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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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學系

本系的前身為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史地學系,成立於民國35年,另設有三年制史地專修科一班,系主任兼掌科主任一職。民國38年,史地專修科第一屆學生結業,該科停止招生。民國44年,本校由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改制為師範大學,史地學系屬文學院。

 

民國51年,史地學系擴充為歷史學系和地理學系,仍隸屬文學院。歷史學系獨立之後,以事屬初創,頗費經營。幸首任系主任朱雲影教授多方擘劃,方漸就緒。民國54年夏,朱教授以事繁辭主任職,繼由戴玄之教授接任系主任。民國56年7月1日,台灣省立師範大學改制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仍隸屬文學院。58年,系主任戴玄之教授赴南洋大學講學,由朱雲影教授代理主任職。翌年8月,李符桐教授出掌系務。民國65年8月,王家儉教授接任系主任,68年夏,王教授赴美國哈佛大學進修,系主任職務由歷史研究所所長張朋園教授代理。69年2月,張教授接掌系篆,旋於同年8月赴美講學,系主任職務乃由文學院院長李國祁教授兼任。70年2月,郭為藩校長聘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林明德教授出任本系主任,迄75年7月期滿離職為止。同年8月,繼由鄧元忠教授出任系主任。81年5月,系務會議依據本系主任選薦辦法,推選王仲孚教授為系主任,呈梁尚勇校長核定,於同年8月1日就任。民國84年8月以來,由鄭瑞明教授、吳文星教授、廖隆盛教授、林麗月教授、陳豐祥教授、陳登武教授、陳秀鳳副教授相繼接掌系務,105年8月起,由陳惠芬教授接任系主任迄今。

  

本系在歷屆主任領導經營下,對師資之選聘均極為慎重,積極提倡學術研究風氣,並力求圖書、設備之擴充,因而系務得以蒸蒸日上。目前本系有專兼任教師30餘位,除教學研究之外,另定期舉行研討會,討論有關教學及研究心得。本系現典藏有圖書雜誌6萬餘冊,其他各國歷史掛圖、錄影帶、幻燈片、照相機、幻燈機、投影機、打字機、顯像機、錄放影機、擴音機、錄音機、螢幕、膠裝機、電腦、掃描器等教學設備亦日漸充實。近年來因科技日趨發達,電腦、網際網路等愈形重要,本系乃架設歷史學系系站,希望能與各區人士互相交流(http://www.his.ntnu.edu.tw/main.php)。歷屆畢業系友均能卓然自立,或執教鞭、或任教務、或掌校政,孜孜不懈為國家社會服務。此外,獲得碩士或博士而執教於國內外大學及在各學術機構擔任研究工作者不僅為數可觀,表現亦極為優異。

二、歷史學系碩、博士班

鑒於國內學術發展之需要,本校於民國59年8月成立歷史研究所。初僅設碩士班。創所之初,一切因陋就簡,幸經歷任所長及多位師長之奔走擘劃,刻苦經營,終能開物成務,奠下今日發展的基礎。首任所長為朱雲影教授,民國60年8月李國祁教授繼任所長,極力延攬著名學者至本所任教,並嚴格要求訓練學生專業研究之能力,對本所師資之充實及研究生素質之提昇有重要貢獻。民國66年2月張朋園教授接任所長,一本延攬名師、提昇學生研究能力之政策,對本所紮實學風之蔚成有重要影響。隨著研究成果的累積,師資的充實,學術水準逐年提高,並衡諸國內學術發展的需要,於民國66年8月增設博士班,對本所學術水準之提昇及發展有重大助力。69年2月,張朋園教授兼掌所系,此後所長由系主任兼任遂為定制。85年起實行系所合一制,直迄於今。在歷任所長的經營之下,繼續致力於海內外優良師資之延聘、碩博士班課程之充實及研究水準之提升,本所因能保持優良學風,日益求進。

 

本所成立之初,即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經濟研究所合作,聘請該院研究員至本所開課並指導學生論文。此外,又聘請國外著名學者來任客座教授,師資陣容極為堅強。研究及教學重心偏重於中國近現代史、社會經濟史,近年在台灣史研究方面,亦有長足進展。另外,在學術研究上,特重史學與各科間之科際整合,在國內各史學研究所間,以開課新穎、訓練嚴格而著稱。為擴大研究生見識,本所經常聘請國內外學者蒞所專題演講。本所碩士班修業限制二年至四年,至少須修滿28學分,其中必修課程四學分;博士班修業年限二至七年,必須修滿20學分。攻讀碩士者,須具備外國語文能力至少一種;攻讀博士者,須具備至少兩種,經考試及格認可,且兩種學位均須撰寫畢業論文。故歷年來本所畢業論文學術品質皆甚優良,在國內、外風評甚佳。

