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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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學系

本系的前身為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史地學系,成立於民國35年,另設有三年制史地專修科一班,系主任兼掌科主任一職。民國38年,史地專修科第一屆學生結業,該科停止招生。民國44年,本校由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改制為師範大學,史地學系屬文學院。

 

民國51年,史地學系擴充為歷史學系和地理學系,仍隸屬文學院。歷史學系獨立之後,以事屬初創,頗費經營。幸首任系主任朱雲影教授多方擘劃,方漸就緒。民國54年夏,朱教授以事繁辭主任職,繼由戴玄之教授接任系主任。民國56年7月1日,台灣省立師範大學改制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仍隸屬文學院。58年,系主任戴玄之教授赴南洋大學講學,由朱雲影教授代理主任職。翌年8月,李符桐教授出掌系務。民國65年8月,王家儉教授接任系主任,68年夏,王教授赴美國哈佛大學進修,系主任職務由歷史研究所所長張朋園教授代理。69年2月,張教授接掌系篆,旋於同年8月赴美講學,系主任職務乃由文學院院長李國祁教授兼任。70年2月,郭為藩校長聘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林明德教授出任本系主任,迄75年7月期滿離職為止。同年8月,繼由鄧元忠教授出任系主任。81年5月,系務會議依據本系主任選薦辦法,推選王仲孚教授為系主任,呈梁尚勇校長核定,於同年8月1日就任。民國84年8月以來,由鄭瑞明教授、吳文星教授、廖隆盛教授、林麗月教授、陳豐祥教授、陳登武教授、陳秀鳳副教授相繼接掌系務,105年8月起,由陳惠芬教授接任系主任迄今。

  

本系在歷屆主任領導經營下,對師資之選聘均極為慎重,積極提倡學術研究風氣,並力求圖書、設備之擴充,因而系務得以蒸蒸日上。目前本系有專兼任教師30餘位,除教學研究之外,另定期舉行研討會,討論有關教學及研究心得。本系現典藏有圖書雜誌6萬餘冊,其他各國歷史掛圖、錄影帶、幻燈片、照相機、幻燈機、投影機、打字機、顯像機、錄放影機、擴音機、錄音機、螢幕、膠裝機、電腦、掃描器等教學設備亦日漸充實。近年來因科技日趨發達,電腦、網際網路等愈形重要,本系乃架設歷史學系系站,希望能與各區人士互相交流(http://www.his.ntnu.edu.tw/main.php)。歷屆畢業系友均能卓然自立,或執教鞭、或任教務、或掌校政,孜孜不懈為國家社會服務。此外,獲得碩士或博士而執教於國內外大學及在各學術機構擔任研究工作者不僅為數可觀,表現亦極為優異。

二、歷史學系碩、博士班

鑒於國內學術發展之需要,本校於民國59年8月成立歷史研究所。初僅設碩士班。創所之初,一切因陋就簡,幸經歷任所長及多位師長之奔走擘劃,刻苦經營,終能開物成務,奠下今日發展的基礎。首任所長為朱雲影教授,民國60年8月李國祁教授繼任所長,極力延攬著名學者至本所任教,並嚴格要求訓練學生專業研究之能力,對本所師資之充實及研究生素質之提昇有重要貢獻。民國66年2月張朋園教授接任所長,一本延攬名師、提昇學生研究能力之政策,對本所紮實學風之蔚成有重要影響。隨著研究成果的累積,師資的充實,學術水準逐年提高,並衡諸國內學術發展的需要,於民國66年8月增設博士班,對本所學術水準之提昇及發展有重大助力。69年2月,張朋園教授兼掌所系,此後所長由系主任兼任遂為定制。85年起實行系所合一制,直迄於今。在歷任所長的經營之下,繼續致力於海內外優良師資之延聘、碩博士班課程之充實及研究水準之提升,本所因能保持優良學風,日益求進。

 

本所成立之初,即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經濟研究所合作,聘請該院研究員至本所開課並指導學生論文。此外,又聘請國外著名學者來任客座教授,師資陣容極為堅強。研究及教學重心偏重於中國近現代史、社會經濟史,近年在台灣史研究方面,亦有長足進展。另外,在學術研究上,特重史學與各科間之科際整合,在國內各史學研究所間,以開課新穎、訓練嚴格而著稱。為擴大研究生見識,本所經常聘請國內外學者蒞所專題演講。本所碩士班修業限制二年至四年,至少須修滿28學分,其中必修課程四學分;博士班修業年限二至七年,必須修滿20學分。攻讀碩士者,須具備外國語文能力至少一種;攻讀博士者,須具備至少兩種,經考試及格認可,且兩種學位均須撰寫畢業論文。故歷年來本所畢業論文學術品質皆甚優良,在國內、外風評甚佳。

