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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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學系

本系的前身為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史地學系,成立於民國35年,另設有三年制史地專修科一班,系主任兼掌科主任一職。民國38年,史地專修科第一屆學生結業,該科停止招生。民國44年,本校由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改制為師範大學,史地學系屬文學院。

 

民國51年,史地學系擴充為歷史學系和地理學系,仍隸屬文學院。歷史學系獨立之後,以事屬初創,頗費經營。幸首任系主任朱雲影教授多方擘劃,方漸就緒。民國54年夏,朱教授以事繁辭主任職,繼由戴玄之教授接任系主任。民國56年7月1日,台灣省立師範大學改制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仍隸屬文學院。58年,系主任戴玄之教授赴南洋大學講學,由朱雲影教授代理主任職。翌年8月,李符桐教授出掌系務。民國65年8月,王家儉教授接任系主任,68年夏,王教授赴美國哈佛大學進修,系主任職務由歷史研究所所長張朋園教授代理。69年2月,張教授接掌系篆,旋於同年8月赴美講學,系主任職務乃由文學院院長李國祁教授兼任。70年2月,郭為藩校長聘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林明德教授出任本系主任,迄75年7月期滿離職為止。同年8月,繼由鄧元忠教授出任系主任。81年5月,系務會議依據本系主任選薦辦法,推選王仲孚教授為系主任,呈梁尚勇校長核定,於同年8月1日就任。民國84年8月以來,由鄭瑞明教授、吳文星教授、廖隆盛教授、林麗月教授、陳豐祥教授、陳登武教授、陳秀鳳副教授相繼接掌系務,105年8月起,由陳惠芬教授接任系主任迄今。

  

本系在歷屆主任領導經營下,對師資之選聘均極為慎重,積極提倡學術研究風氣,並力求圖書、設備之擴充,因而系務得以蒸蒸日上。目前本系有專兼任教師30餘位,除教學研究之外,另定期舉行研討會,討論有關教學及研究心得。本系現典藏有圖書雜誌6萬餘冊,其他各國歷史掛圖、錄影帶、幻燈片、照相機、幻燈機、投影機、打字機、顯像機、錄放影機、擴音機、錄音機、螢幕、膠裝機、電腦、掃描器等教學設備亦日漸充實。近年來因科技日趨發達,電腦、網際網路等愈形重要,本系乃架設歷史學系系站,希望能與各區人士互相交流(http://www.his.ntnu.edu.tw/main.php)。歷屆畢業系友均能卓然自立,或執教鞭、或任教務、或掌校政,孜孜不懈為國家社會服務。此外,獲得碩士或博士而執教於國內外大學及在各學術機構擔任研究工作者不僅為數可觀,表現亦極為優異。

二、歷史學系碩、博士班

鑒於國內學術發展之需要,本校於民國59年8月成立歷史研究所。初僅設碩士班。創所之初,一切因陋就簡,幸經歷任所長及多位師長之奔走擘劃,刻苦經營,終能開物成務,奠下今日發展的基礎。首任所長為朱雲影教授,民國60年8月李國祁教授繼任所長,極力延攬著名學者至本所任教,並嚴格要求訓練學生專業研究之能力,對本所師資之充實及研究生素質之提昇有重要貢獻。民國66年2月張朋園教授接任所長,一本延攬名師、提昇學生研究能力之政策,對本所紮實學風之蔚成有重要影響。隨著研究成果的累積,師資的充實,學術水準逐年提高,並衡諸國內學術發展的需要,於民國66年8月增設博士班,對本所學術水準之提昇及發展有重大助力。69年2月,張朋園教授兼掌所系,此後所長由系主任兼任遂為定制。85年起實行系所合一制,直迄於今。在歷任所長的經營之下,繼續致力於海內外優良師資之延聘、碩博士班課程之充實及研究水準之提升,本所因能保持優良學風,日益求進。

 

本所成立之初,即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經濟研究所合作,聘請該院研究員至本所開課並指導學生論文。此外,又聘請國外著名學者來任客座教授,師資陣容極為堅強。研究及教學重心偏重於中國近現代史、社會經濟史,近年在台灣史研究方面,亦有長足進展。另外,在學術研究上,特重史學與各科間之科際整合,在國內各史學研究所間,以開課新穎、訓練嚴格而著稱。為擴大研究生見識,本所經常聘請國內外學者蒞所專題演講。本所碩士班修業限制二年至四年,至少須修滿28學分,其中必修課程四學分;博士班修業年限二至七年,必須修滿20學分。攻讀碩士者,須具備外國語文能力至少一種;攻讀博士者,須具備至少兩種,經考試及格認可,且兩種學位均須撰寫畢業論文。故歷年來本所畢業論文學術品質皆甚優良,在國內、外風評甚佳。

