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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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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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從海蟹到萬里蟹：品質與資源治理的再領域化(2024) 錢芊如; Chien, Chien-Ju「萬里蟹」為新北市政府於2012年推出的地方品牌，陸續10年來已經造成大量觀光客每到時節，便前往新北市萬里區進行海蟹的消費，到萬里吃萬里蟹蔚為風潮。與農產品不同的是，漁產品並非來自特定的陸域行政區，不適用陸域觀點下的地理標示系統（GI）、臺灣地方特色產業政策來理解萬里蟹集中於萬里區消費的發展過程。因此本文從海蟹的物性出發，以拼裝理論（assemblage theory）將「萬里蟹」作為不可分割討論的拼裝體，剖析在海蟹跨時空尺度的社會生命史中，異質行動者加入與移出拼裝體的過程所引發的去領域化與再領域化的效應，進一步生產出拼裝體流動的地方性，也影響了萬里蟹在道地性上的論述。本研究的發現如下：（1）拼裝體中的海蟹零售制移出，又新鮮海蟹大量集中於萬里區的餐飲業，消費者趨向到萬里區吃螃蟹，形成地方性的品質治理與消費行為的壟斷租；（2）拼裝體生產的地方性海洋倫理對海蟹的資源治理，使萬里蟹成為替代性生態認證系統。由上述兩點，海蟹與陸域空間關係的交纏形塑出了萬里蟹的道地性，為一社會工程下的產物。Item 淨爐儀式之田調與解讀：以臺北普安堂法教團為例(地理學系, 2019-11-??) 林鍵璋; Chien-Chang Lin臺灣民間信仰承襲部分中國閩粵漢人風俗，其中民間信仰的儀式派系眾多，且也淵源流長，在臺灣民間信仰中屬於法教儀式系統的，其派系數量龐大、分布也十分廣泛。本文研究以田野調查之文獻分析、觀察、訪問以及對研究資料的歸納分析，試圖理解臺北普安堂法教團，在七月前夕對焚化爐淨化科儀，其儀式空間的建構究竟如何？特別是儀式所扮演的重要性，並藉由各項資料分析該儀式在祭祀空間的特性。本文了解到法教透過請神、淨穢與內外的空間概念舉行儀式，在這樣新興概念的儀式中，普安堂法教團進行傳統儀式的現代詮釋與建構，當然儀式的建構有其空間關係、功能及目的，其宗教儀式目的不外乎滿足信眾的身心靈需求。法教的儀式空間建構，是透過本身自我內在與對外的想法，進行「境與境域觀」的儀式上的空間概念詮釋，研究成果如下：其一，法教的儀式是透過反覆請神「儀式」、「淨穢」與區分「內、外」來建構而成；其二，在法教儀式中可以發現傳統空間的建構概念；其三，就儀式的空間分析，通常儀式也反映出傳統社會中的「內、外」關係。儀式空間中「境」概念的建構，配合臺北普安堂法教團「淨爐」科儀來做探討，並將科儀中的儀式空間類型與作用做詮釋，儀式中須透過「教育」及「定義」，賦予儀式深層的價值意義，儀式空間內的祭祀與方法產生了「境內、境外」問題，在現實生活中，創造出內外且不同於日常的內外「空間∕場域」。「儀式空間」中的內外意涵與所賦含的深度，人類在生活的軌跡中創造發明，這些經過安排的儀式，進入人們心靈體現的動作，在此特定動作的空間就成為了「儀式空間」，而參與其中的法師、人們都各自扮演各自的角色，且佔據其特定的位置。這些人是被安排到儀式的，且被進入在這個「境內、境外」的「儀式空間」內的自我位置。