  

此外,配合本校進修推廣部之發展,為提升中等學校歷史教師教學品質,本系曾於民國67年7月開辦暑期四十學分班。繼又於民國82年9月開設週末四十學分班。民國92年7月,開辦在職進修碩士班課程歷史科學分進修班。民國88年7月,本系為加強中學教學專業知能與實務之研究,提供中學歷史教師進修學位管道,特開設暑期教學碩士班,現任歷史教師通過招生考試入學,修業年限二至四個暑期,通過論文口試後授予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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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中國灌溉工程與中外技術合作:涇惠渠與民生渠(1922-1942)
    (2024) 廖之睿; Liao, Chih-Jui
    本文討論跨國組織與中國合作推動的現代化建設,並以陝西省涇惠渠與綏遠省民生渠為個案。兩起工程的特殊性在於,其先後歷經著名跨國組織華洋義賑會與國際聯盟的參與,並由中國首屈一指的水利工程師李儀祉(1883-1938)、塔德(Oliver J. Todd, 1880-1973)與安立森(Sigurd A. Eliassen, 1884-1960)等中外專家主持。在外籍專家與本土工程師合力投入下,兩工程被視為當時中國現代灌溉工程的模範,更是1930年代國民政府推動的開發西北計畫中,少數付諸實踐的個案。本文使用全國經濟委員會與國際聯盟的檔案,及華洋義賑會與西北在地報刊等各種中外史料,強調跨國組織和中外工程師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意義,聚焦於中外水利技術合作、西北水利建設與在華跨國工程組織等研究面相,討論1930年代的社會因素變化,如何使陝西與綏遠兩省的水利發展,藉現代技術之力突破瓶頸,以及工程過程中的合作、挑戰與成果。此外兩工程涉及華洋義賑會與國際聯盟,兩個跨國組織參與的特色,更使雙方在合作過程中因工程專業,與利益考量產生摩擦。本文透過涇惠渠與民生渠個案,呈現1930年代中國現代建設要點之一的開發西北,並非全然歸功於國民政府,以及中外工程師、國際組織與地方勢力的合作,在開發西北水利過程中的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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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細亞主義與殖民地臺灣:日、臺人之思考與行動
    (2024) 張濤; Chang, Tao
    亞細亞主義是一種主張亞洲內部應團結以與外界對抗、競爭的思想。本文旨在考察亞細亞主義影響下,臺灣總督府、在臺軍部、在臺日人、臺灣人知識分子、「御用紳士」等群體的思想與行動,解明亞細亞主義在日治時期臺灣的發展,以及與殖民統治的複雜關係。由於臺灣身處中國、日本間的特殊地位,日本統治伊始,殖民者、被殖民者已對亞細亞主義與臺灣統治的關係提出意見。1920年代,亞細亞主義議論在日本國內流行,臺灣亦受此潮流影響。在臺日人、臺人知識分子、「御用紳士」紛紛基於各自的政治理想,提出不同樣貌的亞細亞主義,甚至付諸於行動。1930年代,九一八事變後,以松井石根(1878-1948)的思想為代表、具強烈日本中心性質的「大亞細亞主義」興起,對外主張以「皇道宣布」達成亞洲民族的團結、復興,對內亦主張以「皇道」達成「內臺融和」,兩者一體兩面。面對大亞細亞主義潮流,臺灣輿論界呈現日、臺分裂的情形,雙方分裂亦反映在行動上。為促成對外的「皇道宣布」,臺灣大亞細亞協會於1934年成立,然而因總督府、軍部、臺灣人各自抱有不同態度,具體南進工作只能仰賴軍部等積極派推動;為促成對內的「內臺融和」,軍部與右翼日人結合攻擊臺人知識分子,臺人知識分子則在總督府支持下組成東亞共榮協會對抗,直到1936年「祖國事件」後總督府接納軍部意見,開始打擊臺灣人的社會運動。在此背景下,謝龍闊(c.a.1895-1940)主導的大同促進會,主張依循大亞細亞主義,在日本勢力下追尋個人成就,提供了臺灣人一條另類的出路。