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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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設置於民國35年,招收國文系及國文專修科學生各一班。48年國文系增為兩班,50年增為三班,60年增為四班,至今不變。國文專修科則時辦時停,今已停辦。

民國47年,開辦夜間部,招收四年制(含實習一年)國文師資專修班1班。50年招收六年制(含實習一年)國文系學生。52年又改招五年制國文系學生,逐年增班,至60年每年級各4班,共20班,直至67年全校夜間部奉令停止招收高中畢業生為止。

又自53年起,接受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委託,代辦國文專修科1班,至63年,擴充為4班。64年起改為四年制國文系,招收2班。66年停止招生,69年7月,完全停辦。

研究所設置於民國45年,招收碩士班學生5名,其後名額遞增。46年設置博士班。4年後第一位博士生羅錦堂先生獲文學博士學位。是為國內所培養的第一位文學博士。

80年,國文系與國文研究所合併為一,統由系主任主持全系事務。合併之前,歷任系主任為張同光先生、何容先生、高鴻縉先生、潘重規先生、程發軔先生、李曰剛先生、周何先生、李鍌先生、黃錦鋐先生。歷任所長為高明先生、林尹先生。合併以後歷任系主任為王熙元先生、邱燮友先生、賴明德先生、蔡宗陽先生、傅武光先生、陳麗桂女士、王開府先生、顏瑞芳先生、高秋鳳女士、鍾宗憲先生,現為許俊雅女士。

本系自104學年度起學士班縮減為3班,目前學士班一至四年級各3班,共12班,學生523人。碩士班各年級共112人,博士班各年級共72人。進修部設有國文教學碩士班,分夜間班及暑期班,另有在職國文碩士專班,共177人。總計全系學生共884人。另設國文輔系及雙主修共2班112人,不計在內。

教職員工部分,講師以上專任教師42人(教授29人,副教授9人、助理教授2人、講師2人),助教8人,工友1人。兼任教師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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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寓言賦研究
    (2021) 林穎欣; Lin, Ying-Shin
    本研究以唐代寓言賦作為主題,寓言是兼具故事與寓意的文體,寓言賦則是具有故事與寓意的賦體作品。賦為中國文學特有的體式,發展至唐代更是兼備騷賦、俗賦、駢賦、律賦、散賦眾體,唐代同時是中國寓言發展承上啓下的高峰時期,就寓言賦的發展觀之,唐代為集大成的階段。唐代寓言賦承續先秦兩漢魏晉的寓言表現,於時代背景與個人經驗下,重新架構出別出機杼的寓言賦作,其於繼承之外更有拓新。 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問題意識在於:唐代寓言賦究竟表現出什麼樣的賦體與寓言文體特色?研究聚焦於寓言賦的「賦體」與「寓言」兩大面向,以及寓言的「故事」與「寓意」兩大要素進行探討。研究自中國古代寓言賦的淵源與發展著手,用以釐清寓言賦的承繼關係和發展脈絡,接著對於唐代寓言賦進行探討,主要針對唐代寓言賦的文體、故事與寓意進行分析。首先說明文體類型與分體特徵,其次分析故事取材與承繼關係、角色類型與象徵意涵、對話運用與情節結構,再者論述寓意層次、表現方式以及寓意主題,最後梳理唐代寓言賦的評價與影響,以此彰顯唐代寓言賦的賦體之美與寓言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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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成人到成神:明代吳鵬的生平事蹟與修行轉昇研究
