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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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緣起

中國早自漢唐時代與外國有所接觸時便已有譯書的工作開始進行,尤其至清末民初,列強入侵,國事艱困之際,有識之士體認借助西學以促進中國現代化的重要,不少人士毅然投入西書中譯工作,其結果對我國政治社會文化都產生劇烈的衝擊。直至今日,隨著傳播通訊之發達,舉世已成為聲息相關的地球村,如何透過翻譯慎重採擷外國之優點,促進我國之文化科技進步;又如何透過翻譯將我國人民的多方成就傳揚海外,提昇我國之國際地位;都是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慎重其事的問題。

本所為國內第一所公立之翻譯研究所,歷時四年餘籌劃,於八十五年八月正式開辦。設立之目標,一為配合當前社會所需,兼顧科技整合,培養各領域專業口筆譯人才;另一方面則強調翻譯之學術及理論研究,以配合國家發展政策,擴大國際文化交流,提昇學術研究水準。

良師益友

本所師資陣容強,除積極延聘專任教師,並禮聘國內各大學教授或專家任教。筆譯組教授多為著作等身之名家,如延聘自香港中文大學之劉宓慶客座教授、中研院李奭學研究員等,口譯組教授多為具有從事高層國際會議口譯多年經驗之專家,如陳子瑋、吳敏嘉、周滿華、黃勝美等,都是我國多年來在WTO、APEC等重要經貿談判中協助政府首長折衝樽俎的幕後英雄。此外,為充實學生在文學、語言學、法政、經貿、科技、藝術各方面之素養,更敦請如彭鏡禧、李振清、羅青、席慕德等教授執教。

本所自成立之初,便深受學生之嚮往重視,第一屆招生時即創下近五百人報名,競逐十個入學名額的盛況,現在仍要求TOEFL或IELTS測驗極高成績作為參與入學考試之基本資格。所有學生來自多樣化的大學主修背景,包含文學、教育、新聞、企管、理工、醫學等,又都有優異的中英文造詣;同窗研讀,互相砥礪,自然能精益求精,不斷精進。

淬礪精煉

在課程方面,本所之口筆譯兩組,一年級多為必修科目。全所共同必修科目包括中國翻譯史、翻譯概論研究、初級筆譯練習。筆譯組的必修科目還有比較文體論、筆譯研究方法、進階筆譯練習。口譯組的必修科目包括口譯研究方法、視譯、逐步口譯、同步口譯習。以上的必修科目以外,所有學生都必須修習系列專題講座,從美術、音樂、體育、經貿、工業科技、物理等專題中獲取豐富的背景知識,以利譯事的進行。

一年級結束時,筆譯及口譯組學生均應通過資格考試,以確定其有繼續二年級課程之能力,如不能通過,則不准續修二年級課程。自二年級起,口筆譯兩組課程均分為理論及實務兩個取向。學生可擇一方向努力,分別加強理論研究或實務訓練。修畢相關科目後,學生仍必須接受學科考試及論文考試,始得畢業。在學科考試方面,理論取向學生應以筆試就「口筆譯理論」與「翻譯史」應考,實務取向學生則應就筆譯或口譯專長接受專業考試;論文部分,理論取向學生應提出三萬字以上的學術研究之論文,實務取向學生則可以筆譯作品或口譯實際表現,配合一萬字以上的自我評析報告作為論文。

由於翻譯工作需要深厚的語文基礎與豐富的專業知識,本所也鼓勵學生儘量爭取出國研習的機會,甚至規定除特殊情況外,所有學生在學期間應至國外研習三個月至六個月。本校與多所國外知名大學有合作協定,目前每年師大派往國外交換學生中,有一半是本所學生。