  

此外,配合本校進修推廣部之發展,為提升中等學校歷史教師教學品質,本系曾於民國67年7月開辦暑期四十學分班。繼又於民國82年9月開設週末四十學分班。民國92年7月,開辦在職進修碩士班課程歷史科學分進修班。民國88年7月,本系為加強中學教學專業知能與實務之研究,提供中學歷史教師進修學位管道,特開設暑期教學碩士班,現任歷史教師通過招生考試入學,修業年限二至四個暑期,通過論文口試後授予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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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監當官體系之研究
    (2004) 雷家聖
    本文除「緒論」與「結論」外,共分六章如下: 第一章「監當官的源起」:唐代已有「監當」之詞,但僅為一般的「管理事務」之意;但宋代的「監當官」則成為一專有名詞。監當官的設置,有削弱藩鎮利權、集權於中央的作用。 第二章「宋代地方的監當機構」:分為下列五節:一、生產製造機構(錢監、坑冶、作院等),二、倉儲出納管理機構(監倉、庫務、糧料院),三、地方稅務機構(監稅、監鎮、監茶、監鹽、監渡),四、官營商業機構(監酒、市舶務、榷貨務、市易務等),五、其他專門性事務的管理機構(監堰、牧監、館驛等)。 第三章「宋代中央的監當機構」:分為下列五節:一、軍器製造與管理機構,二、服務皇室及中央官署之監當機構,三、倉儲出納管理機構,四、稅務與官營商業機構,五、其他專門性事務之監督管理機構。 第四章「決策與監督:監當官體系的上級管理者」:分下列兩節:一、監當政策的決策機構:包括樞密院、北宋前期的三司,以及元豐改制後的戶部等。二、對監當機構的監督機構:包括中央的諸寺監,地方上的發運使、轉運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提舉鹽事司以及州縣官府等,皆可監督所屬的監當機構。 第五章「宋代監當官的任用與考核」:介紹「監當官」與「監當資序」的區別,以及對監當官的任用與考核。在任用方面,宋代經常以貶降者充任監當官,甚至以貶為監當官作為打擊異己的手段。而對監當官的獎懲,常以「課利」多寡作為考量的依據。 第六章「監當官體系和宋代的經濟、政治與社會」:分為五節:一、監當官對北宋經濟發展的貢獻。二、探討在王安石變法時期對監當機構的新政策及其得失。三、蔡京專權與監當官體系的關係,討論蔡京專政時期,種種與監當官相關的政策及其弊端。四、南宋時期的監當官體系:探討在南宋時期政府對監當官體系的管理所出現的弊端,以及因此而產生的不良影響。五、宋代監當官的形象:宋代士大夫常標舉理想,而監當官則在現實政治中,執行「魚肉百姓」的「必要之惡」。監當官雖然是國家機器運作的基礎,十分重要卻又備受輕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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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歷史社會學的發展(1960-1990)
    (2003) 蕭令杰
    1960-1990台灣的社會科學始終與美國核心學術發展亦步亦趨,在學術世界體系中屬於被動 的從屬地位。1970年代行為科學影響下的社會科學,基本預設是「非歷史」的,因此歷史 學無法跟社會科學有對等互動,歷史學只是社會科學理論的消費者。 隨著世界社會科學理論的變遷,舊有學術框架限制的打破,1980年代社會學體認到理論本 土化的重要。但要建立符合本土社會文化的理論,必須有賴對本土社會的研究,因此歷史 社會學重新受到世界學術體系的重視,韋柏與年鑑學派的歷史社會學在1980年代相繼成為 學術主流。深受世界學術體系影響的台灣也受到這股潮流的衝擊,於是歷史社會學的研究 方式反而成為建立理論的基礎。因此1980年代後,社會學也試圖從歷史資料歸結出理論, 歷史學也加入理論生產者的行列,不再僅是過去地位低落的理論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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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醫學知識的爭議與建構: 以太素脈和《王叔和脈訣》為中心