    (2021) 陳昱甫; Chen, Yu-Fu
    論文題目訂為《從成人到成神:明代吳鵬的生平事蹟與修行轉昇研究》,旨在經由《年譜》、《文集》和《四庫全書》與地方志等史料文獻的搜集、比對和考證,輔之以福建閩中地區田野調查的資料,研究明代吏部尚書吳鵬,如何從成人之道的完滿,發展到成神之道的圓滿,從成人到成神又具備哪些條件與過程。即是究竟具備哪些主、客觀條件:主觀層面包括吳鵬的生平事蹟、仕途經歷、交友關係、神異經驗與塑造的人格特質等;客觀層面則涉及明代的歷史脈絡、時空背景、社會氛圍等特殊的機緣,以及對於江南道教、佛教的影響,使得江南一帶與瑜珈法教的有識之士或群體,肯定吳鵬的修煉與貢獻,而將之納入瑜珈法教神譜中視為傳法祖師。  本文聚焦於「從成人到成神」和「吳鵬的生平事蹟與修行轉昇」,在緒論與結論之外,再分為五章:第貳章、第參章,考察吳鵬的家世淵源、年少經驗與仕途經歷,進而擴展到親緣、地緣與業緣等社會關係網絡,解決《明史》等史料文獻,對於吳鵬偏頗的評價,以及《明史》為何未收錄〈吳鵬列傳〉的課題,發現晚明的黨爭相當激烈,以及《明史》編修者的問題,導致閱讀明代的史料文獻,都具有未盡公允之處,通過多方的視角以建構本文判讀史料文獻的標準,進而深入到各章的考察。第肆章、第伍章,關注吳鵬從成人到成神,具備的主、客觀條件,一是賑饑、治河與禦叛,符合《禮記》功烈於民的標準,成為生祠的祠廟神。二是具有非常的出身與修行,以及諸多神異經驗的啟迪,還有實際精進不懈的修行,更設有乩壇──集慶壇,師承萬崙谷仙翁的教導,又對於儒、釋、道的經典,都具有傳播與流傳的貢獻,加諸和雲谷禪師的淵源,得以被瑜珈法教尊奉為傳法祖師──吳公太宰。第陸章聚焦於明代瑜珈法教神譜的轉變與傳播,發現瑜珈法教積極的向中央政府靠攏,通過政府肯定的天臺山、嵩公道德、吳公太宰等,建構自身的正統性、合法性與權威性,此外,根據目前閱讀所及,神譜的祖師又具有「嵩公道德、吳公太宰」與「淨光和尚、吳公太宰」兩種組合,佛教史上的淨光和尚對於天臺宗具有重大的貢獻,然而,卻和吳公太宰的聯繫薄弱,故進而將淨光一詞置於嵩、吳祖師的脈絡思考,發現以雲谷禪師為中介的師傳者,淨光還具有經典與儀式的內涵,所以瑜珈法教神譜以嵩、吳祖師為主。與此同時,發現晚明歷經農民起義、明清鼎革等動亂,使得南明王朝的軍隊、義士與遺民,逐漸從浙江移入福建繼續固守或避難,瑜珈法教也隨之傳播至閩中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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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仰山書院文人及其制藝研究
    (2021) 黃文瀚; Huang, Wen-Han
    本研究曾通過109年度科技部「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計畫」,由仰山書院與師徒為出發點,逐一介紹宜蘭在地學子的作品,舉凡八股文、詩賦、散文等,由晚清至日本時代,探討其人活動對文學產生的影響,並剖析仰山書院文人群體的貢獻,架構出宜蘭地區科舉文學的研究。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研究方法與步驟、文獻分析等。在特殊貢獻方面,發現楊士芳會試同年齒錄、介紹李望洋萬人衣與誥命聖旨、蒐羅蘭地八股文與士人履歷書,以及採用日人編輯〈宜蘭移住民史〉,新增相關的史料,補充前人未及之處。第二章「仰山書院與師徒」,查考仰山書院的顛末沿革,瞭解其營運方式、經費來源、開銷支出,以及歷來地方長官對於它的增建,書院山長對於教育的推動,並探討該院畢業學生的發展。第三章「仰山書院八股文教育」,根據宜蘭縣史館典藏的清代課卷,研究仰山書院的課試內容,就其學生學歷、師長教學、研習科目、寫作策略以及獎勵方法等項,進行實證探究,逐一展開分析。