  

此外,配合本校進修推廣部之發展,為提升中等學校歷史教師教學品質,本系曾於民國67年7月開辦暑期四十學分班。繼又於民國82年9月開設週末四十學分班。民國92年7月,開辦在職進修碩士班課程歷史科學分進修班。民國88年7月,本系為加強中學教學專業知能與實務之研究,提供中學歷史教師進修學位管道,特開設暑期教學碩士班,現任歷史教師通過招生考試入學,修業年限二至四個暑期,通過論文口試後授予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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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前期臺灣縱貫鐵路設備與材料之研究(1895~1926)
    (2024) 陳宛琪; Chen, Wan-Chi
    日治前期臺灣縱貫鐵路以「速成延長主義」為建設方針,以具有鐵路建設經驗的日本技術人才為主,顯示臺灣鐵路設備和材料深受殖民母國日本的影響,並與日本的鐵路工業技術發展密不可分。本文擬就1895~1926年日治時期臺灣縱貫鐵路的發展、政策的變化、設備和材料的來源及轉變,究明1895~1926年間臺灣鐵路設備和材料的發展及其特色,並透過與日本國有鐵路的比較,探討兩者的關聯與異同之處。由本論文探討的結果可知,1899~1911年間日本的機關車技術尚在起步階段,因此縱貫鐵路的機關車仰賴外國進口,鐵路車輛國產化政策確立之後,以日本民間鐵路車輛公司為主要供應者,且與日本機關車型制漸趨相同,反映出殖民地臺灣配合鐵路車輛國產化政策,也顯示日本的鐵路車輛技術逐漸走向獨立。貨車和客車方面,係鐵道部工場擁有足夠的車輛製造技術和設備,得以鐵道部工場為主要來源,並另向日本民間鐵路車輛公司購買。貨車和客車的數量和種類具有因地制宜的特徵,以鐵路實際運輸情形增減車輛的種類和數量。軌條方面,1899~1910年代中期依賴國外進口,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與日本製鐵技術的進步,臺灣軌條轉為從日本進口。縱貫線採用窄軌,而清領鐵路、日本鐵路同為窄軌,使得縱貫線能沿用清領的鐵路車輛,也便於臺日之間機關車的調動與支持日本民間鐵路車輛公司。隨著運輸量增加,鐵路車輛數也隨之增加,但長期發生滯貨問題,反映出車輛數的成長跟不上運輸量的變化。此外,鐵道部工場反覆修繕及使用舊機關車,加以1910年代至1920年代車輛難以徹底檢查和維修,因而影響到鐵路的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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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視教材在國中台灣史的素養教學運用─以《灣生回家》為例
    (2024) 廖翊伶; LIAO, YI-Ling
    日治時期的台灣,除了台灣人之外,也有生活在同片土地上的日本管理者及日本移民。「灣生」議題在2015年前以「遣返者」一詞較為熟知,直到紀錄片《灣生回家》的出現,才讓灣生一詞廣為人知。本研究於國中素養課程中,使用影視教材來做運用,導演黃銘正於2017年因書籍作者造假身分,澄清書籍與紀錄片之間應有所區別,勿忽略還有這樣的灣生真實存在。關切紀錄片中的灣生心態,經歷過的童年與被遣返後的區別對待,促成灣生的追尋之旅。本研究集中於當代的時空背景及灣生的身分認同感,再分析導演的理念及呈現手法,最後透過本紀錄片設計課程教案,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對於這樣的影視教材的確有提升對議題的認識,進而化為行動,也展現他們的同理心,符合108課綱要求的素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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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臺南州的社教團體與社會變革-以共榮會為中心(1925-1934)
    (2022) 蔡寧遠; Tsai, Ning-Yuan
