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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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緣起

中國早自漢唐時代與外國有所接觸時便已有譯書的工作開始進行,尤其至清末民初,列強入侵,國事艱困之際,有識之士體認借助西學以促進中國現代化的重要,不少人士毅然投入西書中譯工作,其結果對我國政治社會文化都產生劇烈的衝擊。直至今日,隨著傳播通訊之發達,舉世已成為聲息相關的地球村,如何透過翻譯慎重採擷外國之優點,促進我國之文化科技進步;又如何透過翻譯將我國人民的多方成就傳揚海外,提昇我國之國際地位;都是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慎重其事的問題。

本所為國內第一所公立之翻譯研究所,歷時四年餘籌劃,於八十五年八月正式開辦。設立之目標,一為配合當前社會所需,兼顧科技整合,培養各領域專業口筆譯人才;另一方面則強調翻譯之學術及理論研究,以配合國家發展政策,擴大國際文化交流,提昇學術研究水準。

良師益友

本所師資陣容強,除積極延聘專任教師,並禮聘國內各大學教授或專家任教。筆譯組教授多為著作等身之名家,如延聘自香港中文大學之劉宓慶客座教授、中研院李奭學研究員等,口譯組教授多為具有從事高層國際會議口譯多年經驗之專家,如陳子瑋、吳敏嘉、周滿華、黃勝美等,都是我國多年來在WTO、APEC等重要經貿談判中協助政府首長折衝樽俎的幕後英雄。此外,為充實學生在文學、語言學、法政、經貿、科技、藝術各方面之素養,更敦請如彭鏡禧、李振清、羅青、席慕德等教授執教。

本所自成立之初,便深受學生之嚮往重視,第一屆招生時即創下近五百人報名,競逐十個入學名額的盛況,現在仍要求TOEFL或IELTS測驗極高成績作為參與入學考試之基本資格。所有學生來自多樣化的大學主修背景,包含文學、教育、新聞、企管、理工、醫學等,又都有優異的中英文造詣;同窗研讀,互相砥礪,自然能精益求精,不斷精進。

淬礪精煉

在課程方面,本所之口筆譯兩組,一年級多為必修科目。全所共同必修科目包括中國翻譯史、翻譯概論研究、初級筆譯練習。筆譯組的必修科目還有比較文體論、筆譯研究方法、進階筆譯練習。口譯組的必修科目包括口譯研究方法、視譯、逐步口譯、同步口譯習。以上的必修科目以外,所有學生都必須修習系列專題講座,從美術、音樂、體育、經貿、工業科技、物理等專題中獲取豐富的背景知識,以利譯事的進行。

一年級結束時,筆譯及口譯組學生均應通過資格考試,以確定其有繼續二年級課程之能力,如不能通過,則不准續修二年級課程。自二年級起,口筆譯兩組課程均分為理論及實務兩個取向。學生可擇一方向努力,分別加強理論研究或實務訓練。修畢相關科目後,學生仍必須接受學科考試及論文考試,始得畢業。在學科考試方面,理論取向學生應以筆試就「口筆譯理論」與「翻譯史」應考,實務取向學生則應就筆譯或口譯專長接受專業考試;論文部分,理論取向學生應提出三萬字以上的學術研究之論文,實務取向學生則可以筆譯作品或口譯實際表現,配合一萬字以上的自我評析報告作為論文。

由於翻譯工作需要深厚的語文基礎與豐富的專業知識,本所也鼓勵學生儘量爭取出國研習的機會,甚至規定除特殊情況外,所有學生在學期間應至國外研習三個月至六個月。本校與多所國外知名大學有合作協定,目前每年師大派往國外交換學生中,有一半是本所學生。

