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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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宗旨與現況
本所於2004年配合國家本土化政策發展而成立，目標是培養具備本土關懷及國際視野的臺灣文史人才及優良師資。目前有5名專任教師及多位知名兼任教師。平均每年收15位台灣學生以及數名外籍生，外籍生以日本學生居多。目前共有50名左右在學學生。
國際交流
本所與多所國外大學訂有交流協訂。最受同學歡迎的是每年與日本山形大學的交流。寒假期間臺灣同學赴日本東北的山形大學，學習日本歷史、文化、街頭參訪、滑雪體驗。暑假則在臺灣接待山大同學。與廣島大學，有每年暑假的密集課程，也可以修習雙聯學位。其他也有歐美各國半年或一年的交換活動，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管道。
課程及活動特色
好吃、好玩、各式各樣豐富的課程內容，閱讀史料、歷史思辨、有效表達，進得了檔案館出得了田野，還能寫出得奬論文。課外辦理各種演講及學術研討會，把全世界重要臺灣史研究者請到教室。
如何入學
1.甄試入學：每年約9月報名，11月面試，準備研究計畫。通過者可提早於2月入學。
2.筆試入學：每年約12月報名，3月筆試，提供考試參考書目。
如何畢業
修畢規定的課程及參加學術活動外，須完成碩士論文。碩士畢業論文有多元選擇，可以撰寫學術論文，約3-6萬字。也可以用紀錄片、歷史小說、教案設計策展等多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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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湯德章的紀念歷史（1987-2024）(2024) 吳岳修; Wu, Yueh-Hsiu二二八事件在長期的威權統治之下，屬於禁忌的話題。直到1987年解嚴前後，社會氛圍逐漸開放，許多有志之士挺身為二二八事件平反，取得許多成果。在這之中，台南市的受難者湯德章得到的關注之大，特別引人注目。從1987年至2024年，相關紀念已經累計有以下的形式：出版品、電影、紀念公園、塑像、紀念日、故居暨紀念館、導覽路線、紀念道路。 湯德章的紀念大抵發生在「台南市」這個行政區內，具有相當程度的在地性，也跟市政府的施政息息相關。因此本研究挑選其中的「紀念公園與塑像」、「故居與紀念館」、「紀念日與街道」為研究對象，時間範圍涵蓋1987年至2024年。運用台南市政府、台南市議會等單位的資料，嘗試分析這些紀念形式的緣起、過程及彼此之間的關聯性，不同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係，進而理解湯德章受到紀念的原因及意義。 本研究發現，台南市繼二二八紀念碑之後，1998年特別為湯德章設置紀念公園和塑像，象徵湯德章在台南市民記憶中的重要性。2012年的故居遭遇拆除危機能夠及時反應，歸功於在地文史工作者對湯德章歷史的長期關注。湯德章的紀念自故居保存後逐漸發酵，在2020年群眾募資的時候達到高峰，最後形成集眾多紀念形式於一身的情況。 這些紀念或移除之所以順利推行，除了民間對於在地文史、轉型正義的關注，也有賴於市議會、市政府的支持，制定相關法源依據才得以實現。然而，本研究也觀察到台南市政府在一些嚴肅議題上的妥協或迴避行為，例如：以「正義與勇氣」而不以「湯德章」來命名紀念日、在孫文銅像被民間團體拉倒後的湯德章紀念公園設置公共藝術、中正路更名湯德章大道遲遲未有成果。 本研究認為，湯德章身為台日混血兒，經歷日本殖民與戰後二二八事件，他所承載的歷史、他的選擇和遭遇，激起許多人為台灣奮鬥的能量。湯德章的紀念形式漸漸豐富，顯示二二八事件與湯德章的歷史，被用以否定威權統治以及犯下這些歷史過錯的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也有人用以抵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攻武嚇。