每個大科儀中，也包含許多小的科儀，這些科儀須禮請某些神明及其儀式空間概念，政府想要透過這些科儀達到清淨的作用，來安撫常民的內心，將塵世的處事規則融入在靈界的觀念之中，這樣的觀念在現今的社會也留存著，這也說明時空不管再怎麼變遷，人的心靈如果無法充實，就必須透過儀式與紙錢來排解的心情，這與漢人在民間的生活十分相應，因為在人世間也到處充滿著「轉化」與「生活適應」的概念，這樣的儀式也充分顯示出民間信仰的「世俗性」與「適應性」。Item 書寫在地/離地：席爾維亞‧渡邊的夏威夷想像(2004) 黃雯琪; Wen-chi Huang本篇論文旨在分析《與逝者交談》（Talking to the Dead）當中，席爾維亞˙渡邊（Sylvia Watanabe）獨特的夏威夷想像。身為夏威夷本土作家，渡邊的作品中所展露的夏威夷意象與大多數美洲大陸作家作品裡的夏威夷意象迥然不同。渡邊不在作品中散播夏威夷作為太平洋中旅遊天堂的刻板印象，而是呈現了夏威夷的多樣性。此研究將渡邊在文本中所虛構出的地方「陸宜」（Luhi）閱讀成為一個「相遇地」（meeting place）。渡邊筆下的「陸宜」可視為夏威夷的縮影，在亞太交通路徑中擔任樞紐位置。 論文共分四章。第一章由不同層面綜述夏威夷。首先，我簡述夏威夷的歷史與文化。然後，我討論不同文學作品呈現出的多樣夏威夷面貌。再來，我介紹席爾維亞˙渡邊這位夏威夷作家，她的作品散發出夏威夷當地人「愛土地」情懷。第二章將夏威夷閱讀為一個開放空間，並以《與逝者交談》當中的幾篇故事作為例證。此章運用梅西（Doreen Massey）的「地方」（place）理論來探討渡邊如何在作品之中模糊了空間的界線。梅西將地方視為是不斷向外擴展的，內外交融的中間地帶。第三章偏重討論渡邊文本中時間的混雜。依巴巴(Homi Bhabha)的「家非家」概念，夏威夷可被視為一個類後殖民的「家非家」空間，其中公領域與私領域彼此交融，促使鬼魅意象衍生。第四章為結論。將渡邊的作品置於全球化∕在地化的情境中討論。我發現渡邊對「在地」的定義並不是全然隔絕全球文化流動；夏威夷「在地」必須吸收各方影響，在亞太潮流當中不斷地被重塑、改造。Item 清嘉道時期的地方獄政(2015) 趙冠中; Chao, Kuan-Chung監獄是社會演進下的產物，也是統治者維護統治秩序的重要工具。所謂「獄政」，就是朝廷管理監獄的設施、人事和運作等層面的一套實用性技術。過去有關清朝的獄政研究，可以歸納出三大特徵：一、成果多聚焦於清末監獄改良；二、時間斷限常以整個清代為範圍；三、獄政的具體運作情況探討不足。值得注意的是，學界對於清朝獄政的認識，多受到清末監獄改良以來的觀點影響，給予殘酷、落後、黑暗等負面的評價，其實不盡公允。 清朝的監獄設置，可概分為中央監獄與地方監獄，在「旗、民分治」的政策下，地方衙門監獄成為收容犯罪民人的主要設施。以地方獄政而言，其監獄設施與管理辦法基本承自明代。雍正、乾隆兩朝，朝廷不斷增修條例，使得獄政制度漸趨穩定；迨嘉道時期，相關規定可謂步入完善的階段，而且具有「承先啟後」的特色。惟十八世紀以降，由於人口增長、物價上揚、動亂頻仍等方面的劇烈變化，對獄政造成一定的衝擊。即便如此，朝廷屢屢針對制度中不合時宜之處進行調整，使監獄能夠有條不紊的運作著。 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爆發以降，清朝所面臨的西力衝擊與日俱增，各種改革的聲浪四起，但是監獄改良並未立即發生。事實上，清末的監獄改良，不全然是因清除積弊而起，另與朝廷爭取撤廢領事裁判權有關，由此可以印證，清朝原有的獄政體系，迄清末仍維持有效運作。