    本文旨在探討日治時期臺南州的社會教化團體共榮會之成立及其運作,究明其與殖民當局的社會教化、地方社會變革之關係。初步探討結果如下:1915年受放足斷髮運動的成功之鼓舞,總督府當局鼓勵臺人士紳成立社會教化團體,推動國語普及運動和風俗改良運動,全臺各地社教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成立,臺南廳士紳成立國語夜學會、臺南習俗改良會,嘉義廳則有嘉義同風會、嘉義國語獎勵會。1920年地方制度改正後,臺南廳和嘉義廳合併為臺南州,州當局決議廢除舊有的社教團體,頒布「關於國語普及施設及青年會處女會設置之標準」,統一規範基層社教團體。為了強化社教團體間的聯絡統一,進而成立臺南州共榮會,並在各郡、市、街庄設立支會和分會。臺南州共榮會成立後,和地方的基層社教團體共同致力於國語普及、青年組訓、風俗改良、地方振興等事業,鼓勵未就讀公學校之臺人學習日語,對未升學的公學校畢業生施行補習教育,培養農村青年的農業技術和修養,改善臺人冠婚喪祭的舊慣,推廣良好的休閒活動,以及協助街庄當局振興農村發展等,使臺南州的地方社會產生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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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視教材在日治臺灣史的教學運用:以紀錄片《跳舞時代》為例
    (2023) 戴雅婷; Dai, Ya-Ting
    日治時期的臺灣歷史一般被簡化成兩個階段,一個是臺灣人武力抗日,遭受鎮壓屠殺;一個是日治末期的戰爭狀態、軍國主義、皇民化運動,這兩者合起來便是日治臺灣的歷史。但日治時期卻是臺灣由傳統進展到現代社會的關鍵時代,且有許多改變都與現在日常生活習習習相關。 本文以《跳舞時代》作為影視教材,在國民中學七年級進行日治臺灣史教學運用,讓學生瞭解日治時期帶來很多西方流行文化與觀點。筆者先分析古倫美亞唱片公司對於發行臺灣流行歌的重要性,以及日治時期社會文化與女性地位的轉變,將歷史紀錄片設計成影視教材,得出的研究成果是學生一方面在日治時期總督府改良臺灣傳統文化的陋習,建立許多現代化制度的觀念有加深、加廣的認識;一方面學生能比較出日治時期與清領時期文化變遷的異同所帶來的影響,進而提升自己的歷史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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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森永製菓株式會社的廣告行銷—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中心
    (2020) 徐愷謙; Hsu, Kai-Chien
    森永太一郎出生日本佐賀縣伊萬里町的伊萬里陶器屋,經一連串生意挫折後,決定赴美學習西洋製菓技術,帶回日本發展,使森永製菓誕生,並成為當今日本製菓界的龍頭企業。隨著19世紀末日本報業及報紙廣告逐漸盛起,森永決定投入以報紙廣告作為產品主力宣傳,並參與日俄戰爭後政府在各地舉辦的就業博覽會等活動,使名聲遠播。隨著口碑及資本的累積,配合市場對產品需求的增加,逐漸擴建工廠、研發新製品。對報紙廣告的設計態度也日漸積極,插圖的設計、繪製及文宣內容,皆較以往更加細緻。進入大正時期,森永透過大正博覽會,使牛奶糖成為日後的熱門主打商品。資本增加後,森永擴建工廠製造更多產品,從事多角經營,並開發海外市場。 而森永在臺灣報紙的廣告宣傳,起初是與特約店共同宣傳森永產品,1914年,森永的市場及規模逐漸穩定後,即投入更多的資金,直接在臺灣的報紙刊登廣告。1925年,設立支店後,可直接了解臺灣市場之需求,擴大對臺灣市場之經營。然而在九一八事變與第二次戰爭時期,公司為因應日本政府的統制經濟,改變生產及宣傳方針。在臺灣經營方面,森永也配合總督府南進政策,進而影響產品宣傳與支店經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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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臺灣的口腔保健
    (2020) 曾柏陽; Tseng, Bo-Yang
    口腔保健為個人在生活中,每日應進行的保健項目,清代時臺灣居民之潔牙習慣不佳,口腔衛生知識仍屬貧乏。進入日治時期後,日人將現代化之衛生、醫療傳播至臺灣各地,欲改善本島居民之衛生狀況。 首先,日本領有臺灣後,隨即展開改善臺灣之衛生、醫療條件之工作,增進民眾健康與公共衛生。在齒科醫療方面,以臺灣齒科醫師令與相關法規規定在臺齒科醫師執業,並鼓勵臺人前往內地學校取得正式齒科醫師資格。 其次,總督府在各級學校課程安排教授口腔衛生知識,舉辦衛生展覽會與齲齒預防日,報刊中亦以專欄或廣告論述衛生知識。齒科醫師相繼開業,將醫療傳播至臺灣各地。 最終,在臺居民購買口腔保健產品,並在生活中落實清潔習慣,或前往齒科醫院就診。雖然政府與民間合力積極宣傳,但齲齒率仍因飲食習慣改變居高不下。儘管齲齒問題無法根除,且隨著文明進展愈加嚴重,不過遲至1930年代,臺灣居民已將潔牙作為習慣之一,瞭解如何維持自身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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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臺灣啤酒專賣之研究
