲害等自然災害肆虐,花蓮菸業每況愈下。1981-1982年期花蓮再度嘗試種植春菸,雖然品質提升,但成本居高不下,復面臨政府開放洋菸進口之衝擊,難敵進口美菸。最後,以鳳林、瑞穗、玉里三鄉鎮為例,探討戰後菸草產業對地方社會經濟之影響,從青年和老年人口變動情形,以及菸草產值佔地方鄉鎮歲入比例大幅萎縮,均顯示花蓮菸業的沒落。第五章為結論,提出對花蓮菸草產業的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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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1921年上海虹口美日衝突事件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18-06-??) 應俊豪 ; Ying, Chun-hao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一戰)後的美、日關係,呈現出震盪起伏的態勢。這樣的變化,很明顯與美、日兩國戰後在中國事務上的齟齬與對抗,有很大的關係。德屬山東利權歸屬爭議、中國市場的競逐、遠東國際政治的重新洗牌等,均導致一戰後美、日在華對立情況日漸嚴重。早在1919年3月,美、日雙方即曾在天津租界爆發第一波大規模的武裝流血衝突,美國陸軍與日本軍警均涉入其間,不少旅居天津的外僑因目睹雙方的嚴重衝突,甚至擔心美、日終將在中國一戰。歷經一年多的外交折衝,美、日兩國政府終於在1920 年底解決天津衝突事件,在彼此各退一步的前提下, 藉由模糊處理事件真相的方式, 勉強相互道歉, 妥協了結此案。然而,短短不到半年的時間,1921年5月,美、日兩國水兵又在上海公共租界虹口地區發生新一波的暴力流血衝突,日本旅滬居留民團也參與其事。與天津事件如出一轍,美、日雙方又再次出現無差別式的報復攻擊行動,紛紛在街頭上到處搜捕與追打對方士兵。此類盲目性、無差別式的肆意報復行動,反映出美、日兩國在華基層士兵與民眾間,可能仍持續累積著仇恨,是以稍有矛盾細故,即可能引爆出大規模的武裝鬥毆。本文擬深入探究1921 年上海虹口美、日衝突事件,釐清事件背後隱藏的美、日對抗態勢與仇恨緣由,及其與1919 年天津事件之間的脈絡承繼關係。其次,上海為近代以來列強在中國拓展市場的根據要地,冠蓋雲集,英文報社密布,藉由分析英文報紙對於上海美、日衝突案的報導,或許可以略窺報紙輿論背後所隱含的立場,及其體現的現實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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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對中國經濟之衝擊(1931-1935)(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1994-06-??) 李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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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1930年代初期世界農業危機與英日航運在亞洲國際海域小麥米穀航線的競爭(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17-12-??) 李宇平 ; Lee, Yu-ping1930年代初期世界經濟蕭條期間,國際大宗農作及穀物豐收,大幅降低原穀物生產區之美洲、澳洲等地開航至歐洲之跨洲際穀物輸送航線的需求,說明歐洲穀物生產過剩、歐洲穀物的輸入量銳減與世界海運市場低迷之間,密切相關。向來仰賴穀物進口之歐洲,生產過剩,不需從澳洲、美洲進口小麥,導致世界雜穀向歐輸出航線不振。之後,以澳洲小麥為主的雜穀,轉向亞洲輸出。澳洲海運市場抬頭與進入遠東航線,相對於世界其他穀物輸送航線,輸送量愈趨龐大,推進了亞洲航運市場,相對趨於景氣。就英、日商船在亞洲國際海運的競爭而言,首先,兩大戰期英國及日本在對外貿易、海上貿易和運輸,多係以原料和米榖雜糧等低價格貨物占大部分。英、日商船航運競爭的若干形貌,反映在英、日商船載運的大宗米榖雜糧類貨物之中。1930年代恐慌初期英、日兩國商船航線因地理分布不同,承受國際物流變化與世界農業危機的影響則有別。稻米因是亞洲域內生產的主要糧食,且多在亞洲域內消費,經濟蕭條期間,一定數量稻米之海上輸送,仍可持續地支撐亞洲航線。英國商船多為跨洲際航線及世界一周航線的經營者,原多承載了世界小麥海上貿易與運輸,因大恐慌期間跨洲際航線及世界一周航線之沒落,更無一顯身手之處。日本商船反於經濟恐慌期間,集中心力積極開闢亞洲兩地之間的定點航線。其所經營之澳洲小麥航線整編入原有的滿洲大豆航線以及南洋航線、曼谷航線等載運稻米為主的航線,航向中國、日本,使日本商船推進了亞洲航運市場上揚走勢。