追求卓越

本所自成立之初,便深受學生之嚮往重視,第一屆招生時即創下近五百人報名,競逐十個入學名額的盛況;且採取從嚴教學的高標準原則,許多學生戲稱本所是全國入學最難、畢業更難的研究所,確非虛言。事實上,本所畢業最低學分,筆譯組理論取向學生為37學分,實務取向學生為37學分;口譯組理論取向學生為52學分,實務取向學生為69學分,應該也是全國各研究所少見的規定。但是,本所全體師生都有共識,唯有作最高的自我期許,才能達成超群的成就,因此,莫不兢兢業業,迎接挑戰。相信凡是通過考驗的畢業生,都能依個人志趣,或為國內領導翻譯研究的學者或教授,或為首屈一指的口筆譯專家;共同努力,達成建立翻譯實務專業尊嚴、與提昇翻譯研究學術地位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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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布袋戲英譯初探:霹靂布袋戲劇集英譯譯注
    (2019) 陳宣; Chen, Hsuan
    布袋戲自十八世紀中葉傳至臺灣以來,歷經了許多革命性的變化,也因此成為許多專家學者研究的重點。然而,大多數文獻偏重討論臺灣布袋戲的歷史與發展,或是布袋戲中使用的臺灣閩南語,而鮮少觸及翻譯這塊領域。臺灣布袋戲經歷過豐富的歷史及政治背景而演變至如今的樣貌,蘊含複雜的文化意象,加上使用的是臺灣閩南語,因此英譯實為一難題。而目前的現代臺灣布袋戲當屬霹靂國際多媒體為龍頭,將此一民俗表演藝術與多方科技融合,形成一種新的現代產物。此篇論文將提供筆者自翻的霹靂布袋戲劇集系列一集,並附上注釋作為譯注。霹靂布袋戲以閩南語為口頭語言而國語為影視字幕,此文以翻譯國語字幕為目標,透過布袋戲國語字幕的英譯讓來自不同文化、說不同語言的朋友也能欣賞臺灣寶貴的藝術。此篇論文旨在透過筆者初步的嘗試,以期為臺灣布袋戲吸引更廣大的關注,並展現此種文化翻譯文本的可譯性,未來期望有更多學術界的專家能可更進一步研究臺灣布袋戲的英譯,讓此臺灣本土文化為國際所了解,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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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I 上海:探討張愛玲短篇小說英法譯本中的文化詞翻譯
    (2019) 海凱苓; Hayslip, Margaret Katherine
    一般而言,語言能反映出其根源文化,然而有部分詞彙單位(lexical units)仍無法擺脫文化的制約。本文中的文化詞(culture-specific items, CSIs)為指涉抽象概念或具體物件的字彙和語句,且這些文化詞僅存在於特定語言文化中,或是在譯入其他語言後,其意義(meaning)或意涵(connotation)可能背離原意。各文化詞的文化特殊性及涵義晦澀程度不一,有些文化詞較明顯、容易辨識,其餘反之;且文化詞無法單獨存在,必須依賴涉及的來源語(source language)和目標語(target language)組合、文本功能及出版脈絡等,文化詞才得以展現。 翻譯工作為跨越文化和語言隔閡,將所指內容精準傳達,筆者欲瞭解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是如何處理文化詞的翻譯不對等現象。傳統研究將譯者的處理手法分為兩類:異化(foreignization)和歸化(domestication);但現今許多學者修正此過時概念,研究趨勢逐漸從二分法轉變為流動頻譜,並著重於中間的各種翻譯情形。 本論文探討中文的文化詞,如何在英文和法文譯本中呈現,是否如實保留、受到中性化策略(neutralization)影響,亦或由目標語文化中相對應的概念取代。過往研究分析多限於特定文化詞種類,本研究採取更全面方法,即檢視文本中所有符合條件的文化詞。另外,針對文化詞翻譯的處理手法,本論文提出新的架構,用以評析和分類各種翻譯方式;奠基於現有研究中的各模式,此一新架構將詞彙化(lexicalization)、語意規則(semantic regularity)及同義詞(synonymy)等納入考量,其中涵蓋的九種翻譯方式可大致歸類為三種翻譯策略,即異化、歸化、中性化策略。接著將資料進行量化分析,以判定文化詞翻譯方式的成效,以及各篇譯文的文化轉移(cultural transposition)價值。 本研究文本為張愛玲的短篇小說《等》和《桂花蒸阿小悲秋》,其英文和法文譯本為主要研究題材,共八部文本,其中四部是由張愛玲撰寫和翻譯,而蒐集出的文化詞最後彙編成三語文化詞語料庫。