    (2009) 謝柏暉
      在古代中國的思維方式中,醫跟卜並非截然不可分割的兩門學說。醫療與卜算在中國文化中,有著淵遠流長,難捨難分的關係。李建民指出,中國醫學中人體經脈的建立,其實與術數之學有極為密切的關聯,醫者可以「決死生」,其實便是醫卜共性的一面。 由於古代巫醫在治病之際,也進行占卜,醫與卜實有共同的起源。 Donald Harper也指出,在中國古代,醫與卜都能解釋疾病及預測結果,並共享「工」的身份,顯示卜算和醫學關係之密切。 此外,費俠莉對漢代淳于意「診籍」所作的分析,也認為淳于意在診脈之時能夠預知病情,便是因為診脈和術數之間的關聯。 祝平一也認為,診脈與卜算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事實上,醫卜關係之密切,早見於史籍。如漢代賈誼便說:「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之中。」 唐代醫家孫思邈也說醫者必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並須精熟,如此乃得為大醫。」 雖然醫卜之間密切的關係,早已是人所共知,但除了身份的共通、實踐的相似之外,似乎不容易具體指出兩者之間的關聯究竟何在。太素脈正好為醫卜關係的具體探討,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切入點。這是太素脈研究的第一個意義。第二個意義是太素脈在宋元從未成為問題,但在明清醫學史上,卻引發了是否應該將之排出在醫學之外的爭議。而這個爭議發生的時間點,恰好也是醫者群體以及我群意識開始形成的時刻,顯見其位處醫卜邊界的特點,不僅是導致爭議的原因,也是明清醫學知識建構上,邊界劃定過程的一個指標。   《王叔和脈訣》和太素脈同樣在北宋時才廣為人知。但不同的是,《王叔和脈訣》自南宋開始,便已受到醫家士人的群起批判。正是由於對《王叔和脈訣》的批判自南宋以來代不乏人,因此追溯《王叔和脈訣》的批判史,便可看出在明代中葉,醫家對何謂合理的醫學知識,開始有不同前代的感受。本論將會指出,明代中葉的醫家對既有的醫學和分類感到不滿, 開始訴求建立「醫統」,也就是重新建構正統的醫學知識,將不合理的醫學知識裁汰,對既有的醫學進行重新評價。而《王叔和脈訣》在明代受到排除威脅的時間點,恰與太素脈受到批判相同,反映出正是在明代中葉,醫家對醫學知識出現了與前代不同的感受。這也和明中葉以後出版興盛,商業發達有關。 此外,《王叔和脈訣》除了身為漏洞百出的通俗知識外,又是假托王叔和為作者的偽書, 這也是它在明清受到強力批判的原因。 從歷來對《王叔和脈訣》甚囂塵上的撻伐看來,其在醫療市場上的需求度不可小覻。本文也會探討《王叔和脈訣》之所以生命力如此頑強,與其文本形式的通俗易解,容易學習有關。而關於《王叔和脈訣脈訣》的爭議除了上述的面向之外,本文更擬探索《王叔和脈訣》與《脈經》在考證學意義上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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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京大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發展(1919~1952)
    (2008) 陳建守
    本文以燕京大學的史學研究活動為起點,採取結合燕大內部學術刊物登載文稿所釋放的學術訊息,以及外在政治、學術環境之變遷所造成的影響兩種研究面向,把學術研究的外部環境納入考察視野,重視外在文化機制(包括學術建制)對學術展的影響,且亦注意到學術觀點傳播的方式,揭示出學術文化演進的現象和原因所在;又希冀同時兼顧學術團體在整體學術發展脈絡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學術團體中個別學者學術觀念的發展與流變,將燕大史學研究活動重新擺放進時代脈絡中,擺脫單就學術作品進行考察的偏頗論斷。 全文章節架構安排如下:除首尾兩章為緒論與結論外,第二章〈史學課程的設置與發展〉,以時間為主軸貫串前後,輔以教育制度的演變進行析論。本章試圖利用現存的史學課程資料,在燕大校史的架構底下,演繹歷史系的課程發展方針。並旁及外在學術、政治環境所施放出來的制約力,藉此觀察燕大史學課程的實質規劃與教學活動。 