其次,1930年代初期,小麥及稻米兩種穀物的生產朝同方向變動,小麥豐收之際,稻米也同時豐收。大量基本的糧食穀物被拋向世界市場,傾銷至各國,促使糧價大幅下滑。30年代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因他國農產等初級產品之生產過剩,廉價傾銷。這可以說明英、日航運在亞洲國際海域的競爭,何以在海上貿易路線與運輸渠道的發展與整編上,反映了商品傾銷的本質。最後,本文說明,以日本商船為主的亞洲國際航線之飛躍進展為主調的近海海運復甦的趨勢中, 英國商船支配的亞洲國際航線相對弱勢的變化。可以管窺並說明,1930年代日本何以相對於英國,甚至世界其他國家,較早由經濟恐慌走向復甦。英、日航運間的競爭事實上重新整編了亞洲中心的海運網,即英國海運在亞洲近海為主的市場縮小,日本勢力則在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國際海運市場的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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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1945年以前夏威夷華日族群關係-以華人報紙為中心( 2012) 林依蓮本文以1945年(二戰結束)以前,夏威夷地區華日族群關係之研究為核心,首先論述夏威夷當地歷史發展,以及華日族群移民夏威夷之歷程,與兩族群在夏威夷各行業的發展狀況,建構華日族群移民夏威夷之背景與發展脈絡,並論述夏威夷政府對華日族群的態度,以及當地排華與排日風氣的形成及其影響;接著,本文將探討1937年中日戰爭以前華日族群的互動情形,由社會、經濟、文化三層面切入,並以此為本,對照二戰期間之變化;隨後,本文將透過1938年抵制日貨運動以及1941年珍珠港事件,審視二戰期間華人社群對於日本社群的觀感與互動狀況,並從中觀察族群自我認同之變化。 夏威夷地區因歷史發展的特殊性,使得當地的種族多元化,但就族群關係以及社會風氣而言,並非以往所認為的平等開放。事實上,夏威夷的政經權力與資源由白人掌握,華日族群關係也深受其影響,特別是在甘蔗園的勞動力交替中可以明顯觀察到此點。另一方面,華日族群在農漁商業的發展,並非全然競爭,也有攜手合作的事例,更有甚者,出現了跨越族群的區隔,以同業間的共同利益為考量的商業理念。此外,在抵制日貨運動之中,可以見到華日族群為免正面衝突,改以中介的「美籍」概念作為訴求,藉此將兩族群放入同一國家認同的框架之中,此即兩族群在地意識的展現。另一方面,由華人所創辦的報紙在珍珠港事件前後的態度之中,可以看到華人社群內部不同的立場,特別是由土生華人所創辦的英文報紙《檀報》的報導,與其他兩報不同,著重於現地的生活實情,並以公民身份與族群和諧的角度,對於日本移民問題提出思考,充份展現了在地意識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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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1945至1973的台日香蕉貿易相關研究之回顧(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0-09-??) 劉淑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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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1945至1973的台日香蕉貿易相關研究之回顧(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0-09-??) 劉淑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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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1946年上海市參議員選舉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12-12-??) 李鎧光 ; Li, Kai-kuang中日戰爭結束後,國民政府因為國內有民主化的要求,復以希望爭取國際援助,在內外的雙重壓力下,決定在各地成立參議會,做為地方民意機關,以便推行地方自治,做為實施憲政的基礎。本文以上海市參議員選舉過程為中心, 探討在選舉過程中所發生的種種問題。首先在人口普查上,市政府進行的時間過短,很多區域應該是由保甲長自行填報,沒有真正普查。