第四章「從噶瑪蘭城至紫禁城─蘭士考試取仕之路」,介紹蘭境唯一的進士楊士芳生平與作品,分析其齒錄,如何突破三代務農的窮苦背景;解析其八股文,如何發憤讀書考上進士。楊士芳雖未如其所願當上官職,最終返鄉擔任仰山書院山長,循循善誘,提攜後進。與其不同的是,從小一起讀書的同窗李望洋,雖三次未考中會試,憑藉著大挑一等候補甘肅試用知縣,勇於前往回亂戰區,在試用期滿後當上正印官,旋受到左宗棠的賞識而快速升官,一十三年後以河州知州實任官銜返回宜蘭。第五章「文人型鄉紳的崛起」,仰山書院的讀書人大多未仕進,他們留在故鄉共謀善舉,攜手合作,舉凡創建孔廟、勸捐廟宇、造橋鋪路、水利設施、書院私塾等,創造諸多的地方貢獻。 第六章「儒學教育的轉化─鸞堂與鸞書」,全臺鸞堂在清末至日初時期盛行,諸多信息顯示,其源頭皆指向宜蘭。鸞堂可視為傳統書院漢文教育的延續,鸞書也帶有科舉文體轉化的痕跡,進而釐清全臺第一本鸞書的歸屬,以及鸞賦何以出現與消亡的情形。 第七章「仰山書院文人抗日行為之辨正」,過去研究多視楊士芳、李望洋等人,以碧霞宮作為秘密基地,塑造其不事二主的忠貞形象;也將鸞堂戒煙不合作運動,歸至喚醒堂楊士芳,吹響抗日反攻的號角;更有甚者,不惜偽造史料與增刪作品,如碧霞宮建廟榜文與〈開生路論〉,力求洗白。然而,在檔案、報紙資料公開的時代,過去想掩蓋的歷史黑幕已然揭去,上述種種抗日的情事,純屬後人安排情節,天馬行空想像而來,與歷史上的楊士芳、李望洋等仰山書院士人的真實事蹟是大相逕庭的。 第八章「結論」,闡述本論文的總結與研究價值。 以上,宜蘭仰山書院的文人活動,大致分為「科舉時代」與「後科舉時代」二類,依循清代噶瑪蘭廳設治至日本接收宜蘭城的順時序列,來規劃章節內容,本研究架構也就具有了編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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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王》《廣韻》一字多音現象比較研究
    (2021) 林義翔; Lin, Yi-Siang
    《切韻》系韻書是反映中古語音系統的重要材料,上承古音下開方言,對漢語音韻學研究的價值持續不墜。其書由最初陸法言所編的一萬一千多字擴展至宋代的《廣韻》,字數已逾兩萬五千之譜,每一代的作品都錄有許多重複出現的字形,按韻書體例的安排,這些相同字形的音讀必然有所區別,屬於廣義的一字多音現象,再搭配韻書本身的又音注,實為研究漢語一字多音現象的絕佳材料。本研究即以唐寫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全王)及大宋重修《廣韻》兩全本作為語料,探討韻書中多音字的內涵及現象。首章談一字多音的定義問題,並進行前人研究回顧與研究方法探討。 第二章以韻書編纂者用以標示一字多音的「又音注」為討論重點。首先闡述又音注所具有的特色、功能以及價值。透過前後代版本的比較後可以發現:又音注原先僅為輔助正切標音之用,體例單調而不嚴謹,然而隨著韻書的功能逐漸增強,其本身具有的較高自由度使它開始承擔了許多標音以外的任務,例如發展各種術語,標明出處來源,或詮釋字際關係等,是為語言文字學於唐宋成長發展中別具意義的一項指標。其次,本文對於各類又音注的形式、內涵和流變進行了全面的整理,並指出了又音注「橫向連結」典籍或異體的現象。 第三章是將語料進行數位化整理後,以窮盡式歸納法、算數統計法和概率統計法對兩書中所有的多音字進行通盤分析。首先發現,在具有一定規模的樣本數時,多音字在韻書的分布是大致平均的,而影響多音字佔比多寡的因素往往和該劃分音類的總收字數有關,其次才是語音結構的因素(例如入聲)。再者,將《全王》和《廣韻》利用相同的統計手段分析並進行比較後,發現多音字在聲和韻上相配的頻率(次數)與趨向展現出「音近相配」和「比例固定」兩種現象,說明從《全王》到《廣韻》,韻書收字的成長屬於基本結構相同下的「等比放大」,即各音類的發展是大致均衡的,可發現一些小的音類消長,不過整體《切韻》系韻書在語音上的發展仍遵循「保守」路線。而音類相配的趨勢亦顯示多音字以雙聲、疊韻等具有一部分相同音節為最多,不過異音類也有一些接觸較為頻繁的例子,多能和目前諧聲研究所得之結果相呼應。 第四章為結論,主要歸結前兩章研究重點,以及對未來韻書及一字多音研究的展望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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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旺霍爾語時、體、示證、情態範疇的形態句法
