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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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設置於民國35年，招收國文系及國文專修科學生各一班。48年國文系增為兩班，50年增為三班，60年增為四班，至今不變。國文專修科則時辦時停，今已停辦。
民國47年，開辦夜間部，招收四年制（含實習一年）國文師資專修班1班。50年招收六年制（含實習一年）國文系學生。52年又改招五年制國文系學生，逐年增班，至60年每年級各4班，共20班，直至67年全校夜間部奉令停止招收高中畢業生為止。
又自53年起，接受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委託，代辦國文專修科1班，至63年，擴充為4班。64年起改為四年制國文系，招收2班。66年停止招生，69年7月，完全停辦。
研究所設置於民國45年，招收碩士班學生5名，其後名額遞增。46年設置博士班。4年後第一位博士生羅錦堂先生獲文學博士學位。是為國內所培養的第一位文學博士。
80年，國文系與國文研究所合併為一，統由系主任主持全系事務。合併之前，歷任系主任為張同光先生、何容先生、高鴻縉先生、潘重規先生、程發軔先生、李曰剛先生、周何先生、李鍌先生、黃錦鋐先生。歷任所長為高明先生、林尹先生。合併以後歷任系主任為王熙元先生、邱燮友先生、賴明德先生、蔡宗陽先生、傅武光先生、陳麗桂女士、王開府先生、顏瑞芳先生、高秋鳳女士、鍾宗憲先生，現為許俊雅女士。
本系自104學年度起學士班縮減為3班，目前學士班一至四年級各3班，共12班，學生523人。碩士班各年級共112人，博士班各年級共72人。進修部設有國文教學碩士班，分夜間班及暑期班，另有在職國文碩士專班，共177人。總計全系學生共884人。另設國文輔系及雙主修共2班112人，不計在內。
教職員工部分，講師以上專任教師42人（教授29人，副教授9人、助理教授2人、講師2人），助教8人，工友1人。兼任教師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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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瘋狂與禮教——《莊子》生命觀下的儒學批判(2024) 左珉; Tso, Min《莊子》一書向來被視為逍遙無待、修身養心的智慧經典，目前學界的探討大抵不脫形上宇宙本體論、主體存在論或工夫論等面向，但對於《莊子》生命及權力之析論則較不多見，其內蘊仍有待發掘。而大多數《莊子》論著皆屬正向的思考徑路，不過，本論將針對《莊子》「非常人」的思維反向進行儒學批判：即以《莊子》死亡書寫中的乖異行徑和一系殘傷醜惡的畸人形象，闡明在儒家禮教權力施展的囿限之下，《莊子》將如何反思儒家的喪葬價值及顛覆儒家理想人格框架、如何在生命的瀕臨之中「轉」入逍遙之「化」境。本文亦將輔以余德慧「人文臨床」、「生死學」之論，推展出嶄新的《莊子》生命觀詮釋。而由《莊子》文本雖能看出其對於生命的觀察、批判與關懷，但全書卻從未提及「權力」二字，故本文將於包羅多方的可能詮釋中，擇以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古典時代瘋狂史》的「瘋狂」視角，據此界定《莊子》反權力的「瘋狂」人格及其生命觀背後的「懲戒權」，亦即探悉儒家禮教對人們身體、語言及思想的宰制，如傅柯嘗言：「對秩序而言，身體是用於穿透和塑造的。秩序就像一個大的骨架，發出指令，身體便被穿透和侵蝕。」《莊子》所要批判的，便是帶有成心和分判價值的儒學文化脈絡。此外，本論以《莊子》生死學為研究主軸，並與儒學進行溝通辯證，故將以先秦儒道互動下所形成的《莊》學文本為研究範圍；也就是說，根據目前學界共識，僅〈內篇〉為莊子本人之思想，但本文或許不能將〈外篇〉、〈雜篇〉棄而不談，乃因〈外篇〉、〈雜篇〉中具更多與儒家人物對談之內容，皆涵括了《莊子》生命觀之旨要，因此，本文是以《莊子》一書為依據進行討論。