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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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教育目標：培育區域研究及其應用能力之跨領域人才。

 　  東亞學系隸屬於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社會科學院，系所位於臺北市和平東路校本部誠大樓九樓。自100學年度起由「東亞文化暨發展學系」及「國際漢學研究所」整合為「東亞學系」，招收「漢學與文化組」、「政治與經濟組」兩組之大學部及碩士班學生。104學年度政治學研究所整合至本系，並自106學年度起，開始招收博士班，東亞學系之學制達到大學部、碩士班與博士班的完整規模。

　　107學年度起，為進一步培育跨領域之專業人才，特別是聚焦於東北亞、中國、東南亞及其周邊等區域，東亞學系改採不分組招生，強調多學科的交融，並以文化與應用、政經與區域發展為主軸。大學部的教學定位在人文社會領域的通才養成，授予文學士（Bachelor of Arts, B.A.）學位。碩士班培育具獨立研究及實踐能力的專業人才，授予社會科學碩士（Master of Social Science , M.S.S.）學位。博士班以高階人文社會研究為主，授予社會科學博士（Ph.D.）。

　　系上目前聘有19位專任教師，其中教授有9位、副教授9位、助理教授1位。專長領域涵蓋東亞漢學、歷史、文學、文化研究、國際關係、政治學、兩岸研究、金融與經濟學等，可提供不同學制學生知識養成與生涯發展之需。

 

本系特色

「東亞學系」為國內唯一具有大、碩、博完整學制的東亞研究相關學系，並為跨領域、整合性專業人才的教學研究單位，提供有志於東亞區域研究之學子系統性的學術訓練。赴外研習及深造亦可與歐美、日韓、東南亞多所設有「東亞研究」等名校接軌。

【學術研究】

    本系專任師資學經歷優，研究能量豐富且具學術聲望，研究範圍涵蓋東亞文化思想與應用、政經與區域研究等相關領域，並主持多件科技部及相關產學合作等研究計畫，研究成果豐碩可觀，具國內一流之水準。

【系所國際化程度】

    本系教師背景多元，另聘有日籍與韓籍的外籍教師，提供學生完整教育內容，同時積極鼓勵大、碩班學生赴東亞或歐美國家交換，以開拓國際視野。本系境外生比例高，同儕之間可相互學習跨文化之差異。


課程特色

 本系的教育目標為培育區域研究及應用之跨領域人才，課程涵蓋「文化與應用」、「政經與區域發展」兩大領域，各學制課程特色如下：

【學士班】

    本系學士班旨在培養人文社會領域之通才，以跨地域、多學科為目標，課程兼具「文化與應用」、「政經與區域發展」兩大領域，亦設有日韓語課程，並援引臺師大東南亞各語系課程之資源，提供學生跨文化的認識，以及東亞區域的基本知識能力及視野，課程包括東亞文化概論、東亞文化遺產、東亞漢學概論、東亞區域研究理論與實務、東亞各國文化政策、東亞政經模擬實務等。

【碩士班】

    本系碩士班旨在培養獨立思考與獨立研究之人才。研究領域與師資陣容多元豐富，課程兼具「文化與應用」、「政經與區域發展」兩大領域，在現今的區域研究項目愈趨多元，以及社會上逐漸重視具備跨領域人才的情況下，不論學生的研究興趣為東亞文化與思想、文化創意與應用、東亞政經與兩岸關係、全球化與治理等，修課選擇皆具有廣度與深度。

【博士班】

     本系博士班旨在培養高階之學術研究人才。扣合核心領域課程，強化跨領域研究素質，提供區域研究的紮實訓練。以文化與應用、政經與區域發展二大重點領域，發展東亞研究與教學特色。課程內容設計方面，強調東亞視野、在地實踐、跨域整合及批判思考四大目標，培育具有理論與實踐、全球在地化的高階學術人才。

 

升學就業

【升學】

 報考本系或校內外文史哲相關研究所，政治、外交、公共事務、國家發展、大陸研究所等

 