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總督府立場與軍部一致,對內展開大亞細亞主義宣傳協助皇民化及戰爭動員,對外使臺灣大亞細亞協會開始具體南進工作,兩者皆隨著戰爭持續而逐漸加強。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總督府眼中,臺灣將成為「大東亞的中心」,實現大亞細亞主義的對內、對外意義。不過,儘管臺灣人表面呼應日本的戰爭理念,實際上仍能在大亞細亞主義中維持自身理想。最後,本文認為臺灣人透過對亞細亞主義的思考與行動,解決其夾在中日之間的尷尬處境,更引導其發展出某種獨特的「臺灣人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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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道學士人的政治行動 (1085-1140)
    (2024) 柯韋帆; KO, Wei-Fan
    「道學」是宋代興起的特殊思想體系,當中的士人思想家關注著修身成聖的學理目的,同時也在宋代「崇儒」的政治背景中,得到朝廷吸納並參與進政治之中。重要的道學士人程顥,最初曾在熙寧入朝為官時,嘗試將道學與政治聯繫,積極闡發如何利用道學學理之思維,看待並處理政治問題,以達成「王道」的理想,然而卻因與在朝主持變法的王安石不合,程顥於變法開始後不久便遭罷逐,退居洛陽講學十餘年。待其弟程頤於元祐時受到薦引入朝,他改變了政治論述方式,拒絕讓自身的「道學」配合「政治」,選擇嚴格恪守自身所悟出的「道學」修身法和師道觀念,展開政治活動。在此時期,二程及其門人都沒有生產出適用於現實政治的「道學」論述和理想,這導致道學士人無法藉由「學」相互聯繫結成群體,而是各自依附當時朝內的有力人物;程頤強硬的在政治上套用「道學」規則,與現實政治脫節並和傳統尊卑秩序衝突,導致了他的罷免,道學也被認為是不適用於朝廷政治的學說。  隨著政治傾向轉變,變法派在朝中得勢,他們將道學視為反變法的學術,對道學立場及由此而生的風險有所關注,並在朝廷與社會中禁絕,即便遁入地方講學的道學士人,也因此受到管制和打擊,再一次擴大了「道學」與「政治」間的距離。在北宋末徽、欽二帝時,道學士人楊時意外的選擇參政,因受政敵之請薦,其名節在身後受到廣泛的質疑,但對於「道學思想」與「政治」的關係,楊時有著至關重要的地位。因著對王安石的持續批判和反省,楊時注意著「政治」與「學」的聯繫,至其參政之後,他承接起自熙寧初程顥以來斷絕之道學適應政治的嘗試,藉由改變「道學語言」的詮釋,將原用於修身工夫的詞語,也用來呼應政治事功;此外,楊時將原本學術內部的爭端,藉其政治職位,提升到政治場域中,讓道學群體找到面對政治問題的道學視角和捍衛道學學統的方式。隨著楊時學派在往後政壇的盛行,其政治立場及那道學與政治相融的論述策略,也得到傳承和延續。  南宋之趙鼎、胡安國在朝薦引了大量道學士人,讓道學在政治上擁有相當的實力,也產生了許多群體性的行動。首先在當時許多奔競投機之士,欲透過模仿道學的作風和語言來推進仕途,這受到道學士人群體的關注,陳淵、張九成等屢屢非議之,認為這傷害了道學的學統傳承和純粹性,胡安國則將之抬升到政治場域中,請求朝廷利用政治力量,藉奉祀道學人物、刊刻道學書籍,以維護道學學統的純正性;另一面,道學在政治傾向上堅決主戰,這讓他們急於否定各種可能偏向和議的作為,立場彈性的缺乏,導致當秦檜—高宗主和國是一成,道學士人便紛紛因此遭到罷黜。  道學士人從草創的嘗試,中途的衰弱之後,漸漸掌握了在政治場域中活動的方式,藉由擴大對「道學語言」的詮釋、在政治上公開表達道學的立場、活用政治的手段保衛「學」的統系、或是在政治上結成群體推進自身的目標,都讓「道學」與「政治」的聯繫更加深化,而對此過程的深入觀察,不僅作為理解後來歷史發展的基礎,也能提供探討「學」與「政」不同的視角,並發覺個人在二者之間的動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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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蘭雅譯《治心免病法》之研究
    (2024) 范廷威; Fan, Ting-Wei