    (2021) 楊之帆; Yang, Chih-Fan
    巴旺話分佈於四川省甘孜州丹巴縣巴旺、聶嘎兩鄉,隸屬於漢藏語系羌語支嘉戎語組霍爾語群的中部霍爾語。本文是首次對巴旺話進行深度描寫的第一手研究,主要致力於時、體、示證、情態四個範疇的探討。第一章揭示本文的研究動機與方法,並回顧既有文獻。第二章是歷史背景,主要對「霍爾」的名義作詳細的考察,也兼及「嘉戎」族群的簡介,並概述丹巴縣和巴旺鄉的沿革。第三章音系,窮盡式討論巴旺話的複輔音與韻母結構,同時也述及少數的超音段特徵。第四章形態,略陳名詞的幾種構詞形態,分析代詞的內部結構,並兼述附於此二者之數與格標記;至於較複雜的動詞形態,則分構形、構詞兩節詳說。第五章時與體,在田阡子、孫天心(2019)對中部霍爾語格西話的研究基礎上,以構式為綱領充分考察巴旺相關詞綴或助動詞所具有的功能。時範疇方面,由於非完整體可區分過去與非過去,因此從原則上說巴旺話具有時態。體範疇方面,巴旺的特點之一是定向位移動詞保留了完整的異根交替現象。第六章示證,巴旺話共有「後知」、「新知」、「親歷」三個後綴,本文除致力描寫其本身功能外,也嘗試探討示證標記與時—體範疇的互動關係。第七章情態,實質分為語氣與情態後綴兩部份,前者包括陳述、疑問、非實然三種語氣,後者則論及五個情態後綴及其相關構式。第八章結論,總結全文成果並提出未來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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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文字聲符變化與上古音系統研究
    (2021) 楊濬豪; Yang, Chun-Hao
      就漢字為方塊字的特點來看,其書寫形式相較於拼音文字的表音性質較弱,在構擬上古音系時,需要綜合運用同族語言歷史比較與域外借詞譯音對勘,以及切韻音系內部構擬與漢語文獻材料等,以突破漢字表音性較弱的限制,窺探漢語上古音系的面貌。   然上古音研究中也存在著明顯的問題,即時代分期與語言分域的不確定。所幸近世出土文獻絡繹不絕,這些出土文獻藉由科學考古與系屬判別,大多能區分時代與地域。從出土文獻中的通假、異文、聲符變化等現象,我們能夠觀察古代語言演變軌跡及地區性語言特色。上古音的研究過去受限於傳世文獻較少,諧聲分析法的層級內部對應問題,域外對音的成分不確定以及古音構擬的分歧。近世古文字材料的陸續出土,使上古音研究有了新的進展。由於古文字材料的豐碩研究,我們已經能夠運用古文字學的研究成果對上古音作分期及分域進行研究,並用以驗證、修正上古音研究的成果。   本文將以古文字的聲符變化材料為主要探究對象,探求古音的演變。所使用的材料以《古漢字字形表系列》為主要材料,參照《說文新證》的安排方式,分別羅列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篆體,以觀察古文字聲符的變化,古音系統使用王力、李方桂、鄭張尚芳及白一平─沙加爾的共構體系,並在例字下注明聲母、等第、開合、韻部。對於古文字聲符與音韻的認定,本文將綜合比較古文字學界的考釋成果及古音學界的研究成果,以提升分析的可靠性。   由本文分析主要可以得出以下幾項成果,常態的聲符變化條件為「開合口的互通」除唇音外皆是音變的結果。「牙喉音互通」主要來自牙音聲母K-類與喉音聲母Q-類發音部位相近的互通。