【就業】

1. 東亞漢學、文化應用、政經議題、區域發展等相關研究單位或智庫，從事學術研究人員。

2. 外交、文化、政經、僑務、國家發展等公部門，從事行政或公務人員。

3. 擔任具備專業知識的記者、編輯、旅遊從業人員、行銷、企劃、企業管理人才。

4. 從事翻譯工作，日、韓、英或歐語類外交翻譯專業人才。

5.文化產業等相關創意產業、服務業之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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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dat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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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唐醫學之「人神」禁忌研究
    (2012) 鄭宛鈞; Cheng, Wan-Chun
    本文旨在探討漢唐時期醫療方面的「人神」禁忌。正如唐代藥王孫思邈所指出的，醫者施行針灸前必須先知道病人的「行年」以及「人神所在」。若醫者在診療時誤傷了患者的「人神所在」，可能會導致病人死亡。在漢唐時人的眼光中，究竟如何理解「人神」？漢唐醫家如何避免犯傷「人神」？「人神」禁忌的理論基礎為何？目前對於「人神」的源流未清，爭議仍多。全文聚焦在「人神」概念的發展、傳承、變異以及應用，希冀能重建「人神」禁忌在漢唐時期中的原始面貌，拼湊出古代醫學地圖缺漏的「人神」區塊。 本研究主要採取輯佚的方式將各種「人神」資料勾稽出來。藉由整理《黃帝蝦蟇經》、《備急千金要方》、《外臺秘要方》等醫學典籍，以及秦簡、楚簡與漢簡文獻和敦煌醫學卷子，耙梳出各式「人神」禁忌並且試圖說明當中的意涵。經研究發現，在漢末三國到南北朝時期的醫學發展中，「人神」概念仍處於一個發展期，各家各派都有其依時避忌的學說。「人氣」、「人神」的說法相互滲透、結合，到了唐代開始取得突破性進展，匯流成一套「人神」禁忌學說。在實際操作方面，為了避免誤傷患者的「人神」，醫家所採取的解決之道就是取「天醫」。 本文可總結成三大結論。第一、人與天地相應的思想是「人神」立論的核心。第二、犯傷人神容易使人發癰疽，刺癰疽也需避「人神」。第三、周期節律是「人神」原理的精髓。總之，「人神」禁忌有其一定的規律，其時間和空間的搭配是固定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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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語與韓國漢字詞同形詞彙之古漢語成分比較研究 —以「客語能力認證考試」特有詞彙與相對應之韓國漢字詞為例
    (2012) 黃奕學; Yi-Xue Huang
    韓國漢字詞與方言比較多數為語音分析，學者們多認為客語與韓國漢字詞的發音相當接近，然而在少數詞彙比較研究中，卻得出客語詞彙與韓國漢字詞相似度低的結果，此音義不同調的現象，引發本文對詞彙研究的興趣，在前人的詞彙研究中，學者們雖肯定客語詞彙與韓國漢字詞與古代漢語有著深厚淵源，卻未進一步討論，也許以此切入，可以得出不同的結果，是以本文從古漢語層面討論客語詞彙與韓國漢字詞的關係，並從詞彙比較差異中，分析造成差異的可能原因。在「客語能力認證考試」客語特有詞彙及其對應之韓國漢字詞的範圍中，以韓國漢字詞與客語詞彙進行對比後，發現兩者多數承於古代漢語，由於客語及韓國漢字詞形成時，承自相近時期的古漢語來源，所以兩者有許多同形同義詞彙，但又因詞彙發展環境不同，而產生同形異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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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初耶穌會索隱派的萌芽：白晉與馬若瑟間的傳承與身分問題
