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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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宗旨與現況
本所於2004年配合國家本土化政策發展而成立，目標是培養具備本土關懷及國際視野的臺灣文史人才及優良師資。目前有5名專任教師及多位知名兼任教師。平均每年收15位台灣學生以及數名外籍生，外籍生以日本學生居多。目前共有50名左右在學學生。
國際交流
本所與多所國外大學訂有交流協訂。最受同學歡迎的是每年與日本山形大學的交流。寒假期間臺灣同學赴日本東北的山形大學，學習日本歷史、文化、街頭參訪、滑雪體驗。暑假則在臺灣接待山大同學。與廣島大學，有每年暑假的密集課程，也可以修習雙聯學位。其他也有歐美各國半年或一年的交換活動，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管道。
課程及活動特色
好吃、好玩、各式各樣豐富的課程內容，閱讀史料、歷史思辨、有效表達，進得了檔案館出得了田野，還能寫出得奬論文。課外辦理各種演講及學術研討會，把全世界重要臺灣史研究者請到教室。
如何入學
1.甄試入學：每年約9月報名，11月面試，準備研究計畫。通過者可提早於2月入學。
2.筆試入學：每年約12月報名，3月筆試，提供考試參考書目。
如何畢業
修畢規定的課程及參加學術活動外，須完成碩士論文。碩士畢業論文有多元選擇，可以撰寫學術論文，約3-6萬字。也可以用紀錄片、歷史小說、教案設計策展等多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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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戰後臺灣出版之西式餐點食譜書的發展（1945-1990年代）(2024) 許茹茵; Hsu, Ju-Yin在現代臺灣人的日常飲食中，充斥著各式各樣的西式餐點。根據臺北市衛生局2019年的調查，臺北市民最常購買的早餐前兩名均是西式的食物。速食店、牛排館等西式餐廳林立在臺灣的大街小巷。中菜西烹、中西兼具的料理也時有所聞。西式餐點的普及不單單只展現在店家的數量上。本研究統整「1945-1990年代臺灣出版之西式餐點食譜書書目」，以戰後臺灣出版且收錄西式餐點食譜之食譜書作為主要的研究資料，並與西式餐點從業人員的訪談和相關文獻進行交互驗證。本研究發現，1945年至1990年代出版的食譜書數量在不同時期具有顯著的差異，且出版目的也從戰後初期的「為宣傳中華文化」，到1960年代中期除了「為了配合國家政策」而出現的教科書式食譜書，坊間也開始有內容更為豐富、裝訂更為精美的食譜書，反映大眾逐漸對烹製西式餐點產生需求；1980年代之後，西式餐點食譜書不僅出版量大幅增加，出版社也開始針對該時期民眾的需求而規劃不同主題的食譜書，內容也變得更加多元，顯示西式餐點逐漸普及。食譜書數量的增加代表著臺灣社會對於西式餐點烹飪需求提高，再加上食譜書類型及餐點區分界線逐漸模糊，「中式」、「西式」不再是主要的分類依據，顯示西式餐點在一定程度上已深入到臺灣大眾的日常飲食中。Item 清代臺灣原住民女性人物與形象研究(2017) 杜曉梅; Tu, Hsiao-Mei近年來，與臺灣原住民相關的研究受到學界普遍重視，主題也相當多元，從地權轉移、人口遷徒、文化習俗，到原漢之間的交流與對抗，透過研究都得以逐一拼湊出臺灣原住民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生活樣貌。回顧臺灣原住民史的研究成果，女性一直是較被忽略的群體，清代的原住民女性更鮮少研究，遑論個別人物的深入瞭解。不過，現今已有一些研究，或藉由文本重建客觀的原住民女性集體特質、生活場域和傳統習俗，或聚焦於書寫者的主體意識、他者觀點，但共同的不足是缺少個體的角度、人物的案例。 本文的研究重心，在爬梳各類清代文獻檔案後，先指出原住民女性在文獻中的樣貌，充滿書寫者在文化、性別、種族、階級上的偏見， 虛實參半的內容，致使她們的形象遭到扭曲或貶抑，真實面貌無法呈現。繼而，強調這些文本仍能偶見原住民女性的碎片記載，她們的故事只是不曾清楚描述，以致不為人知。因此，本文以人物為切入點，透過進一步的史料解讀，將這些原住民女性人物從歷史中一一挖掘出來，釐清史料的虛與實，在歷史文化脈絡下重新建構她們的人生故事，冀以補足清代臺灣原住民女性史的部分闕漏。