追求卓越

本所自成立之初,便深受學生之嚮往重視,第一屆招生時即創下近五百人報名,競逐十個入學名額的盛況;且採取從嚴教學的高標準原則,許多學生戲稱本所是全國入學最難、畢業更難的研究所,確非虛言。事實上,本所畢業最低學分,筆譯組理論取向學生為37學分,實務取向學生為37學分;口譯組理論取向學生為52學分,實務取向學生為69學分,應該也是全國各研究所少見的規定。但是,本所全體師生都有共識,唯有作最高的自我期許,才能達成超群的成就,因此,莫不兢兢業業,迎接挑戰。相信凡是通過考驗的畢業生,都能依個人志趣,或為國內領導翻譯研究的學者或教授,或為首屈一指的口筆譯專家;共同努力,達成建立翻譯實務專業尊嚴、與提昇翻譯研究學術地位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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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徒 生 故 事 中 譯 本 研 究
    (2003) 呂奕欣; Yi-hsin Lu
    本論文以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統論為基礎,探討近百年來安徒生故事的中譯現象。埃文-佐哈爾指出,若翻譯文學處於文學系統的中心位置,則譯文講求「充分性」,若翻譯文學處於系統的邊緣位置,則譯文注重「可接受性」。翻譯文學的位置,會影響譯者的策略。 本論文分為五個時期來討論近百年來的安徒生故事中譯本。第一時期為早期的譯文,主要受晚清的翻譯規範影響。晚清的翻譯文學處於邊緣的地位,因此直譯的譯本並不受歡迎,並且出現了大量改寫以符合譯入語文化價值觀的譯本。 第二時期為新文化運動,此時的譯文位於文學多元系統的中心位置,因此安徒生故事的譯文多採直譯的策略,十分講求譯文的充分性。 第三時期為三○年代,此時期的安徒生故事預設讀者從知識份子轉變為兒童,逐漸走向邊緣的兒童文學系統,譯文也開始有了簡化與注重教育性的傾向。 第四時期之後,為五、六○年代台灣地區的譯本,此時期文學系統位於整個大多元系統的邊緣,安徒生故事也沒有新的譯本出現,可說是發展停滯的空窗期。 第五時期為一九七七年至今,此時安徒生的中譯發展可分為兒童與成人兩系統。安徒生在兒童文學系統發展得相當蓬勃,不過受限於兒童文學的自我定位,因此譯文有大量改寫的情形。至於成人系統的譯文仍處於邊緣地位,因此除了葉君健的譯本之外,並無其他著重充分性的新譯本出現。 綜合以上分析,可發現安徒生故事的中譯過程並非靜態的語言轉換。翻譯文學在多元系統的位置,會影響譯者如何操縱譯文。筆者最後提出建議,認為未來應有更多樣化的新譯本,以彌補舊譯本之不足,並符合多元系統中不同讀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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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爾摩斯變形記:以台灣東方出版社《福爾摩斯探案全集》為例,談翻譯偵探文學為兒童文學
    (2005) 馮瓊儀; Chiung-yi Feng
    1960 年,台灣東方出版社改寫柯南.道爾(Conan Doyle)的福爾摩斯系列小說,出版《福爾摩斯探案全集》,目標讀者為兒童,初版為 20 冊。本論文將以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出發,並依照佐哈爾.沙維特(Zohar Shavit)的兒童文學翻譯理論,以及偵探小說的重要元素「懸念」,討論東方譯本的變形。佐哈爾.沙維特認為,由於兒童文學位於文學系統的邊緣,譯者可以調整文本,做出種種增刪修改,但必須符合兒童文學的兩大原則:「教育」及「符合兒童閱讀能力」,調整文本的方法則可能在人物形象、情節、語言等方面。本論文即探討東方版譯文對福爾摩斯小說在人物形象、情節、語言,以及偵探小說重要元素「懸念」等方面所做出的變形,探討變形的原因、結果、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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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爾納科幻小說中文譯本研究--以《地底旅行》為例
    (2006) 陳明哲; Chen Ming-jer