    (2010) 岩村益典
    政府專賣制度向來都是挹注財政的重要手段。日治時期台灣所實施的酒類專賣,為總督田健治郎推動各項新政和建設提供所需財源。然而,1922年起所推動之酒類專賣,一開始並不具普遍性與一般性,其中,啤酒作為酒類項目之一,並未與其他酒類同時實施專賣,1933年才正式實施,且實施方式採收購專賣,異於本地酒類採製造專賣。顯示日治時期台灣之啤酒專賣,有其獨特性。 本論文藉由台灣當時所推動之酒類專賣制度,究明日治時期日本及台灣釀酒產業發展歷程,以及私人產業與政府在專賣制度上的競合關係,尤其是探究當時啤酒延後實施專賣之原因、影響啤酒專賣制度之因素,進而探討啤酒專賣在當時台灣財政收入上所扮演之角色,以及對戰時台灣人民生活所帶來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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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臺灣糖務局與臺灣新製糖業之發展(1902-1911)
    (2011) 莊天賜
    1902年總督府發布糖業獎勵規則及設立糖務局作為執行機關,根據本論文對之初步探討的結果,有幾項要點: 其一,糖務局糖業獎勵以外經費增列「臺灣糖業改良及獎勵費」項目辦理,糖業獎勵費則自勸業費項目中編列。整體經費與砂糖消費稅具正相關性。糖務局的專兼任技師北海道色彩十分濃厚,專長偏重農學,多主張小製糖工場主義;技手階層以九州出身者佔半數以上,同樣偏重農學。絕大多數受過近代農、工高等教育,可說是適才適所。 其二,糖務局成立初期製糖改良採取漸進政策,有補助資本額、補助購置製糖機械、貸借機械3種獎勵方式,同時趁獎勵時機發布命令項目確保糖業獎勵成果。 其三,糖務局在前期並未具有決定性的決策地位,經費同樣具侷限性。在小規模新式製糖發展失敗及大新式製糖排擠經費效應下,糖務局排除獎勵新設小規模製糖工場,同時鼓勵自由設立改良糖廍,促成1905年改良糖廍設立潮。糖務局有意透過設立改良糖廍先行整合原料採取區域內舊式糖廍,配合原料採取區域制度實施,為日後大型製糖會社出現建立基礎,亦規劃出新式製糖會社設於平原區,改良糖廍設於河谷近山丘陵地帶的新式製糖空間配置方式。 其四,糖務局後期製糖部門的獎勵僅限於補助既設製糖會社,金額亦大幅減少,但若將改良糖廍撤廢補助、原料消費補助、原料製造補助等經費加入考慮,糖務局投注的經費超過前期,加上行政和金融方面協助,使臺灣的新式製糖改革較前期有更大的進展。 其五,糖務局成立初期蔗作獎勵和製糖獎勵各行其是,無政策上連結。1905年實施原料採取區域制度,提供糖務局結合蔗作獎勵和製糖獎勵媒介,並據此結合製糖和蔗作部門,同時透過劃設原料採取區域掌握對新式製糖業較大的管理權,與地方官廳形成新式製糖和傳統製糖分工管理。為維持對新式製糖業的管理機制,糖務局改以劃定原料採取區域對新式製糖會社頒布命令項目,並將蔗作獎勵責任下放到新式製糖業者身上。大多數製糖業者都制定蔗作獎勵辦法。 其六,糖務局存立近十年,達到的糖業改革效果至少有以下幾點:(1)臺灣蔗糖產量接近日本國民消費量總額;(2)蔗糖品質大幅改善;(3)製糖方式幾乎全面近代化;(4)有效幫助總督府財政獨立;(5)新式製糖版圖超出原來濁水溪以南的平原地帶。 其七,糖務局裁撤後,獎勵事業轉由新設立的殖產局糖務課執掌,業務項目和人員編制大為縮減。研究人員編制和經費則增加,糖業試驗場研究成果較隸屬糖務局時期優異,與新式製糖會社間互動更為密切,新式製糖會社擔負蔗作獎勵大部分責任雖提高成本,也研擬出適合會社的蔗作獎勵方法,較糖務局中央集權式蔗作獎勵有效率。糖務局裁撤後縮減的獎勵,實際上指的是糖業獎勵規則規定下的獎勵項目,此外,製糖業仍受到當局相當保護。 其八,日俄戰後至糖務局裁撤前後11家新式製糖會社中,有7家製糖會社創立或改組初期聘請糖務局技師、事務官或囑託擔任常務董事、專務董事、經理等要職,並主導草創時期會社的經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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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殖民統治之基礎工程──日治時期臺灣道路事業之研究(1895-1945)