    (2011) 邱凡誠; CHIU, FAN-CHENG
    1699年前後，耶穌會士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開始了其《古今敬天鑒》系列文本的著作，現留存於世的《古今敬天鑒》共有十二種抄本，本文將就其中五種進行研究。《古今敬天鑒》系列抄本的發展過程中分為「深廣化」與「變異」兩階段，第一階段中，白晉不僅將大量新增的引用文獻區分為經典與注釋兩種，在引文無法完整表達自身意見時，也不吝主動發揮，在引文旁以小字闡明想法。而在第二階段，白晉一方面再次擴充了引用的範圍，但原先出現的引文種類區分以及親身說明的文字卻都消失不見，而用以稱呼天主教之神的詞彙更從原先的「上主」、「天主」等，統一改為容易被查覺異質的「造物主」一詞，而這樣的轉變實與中國禮儀之爭帶來的壓力息息相關。作為索隱派(Figurists)初期的重要著作，企圖讓中國人恢復過去對「天」之正確認識的《古今敬天鑒》為後輩的研究打下了基礎。馬若瑟(Joseph Prémare)雖然在1716年離開了白晉的研究團隊，但在他的《儒教實義》中，仍然可以看到與《古今敬天鑒》的連結。透過兩文間的連結，本文指出《儒教實義》中提出的「醇儒」概念並非忽然出現，而是馬若瑟透過從白晉之思想中繼承的「敬天」進一步發展而成。從白晉在開始《古今敬天鑒》之創作前的兩趟旅程中，則能夠看出影響白晉在中國與歐洲之間往返的各種世俗與宗教權力，逐漸使白晉走上了將天主教與儒家的根源相互結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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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鶻文《金光明經》所反映的音韻現象
    (2011) 莊子儀
    　　回鶻文《金光明經》是回鶻文文獻中相當重要的一部鉅作，譯者為勝光法師。本文從回鶻文《金光明經》中的漢語借詞及經咒文，探討勝光法師在翻譯《金光明經》時的依據、翻譯的原則、以及當時河西地區的方言音韻現象。 第一章 緒論：指出本文研究動機、探討前人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研究中所遭遇到的困難，以及文中所使用的回鶻文轉寫體例。 第二章 回鶻文《金光明經》及其漢語借詞反映的音韻現象：從回鶻文《金光明經》的翻譯背景、版本、譯者和內容切入，整理《金光明經》在翻譯過程中被忽略的一些重點，以還原翻譯時的實際情況。第二節整理其中的漢語借詞，歸納音韻地位。 第三章 回鶻文《金光明經》經咒文反映的音韻現象：本章針對《金光明經》經咒文的部分進行音韻地位整理；並與漢語借詞的部分相較，統整出兩者間的相異點，進一步分析其語言層次。 第四章 回鶻文《金光明經》與現代河西方言：本章援引河西地區蘭州、張掖的方言調查報告，與前章所整理的音韻系統作繫聯，以檢視中古晚期的河西方言在現今河西地區殘留的痕跡。 第五章 結論 　　經本文的推論可以確定：回鶻文《金光明經》純為譯自於義淨本《金光明經》，翻譯中並無參照其他的梵文本；經文中部分專有名詞，包括經咒文，譯者則是試圖還原成梵讀的形式，但實際上亦非譯自於梵語。除此以外，漢語借詞及經咒文呈顯兩套不同音韻系統的情況，說明回鶻文《金光明經》的翻譯者不止一人，除了勝光法師外極可能尚有其他翻譯者。文中並指出甘肅地區的幾個方言點：蘭州、張掖、酒泉等，各者之間的語音歧異處是值得注意與再研究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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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紀初期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 以文學研究會主要刊物《小說月報》、《婦女雜誌》、《文學週報》為研究範圍
    (2011) 李宥儒; Yu-ju Lee