湯德章的英雄、烈士形象，不光來自於二二八事件時的事蹟，包含他的律師這一身分，也跟維護正義、民主、人權、自由等正向價值連繫在一起。因此紀念湯德章除了能夠反省、批判過往的不義，更有正向的意義存在。Item 〈覺‧擇──傷痕二二八〉之桌遊創作(2020) 許雅柔; Hsu, Ya-Jou本論文旨在結合歷史課程內容，開發適合國中學生學習的情境體驗桌上遊戲。為解決學生對於歷史無感的問題，筆者嘗試將歷史知識與歷史思維連結遊戲設計，利用遊戲機制帶出認知思維及情境感受，透過遊戲元素(自由度與控制感、不確定性與新奇感、成就感)與認知元素(注意力、記憶提取與認知思考、後設認知)的雙重設定，結合理論與實務，創作一款情境體驗桌上遊戲〈覺‧擇──傷痕二二八〉。 遊戲背景選取「二二八事件」作為史實的鋪陳，此主題在教學現場往往容易被視為「爭議」，但沒有深入引導則容易將歷史當作一個事件，而不是一個警惕；二來則是因為2019年香港爆發時代革命，既視感較為強烈，學生容易連結時勢，跟著社會脈動學習。筆者期待遊戲能使學生對於臺灣戰後歷史及「二二八事件」有更深層的理解，未來面對權威時不會盲目跟從而是理性判斷，無論最後做了什麼選擇，都要承擔後果，為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 藉由遊戲營造的虛擬情境，學生容易進入情境想像過去，並透過角色扮演的形式，在遊戲中表達自我，演出人民在極權主義統治下可能的社會樣態。透過遊戲，有助於國中學生對於歷史理解有更多層次，在體驗中感受歷史的發生，學習換位思考，理解因果脈絡，並後設自己的想法與行為。同時，遊戲所揭露的人性百態，透過討論與思辯，將能對歷史有更多的思考，並將這樣的思考遷移到其他社會議題，學習用歷史的眼界來看待世界。Item 魏道明與臺灣省政改革(1947-1948)(2009) 夏良業二二八事件後，中央政府採納各界建議，將行政長官公署改制為省政府，任命魏道明為首任台灣省主席，深獲台人期待。本文旨在探討魏道明主政期間台灣省政府之各項施政，藉以比較與行政長官公署時期之異同，另也析論二二八事件對省政當局治台方式的轉變。 省政府成立後對二二八事件善後大致貫徹從寬處理原則，和陳儀主政時期強硬的處置態度顯著不同，但是，面對政府高層和軍事系統的持續介入則是無力禁止。另一方面，省政府透過出入境的管理、全台身份總檢查、在台日人的集中遣返和台灣共黨人士的控管等措施，企圖嚴密控制台灣政局。 行政改革方面，省政府對人事的安排，基本上是以廣用台人為原則，使台籍人士在重要職務的比例顯著增加，但其中仍以「半山」集團為主。其次，省政府和省參議會的關係較行政長官公署時期更為緊密，呈現良好又日益頻繁的交流。此時期省政府雖舉行不少選舉活動，亦制定許多地方自治法規，不過缺乏較大魄力的革新，仍未能落實地方自治。 財經整頓方面，省政府順應民情，撤銷專賣和貿易局，展開公營企業民營化等措施。另由取得資金、重建交通、加強水利工程，以及增產肥料等途徑，顯著提升農工商業的產值，但也加深台灣和中國大陸經貿的關連性。此時受中國大陸惡性通貨膨脹的影響，導致台灣物價上漲的現象日益嚴重，省政府不僅無法抑止通貨膨脹的速度，其強硬控制市場的措施更是招致民怨。 「中國化」政策推展方面，國語運動和愛國教育乃是省政府文教政策的主軸，其推行方式和行政長官公署時期相較更顯激進和強烈。另外，省政府對新聞出版事業，一改二二八事件後的嚴格取締，乃藉由積極管理和分別確定各出版事業的權責機關，使得出版事業能進而成為政府推行施政的有利工具。 文官出身的魏道明在軍事系統為主的政治環境中，權力方面受到明顯的約束，因此許多層面仍是無法一展抱負，導致省府施政未能符合台人深切的期待，尤其在地方自治、物資和市場的嚴格控制等，更只是「延續」行政長官公署時期的政策，缺乏更大幅度的「改革」，實為其施政嚴重不足之處。Item 二二八事件與國民黨政府在臺權力之鞏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5-12-??) 陳佳宏; Fupian Chen傳統中國統治者對處理反叛事件，係以「鞏固權力」為出發點，縱使以不具正當性的「暴力」行之也在所不惜；徵諸中國歷史，暴力鎮壓所造成的人命傷亡對中國統治者而言並非鮮事。因此，二二八事件放置於中國歷史上來看，或許並非特例，但以民主化後的臺灣主體思維者觀之，恐怕難以忍受這場悲劇被淡然看待。