    本文旨在探討《治心免病法》一書的翻譯過程,從文本產生的時代背景、譯文對照以及相關影響做一綜合性的討論。過往談到《治心免病法》的研究,多半是作為譚嗣同思想的陪襯出現,箇中原因在於譚嗣同曾經親至上海拜訪傅蘭雅,除了見識到 X 光照片、化石等先進的西方儀器,還獲得了傅蘭雅剛翻譯出版的《治心免病法》。在這本書中,他發現了西方富強的原因,並影響了他的《仁學》思想形成。由此來看,《治心免病法》似乎是一本相當重要的著作。但是,清末民初的史料有關於《治心免病法》的反饋是相當稀少,使人不禁好奇為何是這樣的結果。當我們將焦點置於《治心免病法》的底本 Ideal Suggestion Through Mental Photography 時,便會發現作者 Henry Wood 及其作品是屬於美國新思想運動的脈絡;新思想運動盛行於十九世紀的美國,此一運動思想的內涵相當複雜,跟正統的基督宗教之間也有些距離。當我們再進一步對照底本與譯本時,也會發現傅蘭雅在當中做了許多改寫,有些敘述甚至是直接忽略,比如催眠術或精神醫學的討論。因此,這樣不禁會讓人思索,為何一名基督教的傳教士會接觸新思想運動的著作?傅蘭雅進行改寫的動機為何?更進一步來說,經過改寫後的譯作,是否為傅蘭雅試圖與某些領域進行對話,如傳統思想下的善書、靜坐;抑或是傅蘭雅在回應晚清中國的社會問題,如鴉片煙癮。種種問題所涉及的面向,其實涉及到兩個層面。其一,在翻譯的過程中,概念的流失或創新是譯本為了適應當地話語而有的反應。其二,譯本進入的時間點正巧是轉型時代,在一切價值被重估的時代下,這樣的譯本是否符合時代所需?最後,本文通過 1901 年的《衛生學問答》與《治心免病法》之間的聯繫,藉此思考轉型時代下的傳統思想是如何延續自身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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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海軍赴美接艦,1942-1949
    (2024) 郭家池; Kuo, Jia-Chih
    1942年,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軍事委員會決定利用盟國資源重建在戰爭初期遭到毀滅的中國海軍。至戰爭結束前,中國兩次向英美兩國派遣人員,分別是「赴英美參戰見習暨造船案」及「赴英美接艦案」,這些人員成為戰後海軍重建的骨幹。由於戰後英國國力的衰落,致使美國成為中華民國重建海軍的主要援助國,因此本文便以赴美人員為主要研究對象。  「赴英美參戰見習暨造船案」由軍事委員會主導,旨在召集分散各地的海軍人才,選出一百名軍官送往英、美兩國接受訓練。透過該案,軍委會成功建立派遣海軍人員出國的程序。「赴美接艦案」便是在「赴英美參戰見習暨造船案」建立的程序與標準下進行。1943年軍委會向美國提出「借艦參戰」的構想,在經過交涉後,儘管雙方對接艦案想法有所落差,仍達成由美國借艦中國的共識。1944年軍委會成立海軍選派委員會,利用參戰見習暨造船案建立的標準,挑選出70名軍官與1000名士兵,前往美國接艦。赴美人員的特殊性在於有近半人員係知識青年,這些知識青年來自全國各地,有著不同的出身與參軍動機,透過他們留下的紀錄,可以窺見基層士兵如何看待戰爭、及他們在美國的訓練與生活。赴美人員在美國完成訓練,並贏得美國人的好感,隨著戰爭的結束,美國決定將借給中國的「八艦」正式轉讓給中國,而赴美人員的第一個任務,便是駕駛八艦宣慰美洲的僑胞,重建中國的形象與國際地位。  當人員回到中國時,由於國府要求知識青年終身參軍,加上內戰的爆發,致使一部分人逃離軍隊。留在軍隊的人員,少部分進入海軍官校,並不幸被捲入海軍白色恐怖;其餘人員則分散在各部隊。透過美國贈予的八艦,中華民國海軍得以完成南海的探勘,為今日的南海局勢奠立基礎。隨著國府在內戰中的潰敗,八艦之一的太康艦護衛蔣介石來台,此後兩岸分治,中國海軍史進入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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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前期的八旗水師