「以母互通」則至少可分為舌尖音與舌根音兩類來源,古文字聲符變化材料顯示與前人研究一致。   特殊聲符變化模式有「CL-型複聲母變化模式」、「唇塞音聲母與唇鼻音聲母變化模式」、「舌根音聲母與小舌音聲母變化模式」、「塞擦音聲母與擦音聲母變化模式」四類,本文更進一步檢驗新構上古音系統的「圓唇元音假設」與「前元音假設」。   特殊詞根與字因音變字例分析為非常態互通之字例,這些字例並無太多的諧聲材料可以支持,造成此類現象的成因也較為複雜,或因共時音變或因歷時音變而造成聲符變化。此類字例皆屬於非常態互通字例,屬於封閉性的互通字例,即一對一的關係,所以並不適合用為類推的例證。   本文使用的古文字聲符變化材料是確認古音系統、上古音變以及協助古文字釋讀的重要依據。本文結合上古音的各家構擬體系與古文字釋讀之成果,希望對於上古音研究及古文字考釋都能提供一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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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豔與情——明代文言小說合集的女性想像
    (2021) 陳明緻; Chen, Ming-Jr
    本論文以豔與情為關鍵􏰃,分析明代文言小說合集的女性想像。在章節安排上,試圖呈現從外到內、從整體性分類到個別性觀點的過程。 第一章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章從分類方式分析明代文言小說合集的編輯意識。 第三章則從內部拈出編者在編輯時可能著意提出的女性議題,進行概略式勾勒。 第四章提出《豔異編》所代表的「豔」視角與女性的連結,並指出其後文言小說合集對「豔」的重審與定位。 第五章指出《情史》所代表的「情詮解」,女性成為「情詮解」的正面舉例。 第六章、第七章則挑選三類從「豔」視角到「情詮解」觀點轉移過程中,有較明顯變化的道德女性、妓女和女俠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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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百潭閩南語流行歌曲聲情分析
    (2021) 王怡方; Wang, Yi-Fang
    陳百潭是閩南語歌壇的奇葩。他不但能作詞、作曲,還身兼男歌手與製作人。他創作的多首閩南語流行歌曲,至今仍膾炙人口。本文根據陳百潭創作的80首閩南語流行歌曲,由聲韻學的角度,進行音韻成分分析,與出現頻率統計,觀察字調與曲調的搭配關係,試圖探討這些歌曲的音韻特色,解釋它們受歡迎的原因。首先利用PRAAT及SPPAS程式將陳百潭親自朗讀的歌詞作全面的聲學分析,用國際音標轉寫,分析陳百潭的閩南語音韻系統。再搭配曲調,作成歌詞成分分析與曲調走向對照表。再分別針對聲母、韻母、聲調、句式、曲調等方面,進行統計與相關性分析。藉著多種統計表格,具體描述陳百潭所作閩南語流行歌曲在「聲情」方面所展現的特色,總體來說,「聲情」的表現組成是透過許多元素搭配而成的,在交互組成下,必然形成各種妥協,而陳百潭歌曲之所以朗朗上口深得聽眾喜愛,主要原因在於使用半唸半唱的模式「唱歌」,且音域多落在一般人所接受的中音域,故這樣的唸唱調和成為其主要風格。本文不但在文章風格學方面,完成了一項具體的個案分析。藉著訪談的機會,錄製了陳百潭親自朗讀的歌詞,也記載了他創作的心路歷程與作詞作曲的理念,為閩南語流行歌曲發展史,留下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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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雅各與《詩經》英譯
    (2021) 陳韋縉; Chen, Wei-Chin