    安徒生是兒童文學界的大師，寫出〈醜小鴨〉、〈拇指公主〉、〈賣火柴的小女孩〉等許多深得人心的故事，筆者設想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起初傳入中國的光景，是否也同樣地吸引讀者想要靠近。本研究先簡述二十世紀二○年代人數最多的民間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成立始末，追求「藝術為人生」的實際改革社會目標，說明文學研究會和商務印書館底下老牌刊物《小說月報》的關係。文學研究會以介紹安徒生或安徒生故事的中文文章確立安徒生的定位，接下來回溯一開始安徒生故事傳入中國的歷史和翻譯的篇章，研究重點是1925年主要由文學研究會主導下首波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熱潮。 中國第一次大規模系統性地翻譯安徒生故事正是刊登於文學研究會主編的刊物——《小說月報》、《文學週報》，雖然《婦女雜誌》和文學研究會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婦女雜誌》和《小說月報》同為商務印書館的刊物，在《婦女雜誌》上刊登的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又多是文學研究會成員的譯作，因此筆者歸納進文學研究會主導之下的翻譯作品。本研究將以此三本刊物為主要研究範圍，探討背後主要編輯群——文學研究會主導之下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的樣貌，找出文學研究會意圖介紹科學新知給中國社會、安徒生對中國的想像以及文學研究會譯者如何處理外國作家看待中國的刻板印象、翻譯安徒生故事數量最多的趙景深譯文的特色，最後比較最初期和這時期的翻譯差異。總結中國第一波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高峰，文學研究會由安徒生故事一步步實踐成立的目標，帶給中國多元豐富的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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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言．傳說．經典：《聊齋誌異》如何藉英譯進入中國文學經典之列
    (2012) 張雅媚; Ya-mei Chang
    　　舉凡當今中國文學史，無不將《聊齋誌異》列為經典，譽之為「中國文言短篇小說最高峰」。然其經典地位實非一蹴而躋。眾所周知，自志異書成而輾轉風行近百年後，紀昀仍目之為委巷小說，剔抉於經典外。此後百餘年間，《聊齋》在中國文學系統中或視為能銷躁志，或謂之聊以銷夏，在主流與非主流雅俗對抗之下，經五四至世紀末逐步自邊緣向中心掙扎挪移，時至今日已然成為經典。經典塑造所據以成功的手段乃重寫。經典不因重寫而消解：經典終將是經典，正因有人為之再三重寫。重寫者亦非僅本國文化中人，跨文化的交互影響往往隱蔽在看似中立客觀的表象下，然實則重寫者莫不在意識形態與詩學的規限下重寫文本，製造出文化他者形象，並建構其文學知識系統；尤有甚者，在某時某刻多方文化接觸下，反令本國之士於有意無意間重而再建自身的文學系統。即如《聊齋》，由異地回向本土之際，其勢已迥不猶昔。本論文旨在探究《聊齋》奮力擠進二十世紀初中國文人整理國故時游移不定的選項之前，那段國際漢學界近百年的《聊齋》重寫史。以十九世紀三位重要漢學家──郭實獵、衛三畏及翟理斯──為例，看他們如何藉「編譯」此一最主要的重寫手段，將《聊齋》翻譯並編而纂入中國文學史，從喻言、傳說，逐步塑造成中國文學經典之作；其力之大，更令小說成為足以承載經典的文類。此案例研究洵然可證：編譯確實重寫了中國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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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方綱《詩附記》手稿及其海外流布研究
    (2011) 彭成錦; Cheng-chin Peng