本研究發現,不論譯者或目標語為何,文化詞的翻譯方式多受到中性化策略影響,並極少出現極端翻譯方式。然而各譯者的翻譯手法仍有差異,英文譯者 Kingsbury 和 Patton 採用較謹慎且中性的方式,法文譯者 Péchenart 和張愛玲的自譯版本則傾向使用非詞彙化且不合乎文法的文字;又面對不同文本時,部分譯者處理文化詞的方式並不一致,其中又以張玲愛的情形較明顯。 本研究的學術貢獻在於證明文化詞翻譯量化分析的可行性,以及其成果可支持相關的質性研究。此外,本論文提出的新分類架構也能改編用於其他翻譯研究,進而促進不同語言組合、文本或作者等的對比文本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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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三劍客》與《亞瑟王之死》的日中兒童改寫本看情色元素的操縱
    (2019) 涂瑋瑛; Tu, Woei-Ing
    東方出版社「世界少年文學選集」與光復書局「彩色世界兒童文學全集」在臺灣兒童文學界都佔有重要地位,兩套選集都是從日文本翻譯的世界名著改寫作品,卻都抹去了日文源頭的痕跡。收錄作品中有些原作是非兒童文學作品,含有兒童不宜的元素。本研究以情色元素為主題,研究文本為《三劍客》與《亞瑟王之死》,比對收錄於兩套選集的中日文版對情色元素的操縱。 比對結果顯示偕成版、講談版、東方版將幾乎所有情色元素「淨化」,小學版與光復版則保留較多情色元素與故事細節,但也會刪除或淡化過度情色的部分。改寫本遇到劇情需要必須保留部分情色元素時,傾向貶低女性角色,維護男性角色的正面形象。比對過程中也發現,日文改寫者決定了大多數對於情色元素的操縱,而中文譯者幾乎照單全收。改寫本的出版年代不同,比對結果的差異顯示社會與兒童文學價值觀隨時代演變,對於情色元素的接受度逐漸提高,改寫本能保留的細節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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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手語翻譯:邁向職業平等之路
    (2012) 胡叡克; Riccardo Moratto
    本文的撰寫動機來自於與臺灣手語傳譯人員之討論,亦來自於本人身爲口譯員對翻譯學的高度興趣,進而以本身對於翻譯的專業認知來探討翻譯學的相關領域:翻譯學有很多不同的類別,手語翻譯學為其中一種。據筆者所知,目前臺灣學術界尚未出版任何與手語翻譯學有關之論文。 從筆者撰寫論文的過程當中所訪談過的專業手語傳譯人員得知,他們與口譯翻譯人員的待遇並非相同。首先,手語傳譯人員的薪資不是以工作日而是以工時來計算;再者,手語傳譯人員的薪資比口譯人員低的很多。這可能牽涉到經費的問題,然而,台灣長久以來將手語傳譯者視為次等翻譯人員的這個情況則尚未在任何文獻裡面被討論過。 本研究從不同方面來探討手語翻譯員所遇到的問題,並著重在幾個具有挑戰性的領域。除此之外,本文提供以科學方法為根基的學術研究結構來分析並舉例說明,手語翻譯員該享有口譯翻譯人員所享有的尊重以及專業上的平等對待---理論上與實際上都應如此。本論文第五章中的假設指出,若台灣手語是一種自然的語言,以及神經語言學認為不同的語言系統之間的翻譯行為所需要用到的腦部理解組織與解構的生物機能是相同的,則口譯與手譯的專業翻譯行為不應有差別的待遇。 筆者試圖於本論文中囊括最具有代表性的神經語言學研究來證明手語確實是自然的語言,並且在第五章中提出假設,試圖用神經語言學的實驗來證明,從事手譯翻譯的過程所運用到的腦部解構與重組機能並非低於一般口譯的行爲。 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及數據,無論是在文獻綜述方面或是訪談方面都有助於提高手譯員對自己的專業形象。此外,本研究也是第一篇關於臺灣手語翻譯學相關研究的論文,其在台灣師大翻譯研究所亦可視爲主要貢獻之一。作者也希望政府和特教機構正視本論文所提出的重要議題和建議,讓手語翻譯人員在各種條件上享有與一般口譯員同樣的權利與待遇,例如每隔二十到三十分鐘有不同手語翻譯人員輪替進行翻譯。 最後希望本論文對手語翻譯界的學術研究、教學領域與實務均能帶來具體的影響,並有效地提升手語翻譯員專業的地位與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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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一個符號系統的探討