Item 清代至日治中期臺灣的龍眼貿易與商人團體(2016) 林俊宇; LiN, JYUN-YU本文旨在探討清代至1920年代臺灣龍眼貿易的發展，以及商人團體對於貿易的影響。 清初，臺灣龍眼的貿易尚未興起，交易的規模較為零星、鬆散，僅有臺灣府城內有在進行龍眼的買賣。十九世紀初，臺灣龍眼貿易的規模逐漸擴大，範圍擴展到島內其他地區，烘焙龍眼乾技術的引進，促使龍眼可以進行長途運輸，並開始向輸往島外，嘉慶年間收入版圖的噶瑪蘭地區，也有龍眼的買賣出現。至此島內、島外的貿易網絡已然成形，更促使臺灣第一個以從事龍眼貿易的商人團體福員郊的成立。清末隨著臺灣開港後，新興市場的出現，臺灣龍眼對外輸出量大增，貿易對象更從中國擴展至美洲，市場圈更為擴大。 1895年面對去留臺灣問題，清代時成立的福員郊，在日治初期解散。而最後選擇根留臺灣的龍眼商人，有別於清代組織的經營模式，此時龍眼商人多半擔任仲介商的角色，成為日後掌控龍眼貿易的主要成員。1915年起，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龍眼的輸出量大增，臺灣的龍眼商人意識到龍眼貿易景氣大好，而促使商業組織紛紛成立，包含原先清代的福員郊郊商重新聚集成立「嘉義福員郊」。1920年代，隨著戰爭的結束，原先的嘉義福員郊因應時局變化，重新改組「臺灣干龍眼同業組合」。Item 石垣島與臺灣的交流史 ～以交通往來的變遷為中心～(2015) 小西久雄; Konishi Hisao八重山群島的主島石垣島，與沖繩本島的那霸相距411公里；距離九州鹿兒島則有1019公里；至於日本「中心」的東京，則與石垣島距離1952公里。另一方面，石垣島僅距臺灣宜蘭縣蘇澳鎮236公里 。較之日本「周邊」的沖繩本島，石垣島的地理位置更可說是「邊境」。比起縣政府所在地的那霸，石垣島與臺灣的距離無庸置疑地近上許多。雖然僅僅相隔236公里，兩地的語言、建築物樣式、物價、流行、商品、街道的氣氛、居住的人們等等，全都大相逕庭。 儘管現在與那國島和臺灣之間有條國境界線劃開彼此，但是在戰前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時代，這個地區其實沒有國境問題。在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是，石垣島與臺灣之間在戰前已經存有的交流、住民們對彼此的認識，戰後出現的國境線究竟為兩個地區的斷絕帶來何種變化？更進一步地來說，石垣島、以及臺灣方面，如何改善此種「斷絕」關係，中斷的交流如何復活。本論文以這些問題意識為主軸，透過雙方來往的交通變遷，探討雙方對於彼此所求為何？交流目的究竟為何？為何彼此的交流有其必要性等議題。 第一章是緒論，第二章論述石垣島與臺灣之間交通往來的歷史。因為於1896年、開設連結八重山與臺灣之間的所謂沖臺航路，此一輪船航線促使石垣島的人們脫離傳統封閉的村落社會，前往「新天地」的臺灣，造成移民或勞動人口流動的結果，還有為舊有的村落社會帶來外來刺激與流動性，並成為開拓外在視野的契機。尤其是戰前形成的以臺灣為中心、石垣島為衛星離島的生活經濟圈，論文著眼於如此狀況之下雙方的頻繁交流與自由往來的例子。 第三章以1990年代為中心，主要從經濟方面向觀察石垣島與臺灣的關係。長年以來，在中國與臺灣的政治對立背景之下，因為臺灣與中國之間無法直航轉而停靠石垣島港口的貨船數量增加，石垣島曾經呈現一片熱鬧的景象，石垣島也事實上間接默默支撐著上海的發展與臺灣的經濟關係。以「post香港」這個問題意識為開端，臺灣在1997年香港回歸之前，作為運往中國物流的最重要的中繼據點──香港的替代，而雀屏選中石垣島的過程。對臺灣而言，石垣島與臺灣的直航開航是為了維持臺灣與中國的經濟交流，對石垣島的投資環境加以整備，也有發展為中繼基地的轉型期的意味。 第四章，由觀光面向捕捉石垣島與臺灣的關係。造訪石垣島的臺灣觀光客逐年增加，但是對多數臺灣人而言，造訪石垣島的動機是因為「很近的日本」，並將石垣島視為日本某地的理解。雖然石垣島也有傲視世界的蔚藍海洋的觀光資源，但是對於觀光景點石垣島的印象，並未跨越國境與臺灣共有的狀況、而探討在日本這個國民國家框架中被消化。石垣島如何面對日本這個國民國家的制約，如何在觀光戰略中找到活路，此亦繫乎於石垣島與臺灣的友好交流的基礎之上的相互理解。 第五章以前述四章的研究為基礎，總結論文結論和往後的課題。Item 日治時期臺灣「細菌檢查」處所發展初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3-12-??) 沈佳姍; Chia-San Shen19世紀後半葉顯微鏡、細菌理論和實驗室的興起和盛行，是一個全球交互影響的過程。