因此，嘉慶、道光二帝的「守成」經營，無疑使地方獄政在面臨十八世紀以來的各種衝擊時，仍能有效回歸正軌而不致廢弛。尤有甚者，嘉道時期的地方獄政，或可作為清朝成功統治中國的一個例證。Item 國家與地方：旗山鄉街的時空發展過程（1700s-1945）(2004) 許淑娟台灣的鄉街發展，通常是一個區域特性的反映，對於台灣鄉街特性的研究，有富田芳郎、陳正祥、施添福等學者，以不同的角度切入分析。本文著重於將鄉街發展視為國家施為與地方條件對應下的結果，並以位處沿山地區的旗山街，歷經清代與日治時代的發展作為討論對象。本文以「地點－位置」的特性，作為鄉街「地方」條件的分析，以清代與日治時代國家對地方經營管理態度與投入程度差異，包含行政區劃分、族群政策、基礎建設、產業政策等視為「國家施為」，將國家與地方彼此作用的結果，投射在區域的發展脈絡。 由於沿山鄉街有其限制性與優越性，在國家與地方的作用下，限制性與優越性的變動，帶動旗山鄉街市場圈的縮小與擴張。旗山街位在屏東平原的西北隅，卻和台南、高雄平原之間隔著內門丘陵，位於兩個地形區之間的經過性位置，旗山街前身的蕃薯寮，在清代就形成街肆，不過到清末止只發展成一條200公尺左右的街，人口約千人；日治時代卻逐日發展為萬人以上的沿山地區中心，究竟國家機制與地方條件如何在旗山街對應，帶來不同程度的發展？為主要研究焦點。 經研究分析，本文發現就地方特性與國家行政機制而言，旗山雖多山，還是具備一個對外開放的交通系統，其具有沿山、聯繫府城和平原、番界通過、閩客接觸的地理位置特性。在國家的行政管理機制操作下，行政區的劃分變化頻繁，從清代位於台灣縣、鳳山縣交界，到日治時代幾度變動下，最後成為高雄州的下級行政區，且為旗山郡的行政中心。 清代蕃薯寮街所在的羅漢外門里地區，由漢人取代原大傑顛社人的勢力後，慢慢在楠梓仙溪下游兩岸形成一個以福佬人為主的漢番雜錯的羅漢外門地區，人文劃定的番界與縣界沒有限制羅漢外門里福佬人活動的範圍。其以稻作、甘薯、姜黃、甘蔗等為主的為生活動，商業農作氣氛濃厚。清代對處於邊界的羅漢外門地區，立番界、設汛、置巡檢、開撫蕃機構，長期投以國家勢力經營。因為盜匪叢雜、清代軍事人員駐紮帶來的相對浮動、加上和鄰區瀰濃客家人長期的衝突，羅漢外門地區的社會風氣呈現浮動不安。在各聚落中，蕃薯寮街因其具有進出中路的起點、邊界要地、進出番界處、近河處形成渡口各優勢，乾隆中期蕃薯寮街慢慢形成街肆。受國家管理地方的消極態度影響，因防汛官兵軍紀不佳、台鳳邊界的浮動、閩客社會隔閡、楠梓仙溪中上游的封閉等作用，蕃薯寮街成為一個區域貨物流通受阻、腹地難以擴張的鄉街，街區並未擴大。不過蕃薯寮街也建立了天后宮來整合外門地區人群，成為羅漢外門地區集商業、軍事、行政、宗教的中地。 日治時代國家勢力介入開發蕃薯寮街附近的山區與平原、調解族群的對立僵局，逐漸打通區域間的隔閡，促進了區域內部和外部的流通，使得旗山街外部區域的擴張，以蕃薯寮街為行政、軍事、交通中心的區域逐漸擴大，區域內各地事業發展帶動了人口增加與貨物流通情形，以蕃薯寮街作為中心的放射狀交通網絡，連結了區域內各地。旗山街成為沿山的門戶，其發展機制正是清代地方發展所缺乏的國家勢力。 蕃薯寮街為治理沿山地區行政中心，帶來大量從事基本部門的人口，為了開發沿山與內山的資源，旗山連結了高雄、台南外部市場與沿山地區，國家勢力在旗山街的運作，一則強化「街」的中心地位，一則擴大其連結的區域；建立再度發揮旗山街「沿山位置」特性的結構。日治時代蕃薯寮街的門戶地位，比清代的經過性位置所提供的交易地點，更具有控制性。