期許能在歷史的追溯、理論的定位及《莊子》欲傳達的可能意義之上，提供一個方法論的對話，建構出「瘋狂」的生命觀系統。Item 虛與身體——莊子、郭象與王夫之(2023) 吳億修; Wu, I-Hsiu本論文以思考《莊子》之虛為命題，對於《莊子》之研究，從形上與形下轉向實與虛的關係。「實」是成心以可見之形對世界的把握，「虛」指的是溢出可視性的身體對變化的參與。因此，又分為三個研究方向，第一是擴大被成心桎梏的感覺，打開現實未被體驗到的面向，這涉及了工夫修養與對主觀境界形上學的再讀；第二是尋找身體業已體驗但難以被感知的那些經驗，這與想像力的擴大有關；第三是現實被捕捉為實，與即將成為現實的身體經驗虛，這兩個面向間相即關係的研究。本論文認為，郭象與王夫之對《莊子》的理解與發揮也都建立在實與虛的雙重性上，不論是郭象的形實與情實，王夫之的物之初與形之開，身體都表達了無法被思想捕捉的流變，這又可以從情感與氣兩個面向進行申論。郭象將情與感二分，分別對應了與成心結合的感官欲望與身體間真實的通達，「感」在《莊子注》是聖王治理的基礎；而王夫之認為，雖然我們被侷限於可見之形，我們看不到有形與無形在每一個瞬間的互動與差異變化，然而，正在經歷流變的身體卻保存了所有前於見聞世界，前於當下認知的相感經驗，即使這些經驗因為渾天一氣流轉，可見沒於不可見地帶而成為無對象的經驗。王夫之不斷強調貴身與愛身，因為這些未被成心認識的自身經驗（虛）指向了被成心攝取之物的差異內涵，亦即，身體具有改變彼此對立現狀的所有潛能。 最後，筆者以感受的相即性嘗試回應複雜的當代社會。因爲成心，我們對物、對他人會有一種被制約的官能反應，如果這是現實中彼與此日以心鬪的原因，莊子、郭象與王夫之則提醒我們，我們有能力在發生反應前，感受到有別於現實面的，自我與他人的相互含攝。這個因修養而生之「時」並非是物理時間上的放緩或遲延，而是道之「先成」，沒有時空相之「虛」。感受上的相即指的是：我們仍能明白我們會有什麼樣的官能反應，但我們確定自己可以做出一個不一樣的選擇，這個選擇源於身體對變化的持續參與，即使它們是如此微渺而難以感知。Item 《莊子》對「善意暴力」的思考(2023) 林慈涵; Lin, Tzu-Han本文追尋《莊子》所處理的社會問題，歸結出《莊子》是處理「善意的暴力」，此種暴力是以觀念與制度進行控制，以緩慢、間接而隱微的方式導致生命逐漸走向委靡。針對這樣的暴力型態，《莊子》指出根本問題在於施加者的「成心」判斷模式，而「成心」開展出的「依待結構」又會鞏固施加者誤以為的「權力認知」，導致暴力始終不斷運行。處理暴力的根本辦法是重探依據，「生命」是否得以安適是《莊子》的終極關懷，那麼一切的認知與行動都必須以「生命的安適」為「最高依據」。當「生命安適」成為最高依據，一方面會弱化原先偏差的控制，二方面儘管帶有控制性質的行動，也是利於生命生長而必要有的控制。欲實現這樣的理想狀態，必須要有對應的「心知條件」，透過對天、一、命的認識來養成，藉此將原先的「成心」判斷模式轉化為「鏡心」。依「鏡心」所開展出的行動會有著虛、時、化的特性，這一特性也是應當要有的「行動原則」。由此心知與行動所構成的狀態便是「自由」，當視野聚焦在個體，是主體能情緒通暢無礙而「精神自主」，亦能依據實際情況「創造選項」的「行動自主」，在限制中展現出最高的能動性；當視野聚焦在群體，是透過君主實現一個利生的生長環境，萬物得以依循自身需求成長，這便是一個萬物能各得其所，充滿多樣性而昌盛的社會。Item 「以道觀之」——《莊子》思想的「觀」(2023) 楊傳晧; Yang, Chuan-Hao本文意在探討《莊子》思想中的「觀」，這「觀」不只是「感官」或是「認知」層面，更多則是觀照於人間世的「人我關係」的相爭相軋，如《莊子》觀照到世人「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所以形成「儒墨之是非」的亂世，故〈齊物論〉「彼是莫得其偶」，〈秋水〉「以道觀之，物無貴賤」，皆闡釋如何從「自我觀之」而「以道觀之」的整全觀看「物我」，因此物我和諧。