製作選舉人名冊也出現不少過失,由於逼近投票日才完成,錯誤和疏失應該很多。在競選活動方面,總計有1,195 名候選人角逐181 個席次。候選人主要透過廣播發表演說,或是在公園直接發表政見,也有宴客及接受報紙訪問來爭取支持。1946 年4 月28 日投票時,市政府在投票所設置上出現極大瑕疵,超過200 萬的選民只有100 個投票所,造成秩序混亂。再加上許多選民無法書寫選票,需由代書人書寫,有候選人收買代書人在書寫選票時舞弊。還有候選人雇用流氓闖入投票所妨害投票,造成一部分區域中止投票。從選舉結果報告書中得知,幾乎所有選區的領票數與投票數都有一定程度的落差,顯示投票與開票的過程中,遺失不少選票。可能不少人領票而未投票,甚至遭到有心人取出調換。選舉結束後有區長退勸候選人的事件,但是被市政府及時阻止。總之,在內戰的陰影下,政府雖有意推行民主,卻因選前準備不足,選舉中亦有暴力事件阻撓,選舉後也有區長勸退當選人,使得普選之良法美意蒙上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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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1946年上海市參議員選舉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12-12-??) 李鎧光 ; Li, Kai-kuang中日戰爭結束後,國民政府因為國內有民主化的要求,復以希望爭取國際援助,在內外的雙重壓力下,決定在各地成立參議會,做為地方民意機關,以便推行地方自治,做為實施憲政的基礎。本文以上海市參議員選舉過程為中心, 探討在選舉過程中所發生的種種問題。首先在人口普查上,市政府進行的時間過短,很多區域應該是由保甲長自行填報,沒有真正普查。製作選舉人名冊也出現不少過失,由於逼近投票日才完成,錯誤和疏失應該很多。在競選活動方面,總計有1,195 名候選人角逐181 個席次。候選人主要透過廣播發表演說,或是在公園直接發表政見,也有宴客及接受報紙訪問來爭取支持。1946 年4 月28 日投票時,市政府在投票所設置上出現極大瑕疵,超過200 萬的選民只有100 個投票所,造成秩序混亂。再加上許多選民無法書寫選票,需由代書人書寫,有候選人收買代書人在書寫選票時舞弊。還有候選人雇用流氓闖入投票所妨害投票,造成一部分區域中止投票。從選舉結果報告書中得知,幾乎所有選區的領票數與投票數都有一定程度的落差,顯示投票與開票的過程中,遺失不少選票。可能不少人領票而未投票,甚至遭到有心人取出調換。選舉結束後有區長退勸候選人的事件,但是被市政府及時阻止。總之,在內戰的陰影下,政府雖有意推行民主,卻因選前準備不足,選舉中亦有暴力事件阻撓,選舉後也有區長勸退當選人,使得普選之良法美意蒙上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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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1946年上海市參議員選舉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12-12-??) 李鎧光 ; Li, Kai-kuang中日戰爭結束後,國民政府因為國內有民主化的要求,復以希望爭取國際援助,在內外的雙重壓力下,決定在各地成立參議會,做為地方民意機關,以便推行地方自治,做為實施憲政的基礎。本文以上海市參議員選舉過程為中心, 探討在選舉過程中所發生的種種問題。首先在人口普查上,市政府進行的時間過短,很多區域應該是由保甲長自行填報,沒有真正普查。製作選舉人名冊也出現不少過失,由於逼近投票日才完成,錯誤和疏失應該很多。在競選活動方面,總計有1,195 名候選人角逐181 個席次。候選人主要透過廣播發表演說,或是在公園直接發表政見,也有宴客及接受報紙訪問來爭取支持。1946 年4 月28 日投票時,市政府在投票所設置上出現極大瑕疵,超過200 萬的選民只有100 個投票所,造成秩序混亂。再加上許多選民無法書寫選票,需由代書人書寫,有候選人收買代書人在書寫選票時舞弊。還有候選人雇用流氓闖入投票所妨害投票,造成一部分區域中止投票。從選舉結果報告書中得知,幾乎所有選區的領票數與投票數都有一定程度的落差,顯示投票與開票的過程中,遺失不少選票。可能不少人領票而未投票,甚至遭到有心人取出調換。選舉結束後有區長退勸候選人的事件,但是被市政府及時阻止。