    西元1900年,凡爾納的《八十日環遊記》首度引進中文的多元文學系統,在接下來的十幾年內,因為適逢梁啟超等人發起「小說界革命」,翻譯科學小說蔚為風潮,凡爾納其他的科幻作品,諸如《海底旅行》、《地底旅行》與《月界旅行》等,也都陸續有了中文譯本。從晚清時期以來,凡爾納的翻譯延續至今,雖然其間因為五四文人的文學取向不同而有所中斷,但挾著「科幻小說之父」的盛名,他的作品依然在文學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若我們總結這一百多年的中譯歷程,凡爾納的地位其實經歷了不同的變化,各個時期因為社會歷史背景不同,對於譯者、譯本與翻譯行為也產生了不同的影響。 晚清時期,翻譯文學仍處於文學多元系統的邊緣,而且又受到政治革命的影響,譯者傾向於強調科學的實用價值,把科幻小說當成教育大眾的工具,因此對於譯本便有許多更動。以魯迅的《地底旅行》中譯本來說,可以歸納出三個操縱的方向:一、符合傳統小說的框架。二、為政治目的服務。三、省略或簡化科學的描述。而這三個特色同樣見諸於同一時期凡爾納其他的科幻譯本。 到了五四時代,知識份子對於通俗小說的譯介不再熱衷,加上正規科學在中國落地生根,已經無人關心科普問題,凡爾納的科幻小說翻譯於是陷入停頓。 政府遷台之後,凡爾納科幻小說的翻譯漸漸回復,不過這個時候的出版社與譯者幾乎都把凡爾納的作品當成是青少年兒童讀物,因此在從事翻譯工作之時,便受到兒童文學翻譯規範的支配,絕大多數的譯本都以可接受性為主,高度充分性的翻譯極為少見。這個時期所翻譯的作品都是晚清就已經介紹過的,而且跟晚清一樣,翻譯的來源依舊是轉譯本,只是不同之處在於晚清以日文為主要轉譯的中介,而這個時候則以英譯本為主要來源。分析這個時期的《地底旅行》譯本之後,筆者發現三個操縱的大方向:一、為教育目的服務。二、迎合青少年兒童的閱讀需求。三、還原科幻成分。因為把他的小說定位成青少年兒童文學,因此沙維特所提出的兒童文學翻譯規範「教育兒童」與「符合兒童的閱讀能力」兩項,譯者均有相對應的操縱策略。至於原著小說中的科學描寫,大多數已經譯出了,但是因為受到上述規範的影響,有些科學段落依然遭到刪除或簡化。 綜觀整體,轉譯似乎是所有時代譯者的一致選擇,要尋找從法文譯出的版本極為不易,因此他的中文譯名一直都沒有固定,中文讀者對他的重視無法提升有一部份也導因於此。其次,凡爾納的原創小說數量有60幾部,而真正譯出的卻十分有限,尤其台灣地區幾乎都以科幻小說為重,相較於英語世界對他的認識在逐步修正,我們的翻譯則一直都在原地踏步。最重要的一點是,雖然所有的譯本都以「科幻小說之父」為號召,但是卻沒有讓他名實相符,也就是說,自晚清以來,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某些科幻文字從來就沒有機會跟中文讀者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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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討《湖濱散記》的中譯概況及發展趨勢
    (2005) 彭健銘; Chien-ming Peng
    本論文以描述翻譯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DTS)的「多元系統理論」(The Polysystem Theory)及「翻譯規範」(Translation Norms)為基礎,探討五十餘年來美國作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的散文集《湖濱散記》(Walden)的中文翻譯概況,透過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地位轉變,了解不同時期譯者的價值取向及翻譯策略。 本研究以中文翻譯文學的地位演變為論述基礎,以《湖濱散記》的中譯本為例,從譯者的「翻譯價值取向」及「翻譯策略」兩方面探討《湖濱散記》的中譯概況及發展趨勢。中文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的地位,由20到40年代的中心位置(中國文學多元系統),50到60年代的邊陲位置(台灣文學多元系統),70年代,翻譯文學提升到中心位置,到80年代以後,漸往系統邊陲移動。以《湖濱散記》的中譯本為例,40到80年代初期的譯本傾向「充分性」的價值,採用逐字逐句的「直譯」方式,句法、詞序悉照原文;80年代中期以後的譯本傾向「可接受性」的價值,句法和詞序較符合中文的表達方式,採用較具彈性的「意譯」方式。就翻譯策略而言,40到80年代的譯本多採用「全譯」或「節譯」的策略,但以「全譯」最為普遍,「全譯本」形式的譯本也較多;90年代以後,「節譯」逐漸成為主要的翻譯策略,「節譯本」亦為重要的文本類型。近年來,則有融入譯者個人創作,搭配中文常見語彙的「改譯本」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