筆者就依照「觀照對象」推展論文，發展三個面向：「觀我」、「觀物我」、「觀命」。在「觀我」的脈絡，對於「自我」的構建，往往從「官能」的接受，進入「心知」，最後化為「成心」，看似保障一個確實的「我」，卻只是在成心之作用下固化的我，更導致物我主客關係的分野更加對立，進而闡發《莊子》「虛化」工夫，讓固化的「思維」與「彼我」得有流動容納的空間。在「觀物我」的脈絡，在於「物我溝通的和諧」，我的虛化，得以遊於物我之間，當中的接物感物，就在「氣情」的通達與否，互滲共紐，相互肯認的持續感受，才得以通向彼此物我無傷。在「觀命」的脈絡，命作為強大的他者，在於「不得已」、「不得不」、「無可奈何」的對於遭遇無所消解，然而《莊子》非言「命定」而言「命之行」，當中「命」具有「變化更新」的可能性，相應於「天」的動態性，所以筆者於此脈絡下藉以推展出「以不解解之」——「懸解」，作為與時推移的消解之道。Item 莊子「物論」的政治意涵──以鄂蘭為線索(2022) 趙之翰; Chao, Chih-Han本論文的主旨，是從漢娜．鄂蘭對政治哲學的觀點及角度，來審視莊子哲學裡的政治元素。對鄂蘭而言，「政治」始終關乎一群具多元性、差異性的人們如何在公共場所中共商群體的未來，而「哲學」則是孤獨的哲學家在遠離人群的情況之下，對哲學真理孤芳自賞，再試圖將哲學真理作為人類生活的尺度來評判前述的「政治」生活形式。這樣的區分明辨對鄂蘭而言是根本性的，而他的作品除了有高舉「政治」生活、批評「哲學」的面向，也有他如何縫合「政治」與「哲學」的努力。那麼，我們如何從鄂蘭的角度來審視莊子呢？固然兩種脈絡下對「政治」的定義截然不同，但是我們可以借鑒鄂蘭的「區分」，來考察莊子哲學裡面，除了對於傳統治理政治形式的不滿之外，是否還有提出其他的政治生活形式的可能？這樣的「區分」在莊子那裡是有可能成立的嗎？本文的觀點認為，莊子可能難以脫離既有的思考框架與脈絡，然後正面開出類同於鄂蘭與西方傳統下的、公共領域的政治行動。不過，〈齊物論〉裡對於各家學派的爭論，亦可視為是莊子對於當時政治性語言的思辨與批判。本論文試圖由莊子文本裡的「物」作為線索，探討「物」與政治的關係。〈齊物論〉之所以由「物」入手討論，乃是由於「物論」作為人人都有的一套以語言為基礎之後，以個人的標準來對「物」進行定序的認識。儒墨之爭很可能就建立在，兩種思想各有其不同的「物論」，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對「物」的認識，而對「物」的認識乃是為了將「物」化為己用，規定出天下萬物的「用」與「無用」。那麼，倘若「物論」就是以「物」為中心所展開的言論，那麼「齊物論」就是在對治這項議題。本文認為圍繞著「物」所展開的諸多言論，也能視為是具有政治性的行為，因為這關乎各種不同的視點互相交會。於是，我們也許能推論成「物」其實展開了一個可供言談的空間。在「物論」之後，本文再藉由鄂蘭的視野，省思了莊子文本裡有沒有「公共領域」觀念的意識，最後認為莊子文本裡、甚至是先秦思想文本裡，都缺乏西方脈絡下的「公共領域」觀念，本文最後以莊子文本裡可能形成的「方外之人」共同體作結，這樣的政治共同體脫離於既有的思想框架，給出另一種政治生活形式。Item 《莊子・養生主》的身體現象學解讀(2022) 魏琪芳; Wei, Chi-Fang《莊子・養生主》是《莊子》思想中談論「養生」問題極為重要的文本，尤以文本中的庖丁解牛故事最為人熟知，藉由詳細敘述庖丁解牛的過程以及君臣之間的對答，「養生」之義在其中生發。細看這則故事，可以發現其中對於身體運動的關注，即便文中並沒有明確的字句指出庖丁的身體如何經歷這場解牛過程，但是由庖丁的身體部位碰觸牛體或使用刀具的細節，乃至於觸及身體感官的陳述，庖丁的身體經驗就在文句當中向讀者顯現。據此，本文要面對的問題即在此，就是由解讀庖丁的身體運動經驗探勘與之相生的「養生」之義。由庖丁回應文惠君的對話可以得知，解牛運動的成功除了累積十九年的練習之外，尚有他面對自身身體的理解與應對模式。