    (2014) 吳碩禹; Shuoyu Charlotte Wu
    本研究旨在以符號學作為後設語言,探究並描述翻譯文本生成之相關問題。本研究分為正文與附錄兩部分。正文共分為四章,附錄則有文本分析兩篇。首章由亞里斯多德《詩學》之模擬與創造兩概念出發,探討翻譯詩學的性質,確立翻譯文本生成乃基於後設溝通。第二章由生物符號學的自體生成機制探討翻譯如何藉由結構重組促成個別文本的生成以及意義的層層衍生。第三章探討翻譯如何由個別語言活動之連結,轉而引發系統互動。第四章則由洛德曼的對話結構出發,以翻譯為自我與他者對話之角度,探討系統互動對互動中的個別系統有何意義。附錄兩個文本分析,一為伍光建所譯之〈會揭露秘密的心臟〉,此文譯自愛倫坡之短篇小說,文本分析以格雷馬斯之符號矩陣以及敘事模型探討譯者的操弄如何促成翻譯的結構重組。第二篇文本分析以話語模態探討白芝在漢學家以及譯家兩個身分之間的翻譯作為有何不同,以及其作為與翻譯對話結構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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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與生手口譯員的句子理解歷程: 事件相關腦電位研究
    (2013) 范家銘; FAN, Chia-ming
    過去研究發現,專家口譯員相較生手口譯員更擅於利用各種語境線索預測講者將表達的訊息。本研究旨在以事件相關腦電位技術,探討專技程度不同的口譯員在聆聽具有脈絡限定性的句子時,預測句末詞語的能力是否有差異,並藉此神經相關機制佐證過去行為研究之發現。實驗材料為具有脈絡限定性之全中文或第一句為中文、第二句為英文之句組,句末為符合或違反語境脈絡之目標詞。三組專技程度不同之口譯員(口譯研究所學生、資歷約1年之資淺口譯員及資歷約11年之專家口譯員)聆聽句組後,須判斷該句組是否符合邏輯。實驗結果發現,在目標詞出現後300-600毫秒間,專家口譯員在左腦之語意一致性效果(semantic congruity effect)顯著大於口譯學生,顯示專家口譯員較能運用脈絡訊息形成預測。然而,究其原委,三組受試者在目標詞違反語境脈絡的情況下,N400波形並無差異;反而是專家口譯員在目標詞符合語境脈絡下,N400較其他兩組受試者為正。N400振幅可反映大腦提取詞彙之難易程度。據此,專家口譯員振幅較小之N400可能係因累積長期經驗,擁有較豐富之詞彙提取架構(retrieval structure),因而得以預測並輕易提取符合語境脈絡之目標詞。另外,在600-900毫秒時,專家口譯員的前腦產生較其他兩組受試者明顯之正向波。晚期正向波(late positivity)可解釋為大腦更新心智表徵(mental representation)所費之力氣,顯示專家口譯員在句組合理時(意即符合平常翻譯情況)花費較多力氣更新心智表徵,而不會將力氣花費在處理不合理的句組。即使受試者僅須判斷句組是否合理,專家口譯員似乎習於更進一步處理訊息以利後續翻譯。此外,資淺口譯員之腦波模式介於專家與學生之間,顯示訓練與經驗或許能強化語意預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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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祖法寶壇經》英譯策略初探:以成觀法師譯本為例
    (2010) 劉宜霖; LOW, Sang-Thoi
    佛教始於印度。凡所有稱得上佛經的典籍,都源自印度;《六祖法寶壇經》(733)是唯一非印度傳入華人世界的佛經。這部經典,不但是中國禪宗禪法的源頭,更是印度佛教漢化的里程碑。 1930年,黃茂林老居士首開《六祖法寶壇經》英譯先河之後,市面上就相繼出現了多達21個英譯本。2005年,成觀法師譯出了第二十個《壇經》英譯本。本論文主要探討成觀重譯《壇經》的前因後果,並根據過去十年中另外五個《壇經》英譯本為輔證,探討成觀本的眾多自創詞彙、《壇經》中幾個主要典故和文化詞,以及《壇經》中的21個異教詞彙是如何顛覆晚近佛典英譯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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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漫愛的譯與易:1960年以後的現代英美羅曼史翻譯研究
    (2012) 劉素勳; Su-hsen Liu