    (2024) 吳旻蓓; Wu, Min-Pei
    本研究以布琮任的「海上新清史」構想為基礎,藉由鄧小南的「活的制度史」研究方法,探討清朝前期八旗水師的設立因素、建制發展與運作過程,指出滿洲統治者對海洋的重視,實施積極、靈活與開放的海防政策,以及欲掌握水師能力的企圖。首先,概述清朝前期江海防環境,以及沿海八旗、綠營的軍事部署情形,並梳理八旗水師營建立經過,分析其設置因素與部署考量。關外時期,即有八旗官員帶領兵丁進行水上作戰,征討東北各部的記載。然而,面對明朝水師,八旗幾無水上抵禦能力,水戰依靠遼東漢人、明朝投誠將士,或是採取招撫、海禁與遷界等政策。康熙前期,隨著攻克南明、平定三藩、納入臺灣,清朝在中國的統治已然穩固,遂著手江、海防整頓,以及解決順治朝以來俄羅斯侵擾東北黑龍江流域的問題。清廷面對俄羅斯的水上作戰,不再完全依靠綠營水師,而是建立與發展以八旗為主的吉林水師、黑龍江水師,清朝水師從此分為八旗與綠營兩個軍政系統。康熙晚期,沿海受到海盜的威脅,且禍及北洋洋面,促使清廷檢討海防政策,最終促成盛京八旗水師的成立。至雍正朝,隨著海防制度的發展、東北八旗水師建立的嘗試,以及康熙皇帝晚年以來的海疆威脅與八旗生計的問題,給予雍正皇帝在直省沿海部署八旗水師營的基礎與挑戰。其次,透過梳理八旗水師成員的編制、來源、職責、待遇等,以及訓練與裝備,勾勒八旗水師制度的樣貌,以及制度變遷的因素與影響。研究指出清廷因應防務與旗務的不同,水師成員來源不一,編制亦有別,職責上則等同綠營水師。然而,八旗水師制度雖係參酌漢人綠營水師制度而來,在待遇、陞轉、旱操等方面,仍保有滿洲特色,亦維持著清語騎射。最後,闡述八旗水師營內八旗與綠營的互動,以及營外旗人與民人的交流,顯示雖滿洲統治者有意限制旗、民之間的往來,然八旗需要向綠營水師學習水師,八旗水師制度反而促成八旗與漢人間的互動。接著,分析旗務政策對八旗水師營發展的影響,以及八旗水師營對清前期江海防的作用,指出八旗水師營的設立,亦有解決八旗餘丁生計問題的目的,爾後的漢軍出旗政策,雖八旗水師因防務考量而暫緩出旗,最終仍造成水師營內成員的流動。至於八旗水師的部署,則符合清前期海防思想,既能與外海綠營水師對抗海洋威脅,亦能協助八旗陸路駐防抵禦外敵進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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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的「新滿洲」與邊疆統治
    (2024) 陳穎毅; Chen, Ying-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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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論春秋時代的氣候變化及其影響
    (2024) 孫兆中; Sun, Chao-Chung
    氣候變遷是一個重要的議題,與人類的生活密切相關,研究氣候變遷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古代社會和歷史發展的情況。先秦時期的氣候資料非常稀少,但春秋時代的氣候資料由於《春秋》經傳的記載,保留了較多的史料。本研究使用了歷史學、氣候學等跨學科的研究方法,藉以重建春秋時代的氣候變化。然而,由於春秋時代的氣候資料相對零散,需要參考多種史料並結合科學研究的方法分析春秋時代的氣候變化,氣候因素也影響了春秋時代的歷史,從研究中得知,春秋時代的溫暖乾燥氣候導致了華北平原和黃土高原的旱災和饑荒,各諸侯國由於饑荒而發生了戰爭,成為諸夏間互相征伐的原因之一。氣候變化同時也對戎狄族群造成了深遠的影響,隨著生存環境的惡化,戎狄族群為了尋找更適宜的居住地和糧草來源,不得不逐步遷徙至華夏地區,與諸夏產生了衝突。北戎族群較早受到氣候影響,較快融入華夏文化,而北狄族群則能夠保持較多的獨立性,直到戰國時期後才消亡。本研究意在透過對春秋時期氣候變遷的深入分析,將氣候的影響納入歷史發展的因素之中,以不同的角度詮釋春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