總之,在內戰的陰影下,政府雖有意推行民主,卻因選前準備不足,選舉中亦有暴力事件阻撓,選舉後也有區長勸退當選人,使得普選之良法美意蒙上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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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1950年代中共向社會主義前進中的「胡風事件」與「肅反運動」( 2020) 楊雨亭 ; Yang, Yu-ting1949年中共建政後,在新民主主義過渡至社會主義的過程中,1955年發生了胡風事件與肅反運動,本論文認為這和毛澤東急切推動農業合作化運動時,遭遇黨內外的阻力有關。 本論文第一章說明中共農業政策的思維與變化,1953年總路線的頒布,1956中共「八大」的召開,至1957年前社會主義的改造基本完成。中國社會經過急遽的去私有化的結構改變,社會中充滿了不穩定性。 第二章說明胡風事件。講述胡風的前半生(1902-1942),關於毛澤東的《講話》與香港批判(1943-1948),中共建政前後的胡風(1949-1954),1954年《三十萬言書》的提出與分析,1955年「胡風事件」的發生,並說明舒蕪與胡風的合與分以及胡風與周恩來的關係。 第三章說明肅反運動。討論從胡風事件到肅反運動的轉換,毛澤東論肅反,肅反的規定與組織工作,舉出從中央到地方的14個肅反實例,從杜高「小家族」與吳祖光「二流堂」事件討論肅反與反右派鬥爭。 第四章說明胡風事件與肅反運動所引起的反響。1957年5月在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四川大學等校園中師生貼出大字報,公開討論胡風事件與肅反運動的問題,以及民主人士對於相關事件的反應,以及關於法制問題的思考。 結論說明1955年,接連發生高饒事件、潘揚事件、胡風事件,有其背景。當時毛澤東認為隨著社會主義事業的進展,階級鬥爭必然日益尖銳化和複雜化,估計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壞分子占全國各類機關總人數的5%左右,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一場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運動。在1957年整風與鳴放的過程中,許多年輕知識分子出來質疑胡風事件和肅反運動的合理性與合法性,而這些知識分子又因此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8年初,毛澤東發動大躍進,8月份開始推動人民公社,說明從1950年到1957年,是毛澤東全力推動的社會主義改造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毛澤東發動了一連串的運動,以減低與清除反對意見以及鎮壓過渡社會中不穩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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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1950年代以後宋美齡的反共論述─以對美言論為中心( 2012) 黃婉茹1949年國民黨政權遷臺後,以反共復國為國策。本論文撰寫的目的,是以宋美齡對美的反共言論為中心,探討其在兩岸及國際形勢的發展與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中的變化,考察其反共言論的意涵及特色,進一步予以歷史的定位。 1950年代,在美蘇冷戰的格局中,宋美齡「惟恐美蘇不戰,中(共)蘇不睦」,將兩岸對峙放入冷戰的格局。她闡述共產政權的本質,並形構反共的價值,以加深美國與共產政權的對立及彰顯臺灣的國民黨政權在美國西太平洋的反共地位,進而爭取美國的支持與援助,以達反攻大陸之目標。 1960年代,中蘇分裂,越戰風起雲湧。宋美齡「惟恐美中(共)不戰,美蘇不睦」,她高唱中共威脅論、剝析共產陣營間的衝突、美蘇和中共的三角關係,將中共推至世界公敵,孤立中共的國際地位,以阻止美國聯中(共)制蘇。除此之外,她藉越戰再度強調美國在亞洲的反共角色,以及越戰中共產陣營的形象,加深美國與中共的對立。 1970年代以後,國際形勢處於「低盪」時期,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中(共)美關係正常化。在此政治形勢下,宋美齡「惟恐美、蘇、中(共)不戰不亂」。她透過論述美國和共產陣營的關係,以及1960至197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與教育的變化,指責批判美國的左傾中共。 大體而言,宋美齡1950年代以後對美的反共言論,展現了如下的特色: 一、利用國際現實利害,如韓戰、越戰、中東或核子問題,挑動美國與共產陣營的對立,爭取臺灣國民黨政府反共與反攻大陸的有利位置。 二、運用美國自立國以來的外交道德與傳統價值─協助友邦追求自由、民主、和平與基督教信仰,使之作為其反共話語,以獲取美國的支持。 三、對美國行銷國民黨蔣介石統治的臺灣,是自由與希望的堡壘,企圖放大中華民國在亞洲的反共重要性,以爭取美援。 