    英國傳教士暨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窮盡一己之力將中國典籍譯為英文,其主事《中國經典》系列(The Chinese Classics)與稍後參與的《東方聖典叢書》系列(Sacred Books of the East)自出版以來即備受學界重視。本文試圖以經典翻譯史的角度,來討論理雅各與《詩經》翻譯的問題。本文先將理雅各置放於《詩經》翻譯史的早期脈絡中,探究他繼承的觀點;其後則將以理雅各《詩經》英譯為中心,一方面在中國經典詮釋體系中探究理雅各所繼承的注疏傳統,另一方面則注重理雅各對《詩經》翻譯在西方世界的開創與延伸,以更完整地呈現理雅各在《詩經》翻譯史上留下的面貌。 中國經典詮釋傳統從捍衛保守政教精神的漢唐注疏走向勇於疑古的宋代經說,卻皆以揭示聖人之說為依歸;而從宋代到清代的《詩經》學者們漸次朝聲韻考據的方向前進,希冀進一步楬櫫文本意涵。這發展的過程或可視為中國經學傳統中理性精神的發揚。但中國經典的西洋譯者除了以己身對經文的理解做出種種翻譯抉擇外,尚不免為其他目的服務,甚或受己身文化背景的影響,對中國經典進行誤讀與解構。本文試圖揭示翻譯經典此一工作除了繼承傳統外,也是延續經典詮釋傳統的一種方式。本文一方面討論、比較不同譯文的優劣缺失,另外一方面也試圖以譯文本身做為證據,檢視譯者在對中國經典文獻的理解中,所表現出的文化與歷史性意義,藉此表現出經典翻譯的主觀性與客觀性。 《詩經》翻譯是理雅各中國典籍翻譯事業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本文的目的,在藉由分析討論理雅各的翻譯性質及其時代背景,呈現其翻譯成果的意義與特殊性。理雅各鑽研中國經說,試圖於其《詩經》譯本重現中國傳統注疏格式,引進當時法國學界最新的《詩經》研究潮流,並認定《詩經》與「上帝」間存有關聯,這些特點讓理雅各的《詩經》英譯同時雜揉中西觀點。因此,理雅各《詩經》譯本的歷史定位,在於以另一語言延續中國經注傳統,同時也延續了利瑪竇以來透過中國古籍所創建的「古已有之」傳教精神。然而隨著文化與歷史背景變遷,宗教殖民與傳統經說勢力相繼消褪,理雅各取逕的翻譯路線遂可一而不可再。惟理雅各深具經學色彩的《詩經》翻譯亦激發出反動與生機,新譯本與相關研究至今仍方興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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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明時代回鶻文文獻與漢語近代音比較研究
    (2021) 莊子儀; Chuang, Tzu-Yi
      本文比較元、明時期的回鶻文文獻的漢語對音及漢語近代音,以歷史語言比較法研究漢語及回鶻語當中的語音現象。本文強調分類材料性質、檢視翻譯語與被翻譯語、分析對音層次等概念的重要性,並據此探析了元代的回鶻佛教文獻、契約類文獻、碑銘類文獻,以及明代的回鶻譯語類文獻。   本文發現,文獻會因其性質的不同,影響其對音的表現。回鶻佛教類文獻反映的語音現象,明顯較同時代其他類型的文獻來得保守,並表現更多唐、五代西北方言的特色;相對而言,元代回鶻契約類、碑銘類文獻所反映的語音現象,則更接近《中原音韻》的格局。而佛教類文獻的內部,亦可進一步劃分出佛教注音及漢語借詞兩種類型的對音,這二者的語音表現亦存在若干差異,而佛教注音的語音現象最為保守、存古,包括大批鼻音聲母塞化、宕梗攝韻尾的丟失、唐陽韻開口字以圓唇元音來注音,以及保留入聲韻尾等。   明代回鶻文獻,則反映了若干漢語語音現象,包括:1)聲母顎化;2)聲母捲舌音化;3)山攝唇音字異化;4)-m韻尾消變,且會與-n、-ŋ混淆;5)「昆」、「哈」等字讀音的改變。   本文並指出,元代以降的回鶻文文獻中,存在回鶻語「t>d/詞間」的音變規律;這個規律不僅出現在回鶻語內部,亦影響了漢回對音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