且將軍、政、警的國家服務部門，與民間商業、勞役、人力結合起來，成為旗山街吸引他地人口移入的潛力。 日治中期以後，因為香蕉、鳳梨、特用作物等農業的發展，又帶動街區各事業蓬勃發展。因工作機會大為增加，吸引人群的移入。雖然有各種人群在旗山街區進出，但社會運作是穩定的。街區也不斷的擴張。街區並非自然的伸展，而是街區改正計畫主導下形成的發展型態。 總言之，清代蕃薯寮街的發展，是自然的在地點的「限制性」、位置的「通過性」基礎上興起，卻因為國家沒有積極作為，所以「通過性」的優點並未積極發揮，因此，只有發展出一條鄉街。日治時代旗山街的發展，是政府積極降低對外聯絡的「限制性」，極力強化街區的「通過性」，提高其空間的輻輳性；被強化後的門戶地位，政府不斷投入經費維持其中心性。日治時代旗山街區的擴張，基本上就是國家徹底發揮了沿山鄉街門戶位置的結果。Item 土地,國家與邊陲社會--林屺埔大坪頂的地方性詮釋(2009) 黃素真; Huang, Su-Chen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論文 論文名稱：土地、國家與邊陲社會—林屺埔大坪頂的地方性詮釋 指導教授：潘朝陽博士 研 究 生：黃素真 論文內容：共一冊，二十一萬七千餘字，分六章 中文摘要 後現代的地理學「地方」研究，走向折衷路線，視「地方」為人們賦與意義以及經驗世界的方式，亦是在資本、權力作用下產生的社會空間，本文依此角度探討南投縣鹿谷鄉大坪頂之地方性及其形塑因子。 大坪頂原即平原與山地族群的勢力緩衝帶，在清代開發過程中，此處成為漢人移民與鄒族、布農、邵族等原住民的族際緩衝帶，其中東側布農族較具長期威脅。此族際緩衝帶區位，使大坪頂地方社會發展較緩慢，並創塑出許多對抗異族威脅的地方文化。 大坪頂最初由施世榜家族承墾，約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許廷瑄」墾號承買了本處墾業，招徠各籍墾民入墾定居，溯溪向源頭拓墾，墾成了十多處村落。由於區域空間隨拓墾推進而不斷變動，且拓墾時間由乾隆延續至光緒，落差極大，區域經濟的累積與區域社會的整合皆受影響。 道光年間業戶經營不順，出售了數處大租權，形成業戶—管耕主—現耕佃人三層租稅及社會關係。咸豐、同治年間，地方文人成立彬彬社並設聖蹟亭，儒家社會終於建立，地方領導階層由文教型人物取代了業戶，此外，豪強型亦成為地方自治領袖，顯示本地社會的特殊適應法則。 本地移民以漳州南靖籍最多，多同鄉相攜進墾，並有一些客裔移民，是西部平原移民的擴散區。兼以血緣及地緣為認同依據的合約字宗族組織，長期存在於本地，非常特殊。宗教信仰有區域及村落兩個層次，由於緊臨番界卻欠缺防禦設施及組織，「慚愧祖師」轉化為具有強大防番能力的武神信仰，為本地最普遍的庄神。「慚愧祖師」具閩、客合祀性質，易為本地各籍移民接受，具結合社群功能。因此，大坪頂的地方社會，是複合了業緣、地緣、血緣及神緣等多重關係的社群結合。 因應山區地形，移民經營茶、竹林等經濟作物，但兩項產業命運截然不同。茶業在日治之後因殖民政策扶植，加上民國六、七十年國民政府政策及行銷策略成功，凍頂茶成為臺灣優良茶的象徵，地方經濟迅速累積。竹林產業卻因殖民政府林野政策與東京帝大主張下成為演習林，居民自此喪失業權；光復後台灣大學又承繼此處管理權，因而地方居民展開長期抗爭。這個衝突、對立「過程」，成了大坪頂地方性的一部分。 由文化歷史發展過程發現，大坪頂具多重邊陲地方性，呈顯於地形、族群分布、政府政策、產業發展、社會組成等方面，其地方特性來自內、外因子共同形塑而成。