    　　此文以翁方綱（1733-1818）《詩附記》手稿為對象，探索其內容及海外流布概況。內容包含翁方綱的生平與經學著作的研究、並藉此手稿討論其人與著作的價值。並以此為例，為域外漢籍作為國際漢學研究主題的合理性，提出辯護。全文共分六章，內容說明如下： 　　第一章〈緒論：研究成立的說明〉：說明研究緣起及問題的形成，闡述以《詩附記》手稿為研究對象的動機和問題意識，其次整理學界對翁方綱相關研究的重要成果，提出研究的核心與發展趨勢，最後說明研究過程中考察的方法及步驟的程序。 　　第二章〈翁方綱傳記資料及其經學著作介紹〉：統合史傳資料有關翁方綱生平的記載，彙聚蒐羅資料而整理出史傳記載的共通資訊，其次舉出《翁氏家事略記》翁方綱學術相關的記載，最後介紹翁方綱的經學相關著作，以及美國史達東亞圖書館藏翁方綱經學手稿五種的狀況。 　　第三章〈《詩附記》手稿的海外流布與美國漢學側寫〉：說明《詩附記》手稿自中國開始流布的可能情況，考察中、美流布路徑與中、日、美流布路徑，並透過域外漢籍的概念，討論《詩附記》的域外漢籍特質，最後由《詩附記》流布的關鍵年代，管窺一九四○至一九五○年代的美國漢學發展。 　　第四章〈《詩附記》諸本與手稿的比較探究〉：比較存世的《詩附記》三種版本，說明手稿本、清代王灝刊刻本，以及民國排印本在內容上的差異，其次以《詩附記》手稿所見，刻本和排印本未見的文獻資料，進行整理與研究，最後以翁方綱五種經學手稿提供的新材料，加上目前學界相關研究成果，提出翁方綱撰寫覆核五種經學附記的編年表。 　　第五章〈《詩附記》手稿展現的訓釋觀點探究〉：說明翁方綱對詩經學基本論題的關注與回應，重點在說明翁方綱的《詩序》觀點、笙詩的態度，其次探討《詩附記》手稿中呈現的治經觀念及治學考訂方法。 　　第六章〈結論：研究價值的陳述〉：說明全文研究的重點，闡明研究成果可能的貢獻與價值，且反省研究的局限與尚未達成的目標，最後闡述還可以發展的論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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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往開來的《漢語札記》
    (2012) 張秀麗; Hsiu-Li Chang
    明末清初耶穌會士懷抱著傳播福音的使命陸續來華，在傳教急切的需求下開始了學習漢語的漫長過程。在此習得過程中，不僅將西方的語言學觀念與教學訓練移轉至中國，而其編寫輔助的漢語學習教材，更成為日後華人自己研究漢語及撰寫漢語語法書的藍本。在這些早期關於漢語語法研究的工具書中，《漢語札記》(Notitia Linguae Sinicae)的表現尤其顯眼。此書乃是法國耶穌會士馬若瑟 (Joseph Henry 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6) 神父於1728年撰寫的一部「關於中國語言的知識」的教科書。此書對於後世西方研究漢語具有相當大程度的影響，因為他不僅是首位將漢語的口語和書面語分開討論的西方漢語研究者，更是突破前人只以希臘─拉丁語言學傳統，將詞類學的概念運用至漢語研究的方法，而開始採用中國的傳統將詞類區分為虛詞和實詞兩類的作法來處理漢語。此外，書中著墨甚多的漢語修辭，更是結合了漢語美文特色和西方修辭格傳統。本文將以漢語語法與修辭為主軸，探討《漢語札記》如何在西方語法與修辭的傳承上，以及引介漢語虛詞概念至西方的創新手法上結合，並呈現出一部前所未有且影響深遠的漢語教學工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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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後日本漢字存廢之因──以內閣頒布漢字表的沿革為中心
    (2012) 林怡君; Lin, Yi Chun