此時正值清末和日本治臺時期。各先行研究已多論述細菌學知識在日治臺灣下的應用與推展，但對專門檢驗機構成立與分布的認識不多，而此也是衡量近代衛生、評量細菌學在一地區發展程度的一項重要指標。本文即是研究日治臺灣時期定制式公立細菌檢驗機構的建立過程，論述細菌檢查機構在臺灣的建置時地與特色、使之產生或發生變化的原因，以及從專門機構建置質量的角度呈現細菌學在臺灣的拓展歷程。結果發現，臺灣在1900年前後，已在臺北、基隆、臺中、嘉義等處，因海港檢疫、首都、防疫等原因而設立細菌檢驗室；集中在大臺北地區，業務與防治鼠疫密切相關。1910和1920年代，細菌檢查室所再興起一波改制、建設或擴大規模潮。到1920年代中期前，臺灣西部五州均已設置細菌檢查室所，其中臺北州的規模最大。影響此發展的主因，包括歐洲戰爭後的臺日地方行政制度修改、地方自主權力提升、各種跨國性疫情發生、日本內地的傳染病預防法調整以及頒告廳府縣衛生職員制。1930年代後，細菌檢查室所的建設集中在高雄和東部的宜花東。故從區域來看，細菌檢查單位在臺灣的設置是以北臺灣為重，而後再擴及南臺灣和東臺灣；1930年代前已普及於臺灣東西南北各地。其間，細菌檢驗員有多面向的移動任職或交流，加速了專業技術和知識的流通。建置地點常有官廳等建物內的衛生部兼含細菌檢查室／所與海港檢疫所，甚至再兼藥物或瘧疾檢驗室等等的空間共用和機構群聚現象。Item 從「巴丹文化圈」到「帝國版圖圈」的蘭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6-12-??) 田騏嘉; Chi-chia Tien目前有關蘭嶼、Tao的學術研究多以人類學、民族學等為主流，時間斷限則以二戰後（1945年以後）為主，歷史學、1945年以前的研究則相對缺乏。另一方面，自日治時期起已有學者提出蘭嶼Tao與巴丹島Ivatan關係密切的證據，至近年來隨著兩地交流愈趨頻繁，回溯或建構跨境族群的區域研究亦漸興盛。職是之故，本文欲從另一角度探討原與巴丹島交流頻繁的蘭嶼，如何轉變為現今對於蘭嶼隸屬臺灣的普遍認知。自大航海時代展開後，各國探險家順著黑潮「發現」臺灣及蘭嶼，直至荷西時期開始出現「征討」Tao的文獻紀錄，接續的政權－清帝國對蘭嶼則僅止於有名無實的統治，直至1805年日本接收臺灣，蘭嶼才正式成為日本帝國統治下附屬於臺灣的島嶼。此外，Tao是以口傳傳承歷史與經驗的族群，然而自文字發明以來，歷史書寫多掌控在握有文字與權力的族群手中，因此本文嘗試使用Tao的口傳神話及來自外族的文獻紀錄，如《熱蘭遮城日誌》、《巴達維亞城日記》、清代方志、西方探險家遊記與研究、日治時期相關研究及各時期地圖等，建構文化與語言和巴丹島Ivatan相似，本不屬於臺灣的蘭嶼及Tao，如何從「巴丹文化圈」被劃入「帝國版圖圈」，進而成為「臺灣」一部分的過程。Item 日治時期臺灣「細菌檢查」處所發展初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3-12-??) 沈佳姍; Chia-San Shen19世紀後半葉顯微鏡、細菌理論和實驗室的興起和盛行，是一個全球交互影響的過程。此時正值清末和日本治臺時期。各先行研究已多論述細菌學知識在日治臺灣下的應用與推展，但對專門檢驗機構成立與分布的認識不多，而此也是衡量近代衛生、評量細菌學在一地區發展程度的一項重要指標。本文即是研究日治臺灣時期定制式公立細菌檢驗機構的建立過程，論述細菌檢查機構在臺灣的建置時地與特色、使之產生或發生變化的原因，以及從專門機構建置質量的角度呈現細菌學在臺灣的拓展歷程。結果發現，臺灣在1900年前後，已在臺北、基隆、臺中、嘉義等處，因海港檢疫、首都、防疫等原因而設立細菌檢驗室；集中在大臺北地區，業務與防治鼠疫密切相關。1910和1920年代，細菌檢查室所再興起一波改制、建設或擴大規模潮。到1920年代中期前，臺灣西部五州均已設置細菌檢查室所，其中臺北州的規模最大。影響此發展的主因，包括歐洲戰爭後的臺日地方行政制度修改、地方自主權力提升、各種跨國性疫情發生、日本內地的傳染病預防法調整以及頒告廳府縣衛生職員制。1930年代後，細菌檢查室所的建設集中在高雄和東部的宜花東。故從區域來看，細菌檢查單位在臺灣的設置是以北臺灣為重，而後再擴及南臺灣和東臺灣；1930年代前已普及於臺灣東西南北各地。其間，細菌檢驗員有多面向的移動任職或交流，加速了專業技術和知識的流通。建置地點常有官廳等建物內的衛生部兼含細菌檢查室／所與海港檢疫所，甚至再兼藥物或瘧疾檢驗室等等的空間共用和機構群聚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