近年來，國民黨政府官方曾以「官逼民反」為此定調，淡化其中的省籍族群衝突成分固然可以理解，惟掩飾鎮壓下之屠殺暴行的企圖實為昭然。直探事件本源，主因是權力不對等下，統治者對反抗者的武裝鎮壓，並蓄意清剿臺灣人菁英，以確保其政權；由於其中摻雜臺灣與中國今昔微妙的對應關係，使得「外來政權」、「省籍」、「族群」等浮面現象，有時凌駕於事件本質之上，不但窄化二二八的意義，也容易失焦。事實上，若鎖定中國統治集團對鞏固「權力」的迷戀與不惜代價，從其政權「價值（確保在臺權力地位）」，到展示權力的「平變機制（武裝軍事力量）」與「策略手段（先鎮後撫再株連）」為觀察點，並導入「統治者決策變遷」之過程──「從妥協到強硬」、「從地方有限武力到中央軍隊入臺」、「從血腥殘酷到表示寬容」──則很多對「中國性」本質的迷思就可豁然開朗。Item 楊雲萍、陳逸松、呂赫若這三個文化人與他們的時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6-12-??) 許雪姬; Hsueh-chi Hsu楊雲萍、陳逸松、呂赫若三人，可以說活在同一個世代。而他們所面對的時代，自青壯年皇民化時期，之後日本敗戰投降、國民黨的接收、二二八事件、國府撤退來臺、白色恐怖／冷戰時期，乃至解嚴，是一個最黑暗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光明的時代。生前他們三個人互相認識，惺惺相惜，也都是文化人，但性格有別、結局各有不同。本文利用三人留下的主要史料，參以當代人的旁證，以皇民化時期、戰後初期、二二八前後、白色恐怖這四個人生的階段來加以比較，以瞭解其共相與殊相。臺灣島在1895，1945年兩易其主，這三位臺灣菁英不能免於在中年改朝換代，各有因應方式，有的積極投入政界卻鳥盡弓藏，終究只是白忙一場；楊有機會進入公務系統，進行臺灣研究，卻因館撤而任臺大教職。呂赫若為推翻國民黨，加入共產黨，為了出版宣傳品，賣祖厝開印刷廠，直接投入反政府活動；卻因鍾浩東被捕，不得不進入武裝基地，從事危險的工作，終至意外喪生。1938年吳新榮說陳逸松是正義的使徒，楊雲萍是熱情的詩人，有異於吳新榮1938年的說法，筆者認為楊雲萍是良心的學者，呂赫若是正義的使徒，陳逸松呢？猶待資料更充分再論斷。Item 日治中期至二二八事件前後臺灣之認同糾葛(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09-03-01) 陳佳宏日治初期臺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絕大多數的人無奈地選擇現實認同，但有些人的情感認同上還是遙遙託付於祖國原鄉（清帝國→中國）。到了日治中期，臺灣精英領導社會運動向日本爭取權利時，或者由於本身自信不足，或者日帝國的力量過於巨大，一些臺灣精英常必須援引中國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來與日本抗衡。然而，這類存在慨念裡的祖國圖像，畢竟與中國實體差距頗大，臺灣人往往對中國政治的詭譎與深沉，諱莫如深，甚至一無所知。因此，除非遠離臺灣，前去中國發展，否則臺灣人歸結還是僅能與日本人合作。不過，隨著日本與中國之衝突不斷加溫，日本當局自不能容忍包括臺灣人在內的帝國子民懷有貳心。於是在「皇民化」－日本認同之集體催眠的氣氛中，不惟中國認同頓遭扼抑，戰時的臺灣主體性同等面對沉重的壓抑。二戰的結果，使得臺灣人的「日本化」功敗垂成，但新的中國政府又以極其強勢的姿態君臨臺灣，臺灣主體性不是遭到再次的重擊，便是在中國認同的羽翼遮蓋下而被遺忘。未料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發生，翻轉了這股臺灣人的認同歸向，將日治中期以來「自治」的訴求，重新導引至追求臺灣主體性的臺獨認同。本文便試圖以「二戰結束」與「二二八事件」爲兩個歷史轉折點，以臺灣精英爲討論重心，分析其間臺灣之認同糾葛。Item 世變下的北斗林家(國立臺灣圖書館, 2011-06-01) 張素玢Item 日治中期至二二八事件前後臺灣之認同糾葛(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09-03-??) 陳佳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