    本論文分析二戰後日本語言政策的相關史料，以戰後日本內閣頒布漢字表的沿革為中心，從「政治」、「文化意義」及「大眾的關注」三個主要面向來探討漢字的存廢之因，呈現漢字政策原本欲廢除漢字，因故轉為保留漢字，最後開放使用的過程。 戰後至今，日本內閣頒布的重要漢字表有三：1946年的〈當用漢字表〉、1981年的〈常用漢字表〉及2010年的〈新常用漢字表〉。本論文以此三表作為分期，首先探討漢字改革的緣起。第二章討論的是〈當用漢字表〉出現的過程。明治時期，西方文化衝擊日本，使其反思大量使用漢字的弊端，而著手改革，但於二戰時被軍國主義政府擱置。二戰戰後，戰敗的結果再度引起漢字檢討了聲浪，漢字被冠上「封建」、「軍國主義之遺毒」之名，激進份子要求廢除漢字，以利推行民主化，建設新日本。同時，美國教育使節團強烈建議日本直接廢除漢字，採用羅馬字作為書寫文字，但國語審議會為維護民族尊嚴，選擇「漸進廢除」的方式，制定了〈當用漢字表〉。此表於1946年由內閣頒布，收錄1850個漢字，規定漢字使用限於表內字，預定逐年刪除表內漢字量，最後達到廢除漢字的目的。第三章討論〈當用漢字表〉的困境：此政策最大的問題是限制了命名自由，故在人民的抗爭下，頒布了〈人名用漢字別表〉，而報社也感到漢字使用的不足，而有〈當用漢字補正案〉的出現，此兩表實際上皆增加了社會漢字的使用量，這與當初制定〈當用漢字表〉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此章也收錄了文學家批評〈當用漢字表〉表外漢字詞語改寫的問題，此困境也是影響之後〈當用漢字表〉改革的原因。 第四章討論〈當用漢字表〉改革的過程：人民訴求用字的民主自由化，及國語審議會於1962年的改組，影響了漢字政策的走向。為改革〈當用漢字表〉的弊端，漢字政策於1981年被內閣修改並頒布，以〈常用漢字表〉取代〈當用漢字表〉，該表不但再增加了95個漢字，漢字表的定位也從「限制使用」改為「使用目標 (目安) 」，以開放的態度提供社會使用漢字字種，但不強硬限制，漢字就此確立於日本書寫文字系統，其存廢的爭議到此告一段落。 第五章討論的是資訊化時代如何影響漢字的擴展。1980年代始，電腦與〈JIS 漢字碼〉結合，使得漢字打印更為容易，漢字因其資訊負荷量大，被更廣泛的使用在生活上。出版界也以電腦取代活字印刷輸出漢字。國語審議會於2000年頒布〈表外字體漢字表〉規範表外漢字字體，實質上促進了表外漢字的使用。為因應資訊化時代，〈常用漢字表〉再度被修改，內閣於2010年頒布〈新常用漢字表〉，再度增加191字，以敷社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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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三畏與《女學》英譯研究
    (2011) 甘彩蓉
    《中國叢報》編者為破除西方人對中國的錯誤印象，因而翻譯大量中國典籍，希冀以此讓讀者了解中國真正面貌。在眾多中國典籍中，衛三畏選擇十八世紀初期藍鼎元所編纂的《女學》作為譯介典籍之一。本文借用格里斯伍「文化菱形」的概念作為分析模式，分析衛三畏的《女學》英譯，探析衛三畏的翻譯手法、翻譯目的、翻譯內文，以及衛三畏所建構的中國女性形象。 藍鼎元自述寫作《女學》之目的，乃因女教為治國平天下之本源，故欲藉婦人之力以收敦風厲俗、教化天下之效。研究發現，《女學》成書於藍鼎元仕途不遂之際，實藍鼎元欲藉此完成儒生經世濟民的自我期許，並躋身正統之道。然而，《女學》在衛三畏筆下被賦予另一種意義與期待，他不提藍鼎元的蹇促，以建構其完好形象，並希望透過《女學》讓讀者了解中國的道德程度。衛三畏認為透過了解中國女性，便可以明白中國道德之多寡；這與美國十九世紀「婦德說」思潮實為呼應，強調女性影響力與道德的相關性、相信女性具有淨化社會之功用。 回溯衛三畏生平、觀看美國十九世紀社會之後，再分析《女學》譯文，會發現衛三畏在篇章選擇、語言使用、中國女性形象建構上都受美國文化影響。衛三畏筆下描繪的中國女性形象，除一般常提及的知識貧瘠、道德高尚、守貞守身、男尊女卑之外，衛三畏也強調女性具有影響力，呈現相似於「基督教母親」的典範。這些都是美國文化脈絡影響的痕跡。 總和地看，《女學》是衛三畏一面看著中國，一面想著美國文化及讀者，再下筆而成的譯本。在這過程中，衛三畏既是接收者，也是創造者。因此，筆者歸結出一「雙菱形」模式，藉此同時關照中國藍鼎元《女學》與美國衛三畏的《女學》英譯，以求更周延地解讀《女學》的流動與文本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