Item 鳳山市五甲地區的登革熱與地方的社會文化形塑(2009) 張雅雯; Ya-Wen Chang台灣登革熱的病例多來自南部地區，包括高雄、屏東與台南地區。其中，2002年高高屏地區登革熱流行，以高雄市2,832病例最嚴重，高雄縣也有1,979位病例，當中，鳳山市有一千五百多例，多半集中在與高雄市前鎮區疫區交界的鳳山市五甲地區。2006年高雄縣有185例病例，主要也集中在五甲地區。傳統上，台灣疾病地理學的研究以空間邏輯的概念來探討登革熱的疫情，也有部份文獻著重於政府對於傳染疾病的政策與疾病控制的力量。但是人類的疾病並非僅是單純的生物、生理現象和擴散行為，或純然政治的空間管理議題，它也存有特定的社會文化意涵，並可進一步形塑社會文化空間的意象與特定的空間行為與型態。 筆者選擇登革熱好發區，鳳山市五甲地區為研究區。不同於以往僅以空間邏輯的概念來認識登革熱疫情，筆者以醫療地理學、疾病的社會文化論述和標籤化理論等概念，揭示五甲地區的居民對於登革熱疾病的在地回應，以探索登革熱流行的地方如何被形塑成特定地方印象的「過程」，並討論在這當中個體的實踐、制度的與結構的因素如何作用。 五甲地區位於高雄縣、市交界處，由於地緣的關係，居民於兩地之間流動頻繁，使得一個地方的人們可能會受到另一個登革熱疫區的影響而受到感染。同時，五甲地區相對邊陲的地方，由於積水容器、廢棄物的堆積等而形成環境的危險因子。當登革熱爆發流行時期，五甲地區即成為登革熱確定個案顯著分布的區域，而被賦予登革熱疫區的地方意象。 由五甲居民的語彙反映出登革熱疫區常與不整潔的空間聯想在一起，賦予疫區不整潔的標籤符號。民眾的防蚊形式，生產出對某特定防蚊產品崇尚的象徵形式，以作為行動者的指導原則，並將之實踐於地方，使地方成為有意義的貯存庫。一個社會的文化背景常會影響人們對疾病的反應與詮釋，我們的社會文化已將登革熱賦予「生病」的闡釋，把登革熱指認為羞恥見不得人的「見笑病」，因為患病者容易與不整潔的空間畫上等號而被社會異化。 疫情調查、衛教宣導與噴藥等措施所形塑出的景觀，體現「五甲地區是登革熱疫區」的隱喻，五甲地區因而被符號化為登革熱疫區的形體。五甲地區的居民為了因應結構與法規制度的力量，也相對地回應出他們的應變方式，使之成為符號化的一部份，也成為被文化束縛的一部份。Item 社區營造與地方探討--以新竹市金山社區與內湖社區為例(2008) 鄒萍萍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規劃師制度是台灣近年來推行的兩大社區政策，其主要的理念不僅是再造社區的地景，更希望激發民眾參與社區事務，凝聚社區意識，故這兩大政策最大的意義在於由下而上的充權，藉由社區營造的過程，培養社區居民主動參與社區事務的行動力。然而，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規劃師政策實行多年下來，卻有許多需要反省與檢討之處，本文藉由回顧新竹市兩個曾經參與社區營造的社區—金山社區與內湖社區，了解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規劃師政策實行的困境。 金山社區原是傳統客家聚落，六十年代末期因為科學園區進駐，當地的景觀與生活方式產生巨變，大量的外移人口與土地徵收，使得原有的人情網絡被迫打散，客家文化也漸漸式微，專家學者與當地里長藉由參與社區總體營造欲喚回過去的社區價值。內湖社區位於新竹市邊陲，過去因為鄰近港口曾有過繁華的老街榮景，但是因港口淤積使得老街生意不如往昔，社區規劃師進駐此區後，希望藉由老街再造，喚回過去的老街榮景以帶動當地觀光業的發展。