四、利用訪美時機,對美傳達蔣介石反攻大陸的聲音,合理化反共的意義,並在遣詞用句上仔細斟酌,不讓美國有介入中國內政與恐戰之顧忌。 五、蔣介石主要以正統觀、民族文化傳統觀作為反共的話語,宋美齡則是從國際政治的角度,分析美、蘇與中共的三角關係,更具現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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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1950年代馬來亞的華校學生運動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13-06-??) 曹淑瑤 ; Tsao, Shu-yao1948 年英屬馬來亞聯合邦成立後,企圖透過一種以英文與馬來文為主的中學教育體制,建立一個共同的馬來亞國家意識。由於華族社會長久以來致力於華文教育的推動,在二戰後華文教育體系已具相當規模,聯合邦政府企圖廢止各族群母語教育,及誘迫華文中學轉型為以英文為主要教學媒介學校的政策,遂被華族社會視為一種「消滅」華族文化傳統的手段。聯合邦政府急切推動華校轉型的措施,引發1950 年代中期華校中學生長達三年多的學潮。本文擬透過當年的各項文獻,及當事人的回憶,探討這段時期學生運動的本質與特性,檢視「共黨陰謀運動」或「華族母語捍衛行動」兩個不同的刻板印象,以便提供一個更貼近歷史事實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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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1960年代前期中華民國對日外交之研究( 2010) 劉冠麟戰後中國國民黨在台灣「以黨領政」,高唱反攻。在外交上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極力維護其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而日本則致力於擺脫戰爭陰影,進而追求獨立自主,在中國政策上採「政經分離」政策。與日本同屬自由陣營的國民黨如何考量兩者間的關係,而日本政府如何肆應,皆對戰後台日關係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本文擬以1960年代前期的外交事件為例,嘗試究明兩國因中共問題而引發之爭執,以及國民黨的對日工作和宣傳在外交中扮演的角色。 本文除第一章緒論和第六章結論外,共分為四章。茲分述如下: 第二章〈反攻復國政策下之對日工作〉,第一節敘述韓戰後配合美國的遠東政策,中華民國政府在外交上採取積極與韓國、越南、菲律賓等反共親美的國家合作,試圖聯合上述國家圍堵中共之過程。第二節則詳述戰後國民黨海外工作的建立,透過「海外對匪鬥爭統一指導委員會」的指揮和部署,在各駐在國使領館內成立工作小組,結合外交、黨務、僑務以及情報等力量,在亞洲各地與中共進行鬥爭。第三節討論國民黨在日本和國內的反共宣傳,首先究明國民黨進行外交宣傳的最高決策機構之演變,至1960年後「總統府宣傳外交綜合小組」成為決策核心。整體而言,國民黨的對日宣傳成效不彰,主要以在日華僑作為對象,凝聚華僑對國民黨政權的向心力,對日本國內各大報則幾無影響。 第三章〈外交事件與反共宣傳—以1963年維尼龍廠案為例〉,第一節分析池田勇人內閣試圖擴大對中貿易之際國民黨對日本政府的態度,以及倉敷維尼龍廠案爆發後台日關係之發展。第二節則探討事件發生後國民黨如何運用宣傳支援外交,以達成其對日交涉目的。第三節則分析在國內的宣傳,內容以「以德報怨」為基調,國民黨視之為戰後台日關係的基本精神,大量出現在此次維尼龍案的宣傳中。 第四章〈外交事件與對日工作—以1963年周鴻慶事件為例〉。周鴻慶案為〈中日和約〉簽訂以來最嚴重的外交事件。本章透過對周鴻慶案相關檔案的耙梳,試圖釐清此案發生之全貌,並探討國民黨如何以該案試探日本政府的態度,以取得日本信守「一個中國」的承諾。第一節敘述國共雙方對周鴻慶的爭奪,與國民黨以擴大周案成為外交事件之經過。第二節探討「明正道」工作會報之成立和運作。該會報由駐日公使張伯謹主持,統一指揮外交、黨務、僑務、情報等工作,積極展開對日工作。其主要任務在結合日本自民黨內的反共人士,試圖在自民黨內向池田施壓。第三節討論「周漢和工作小組」的成立和運作。日方將周鴻慶遣返回國後,中華民國政府亦召回駐日公使和參事,台日關係達到戰後最低點。蔣介石遂下令陳建中在日主持「周漢和工作小組」,繼續進行對日工作。陳氏在日折衝之目的,在於透過各種管道促使日本政府派員赴台改善兩國關係。 第五章〈台日外交危機與吉田茂訪台〉,第一節分析吉田茂來台與蔣介石會談之內容,以及「吉田書簡」的形成和影響。同時,討論蔣介石和張群與吉田之聯繫,如何成為維繫台日關係的重要因素。