第三、四章則主要是以報刊雜誌為重心進行考察,略分為國學研究刊物和史學研究刊物兩種展開討論。本文之所以將刊物登載的文獻內容拆分為兩章進行論述,主要是考量到合併在同一章節中,篇幅恐略嫌龐大。即便如此,本文並非以為燕大的國學刊物與史學刊物是互不相干的兩條軸線,而是採取傾向於觀察在學術場域中,這兩種性質既重疊又有其獨立面向的刊物,各自如何在民國的學術發展脈絡中開拓自身的「公共空間」。筆者以為這樣的研究向度是較為合乎民國時期的歷史現實的,尤其在燕京大學的這個學術場域中,國學刊物和史學刊物的發行並行不悖,這一方面代表學術轉型的過渡期間,「舊國學」與「新史學」兩種典範的並存、分化與交替;另一方面則是代表史學的學科意識愈趨明顯且獨立,也因此而與國學正式分道揚鑣。 第五章則是以釐清重估燕京大學在現代中國史學發展脈絡的地位為起點,進而探究燕京大學在民國南北學術界所扮演的第三股勢力之堡壘是從何而來的成就?末則針對歷史書寫形式與文體進行分析,列舉考據文類、經世思想和敘述史學如何融攝、形構時代變局、外患頻仍的中國學術界一幅三稜鏡式的史學知識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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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與甲午戰爭
    (2009) 翁詩怡
    近代英國外交素以「務實、利益」為最大特色,即「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在一些外交事件上,不論其前後態度如何轉變,目的都在於保護英國的政治商貿利益。甲午戰爭前十年,英國的東亞政策是「維持現狀」及防範俄國勢力的擴張。將朝鮮當作英俄間的緩衝,並有限度地默認中國在朝鮮伸張宗主權,讓各方勢力在朝鮮能夠保持微妙的平衡。但是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之亂,中日雙方因出兵朝鮮問題引發甲午戰爭,也宣告此種平衡狀態的終結。 英國在這場戰爭中扮演的是「旁觀者」之角色,在甲午戰爭時期的外交表現,起初對中國抱持同情態度,至馬關議和時卻對中國的求助無動於衷,甚至婉勸中國接受日本的條件。英國對日本的態度,則以甲午戰前簽訂的《日英通商航海條約》為契機,顯示出英國對日本的友善傾向。隨著日軍節節勝利,英國的態度也更加偏向日本,這點從英國輿論的轉向,以及英國在馬關條約與三國干涉還遼中均採中立可見一般。英國對日本所提出的軍事行動及議和條件都採取默認的態度,給予日本相當大的鼓舞。 英國的態度是靜觀其變再做打算,卻仍有其底線。第一,英國最為看重商貿利益。如果對其商貿利益及視為勢力範圍的長江流域有造成影響的可能,英國不惜出動武力捍衛。第二,英國雖採行局外中立,卻無法坐視中國政府覆滅。因為英國在華有太多條約利益繫於中國政府之存在。英國之態度雖然曖昧,卻仍可歸結出英國的外交原則為「利益至上、理性選擇」,同時力圖保持和平,其脈絡是有跡可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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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宜蘭溪南地區漢人拓墾勢力與地方社會(1804-1895)
    (2007) 張琬鈴
    蘭陽平原,三面環山,一面臨海,地理環境的封閉性延緩了此地漢人開發時間。蘭陽溪將蘭陽平原一分為二,劃分出溪北與溪南兩個獨立的地理區。清代宜蘭的開墾在台灣開發史上有其重要的意義。尤以嘉慶十五年(1810),噶瑪蘭廳之設治,使得宜蘭從一界外荒埔轉變為界內的新開地,亦使溪南在相對於溪北私墾勢力各立山頭之下,初期的零星開墾提供官方預作規劃的空間。清代的溪南開墾遂在帝國、三籍結首和具西部背景的資本家,三方力量的運作與互動下,複雜性更甚溪北地區。 以往宜蘭開墾史研究,未曾明確點出溪北、溪南的區域差異,遂使論述容易流於以偏概全,偏重溪北之研究。本文首度試圖以溪南為獨立區域進行歷史研究。全文以「拓墾勢力之形成與角逐」和「拓墾家族與地方社會」兩大主軸,依序進行論述。探討在官方刻意主導「三籍分墾」、「力裁業戶」、「加留餘埔制」等土地政策,與扶植泉粵壓抑漳籍的族群操弄之下,西勢(溪北)、東勢(溪南)結首和溪北、溪南、西部資本家等拓墾勢力,在彼此的角逐與競爭之中,如何取得地權。尤其是後期隨著結首制的崩解,土地集中在幾個重要的地方家族,這些家族領袖不但成為大地主,亦是溪南地方社會的領導階層。溪南拓墾家族大多透過其經濟力、人際網絡與軍功,在寺廟興建管理、民間社團與地方文教等方面在地方社會展現其家族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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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慶初年川陝楚白蓮教之役(1796-1804):以天時、地利、人和為中心的再檢討