    浪漫愛的譯與易: 1960年以後的現代英美羅曼史翻譯研究 羅曼史(Romance)在西方是個源遠流長的文類。中古時代的羅曼史指的是英雄騎士的故事──但浪漫愛也是其中重要的因素。此一文類的範疇迭經變更,到了現代,自禾林羅曼史(Harlequin)系列在英美廣受歡迎,銷售長紅後,其他出版社也陸續跟進,大量出版,蔚為潮流,甚至譯成多國語言,風行各地。結果是,現代的羅曼史小說似乎窄化成為了專指此一類型的愛情敍事,如雷姆斯戴爾(Ramsdell 1999)定義為:「愛情故事;其重心是兩名主角之間的發展、和滿意的結局,提供讀者在情愛追求的過程裡,某種替代性的滿足。」美國羅曼史協會(Romance Writers of America)則稱之為:以愛情故事為主,情節集中於男女關係的衝突,並在故事的高潮時,化解此一衝突……在小說裡,男、女主角為彼此、和此段關係冒險、奮鬥,其獎賞則是感情得償,以及無條件的愛情(http://www. rwanational. org/romance.stm)。 但在「現代羅曼史」裡,又可以包含「現代歌德式羅曼史」(Modern Gothics)此一次文類。一般認為,美國的現代歌德式羅曼史熱潮始於1960年,維多莉亞.荷特(Victoria Holt)的《米蘭夫人》(Mistress of Mellyn) 。也大約在同年,台灣引進其翻譯,先是在大華晚報的副刊連載刊出,因為讀者的反應熱烈,皇冠出版社於1961年推出單行本,跟著更多維多莉亞.荷特的作品、以及風格相近的瑪麗.史都華的懸疑小說也被譯入。至於非歌德類型的羅曼史,則有芭芭拉.卡德蘭(Barbara Cartland)的作品首先於1977年譯介引入台灣,同樣廣受歡迎,並引發了另一波外國羅曼史的翻譯熱潮──包括禾林羅曼史、和英、美的當紅羅曼史系列都陸續被譯入。由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台灣,可以說是羅曼史翻譯的黃金期,每月出版數十本,主宰了本地的羅曼史巿場。但在90年代後,羅曼史翻譯熱潮逐潮步入衰退期──部份是因為著作權法的通過,再加上本國作家所寫的羅曼史漸受歡迎。他們在吸取其成功經驗後,加入傳統的中國因素,大受歡迎,反而取代了翻譯羅曼史的王位。 本論文擬探討現代英美羅曼史此一文類在台灣的譯介、受歡迎及衰退的現象,並試著探索其原因及衝擊。例如,比較傳統的中國愛情小說,此一移植進來的文類有何差異,又為何能夠吸引廣大的台灣讀者?直探羅曼史的本源,其吸引力的主因或許正在其異國風味(exotic flavors)?而哪些「異質性」是本土羅曼史的文學型式庫(如瓊瑤的作品)裡所沒有的──如情慾的書寫──並需要藉由翻譯引進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其譯介的過程裡,究竟產生了什麼樣的改寫、編譯、以及本地化的現象?源文文本究竟如何被馴化了? 筆者主張,羅曼史的翻譯可以視為一種動態、在地化的譯/易的過程。正如論文裡指出的,一方面,在版權法通過前,受到譯文文化的制約,譯者往往會在翻譯的過程裡,改譯/易羅曼史文本,便於它們在譯文文化裡被接受,也使得它們的面貌與源文有異;另一方面,因為羅曼史的翻譯,也會在譯文文化裡產生變易,促成新一代的本土羅曼史的興起。整體上來說,此一譯/易的過程也可以說是一種藉由翻譯引入的外來質性,豐富了譯文文學裡的番易。 最後,本論文一方面會援引埃文-佐哈爾(Even-Zohar)的多元系統論的觀點,檢視翻譯羅曼史的興衰與流變,另一方面,也會在對羅曼史的性別關係進行文本分析時,借助紀登思(Giddens)提出的浪漫愛與滙流愛的概念。筆者主張,浪漫愛此一自清末民初就經由譯介被引進、吸收的愛情觀,一直影響了廣大的女性閱眾。再則,在羅曼史的流變裡,不但可以看到浪漫愛的體現,也可能有了滙流愛的雛型。獨立、平等、自決、反思的關係是紀登思對親密關係的願景,而它是否也可以成為女性書寫羅曼史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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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論暨社會建構論應用於大學翻譯教學之紮根理論研究
    (2014) 歐冠宇; Kuan-yu Ou
