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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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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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太魯閣族生活方式之變遷－花蓮縣秀林鄉水源部落的個案研究(2006) 陳曉玲本研究以維生活動的轉變為核心，探討在維生活動改變下太魯閣族生活方式的變遷過程，以及變遷過程中人與人、人與地、地與地的關係如何轉變。為達上述目的，本研究以花蓮縣秀林鄉水源部落為個案，選擇部落生活型態轉變中，具有顯著改變的具體項目為檢視對象，即物質層面—物質生活；社會層面--社會制度；精神層面—禮俗信仰，以了解太魯閣族在維生方式改變下生活方式的變遷過程和意涵。 太魯閣族水源部落的生活方式，自傳統的游耕狩獵生活型態，經歷日治時代官方移住政策的施行，由山區遷居平地，形成移住定耕的生活型態，到了戰後，繼而在國家政策和市場經濟的影響下，進入了市場經濟的生活型態。水源部落的生活方式在上述的變遷過程中，所呈現之人與地、人與人、地與地的關係具有以下特色： 1. 人與地的關係 傳統游耕狩獵時期的生活型態，族人高度依賴土地維生，人與地的關係緊密連結。之後在日本官方移住政策的推行下，族人的生活領域大幅縮小，各項以水田定耕為主的授產和教化措施的推展，使得人與地的關係開始逐漸鬆動。到了市場經濟時期，農業快速商品化，維生活動也轉向工業、服務業的型態，不再完全依賴土地維生，部落生活在生活方式在生活空間與生產空間不一致的情況下，人與地關係也日漸疏離。 2. 人與人的關係 游耕狩獵時期的太魯閣族部落，是一個結合緊密的共勞、共獵、共祭、共罪的血族團體，為維生活動的進行提供一個穩固而緊密的社會關係網絡，展現的是人與人互賴相依的關係。在日治官方移住政策的安排下，太魯閣族人進入了移住定耕時期的生活，國家體系的運作方式開始進入部落生活中，由數個社集中居住而形成的部落組織，因各自分屬不同血族而彼此分化，雖透過部落內通婚關係的發展開始逐步結合，但已不若過去緊密互賴。進入市場經濟時期後，維生方式的轉變使得各家戶、個人經濟都更加獨立自主，加上國家行政體系、基督教會等力量的介入，人與人的關係所呈現的是多元而複雜的型態。 3. 地與地的關係 游耕狩獵時期的生活，是一種封閉而自給自足的型態，與其他部落或部族間因土地競爭而關係緊張，通婚圈亦多侷限在同一部族內的鄰近部落，地與地之間的關係封閉而緊張。移住定耕時期，生活領域限於蕃人所要地內，與其他部落或部族間沒有過去激烈的領域競爭，敵對關係趨緩，而勞動出役和交易的機會，也使其與外界接觸範圍因此擴大，而此時期太魯閣族的部落經移住遷居已多分布於山麓地帶，交通距離的阻礙較小，通婚圈亦逐漸擴大，整體而言，地與地之間的關係已較過去緩和，但仍受侷限。進入市場經濟時期，經濟作物的生產銷售、外出從事非農工作成為主要的維生方式，部落與外界的接觸更形擴大，進而納入台灣甚至世界經濟體系之中，通婚的範圍也隨族人生活範圍的擴張更形擴大，民國60年以後的通婚圈便已遍及全台，顯示此時期地與地的關係已呈現開放而流動的型態。 由本研究的結果可知，在太魯閣族生活方式的變遷過程中，國家政策和市場經濟的影響是促使維生方式改變的主因，而維生方式的改變也進而導致生活方式產生變化，所呈現的其實也就是人與地、人與人、地與地關係的變遷過程，亦即人與地的關係由緊密連結，到開始鬆動，進而日趨疏離過程，人與人的關係由互賴相依，經歷彼此分化，再多元複雜的過程，地與地的關係從封閉緊張，到受限趨緩，終至開放流動的過程。Item 戰地政務解除後金門血緣性聚落的發展：以古邱、埔後為個案研究(2016) 陳慧萍; Chen, Huei-Ping金門傳統聚落以血緣性聚落為主，經歷傳統聚落時期(1945年以前)、戰地政務時期(1945年-1991年)與戰地政務解除後（1991年至今）三個時期，居民的經濟、社會生活受生活環境影響而變遷。