    (2007) 黃立儀
    以往研究嘉慶初年爆發的川陝楚白蓮教之役的學者多將此役視為中衰的象徵,因此在研究論述上,大部分認為鄉勇團練與堅壁清野的策略是此次戰役平定的主力,並進而否定清朝經制兵的作戰能力,認為八旗早已不堪為用,綠營也不能成事。但這樣的說法並不能解釋為什麼被稱為盛世的乾隆中期,所發生的大小金川之役同樣也是耗費七、八年。因此本論文想要從天時、地利、人和三方面為主軸,以探討檢視清軍在進剿教徒時的得失利弊。 本論文的第一個重點是探討自然環境的特徵對戰爭所造成的影響,以此觀點切入川陝楚白蓮教之役的前人研究成果並不多,因此本論文使用當事人的奏摺、供詞等原始資料,還原作戰環境。正如題目中所提的天時與地利,正是在探討自然環境對戰爭造成的主要影響。 本論文的第二個重點是重新檢視清軍進剿教徒時的策略運用。藉著檔案資料的彙整與分析,以及當時論者的評析,鄉勇團練與堅壁清野等策略的施行效果並不如預期,大部分只能從事消極性的防守工作。因此,不能否認清朝的經制兵的持續進剿對戰事的平定是產生了積極的效果,圈圍教徒,縮小教徒活動的範圍。 因此,本論文希望能以上述的研究方向對川陝楚白蓮教之役的得失利弊重新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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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之研究(1924-1929)
    (2009) 石歆卉
    民國13年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國民黨無論在黨部組織與總章方面,均有重大變革,中央監察委員會於是時成立,與中央執行委員會為並立對等的機關,共同構成中國國民黨的中央黨部。國民黨在統治中國期間,國民黨始終難以祛除黨紀不振、組織渙散的積弊,中央監察委員會職司監察,首當其衝,加上中央監察委員多為年高德劭、不理庶務的黨國元老,監察委員會向來被視為無所作為的機關,時人甚至有「黨部機構之無力而不健全,殆以監察委員會為最」的批評。國民黨作為革命政黨,擔負以黨治國的重任,黨紀的重要,不言而喻,而黨員對此並非沒有覺悟,黨的領導幹部亦有整肅紀律的決心,則國民黨何以欲振乏力,監察委員會之實際運作情形如何,均為值得探究的問題。 本文擬就監察委員會之組織、監察委員執行職務狀況、黨紀處分案件之審查,以及監察委員會執行各項職務概況,分析中央監察委員會之運作情形,惟以能力有限,研究範圍,僅以中央監察委員會自民國13年成立起,至民國18年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之前為斷限,易言之,即為中央監察委員會第一屆、第二屆的早期歷史。論文除了緒論、結論首尾兩章,分別就中央監察委員會改組初期(民國13-14年)、廣州時期(民國15年)展開探討。清黨期間以史事繁多,分為兩章,而以民國16年4月為斷限。第四章以中央監察委員會發動清黨為主軸,第五章則分析16年4月以後,中央監察委員會提出廣州共變彈劾案,以及民國17、18年之黨紀處分案件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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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風潮下的工人與工運 -以廣州地區為例的討論(1924-1927)
    (2006) 崔聖玟