    近廿年來譯者訓練及翻譯教學日益興盛,台灣除了翻譯系所接連成立,為數眾多的各大學英文系更廣設(中英)翻譯相關課程,然而不少學者均指出國內翻譯教學成效不彰(主要指大學部翻譯課)。其原因除了學生的外語能力不足之外,教學目的、內涵、教法及教材亦是癥結所在。以目的而言,大學部翻譯課主要仍偏重語言教學,將翻譯視為強化外語的工具,亦即所謂的「教學翻譯」(pedagogical translation)或「語言翻譯教學」(Teaching Translation as a Language Skill),其性質與功能幾乎與英文閱讀及作文課程無異;內涵上也僅著重中英文字表面的轉換對應,忽略了對翻譯更具影響力的文本外因素;教法上大多仍採老師對學生單向傳輸的傳統講述教學,學生的學習缺乏互動及主動;教材則多侷限於單句練習、新聞段落或文學篇章,難以反映出翻譯實務的真實性及多樣化。這些在在顯示大學部翻譯教學未能著眼於培養學生將來實際從事翻譯工作之能力。 綜觀國內外翻譯教學相關文獻,德國功能論(German functionalism)翻譯學派及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為兩大頗受重視的新興學說。以德國翻譯學者萊斯、弗米爾及諾德為首的功能翻譯學派向來主張以翻譯之目的與功能做為翻譯實務及譯者訓練的指導方針;同時也提倡將文本分類、翻譯綱要、翻譯問題分類、翻譯導向之文本分析應用於翻譯教學。源自俄國心理學家維考斯基的社會建構論則強調知識的形成和內化是學習者與他人和環境的互動而來,深受社會情境與文化脈絡影響;美國翻譯學者吉拉里曾歸納出社會建構論的教學特性,如以學生為中心之學習、互動合作式學習、真實情境及材料、多元現實及觀點、鷹架支持等,並將之實施於德國高等教育的翻譯課堂,頗有成效。功能論及社會建構論具備了修正及彌補國內大學部翻譯課偏失與不足的潛力,然而相關的實徵研究(尤其針對台灣的大學部翻譯教學情境)卻極為匱乏。 有鑑於此,本研究以功能論為教學內涵,以社會建構論為教學方法,並以功能論及建構論皆強調的真實及擬真稿件為教材,設計出一適合大學生程度的「專業翻譯教學」(Teaching Translation as a Professional Skill),實施於台灣北部某著名私立大學英文系之某班30人的大四翻譯課,並以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的質性研究方法進行大量的資料蒐集及系統性的編碼分析,探究學生的學習歷程、互動合作、成長收穫及學習感受,並給予教學實施上的建議。 研究結果發現,在學習歷程方面,學生在學習功能論觀念時會有困惑、啟發、受限及質疑四類現象;在接受社會建構論教學方法的過程中則會出現混亂期、探索期、停滯期、成形期及成熟期五個階段。在互動合作上,學生的小組關係可歸納成和諧互惠、一人獨裁、亦敵亦友及表面敷衍四種類型。在成長收穫方面,本功能論及社會建構論之翻譯教學對學生具有「賦權」(empowerment)作用,其內涵則包括了譯者認同、合譯關係、專業能力、自主能力及學習動機五個面向。同時也發現功能論及社會建構論合併實施具有互補作用及加乘效果。本研究除就上述結果提出教學建議細節,亦針對功能論各觀念的部分名稱、定義及分類加以修改,並就社會建構論教學法各項元素在掌控權、時間、專業、資源及同理心方面進一步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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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者的操縱:從Cuore到《馨兒就學記》
    (2010) 陳宏淑; Hung-Shu Chen
    本研究旨在探討譯者的操縱,關注的焦點在於譯者對文類、敘述模式、角色、情節的操縱。以《馨兒就學記》為例,此書為義大利作家亞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於一八八六年完成的日記體小說,後來在一八八七年由哈普古德(Isabel F. Hapgood)翻譯成第一個英文譯本,之後日譯者杉谷代水根據此英文譯本,於一九○二年翻譯成日文的《學童日誌》,而中譯者包天笑再根據此日譯本翻譯成第一個中譯本《馨兒就學記》。這段從義大利到中國的漫長旅程是一個複雜的轉譯過程,每個版本之間的差異凸顯出譯者扮演的重要角色。 本研究比較義大利文、英文、日文、中文四種語言版本,觀察譯者如何操縱文本。他們的操縱顯示出翻譯其實是一種帶有意識形態的改寫。透過本研究提出的譯例,可以清楚看見譯者受到當時社會在詩學規範或道德規範方面的影響。在包天笑的譯本中,他將書中的故事改寫並在地化,類似這樣的翻譯策略在晚清頗為普遍,但透過本研究的比較與分析,可以證明包天笑的操縱也受到日譯本很大的影響,而不全然是他自己的創意發揮。在許多刪節改寫的部分,其實是日譯者杉谷代水操縱在先,包天笑只是蕭規曹隨。不過這兩位譯者的操縱都反映出他們在創新與守舊、西方與東方、異化與歸化之間矛盾掙扎,兩股力量的拉扯與當時的歷史社會脈絡息息相關。由此案例觀之,譯文並非原文的反映或再現,而是原文的來世,在異地產生了新的影響與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