戰地政務解除後，人口流動頻繁，古邱、埔後均為倚賴金城鎮城區生活機能的血緣性聚落，然而埔後聚落成為人口移入區，擴張顯著；古邱聚落為人口移出區，維持原有聚落規模。本文採用「生活方式」為研究概念，從經濟及社會生活探討原本規模相似的兩個血緣性聚落，在戰地政務解除後聚落規模擴張的差異下，兩者發展的異同。 經濟生活方面，傳統聚落時期，古邱、埔後居民維生方式為農耕，聚落維持小規模；戰地政務時期，國家力量管制使人口遷移停滯，大量國軍的湧入成為地方經濟發展的出口；戰地政務解除後，兩聚落居民的就業結構均以第三級產業為主，農業式微，土地從必要的維生條件中解放，隨著區位轉變與土地政策改革，埔後聚落既有農地轉為大片建地；古邱聚落則在區位的轉移下人口外移嚴重。 社會生活方面，傳統聚落時期，兩聚落的社會組織強調包覆生產資源（勞力、土地）的功能，宗族為古邱、埔後聚落主要的社會組織，廟宇以「境」界劃分建構出居民的生活空間。戰地政務前期，地方祭祀活動均不興盛，戰地政務後期，居民經濟生活改善，祭祀活動恢復生機；戰地政務解除後，兩聚落的社會生活差異逐漸擴大。就變異的共同部分來看，宗族組織部分，此時期經濟生活不再倚賴土地生產，土地從「祖業」轉換成「可置換／買賣」的資源；廟宇組織部分，隨著現代化與市鎮化，境界與「神明靈力」亦面臨衝擊。但聚落的宗族組織與廟宇祭祀組織並非隨著聚落解構而消失，由於現代社會對人際社會網絡的依賴，聚落內與聚落間的互動聯繫反而變得更加密切，本文借用「社會資本」的概念，將社會關係視為個人資本的累積，詮釋在經濟生活與產權觀變遷下，社會網絡成為新的「維生方式」，兩聚落居民藉由不同的社會網絡形式推動聚落發展，塑造不同的區域特色。Item 臺北市英式下午茶生活方式與消費認同之探討(2015) 林沛均; LIN, Pei-Chun英式下午茶為一種飲食形式，以在午後享用精緻的茶飲與茶點著稱，約於1840年代前後在英國社會蔚為風潮，影響擴及今日，並達世界各地。雖然流傳已久，形式漸趨簡化，但由於下午茶最初流行的時期正是英國史上最輝煌的維多利亞時代，故而仍帶有當時飲茶重視氛圍優雅、器具精美、飲食可口多樣的形象，成為英國茶文化的象徵。近年來臺北市內新開設許多風格獨特的下午茶館，雖然英式下午茶與臺灣傳統飲茶文化截然不同，卻擁護者甚眾。故本研究欲探究英式下午茶文化得以被臺北人接納的發展背景，以及探討在臺北的茶館空間內，經營者與消費者圍繞下午茶生活方式互動的過程。 本研究以歷史文獻回溯英國自初接觸茶至醞釀出下午茶文化的歷程，並與臺灣從紅茶生產到現今至英式下午茶消費的過程作比較，探究異國文化傳播與都市發展的關係；經由實地觀察及訪談取得茶館經營者塑造茶館氛圍的理念與布置，以及消費者造訪茶館之後的感受和認同，探討兩者在茶館中的空間再現與再現空間。並以炫耀性消費的概念，了解顧客至英式下午茶館消費，背後的文化意義，並建構出英式下午茶得以在異地傳播及銷售的因素。 經研究過後，得出以下結果： 1. 過去英國下午茶的飲宴形式變化與工業發展、都市擴張侵入鄉村的歷史脈絡有關。而飲茶風氣在英國，是從倫敦向外傳播，英式下午茶在臺灣，則是在臺北發展得最為蓬勃，主因是上層都市能比其他區域接收更快、更多異國文化資訊，也更有機會發展出不同於以往的都市生活方式。 2. 茶館經營者將「至英式下午茶館飲茶」視為一種文化消費，透過生產文化意義、規範飲食禮儀與加強自我認同，將夢想中的下午茶空間再現於擁有的茶館；而顧客們則是藉由經營者傳達的文化意義與規範，形塑自己對該茶館的認知與認同，並在茶館中採取相應的行動，使茶館成為再現的空間。 3. 對顧客來說，比起能獲得飽足感，茶館更具有社交、展示自我的意義。人們藉由在茶館從事炫耀性消費，定位個人風格，彰顯品味及隱含的社會地位。Item 東山鄉吉貝耍聚落居民的生活方式(2002) 張瑋蓁; Chang Wei-Chen本文以人地傳統中的文化景觀與生活方式為主要的研究概念，試圖透過對東山鄉吉貝耍聚落居民物質、制度、精神層面的探究，具體呈現文化接觸與變遷的結果，並建構其區域特色。 