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成功信仰之研究-以宜蘭地區為中心

Abstract

鄭成功信仰於乾隆時期出現。當時只能以私祀方式進行，直至同治13年（1874）因日軍侵臺，沈葆楨為安定島內民心，上奏為鄭成功立祠，鄭成功信仰至此取得合法、公開的地位。光緒20年（1894），甲午戰敗，臺灣割讓予日本。日本為其統治之便，對鄭成功信仰相當重視，「開山神社」的建立，更可突顯鄭成功信仰之不同。藉鄭成功與臺灣之關係，拉近日本與臺灣的距離，合理化日本佔領、殖民臺灣的舉動。因此，這樣的政治動機也影響臺灣的宗教發展，宗教受到迫害之際，便以改祀鄭成功作為自保之方法。戰後臺灣，國民黨政府播遷來臺後，鄭成功成為國民黨政府與蔣中正最好的宣傳品。透過延平郡王祠的建立，官祀的進行，政府利用宗教拉攏人民的方法，從清領、日治到戰後，皆是如此。 宜蘭縣地形相當規則，地勢向西向東層層下降。這樣的地勢也影響了河川的流向，乾季時形成荒溪，雨季則河水難以宣洩，積潦成災。宜蘭素有「竹風蘭雨」之盛名，雨量之充沛，再加上每年夏秋，屢遭颱風侵襲，豪雨不斷。由於本區河川坡陡流急，加上河口地形低窪不易宣洩，常常洪水為患，積潦成災。這樣的自然條件造成宜蘭地區民眾多崇祀自然力量，也使的開發速度減緩。 西班牙亦或荷蘭時期文獻，皆可發現「噶瑪蘭」的存在，然當時並未將噶瑪蘭劃入統治版圖中。施琅攻克臺灣後，直至康熙34年（1695），清朝統治勢力始及噶瑪蘭。嘉慶15年（1810）設置噶瑪蘭廳。同治13年（1874）後，改制為宜蘭縣。日治初期，設宜蘭支廳，至於臺北縣之下；明治31年（1897）後，為簡化地方行政制度，宜蘭獨立為廳，是為宜蘭廳。大正9年（1920），為推行地方自治，設置「三郡」，分別為宜蘭郡、羅東郡、蘇澳郡，置於台北州之下。戰後初期，宜蘭地區仍隸屬台北縣管轄；民國39年（1940），新設宜蘭縣。 17世紀末期至吳沙於嘉慶元年（1796）率三籍移民入墾，於是奠定漢人集體開墾蘭陽平原的基礎。噶瑪蘭地區漢人的開發過程為典型的「官未闢而民已闢」方式。這樣的開發既無官府的保護，又面臨原住民的威脅，「聚民而居，築圍而守」是必然的方式。清廷於嘉慶17年(1812)才築城設置噶瑪蘭廳，進入官治階段。開墾之初雖稱三籍合墾，實際上漳籍卻屬多數，粵人與泉人則因械鬥關係，多數移往溪南。而溪南為墾土地因官方按籍分配後，三籍漢人空間分配更趨明顯。 清領時期，由於受到宜蘭開發時間較晚的關係，大多屬於二次移民，直接從中國渡海入蘭者亦有。宜蘭特殊的自然條件，開發過程中遭逢天災人禍不斷，該過程令入蘭移民們感念當初鄭成功開臺之貢獻，面對現實的無奈，人民只能求助於宗教的力量，鄭成功信仰因而於宜蘭地區出現。歷經數十年開墾，墾民逐漸定居下來，社區逐漸成形，「土尪仔廟」的出現表示宜蘭民眾即使生活物資缺乏，仍阻止不了其對宗教的虔誠。適逢光緒元年（1875）後，鄭成功信仰取得合法化、公開化的地位，在雙重條件的相輔相成之下，宜蘭的鄭成功信仰以「牧童捏泥偶」的方式流傳。由於此時生活環境欠佳，此時的神明鄭成功具有醫療與鎮番的作用。此階段廟宇大多位於地勢較低容易淹水的地區，亦可推論此時鄭成功「治水」功能的重要性。 日治時期由於日本對鄭成功的偏愛，使得鄭成功成為宜蘭廟宇避免被拆廟的救命丹。而宜蘭士紳則藉「國姓爺鄭成功，敬仰其反清復明的愛國情操，是為反抗異族統治之典範。」另有用意的執行，以至於宜蘭鄭成功廟宇於日治時期便是全臺之首。 戰後時期，宜蘭的鄭成功廟宇數量仍然不減，日治時期因政治改祀的廟宇沒有於戰後選擇恢復原本主祀神的身分，主要因國民黨政府將鄭成功視為民族英雄，其據臺以抗清與蔣中正據臺以抗共不謀而合，有了政府的支持，鄭成功信仰在宜蘭自然持續興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