據此，本文將會借用梅洛龐蒂思想的角度，嘗試解讀庖丁解牛故事中的主要三個面向：一是庖丁自述的神妙技藝，包含身體感官經驗的陳述，二是庖丁手中的刀與關乎「養生」問題的「物」，三則是將視線拉到庖丁之外，談論外在於庖丁的他者，也就是文惠君的位置以及作為他人是如何影響「養生」。最後是在這三層面的討論下，對「養生」提出一個新的思考面向，意即，在思考「養生」的意義或是達成「養生」的方法之外，將「養生」視為一種探問不同「生命形態」的可能。Item 「如見其揮運之時」——書法臨摹的他者問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21-12-??) 林俊臣; LIN, CHUN-CHEN本文旨在探討書法臨摹活動所隱含的思想內涵。書法臨摹活動本身即建立在自我如何向他者學習之互動關係之上，然而當前此崇尚創造精神為主的趨勢之下，對於傳統臨摹裡亦步亦趨地學習碑帖，屈從他者而侷限個人之創造性，既保守又不具開創性；然而古代書論裡，普遍認為臨摹既是繼承古典，又要在繼承中完成自我之更新，所形成之開創性弔詭。因此，本文於這兩種創造性觀點所產生的張力下，透過莊子思想觸及之技藝工夫，探討臨摹的他者（碑帖）與臨摹主體間的拮抗關係，以及自我他者化等過程，如何成為主體內的先在社會性（sociality），進而與當代探討他者倫理的學術資源：法蘭克福學派學者霍耐特（Axel Honneth）之承認理論、孟柯（Christoph Menke）的幽闇美學等交織對話，確立書法臨摹活動於當代學術裡的意義。Item 從莊子「無用之用」察其「用」之蘊義(國文系, 2019-09-??) 鄭栢彰; ZHENG, BO-ZHANG本文從字義上探討莊子「無用之用」的真正意義，得知其並非否定「用」之價值功效，而是從「本顯價值」的向度肯定對象之實用性，藉此有別於常人經由「他賦價值」的考量來忖度對象之實用觀，讓對象顯發多元價值之「大通為用」。莊子透過「無用」開顯「心氣之用」的認知意旨，將「用」之主導權轉移至對象本身，適性而用以達全己益人之效；惠子則以「心符之用」為認知意旨，將「用」之主導權建立在使用者主觀意識上，致使窘於其用。莊子以「心氣之用」應世之目的，在消解常人（或惠子）因「智」而起分別心之成見，讓用之價值不落小大對立差別，並拈出「處於材與不材之間」隨機顯用要領，使個己免受執用自限之累，進而處身通達其用以合於道之逍遙化境。Item 《莊子》與霍耐特的跨文化對話 ——承認自然與承認人文的平等辯證(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17-06-??) 賴錫三; Lai, Hsi-san本文旨在將《莊子》的自然與物化兩個重要觀念，放在跨文化對話脈絡下，嘗試賦予《莊子》自然觀的古典新義。此文延展過去與法國莊子學的對話，進一步將跨文化的實驗性對話，擴展到與德國法蘭克福學派霍耐特之《物化》新作。嘗試透過與霍耐特承認理論的初步交涉，重新思考《莊子》的物化觀與自然觀，可能對霍耐特物化之異化觀以及間接承認自然的批判與超越。本文總結出《莊子》的兩個重要結論：一者，承認自然與承認人文的平等辯證。二者，物化存有論的原初意義可以提供拯治資本主義的物化觀以參考。Item 莊子「魚之樂」析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13-12-01) 沈維華魚是莊子追求生命逍遙自在的象徵。莊子藉魚喻人，認為人惟有如「化而為鳥」之魚遨遊天地，如「相忘江湖」之魚自然忘我，才能通達於道而至美至樂。莊惠二人在濠梁觀魚，因觀看事物的視角與心境之殊異，而展開一場「魚之樂」之論辯。惠施偏客觀知識的邏輯分析，以「分別之知」觀察水中之魚，是以人魚有別，物我有隔，因而斷言「人不知魚之樂」；莊子則重主觀審美的直覺體會，以「無待之心」觀賞水中「出游從容」之魚，是以人魚如一，物我混同，故莊子能「感知魚之樂」。 「魚之樂」的故事，並非著意於莊惠論辯之勝負，而是從人與人、人與物之間，彼此尊重為出發點，以不起分別作用之心靈，觀照世間；以調暢逸豫之精神，遊於人間，體現莊子追求逍遙自在、審美超越的生命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