文化景觀的內在意義必須透過對區域的文化內涵與歷史脈絡的詮釋，才得以彰顯，因此本文先探討吉貝耍聚落的歷史背景。吉貝耍位於台南縣東山鄉，急水溪支流龜重溪的中游北岸，枕頭山腳下，當地居民的祖先主要是在乾隆年間因番屯政策而自蕭土龍遷來的西拉雅族，此一靠山的位置及複雜的居民組成，使吉貝耍受到漢文化的影響較晚。日治時期吉貝耍的人口組成至少有三個特色：「番」多漢少、漢以福建人居多、段姓為第一大姓，但由於早期的婚姻形式以招贅婚居多，使得許多不同姓氏者的血緣比同姓氏者還要親密。因此判斷本聚落的血緣類型不能像漢人聚落一般僅以「姓氏」作為判別的指標，尚必須考慮本地特殊的歷史背景。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首先探討居民物質上的生活方式，本文選擇民宅為主要觀察對象，以民宅的外部安排、民居外型、內部空間配置為指標，先討論傳統平埔族與傳統漢式民宅，再敘述目前吉貝耍民宅的情況。傳統平埔族在民居整體外部安排上著重實用性、屋舍建立在土台之上、建材及形態以生活實用為主，屋內空間分配不重視輩份的差異；而傳統漢式民宅外部元素的配置則充分顯現了傳統稻作生產型態對漢民族的重要性，除了實用功能外更特別注重屋舍的對稱，表達出著重禮法的深層思考，內部空間配置則以人倫位序為分配原則。而吉貝耍目前的民宅型態多樣，其外型看起來漢化得很快，但由個案研究可發現，一般民人要將差序格局、倫序觀念轉化到內部空間分配上，不見得是直接的，而更可能與「方便行事」、「經濟活動」有關。 社會關係方面，本文以家庭結構與親屬關係為探討對象，主要以婚姻類型、家庭結構、家庭成員的角色、部落及宗族組織為指標。傳統平埔族以招贅婚為主，由於延遲的從妻居及強制墮胎制度，使得家庭中手足的聯繫可能更重於親子的聯繫，且以女性為一家之主，部落組織中則以男性為主，以年齡作為區分。傳統漢人以男娶女嫁為最理想的婚姻形式，已婚男子另外成立主幹家庭，家庭中普遍有男尊女卑、重男輕女的現象，宗族組織則由男性主導。而目前吉貝耍的情形是，最慢在日治時期已經由母系社會轉向父系社會，但同時在某些行為上卻也隱含母系社會的思考方式，如：夫妻地位並重、女子也有一席之地、以前行招贅婚而出現不同姓氏者互相是「共內面仔」的情形、族譜將本家的女性也列入等。因此同時具有平埔思想與漢人思想，並展現在其日常行為中，是吉貝耍目前社會關係的一大特色。 在精神層面則以「村民」為主體，觀察其宗教信仰的空間特性。從文獻中可以發現，傳統西拉雅族的阿立祖、太祖信仰與傳統漢人民間信仰形式差異甚大，目前吉貝耍聚落內既有大公界也有庄廟東河宮，祭祀時間雖遵從漢人以農曆記日的觀念，但祭儀行為則反映出阿立母的地位遠高於清水祖師。由於兩種信仰交織在庄民的日常生活中，故本文透過對民宅大廳的祭祀與民國九十年「熱鬧」的觀察，來展現其空間性。村民認為「佛祖、媽祖婆、公媽牌」與「阿立祖、案祖」可以同時存在於大廳的紅隔桌上、「請佛祖遊庄」與「拜豬」也可以同時出現在民國九十年的「熱鬧」中，阿立母雖與佛祖、清水祖師有差異，但這二者不可割裂。融合了傳統平埔族、傳統漢人信仰，但卻又與二者不盡相同，這正是吉貝耍宗教信仰的空間特色。 由本文的論述可知，吉貝耍特殊的居民組成與歷史背景，影響了今日居民的物質、社會、精神生活，而觀察居民的生活方式，可以發現埔漢兩種文化之間的交融是持續且不斷往復的，有的行為與觀念偏向漢文化，有的則偏向平埔文化，使得吉貝耍產生了不同於其他地區的區域特色。Item 臺灣王爺信仰文化的陸域性格探究---以苗栗沿海聚落王爺信仰的建構過程為例(2008/08-2009/07) 林聖欽一般咸認，王爺信仰帶有相當濃厚的海洋性格，而王爺信仰與海洋文化的緊密關 聯，似乎又與居民在海邊放流王船之俗盛行有關。然而特別的是，臺灣「放流王船」的 民俗活動（包括燒王船），幾乎都分布在南部沿海一帶，臺灣北部沿海則寥寥可數，這 似乎反映了臺灣的王爺信仰文化，有著明顯的南、北區域差異現象，因此，若南部的王 爺信仰文化帶有濃厚的海洋性格，那麼北部王爺信仰文化所隱蘊的性格，似乎應該與南 部有所不同。。 