    革命風潮下的工人與工運-以廣州地區為例的討論(1924-1927) 中國勞工運動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但是從整個學術界來看,1990年以後對中國工運的研究已不算熱絡。在工運地區性的研究方面,大部分是以廣東、上海、湖南地區為主,其中,上海地區的研究最多,相對來講,廣州地區的工運研究確實比較少。但是實際上,廣州地區較早跟歐洲接觸,晚清以後開始發展的工商業,最早產生於近代產業工人。最重要的部分是1920年代中國國內,除了北洋政府以外,各地方有大小的軍閥,國民黨(也包含共產黨),他們奮鬥的背景下,出現不同的工運政策與不同的工運發展。其中,廣州地區是革命發源地,同時勞工運動的法源地。還有新的資料能夠再討論廣州工運的一些問題等,這些角度來看,的確是值得研究。在本文上主要討論的內容為政治組織如何推動工運,政治介入後,廣州工運如何變化?這一時期的工運在工人社會上有甚麼意義?從這些課題來能夠了解這段時期廣州地區工運的特徵與此影響、意義。 實際上,這一段時期的廣州工運,除了對民眾生活波及效果極大的行業的罷工或工潮之外,政府還是針對經濟性質的罷工有較具彈性的反應。但就政治性罷工來說,政府不斷地用宣傳、教育等方法,培養出工人對時局的認識,而且對於正面意義的罷工有較積極地支援。 1920年代的罷工,尤其1924年到1927年清黨以前的工運特色是從經濟性因素開始,同時政治力介入,這係以政治因素而推展了當時工運的革命化。北伐時期政府動員工人的方式不是經濟動員,就是政治動員。當時指導工運的國民黨工人部,以及國民黨人推展政治性的工運時,也考慮到工人的經濟部分,一直試著將經濟性罷工擴展到政治性質的工運形態。這樣的過程中,由於工運由經濟鬥爭的口號轉變為政治鬥爭的口號,自然而然加速了工運的激進。 國民黨為了北伐及國民革命等的政治色彩頗為濃厚。不過,不要忽略了此一時期工人運動的歷史意義,這時是工人運動的過渡期。雖然黨在工運政策上有一定目的,但由黨所做的工運事業或工人權利提高部分來看,黨對於工運發展基礎及工人運動找新出路,仍有不可忽略之處。廣州工人為了國家動不動要打到帝國、反軍閥等,工人參加這些政治運動一面得到名譽,一面也可以得到經濟利益。政治罷工時,工人積極地參加工運,也算是加入國民革命運動。對工人而言,工運的過程中要付出一些代價,但是值得參加工運的理由肯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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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廟與地域文化—以關廟鄉山西宮為中心的探討(1661-2006)
    (2009) 林奕欣
    本文研究的是漢人傳統社會寺廟與地域文化發展與傳承,以關廟地區的中心大廟—山西宮做為討論的主軸。關廟鄉十七個村落都有自己的村庄廟,形成聚落、村落級的祭祀圈,而山西宮祭祀圈涵蓋十一個村,本文所論述的地域文化即指在此跨街村的大祭祀圈內的文化,論述的重點在建立起一個傳統的模式,附帶敘述現代化之下的發展趨勢。 關廟地區開發甚早,十七世紀鄭氏時期已有漢人移入,在當地開闢埤塘、形成聚落後,就修建廟宇以奉祀神明,因此廟宇的修建經常與地方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山西宮亦建於鄭氏時期,是一座主祀關聖帝君的廟宇,肇建之初信徒限於關帝廟街,隨著信徒人數增加,祭祀圈逐漸擴大,清季已成為外新豐里地方大廟。山西宮是神明在世間的居所,地方民眾與各村庄廟藉由宗教祭典等信仰活動界定了祭祀圈的範圍,顯示山西宮是祭祀圈內最重要的神聖中心,同時廟宇空間舉行世俗性的公共事務,因此亦為地方之世俗中心。 山西宮是宗教性的建築物,無論是建築格局形式、雕飾彩繪都特別強調與眾不同的特殊之處,運用寺廟建築的符號意涵,不但營造出廟宇空間的神聖性與強化其中心性,使原本世俗的空間轉化成神聖的空間,也充份顯示了地方信眾的審美觀與價值觀。環繞著山西宮展開的各種宗教性展演,如祭典、藝陣與戲曲都具有神聖性與世俗性的雙重面向,目的是為了酬謝神明、界定與淨化神聖空間,也提供民眾休閒娛樂。由於廟宇聚集人群的特性,地方世俗性公共活動也多在山西宮進行,公共事務受神明力量及權威的影響,而帶有神聖性的色彩。除此之外,地方的集體記憶亦附著於山西宮而流傳至今。因此山西宮對地域文化與祭祀圈內的居民而言,具備了文化負載、規約、整合與認同等功能。雖然在現代化影響下,廟宇功能經歷了分化與轉變的現象,但是直至今日山西宮仍為祭祀圈民眾最重要的神聖中心以及認同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