本研究以地方、行動者網絡與社會資本等理論架構分析，研究發現社區營造網絡穩定與否，在於轉譯時必須尊重社區的地方傳統，轉譯若能鑲嵌於地方傳統之上，則事半功倍，反之則事倍功半。比較兩社區，社區與社區營造專業者的連結程度在於結構縫隙的有無，若社區居民中有扮演結構縫隙的角色較能使橋樑資本順利連結，進而塑造穩定合諧的社區營造網絡。Item <<寒夜三部曲>>之地方性詮釋(2005) 李秀美文學作品描述並揭示空間現象，因為空間或地域不僅是開展作家筆下故事的基壤，更是孕育作家生命經驗的土壤。而近幾年來文學與空間或地域的相關論述在文學界蓬勃發展，以空間、地域為核心的第理學研究文學作品偏重外部性研究，忽略內向性研究，少由文學作品發現問題，往往淪為地理學理論的驗證，因此本文乃著手進行文學作品地方與空間構成之內向性研究，以人文主義地理學「存在空間」與「地方」的概念作為文學作品意義理解的進路，試圖詮釋作家所形塑的文學世界〈物理環境〉中，小說人物在不同的位置經驗與地方經驗〈活動〉，如何生成與改變地方意義，造成人在著根與失根間的來回擺蕩〈意義〉，因此進一步透過具有時間縱軸的大河小說《寒夜三部曲》詮釋其空間橫軸的建構，各章依序就三不小說不同時代背景下的地方形塑，加以詮釋主體人與地方之間的互動關係，以掌握及地方意義呈現。 首先，第二章以彭阿強與劉阿漢為主體，詮釋移墾社會中人為求安居於是所投注的努力，以及在家安居如呵成為人的期待與前進的動力，其中彭阿強移墾蕃仔林從定居、開墾到抵禦墾戶侵佔，而劉阿漢則從無家而游離在隘勇身分到娶妻生子著根於蕃仔林，彭劉二人的主體行動使蕃仔林由入墾的空間成為定居的地方；其次，第三章以劉家為主軸，詮釋殖民社會中為求生存與理想，因土地而起的農民運動，以及家如何成為人的寄託與阻力，其中劉阿漢父子向外抗爭，使其地方意義由蕃仔林擴及全台，燈妹則維繫家庭，成為抗爭行動立基與依歸之處，於是透過劉家展現台灣既是抗爭者行動的空間，也是深具意義的地方；最後，第四章仍以劉家為主軸，詮釋在戰火中的故鄉如何成為遊子歸返的標的，以及物質貧乏下蕃仔林母土的形塑，其中劉明基遠赴南洋，空間的出離使代表著不同尺度的地方－母親、蕃仔林、台灣融為一體，成為歸返的寄望，同時蕃仔林生存困境中，阿漢婆逐步昇華為地母型人物，母親與土地得以形成緊密吳建的意象，於是透過劉家所彰顯的是人與土地不合分割的緊密關係。 因此，文學作品中地方性由物理環境、人文活動與地方意義所構成，《寒夜三部曲》是以蕃仔林、台灣時空的特殊性作為社會和經濟等人文活動的背景，彭劉兩家為主體人在其中活動，與土地的關係由生存的依據、理想的著力，到歸返指引，顯示人的地方經驗由物質性逐漸精神化，地方意義的呈現也隨之由小地方的蕃仔林擴及大地方的台灣，於是地理學的空間觀點予以《寒夜三部曲》兼顧時空要素與核心主題的閱讀進路。Item 後山與前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言學系, 2010-01-??) 范銘如地方書寫是 90 年代中期以來台灣文學的潮流之一。繼南部作家發展出類似的敘事模式後，東部和離島作家也隱然形構某些地方敘事的特徵。書寫這些地方的小說不約而同大都著重於土地環境的描寫。第一種主題是批判、抗議性的，對於人對環境或環境對人造成的苦難，第二種對於邊緣位置的原由及現象雖不乏批評的意味，對本身保有的地方性卻有更正面的表述，積極摸索建構出邊陲詩學。不管是前者還是後者，由於都是扣合著土地上衍伸出的故事或人物，地誌書寫的特質鮮明，在類似的敘事模式中既形成區域文學的雛型又能再現各自的地方景觀。東部離島建構中的邊陲詩學為當前的台灣地方書寫提供了觀摩的範本。