    (2006) 蔡龍保
      邁向近代化是日治時期臺灣發展重要的特徵之一,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近代化經驗如何運用在殖民地臺灣,實在是非常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日治之初,總督府陸續展開鐵路、築港、道路、通信、上下水道、都市計畫等基礎工程(infrastructure),道路由傳統道路進化為近代舖設道路,汽車由少數特殊階級的所有物變成一般民眾重要的交通工具。然而,誠如眾所周知,殖民地經驗並非是殖民地近代化的先決條件,對於殖民地時期帶來的「近代化」與「發展」,有必要細究總督府政策和制度實施的過程,考量殖民地所付出的代價後,才有可能作出適切的評價。本文的探討除了可發現「近代路政制度」、「近代舖設道路」、「汽車」所代表的近代性之外,從制度引進、政策推動的過程中亦清楚呈現臺灣異於日本母國的特殊性或殖民性、臺灣人在道路事業與汽車運輸業中的積極角色、臺灣人對近代事物之容受力,以及臺灣民間社會澎湃的力量。   日治時期的道路事業是殖民統治的基礎工程,其對臺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面之影響漸進而日益深化。日治初期,總督府透過修築道路擴張政權至各地方,統治日趨鞏固;人力車、牛馬車等傳統交通工具和軌道、私鐵等近代交通工具也因之有明顯的發展。由傳統道路過渡到「近代舖設道路」、由傳統人力車和牛馬車進步到汽車運輸後,1920年代汽車運輸業迅速發達更帶來二次的交通革命,使得交通體系再行整合。迨至1930年代已形成國鐵、私鐵、汽車、船運、航空相互連結之島內外近代交通網絡,發揮交通設施的綜合性機能,促進地區的發展、人口的流動、資源的開發、產業的興起、物產商品化、資訊的傳遞、文化的傳播,形塑新的生活方式,對臺灣社會、經濟、文化各個層面帶來顯著的發展和變遷,邁向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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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臺灣木材的供給、銷售與統制
    (2009) 蔣亦麟
    日治時期臺灣木材的供給分為臺灣生產的木材和自其他地區進口的木材,臺灣木材的生產分為民營伐木與官營伐木,規模較大的民營伐木業者皆由日籍材商經營,而官營伐木乃砍伐三大官營林場,即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的木材。木材砍伐後,分為原木和需要加工製造的製材,官營製材工場不論在生產力和動力方面皆具有優勢,民營製材工場無法和官營製材工場相較。 臺灣材的銷售亦分為民營材的銷售和官營材的銷售。民營材以1922年「關於官有林野產物市售價格之件」公佈後,總督府處理林木的政策約可區分為前、後二期。官方砍伐的官營材,銷售對象主要為官廳建築業和木材商人,銷售地區除高級材(扁柏、檜木)多賣至日本用作神社、佛寺等較雄偉的建築用材外,主要在臺灣銷售。能承購官營材的指定商,多為在日本從事木材業的日商,由於官方將官營材賣給指定商的售價並不高,指定材商將木材賣出的市價卻高岀成本數倍,所以獲利的應該是介於官方與消費者間的木材會社,即為享有「大牌」的日資會社。 日治時期臺灣官營材和民營材無法滿足臺灣的需求,因此須從其他地方進口木材,使木材貿易呈現入超的情形。日本統治臺灣時期,將從外國進口商品稱為「輸入」,從日本及其殖民地進口商品稱為「移入」,因此當時進口到臺灣的木材可分為輸入材和移入材,輸入材以中國材為主,移入材以日本材為主。日治初期臺灣使用的木材以對岸的福州材為主,約至1910年代左右,日本材逐漸凌駕福州材;一次大戰後尚有美材、北洋材陸續經由日本移入臺灣;七七事變爆發後,中國材幾乎斷絕輸入,臺灣越益依賴日本材的移入。 七七事變爆發後,臺灣實行統制經濟,1943年臺灣木材統制株式會社成立,此時不論進口材或臺灣材,從供給、製材、銷售到配給皆形成一元化的統制,國策會社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則居木材支配體制的中心。戰時體制下臺灣的物資統制,使臺灣木材產量增加,木材自給率提升。為服膺戰爭時期工業化發展和軍備強化所需的大量軍用材,原本以民需取向的木材貿易轉為軍用取向,增產的木材中,尤以闊葉樹的增產受到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