依上述的理念，本研究計畫將專門針對臺灣北部的王爺信仰進行調查，故選定在北 部地區王爺廟最多的苗栗縣為研究區域，接著以聚落與民間宗教信仰的關係為論述主 軸，採取Smith（1999）的「社會的空間建構」觀點，探討王爺信仰地區中的居民（居 住社群），如何在聚落發展的歷程中，展現出特有的王爺信仰文本脈絡與空間意象，尤 其是王爺信仰文化所隱含的陸域性格部分。最後，再由這些研究的基礎，重新檢討林美 容（1990）提到的「鬼神祭祀常有聯庄祭祀的情形，實因這些魂靈漂泊游移不定，故在 更大的範圍之內舉行祭典」的觀點，以作為本研究成果與概念間的對話平台。 因此，該研究計畫主要的研究課題有四：(1)苗栗沿海地區的王爺信仰分布，(2)苗 栗沿海地區聚落的王爺信仰香火緣起，(3)苗栗沿海地區聚落分合下的王爺信仰祭祀圈變 遷，(4)苗栗沿海地區王爺信仰祭祀圈變遷中所隱喻的聚落居民文化價值。Item 臺灣王爺信仰文化的陸域性格初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2007-05-01) 林聖欽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對臺灣王爺信仰文化的陸域性格進行認識。一般咸認，因放流王船的盛行，臺灣的王爺信仰與海洋文化乃緊密關聯，然而透過新竹、苗栗長興宮地域的考察，並以人文生態學的角度分析王爺信仰與居民生活方式的關連時，卻發現當地的王爺信仰文化，並不帶有濃 厚的海洋性格，反而是以農業的陸域性格為主。藉由這個事實發現，並從該地區王爺香火擴散過程的口傳歷史為基礎，本文提出一個臺灣王爺信仰的文化變遷假說，留待未來驗證，即：隨著漢人由南往北、由海邊往內陸的開墾，王爺信仰傳入農業生產區後，導致了臺灣島內早期王爺信仰的海洋性格，漸漸轉變為以陸域性格為主。Item 日治時代蒜頭製糖所職住型聚落的生活方式(地理學系, 2007-05-??) 林怡芳日本統治台灣後，兒玉總督和後藤新平就以振興糖業作為台灣殖產興業的重心，透過發佈一系列糖業保護政策，以吸引日本資本家來台灣開設新式製糖工場。明治製 糖株式會社社長相馬半治氏在親自探查後，於明治43 年 (1910) 在東石郡六腳庄蒜頭687 番地 (今嘉義縣六腳鄉工廠村) 成 立蒜頭製糖工場1。 蒜頭糖場位於朴子溪支流新埤溪的南邊，周圍是一片平野，以旱田為主，早期即是舊式糖廍的蔗作區。它是一個由無到有，孤立於附近聚落的糖場。會社為了照顧來 自日本的幹部、職員、技術人員，以及其眷屬，除了工場區外，更規劃了機能完善的宿舍區，其中包括居住、教育、衛生、娛樂、信仰 (神社) 等設施，此聚落類型是屬於計劃性的職住複合型聚落。然而在需要大量基層勞動力的狀況下，除了純日本人的居住空間外，亦加入了台灣人的居住空間。整個聚落就 在生活機能(食、住、行、育、樂、宗教)、職位等級 (管理階層和非管理接層)、愛國情操(房屋的門口都向北)和族群關係(日本人和台灣人)的影響因素下，呈現出有異於一般自然村的面貌。 本文透過實地訪察、文獻資料和地圖的整理來釐清日治時代蒜頭製糖工場的設立、經營、廠內空間規劃的理念；進而了解到居住在職住型聚落中的居民在受到職位等 級、族群關係和社會背景的影響下而建構出的生活方式。Item 臺灣王爺信仰文化的陸域性格初探(地理學系, 2007-05-??) 林聖欽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對臺灣王爺信仰文化的陸域性格進行認識。一般咸認，因放流王船的盛行，臺灣的王爺信仰與海洋文化乃緊密關聯，然而透過新竹、苗栗長興宮 地域的考察，並以人文生態學的角度分析王爺信仰與居民生活方式的關連時，卻發現當地的王爺信仰文化，並不帶有濃 厚的海洋性格，反而是以農業的陸域性格為主。藉由這個事實發現，並從該地區王爺香火擴散過程的口傳歷史為基礎，本文提出一個臺灣王爺信仰的文化變遷假說， 留待未來驗證，即：隨著漢人由南往北、由海邊往內陸的開墾，王爺信仰傳入農業生產區後，導致了臺灣島內早期王爺信仰的海洋性格，漸漸轉變為以陸域性格為 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