第二節首先分析吉田訪台後,國民黨試圖加強與日本合作反共,於是與以岸信介為首的反共人士祕密組建反共同盟之過程。其次則討論在周鴻慶案結束後,國民黨如何改善、強化對日工作之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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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1960年代臺灣的賣國控訴-以徐高阮的論述為探討核心( 2010) 葉乃治 ; Yeh, Nai Chih1960年代臺灣的賣國控訴,是指1965至1969年間台灣知識界一群人對另一群人所發出的出賣台灣或出賣中華民國的指控。最早提出控訴的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徐高阮,他藉由立法委員胡秋原所創辦的《中華雜誌》、私立文化大學教授史紫忱發行的《陽明》,及導演鄒郎所發行的《文化旗》等雜誌,呼籲社會、政府關注《文星》、《聯合報》、中央研究院均涉及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的親共陰謀。原只是雜誌上的討論,後來引起政府真正採取行動,造成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蕭同茲自請《文星》停業、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殷海光被迫離職、中央研究院王世杰院長為此屢提辭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郭廷以赴美不歸,及《聯合報》之備受抨擊。因控訴牽涉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中美關係因此也引起甚多波瀾。 此一案件涉及頗多本文仍難以細述的中美關係及政府與學界的關係,本文擬先就率先提出控訴的徐高阮先生討論他與此一控訴發展的關係。在此控訴發展之前,徐高阮於1950年代便注意到殷海光對一英文語詞ego-centric predicament的翻譯有誤,至1962年中西文化論戰開始後正式為此字的誤譯發出知識詐欺的控訴。由知識詐欺控訴到賣國控訴,就歷史發展來講有先後的關聯,其論述主軸如何變遷為本文所將探討之一課題。徐高阮以外而與徐原不相識的批判者,如國防研究院專任講座何浩若之重提太平洋學會舊事、曾任職革命實踐研究院特約研究;時主持私營國際共黨問題研究社的周之鳴提出「費正清集團三大據點」的指控,及《現代》雜誌創辦人侯立朝對《文星》、中央研究院叛國之聲討,均有擴大徐高阮控訴的作用。其立論與徐高阮之間有何異同亦為本文將要討論的一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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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1970年代中央電影公司抗戰愛國影片的歷史意義─ 一個民族主義觀點的分析( 2014) 曲忠恕筆者以自己的成長過程中受《筧橋英烈傳》、《八百壯士》、《梅花》和《英烈千秋》等愛國政治宣傳影片影響,又在黨國教育的灌輸下,成為一個中國民族主義者。本篇論文嘗試理解這些觀念和思想形成的過程,以及分析將它灌輸給社會大眾的途徑。 黨國體制下的國民黨政府的民族主義文化政策,便是利用官方的優勢力量經由學校和社會教育,以「大中國意識」打壓「臺灣意識」,灌輸中國的歷史記憶,建構中華民族的想像共同體,更進一步昇華為國族認同,成為一種根深柢固類似信仰的效果。 自從武昌起義,電影就對革命行動產生一定的助益;國民政府從北伐時期開始,就自製影片,重視電影的宣傳和教育的效果;對日抗戰時,電影更成為培養民族精神,鞏固領導核心的工具;等到政府遷臺以後,更是需要電影來宣傳反共抗俄及建構國族認同。 1970年代退出聯合國、保釣運動、中日斷交,一連串接踵而至的外交挫折,造成臺灣政治、經濟的危機和社會民心的動搖,也使得國民黨政權統治的合法性及權威性受到質疑。為了反駁中共宣傳「全國人民都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抗戰」的史觀,增強人民對國民黨政府的支持,當時黨營的中央電影公司拍攝數部「保家衛國,反日抗日」的愛國政治宣導影片。 依據本研究之問卷調查的統計分析結果發現: 1、中影公司拍攝的這些愛國政宣影片公權力的動員成績,和廣告宣傳都算是相當成功。 2、這些愛國政宣電影在增進觀眾愛國家、愛民族、愛領袖的政治目的上,達到相當成功的作用。 3、蔣中正總統在臺灣特殊的歷史地位,可能使受訪者受到影響,甚至不願意承認、接受以往對蔣中正總統的崇敬。 4、受訪者的國家認同、政黨認同等政治態度,在過去二十多年約有半數的人沒有明顯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